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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 ：我跟郭沫若的冲突
作者：赵俪生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
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落叶》，“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茵梦湖》，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但郭沫若、陈伯达不在院部学习（郭在中南海与周总理一起学习，陈伯达在党校学习），所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非接触不可的机会。但我被指定同局长们一起列席院务会议。只是列席，不发言，也没有表决权。但这就赋予了“静观”的机会。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赵俪生先生和他的嫡传弟子——“七只九斤黄”，右三戴眼镜者为秦晖，其余是杨善群、白文固、霍俊江、马明达、葛金芳、杨木
另外一起冲突，是为了一篇文章。当时，叶丁易和我合编了一个《光明日报》上的副刊，叫《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有一天，叶说请你们院长写一篇文章吧。我就找个机会对郭老说了，他反应很痛快，一口答应了。而且没隔几天，就把稿子交给了我。题目是《蜥蜴的噩梦》，文内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也不点名地骂了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已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叶和我商议，郭老是大人物，他的文章我们不宜改，于是叶说：“你就近问一问，是否由郭老自己改一改？”我问了，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好家伙，大人物的架子我是感受到了。我和叶商量，没有其他办法，“原样照登”就是。这件事使我憋了一口气，在脸色和语气上都可以觉察出来。杨局长察觉到了，就问：“你和谁生气啦？”我憋不住了，就“竹筒倒豆子”通通说了，而且是在办公室说的，于是被“听者有意”的处长关肇直听去了，就连忙向党组汇报。适逢周末，我去打开水，遇见副局长恽子强（他是革命先烈恽代英的弟弟），他说：“到我家坐坐不？”我敏感到党组书记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就立马去了。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
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剧本和小说。后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析中国文化源头。
北京解放后，赵俪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因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信，结果被另眼相看，最后只好辞职。
当时编译局要求他五天内全家搬走。万般无奈中他向艾思奇求助。
在艾思奇的介绍下，1950年秋到长春，在东北师范任教授。同年冬又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57年夏，赵俪生奉命到兰州大学任教。
1958年被划为右派，被剥夺教课、发表文章等权利。
很快，兰大文科下马，赵俪生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到山丹县农场接受“改造”。处境非常困难，不仅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
当他收到兰大江隆基校长让人发给他的电报，回到家中时，已瘦得皮包骨。如果不是那份电报，他有可能埋骨戈壁。被摘去右派帽子后，担负起中国通史的讲授。
文革中赵俪生再次遭受不公正待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回到兰州大学的讲堂。
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