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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的领导?谁给你这种权利?

郭凡生 千山老余 2024-03-02




作者:郭凡生

昨天,乘机飞往成都,当飞机到站大家都要下机时,机上的乘务人员,好像还有一位秘书样的人拦住大家说:

“请首长先走,请首长先走……”

我和这位首长中间只隔着那位“秘书”。我看首长也就是五十多岁,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好。

也就在这时,我还看到对面的过道上和我身后,有两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及一位搀扶着七八十岁老母亲的妇女,她们都被拦住了。

我盯着那位首长的眼睛对他说:

“我如果是首长,我就一定会让孩子和老人先走。”

他漠然地看着我,没有吱声,接受着首长的礼遇,从我们前面走掉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惆怅……

其实我也很早为官,1985年我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正处级干部。

那个时候的领导,跟昨天我下飞机时见的那位官员真的不一样,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39岁的田聪明同志(田聪明后来是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国家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现在是全国记协主席),我和他一起出差,那一路我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

田聪明同志作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是有专职秘书的。但他和我说:

“小郭,你跟着我就行了,秘书不要去了,这样可以省下一份钱。”

就这样,没有专职秘书的陪同,他和我去北京,又去天津,参加重要的会议。

令我感动的是,我们俩在内蒙古驻京办要返回内蒙古的那天晚餐时,碰见了当时在内蒙古宾馆理发的老梁师傅,他来北京看病。

田书记热情地走上前去说:

“梁师傅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梁师傅说:

“吃完饭我就走,坐的是89次列车。”

田书记说:

“我们也是89次,一会儿坐我们的车,一块儿送你去火车站。

到了车站,田聪明同志发现梁师傅手里有两个大包,还有一个小包,提起来非常不方便。

他什么也没说,就去扛起一个大包,我扛起一个小包,我们两个人一起送梁师傅上火车,没有走官员的专用通道。

到了车上我们已是满头大汗,把梁师傅安顿好后就回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

刚进车厢,田聪明同志就和我说:

“小郭啊,梁师傅年岁大了,我看他的是上铺,你能不能和车长说说,给我个面子,让他们给梁师傅换一个下铺。”

就这样,我去找了列车长。

显然,一个列车长一定会给副书记面子,梁师傅被安排到下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特权的使用,但这个特权用在了一个平凡的理发员师傅身上。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们下车准备返回机关的时候,田聪明同志跟我说:

“小郭,我们还是去后面把梁师傅捎上,先把他送回去,我们再回机关。”

就这样,党委副书记的车上,坐着一名普普通通的理发员老梁师傅和我们。我们先送他到了家,之后才回机关。

我不知道昨天在飞机上,坐在前排的那位领导是谁,是什么官,作为领导,我觉得最少要懂点人情世故吧。你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要走在老人和妇女的前面。

不知道我的老领导能不能看到这篇微信,我想即使他看不到,我也要送到他的手里去。

因为他的官大,他资历老,我真想让他好好教育教育那些个别的高官,因为他们连中国人最起码的敬老爱幼的礼仪谦让都不懂。

有人说贪钱是腐败,那是明着的腐败。昨天的事情,我看到了,真的,我认为那是深印在某些官员心里的腐败,它使我们沦丧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尊老爱幼的道德。这是真正的腐败!

我的父亲也是高官,他1935年上了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回老家参加抗日,解放后自然成了高官。

但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我这个高干子弟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长大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的父亲说:

“吃土豆不许吐皮,因为很多人连土豆皮都吃不上。”

那时,我的父亲没有仗着权势给我们任何的营养补贴。我记得当时曾经因为挨饿而浮肿,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坑。

我的母亲也是党的高级干部,有一次她和我父亲去买菜,那时候的菜市场都是国营的,我的母亲试图挑点好菜来买,我的父亲就跟她说:

“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卖给谁呢?”

我的父亲真是一个书呆子,但是我敬重他,我觉得党内真的需要这样一批书呆子。

1950年代我们支边,我的父亲是内蒙古医学院的领导,按照规定医学院给我们家盖了一个带暖气的非常漂亮的独门小院,我们去看的时候都很高兴,庆幸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

但是我的父亲出差回来之后,坚决地跟我母亲说:

“不能搬进去,我们不能搞特殊化。”

他坚持把这套最好的房子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一个老医学专家,他叫王斌。长征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红军里最好的医生,后来被打成了右派。他作为高级专家被请到内蒙古,我父亲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了他。

我还记得文革前逢年过节,我的父亲首先要去看望的是锅炉房的工人,去看望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们。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买饭总是排队,从不插队。

就这样,文革有人揪斗我父亲的时候,那些工人、那些炊事员都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护他。

记得有一位叫常书起的叔叔,他是一个管锅炉房的小干部,大学生们让他监督我父亲劳动。

大学生一走,他就说:

“郭院长,您歇歇吧,没事,我在外面看着。”

他一看大学生过来,就赶快说:

“你们干活吧,他们来了。”

我记得文革后我的父亲专门把他请到家里和他叙旧,和他聊天。

这多么像我父亲和我说过的,在抗日的时期,在冀中平原的村子里,堡垒户们对他的保护。

但今天,我却要问,如果今天要抓我们的某些官员的时候,有几个老百姓愿意保护像昨天飞机上那样的官员?

真的,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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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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