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在本书之前，也有许多学者尝试着来回答上述问题。蒂利在文中将既有的研究范式分为四类，他们分别是集权主义、地缘政治、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这几种分析方法。其中，集权主义理论的代表有巴迪、伯恩鲍姆、亨廷顿等人。此类学者把政治变化看成部分地独立于经济变化的发展，并将可能的国际关系因素给排除了。他们假设单个国家总是根据自身明确的利益行动，并将国家间的互动还原成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进攻或防御；地缘政治的理论家们与集权主义的主张者们有相似之处，即同样将具体国家的形成看成是在自己领土内所发生的、与经济毫无关联的事件。但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非常重视国际体系，把国际体系看成该体系内国家的塑造者。该理论的代表包括罗西瑙、汤姆逊等人；主张生产分析方法的通常都是强调阶级分析与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者（如佩里·安德森），这部分学者通常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清晰地表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国家极其演化的原因及过程；世界体系理论在生产关系分析法上又更进一步，该学说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和劳动的分析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范围，即仍然坚持从经济结构中找出国家间的关系，但是却将单个国家的结构看成是他们在世界经济中与其地位所对应的结果。
以上这四种理论流派虽然建树颇多，他们在讨论欧洲国家形成时都借用了两个关键变量——经济结构与国际关系。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四种理论在使用两个变量时各自均有偏重。[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7.]
在蒂利看来，这些理论虽然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不过他们却都或多或少地犯了以下这个错误，他们认为：现代欧洲国家的构建过程是一条单线演进的道路，即从封建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再到现代民族国家，从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高度同质性。就算具体国家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异，在宏观历史的视角下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惜的是，此种逻辑路径只在演进的结果上是绝对正确的，在其起点和过程中有太多的差异被无视了。
因此，在书中的开篇中便明确了以下事实：在同一时间起点上（公元990年），早期欧洲国家形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多样性，一些主流的国家形式就包括大型农业帝国、城邦国家及城邦联盟等。相较于一千年以后的欧洲，民族国家早已成为主流，即起点不同但终点归一的情况发生了，而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便是蒂利的多线演进所要着重回答的。
实际上，蒂利给出的答案十分地简单明了——战争，是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早期多样的国家形式逐渐集中到到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来。而强制与资本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关键要素，正是这两者的积累与集中为准备和从事战争提供了关键助力。在书中，强制的概念主要包括陆军、海军、警察部队、武器和其他等价物（如监狱等），这些资源以武力为中心。而其资本概念指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财富，或是能够创造这些财富的手段。
    对于战争的动因，蒂利认为最重要的便是对“贸易、领土”等资源的欲望，高度分裂的欧洲君主们会为争夺能掌控这些资源分配的权力而大打出手。[ 同书，59-60.]从当时整个欧洲的经验来看，“控制着强制资源的人通常企图使用这些资源来扩大对其运用权力的人口和资源的范围。当他们没有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时，他们便获胜了；当他们遇到真正的对手时，他们就发动战争。”[ 同书，16.]
    当时欧洲国家的领导者为了赢得战争，比拼的便是谁拥有更为雄厚的强制资源。即在战争压力下，谁的“枪杆子”硬，谁就会笑到最后。但一个忠诚的武装部队并不会从天而降，君主们开始将强制资源从割据贵族那里转移到自己手中。其意图非常明显，首先要做的便是至少在一国之内形成压倒性的强制优势（或曰垄断暴力）。后来王室常备军的诞生，即是这一思路的衍生。另一方面，对强制资源的榨取和争夺（征兵与征税）对国家的组织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又翻过来增加了统治的集权化。官僚体系成长的结果，便是间接统治逐渐转化为直接统治，日后被我们称之为绝对主义的专制君主便应运而生，欧洲离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形式又更近一步。
[ 同书，22.]
    随着战争的愈发激烈，对强制资源的使用频率也日益增高。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压力，如何供养庞大的军队就成为君主为之头疼的难题。正是在此种情境中，资本的作用得以体现。如果说强制是“枪杆子”，那么资本就是作为其供给源泉的“钱袋子”。对统治者而言，想尽办法积累资本就成了增进其军事实力、通往战争胜利的一条捷径。当资本在一片领域内集中时，城市便开始成长。于是这个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化作“权力的集装器”（吉登斯语），成为一个在提取战争资源方面更集中、更具效率的平台。
[ 同书，20、96.]
