“置身事内”是一种方法论
去年以来，分析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置身事内》一书在各种书单中的能见度很高。今年上海疫情爆发前，芒格书院曾向一个商学院的群友们分赠了该书，也计划请作者做一次读书会的活动。疫情期间，我们又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置身事内》读书会。
书中，作者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梳理，这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很有帮助。当然，这本书之所以吸引那么多的创业者、企业家、管理层阅读，是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政府对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在我看来，“置身事内”是这本书的方法论，这样一种角度给了这本书一个特别好的切入视角。市场经济，是通过自然演化来达到发展的。但是，中国显然需要超越常态的发展，中国模式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后发国家怎么快速发展的问题。所以，政府需要在政治上的威权，在经济上亲自下场，为经济发展“加杠杆”，从而赶超西方市场经济体。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经济角色，甚至在局部用公司型政府来取代服务型政府，其前提是中国处于发展中经济阶段，可以学习，可以“抄作业”。对于中国的未来，《置身事内》作者在“结束语”中有这么一段饱含感情的乐观表述：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对于这种乐观，同为经济学者的李井奎教授是这样评论的：我们要知道，就在四十多年前，同样是这个司马迁、杜甫、苏轼的国度，同样是这个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国家，同样是勤奋实干的中国人民，却生活在极度的贫穷之中。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才会有这样了不起的成绩！那么，这四十多年间，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呢？尤其是，中国政府到底做对了什么呢？答案恐怕已经超越了《置身事内》这本书能够回答的了。 科斯定律：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
对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这一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张五常先生在2008年曾有一篇影响甚广的长文作解，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这篇文章是应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教授的邀约而作，是科斯在2008年召集组织的芝加哥“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的主旨论文。而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周其仁提交的论文的题目直接就是：“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科斯、张五常、周其仁这三位学者的思想交集，或许可以追溯到1985年，周其仁当时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说：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在《中国的前途》中，周其仁第一次读到科斯（当时译为高斯）和“交易费用”、“产权界定”这些用语。周其仁一直保存了张五常的这两本书，2006年，周其仁在北京与来访的张五常见面时，还拿出了这两本“盗版书”。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是1980-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思想资源。科斯1910年出生于英格兰，1951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64年后担任《法律经济学杂志》主编，他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企业、市场与法律》一书收录了科斯最重要的两篇论文。首次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第一次把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学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科斯以交易成本概念解释企业的起源或纵向一体化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史上的一次范式革命，从此交易费用概念逐渐被一般化。按照科斯的分析，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由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个点决定。发表于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概念，强调法律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并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科斯定律启发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者和制度设计者：把产权界定清楚可以促进市场交易、激发经济效率，而所有权可以与使用权相分离。1910年出生的科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既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法学家，是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尽管他终身没有来过中国，但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直予以巨大的关注。1980年12月，科斯在底特律的一次会议上约见了还在美国任教的张五常，建议张五常回到中国去：“听说中国有迹象开放，你要回到中国去。”这促成了张五常1982年回到香港工作。2007年初，科斯发起了召开“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的动议，次年在芝加哥举行的这次会议，有一半的出席者来自中国。除了周其仁、张维迎等经济学者，还有包括王石在内的企业家参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讨论会，应该后无来者了。而科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在开幕式上的一段话也值得所有中国的知识人铭记：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ideas is as valuable as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The truth is found as a result of the clash of ideas.