当然，每个国家在积累强制和资本力量的过程中，都处于一种非常不均衡的状态。因此在通往民族国家的终点线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演进道路：强制密集型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化强制国家。从历史经验来看，强制密集型国家既指有“枪”没“钱”（或“枪”多“钱”少）的国家，其代表有俄国、匈牙利等，多是农业帝国（或其组成部分）。他们拥有大量来自农业人口的兵源，但由于缺乏商品化积累，其君主很多时候会为；而资本密集型国家是那些有“钱”没“枪”（或“枪”少“钱”多）的国家，如威尼斯、荷兰，多是城市或城市联盟。那里的情况与农业帝国相反，有商品经济为资本积累，但缺乏大量人口以充实军队，只能依靠缺乏忠诚的雇佣军；资本化强制国家则是有“钱”又有“枪”的国家，英法及后来的普鲁士都是其代表。此种类型的国家不仅已经依靠国家组织建立起了稳定可靠的常备军，其商品经济、金融体系、财政体系的相对完善也使得他们能够为战争筹集到更多的军费。
在三种类型的国家竞争中，资本化强制国家最终脱颖而出，因为它最早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条件：中央集权式的资源整合（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税收、货币等）、固定领土内的唯一主权、对强制资源（尤其是军队）的独占权。“日益增长的战争规模和通过商业、军事和外交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欧洲国家体系最终把发动战争的优势给了那些能够运用大规模常规军队的国家；能够结合大量农村人口、资本家和相对商业化经济的国家取得了成功。”[ 同书，64.]按照作者在书中的逻辑，这实际上就是“枪”、“钱”俱备的胜利。
欧洲不同国家在强制和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上存在着差别分布，而导致这些差异的恰恰是因为许多结构性的限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蒂利看来是无法被克服的。他用外圈国家来形容强制密集的国家类型，在这些国家中，城市资本家的弱小、地主贵族与神职人员的强大、极其依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等因素，都导致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官僚机构无法获取足够的资本积累，因为其资产阶级过于弱小。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只能依靠从农业人口中提取强制资源来应付战争，而这样做只会引发财政赤字、债台高筑的结果；在内圈国家即资本密集型的国家中，资产阶级较为活跃。统治者经常手握大把钞票却无法以此为基础获得更多的兵源，因为这些国家多为城邦或松散的城市联盟，居于水路要道或者干脆就是港口政权，缺乏必要的庞大内陆人口。最终，他们被能从其人口中招募大量军队的国家包围或政府。[ 同书，209.]
在那些资本化强制地区，优势资源的分布使得他们在战争中取得先机，并在整个演进过程中具备了民族国家的雏形。但其统治者同样被现代化进程所裹挟，在日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牺牲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为体征的。在不同形式战争的激励下，统治者的财政汲取能力及对国民的控制能力逐步加深，即所谓国家全面渗入社会；而被统治者也学会了如何讨价还价，尤其是那些最早开启农业商品化的地主、城镇工商业主，他们开始向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以抵偿其义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确立边界、进行协商的机制诞生了，即社会开启抗争政治。议会、市民团体、商会等组织将不在完全地依附于王权，而是转型为一个“政治杠杆”（斯考切波语）。这一杠杆将在日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国家形式向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书的末尾处，蒂利还对后发国家的军人政治做了相关评论。他认为，二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不可套用“欧洲经验”。其原因在于：战争与战争的准备条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强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冷战格局下，霸权国家直接对新兴国家输入强制力量，使得后者的强制集中要远高于资本集中，令国家走上了强制米计划的道路。[ 同书，231.]
至此，蒂利在书中的一系列重要假说已经大致清晰，它们分别为：强制与资本的相对分布对民族国家演进道路的重大影响；城市的成长对国家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国家结构的创造和改变的重要作用；国家权力的“平民化”及社会“抗争政治”的必然产生；国家组织形式从“内部”决定到“外部”决定的发展趋势。
《强制》一书中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但这并非说该作品没有缺陷。与其导师巴林顿·摩尔一样，蒂利实际上也过于注重结构性的条件，而忽略了对观念层面的观察。这一层面包括了社会意识形态、传统价值观和宗教等文化层面所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学者赵鼎新就曾指出蒂利将其视野局限在了民族国家形成这单一事项上（从强制、资本出发），从而缺乏对于当时的主流宗教——基督教的关注。赵认为，基督教在欧洲的存在和变化给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了五个重要的影响，如教会势力促进了远距离贸易从而助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教会与君主之间的微妙平衡为城市力量的独立、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基督教保留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从而为文艺复兴后欧洲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宗教势力的分裂及宗教改革恰恰将自身地位边缘化，为世俗的民族国家奠定基础；宗教分裂后社会民众间的冲突激增为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留下空间。[ 赵鼎新.评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除了上述此类批评，诸如针对蒂利过于“欧洲中心论”的指摘实际上也同样站的住脚。但正如其他伟大的学者一样，蒂利同样囿于其时代背景（该书出版时正逢苏东剧变、冷战格局解体），使得他无法对更多不符合欧洲演进路线的国家进行细致的考察。因此，当我们回过头去看这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著作时，更多的感叹应是其独到的视角、丰富的经验证据、巧妙的逻辑架构及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