曾在芝加哥大学与科斯共事的张五常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1935年12月1日生于香港西湾河太富街（战后称奥贝龙村）。父亲是商人，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基督徒，张五常是家里的第九个孩子。1941年香港沦陷后，随母亲与其他6个孩子逃难到内地，先后到了惠州、韶光、桂林、柳州。他在柳州沙街读小学，后又读桂林真光小学。1943年夏天，7岁半的张五常一个人从桂林乘火车去找自己的母亲。后来他们又到过广西桂平、平南，最后落脚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那沙，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张五常在《求学奇遇记》中说：这些在田园荒野觅食的日子，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生活与农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对中国农业资料的处理驾轻就熟。1945年，张五常9岁半时回到香港。之后又去内地，在佛山读了三年书。1948年秋天，12岁的张五常回到香港就读湾仔书院。1952年，入读皇仁书院，1954年，因作文考试不及格被逐离校。从此天天在西湾河海边的太宁街混，直至1957年7月底离港赴北美。在太宁街的四年，张五常遇到了各种“能人异士”，有作家、诗人、粤曲作者，还有书法高手、象棋高手，以及香港足球队员和未来的国脚，甚至还有后来的乒乓国手容国团。童年与少年的经历，让张五常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之路与其他学者很不一样。1957年，张五常从香港赴加拿大。1959年，张五常入学加州大学，1967年在长滩大学完成经济学博士论文后，赴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与阿尔钦、弗里德曼、科斯等一众著名经济学家共事。之后又赴华盛顿大学任教。1979年，张五常应英国经济事务学社邀请，为撒切尔夫人办公室写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文章。此后开始到广州等地调研。1982年，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他认为中国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走。我之所以要把张五常不寻常的成长、求学和治学经历罗列一遍，是希望对这位“狂生”有更多的同情式理解。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1967年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与2008年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都是可以传世的，“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么久。”他认为西方200多年的经济学史上有三部反映大时代转变的经典：其一是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兴起惹来管制，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其二是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马克思1867年发表《资本论》。其三是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1936年发表《通论》。对于这三部经典，张五常给了十分准确而独到的定位。但是，他接着又说，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要比上述三位大师面临的时代更为庞大、复杂，而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是反映这一巨变的其中的“一章”。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对中国奇迹的解释是：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在县，因为土地使用的决定权在县。17%的增值税是分成租金。张五常运用科斯的交易成本与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县级行政、对土地承包责任制，尤其是对1993年开始的增值税改革，作了极具“张氏”特色的解读，其中还不乏从改革制定者、经济学者、县级领导，到底层百姓的鲜活故事和一手八卦。而包括《置身事内》在内的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文字，都无法超越张五常的分析框架。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同时，我不得不把张五常于2008年的担心转录在此：今天所见，神州未富先骄，为争取自己利益而不顾大局的人那么多，效与愿违的政策层出不穷，科斯的希望能得到实践的机会不大。这里张五常所提到的“科斯的希望”，是科斯在“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结束致辞时最后的一段话：中国的奋斗是世界的奋斗。这一点我是深信的。但我们真的会争取到良好合意的效果吗？
周其仁的题为“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文章，后结集出版时被改为“中国做对了什么？”。但关于邓小平，周其仁的叙述还是特别有意义的：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 +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的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对于经历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史无前例的历程的人来说，对于邓小平的智慧，确实不需要“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而是饱含了一种时代的幸运的情感。这种情感，也让很多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乐观。当然，任何一种乐观，都需要大时代的背书。科斯在2008年那次会议的结束致辞中说，“现在我有这样的感受：1978启动了的发展，将会是个伟大成就。”但是，这位出生于一战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个国家集团冷战的98岁老人，显然有理由告诉大家“运气”的另外一面：然而，人类有很大的可以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能耐。告诉你我一生遇到的，你会明白。1910年我诞生的时候，欧洲正在神往于工业革命。社会的制度看来是稳定的。但4岁时，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争取到的毫无价值，事实上造成损害，百万计的人死了。人们对社会的制度失却了信心，……绝对是大灾难，毁灭了人们的态度转变，效果是世界变得比我出生时坏很多。现在你们想想目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面对的情况。面向不可知的未来，必须乐观，但是，除了乐观，我们一定不要做错了什么！
本书收录了包括《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在内的科斯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7篇经典性论文。
本书是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的中英文对照本，同时还收录了芝加哥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科斯教授的开幕致辞和结束致辞，强烈推荐阅读。
张五常自传文集，包括了张五常对自己的成长、求学、研究经历的回忆。
本书收录了包括《中国做对了什么》（即芝加哥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内的25篇文章。
2008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新年论坛上，时任院长张维迎教授也组织了一次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讨论会。发表演讲的经济学家包括：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和张维迎。本书除了收录各位演讲者的演讲稿外，还选取了一篇最能代表各位作者关于中国改革思想的文章。比如，林毅夫教授的文章是他200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著名演讲《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可惜，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编辑：陈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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