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洛、杨涛｜和平解放70年西藏经济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和平解放70年西藏经济发展的
历程、成就与经验
扎洛 杨涛
作者简介：
扎洛，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文章基于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和经济发展历史资料，统筹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中央治藏方略和西藏地方历史进程，认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分成5个阶段，梳理了70年来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使西藏摆脱高原孤岛的长期封闭局面；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使西藏摆脱了自然经济，逐步建立了现代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使西藏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且可持续；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使西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文章提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道路，实施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4条基本经验。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治藏方略
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开启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70年来，西藏经济在封建农奴制时代脆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艰难起步，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跨越一道又一道发展鸿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对西藏经济7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进行学术回顾和理论总结，对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十分必要。
一
经济发展的历程
回顾和平解放70年来的西藏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历史分期问题。西藏经济发展的历程具有复杂性，比如中国内地1956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而西藏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摧毁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个体所有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牧区建立人民公社、城市私营经济的国有化是从1965年开始的，其历史发展进程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有很大差异。其次，西藏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受到“全国援藏”的影响。鉴于这些情况，本文将1951—2020年的西藏经济发展历程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1—1959年，整体上延续封建农奴制度，局部范围实行计划经济；第二阶段是1959—1965年，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个体所有制经济；第三阶段是1965—1978年，全面计划经济时代；第四阶段是1978—1994年，改革探索期，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代；第五阶段是1994—2020年，深化改革期，确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
（一）1951—1959年:
整体延续封建农奴制度不变，局部实行计划经济
1951年之前的旧西藏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牧业社会，封建农奴制度延续数百年，粮食不能自给，经济落后，对内对外贸易整体规模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历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后的经济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为贯彻“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大力修筑公路，改善交通条件，打通与印度、尼泊尔的贸易线路，确保后勤补给。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根本上改变了西藏的物资供应和贸易状况，物价逐渐下降。同时，开荒种田，兴办农场，先后创建“七一农场”“八一农场”，引进培育优良品种，揭开了高原农业科技发展的先声。二是开展改善民生的工作，建立医疗机构和学校，创办了一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企业，比如新的拉萨夺底电站、日喀则火力发电站等，西藏有了第一批现代工业。尽管西藏经济已经有了许多的现代化因素，但是由于封建农奴制度依然延续，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仍未破除，宏观经济增长仍十分缓慢，年均GDP增长率只有3.81%。
（二）1959—1965年: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个体所有制经济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中央果断下令进行了平叛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传统的领主占有制，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建立了以个体所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20万户约80万农奴分到了280万藏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牧区28万人完成了草场集体所有制下的牲畜个体所有。民主改革之后，为了扶持贫苦农牧民发展生产，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在农民个体所有制基础上，在农牧区普遍组织互助组。到1961年春，共有12788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入组农户14万余户，占农户的80%以上。当时，西藏工委想“趁热打铁”，尽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因此部分地区兴办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农牧民刚分到手的生产资料又重新上交，思想情绪产生波动。为纠正发展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央下达《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了“稳定发展”的要求，指出从1961年算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总的来看，1959—1965年间，西藏通过民主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藏发展的一个黄金阶段。
（三）1965—1978年:
全面计划经济时代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政治上的一体化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1965年7月18日在堆龙德庆县试办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到1975年年底先后建成1921个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央就明确规定边境地区不搞“文化大革命”，并对一些重要部门实行军管，使“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经济的破坏降到一定程度内。同时，中央加大了对西藏财政援助的力度，1966—1976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西藏大力推广良种、改进耕作制度，农牧业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总体来看，1965—1978年，西藏已建立“初级的社会主义”，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彻底被打破，但是在经济形态单一、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条件下，与全国同样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弊端，企业普遍效益不佳，亏损严重。西藏80%以上的生产、生活资料都依靠区外调入，地方财政收入为负数，入不敷出，必须依靠国家支援，形成了供给型经济。
（四）1978—1994年:
改革探索期,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西藏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进程与全国相比略有迟缓。1980年1月14—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工作要转到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上来。1980年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中央工作组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提出西藏工作要办好“六件大事”，就经济工作指出坚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群众负担；经济上对西藏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促进西藏经济发展；要把国家支援西藏的经费，用在发展农牧业和群众迫切需要的方面。1980年6月，西藏制定了《关于农牧区若干经济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决定从1980年起两年内免征农牧业税，取消统购、派购任务和一切形式的摊派（后来这一政策一直得到延续）。同时指出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实行包工包产，允许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积极鼓励和扶持社员发展自留地、自留畜和家庭副业，允许工匠串乡经营。这些政策的出台彻底松动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1984年2月27—28日，召开了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西藏的特殊性，要消除“左”的思想，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1984年4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布《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规定（试行）》20条，规定凡是群众能够办的都先让给群众去办，各种计划收购一律实行市场调节，自由购销，农牧民有权自主处理自己的农产品，允许区内外农牧民进城经营商业、服务和加工业，允许私人雇工，实行对国外和区外的开放，欢迎内地企业进藏投资或合资经营，土地、牲畜的承包期30年不变等。
1985年8月19日，中央派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领导的工作组进藏，与西藏自治区共商进一步搞活西藏经济的措施。工作组考察结束后形成的报告指出：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一个解放”（即消除“左”的思想，彻底解放思想）、“两个转变”（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逐步转变为经营型经济）。牧区可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农区可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西藏特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基本确立。
此后，陆续在1985年发布《关于改革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1987年发布《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1992年出台《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实现了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革和探索，激发经济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五）1994—2020年:
深化改革期，确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1月18日一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西藏认真贯彻“南方谈话”精神，在自治区四届五次全会上，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来构思西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力求与全国同步。1994年7月20—23日，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鉴于西藏存在各种现实困难，会议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配合西藏的改革，比如财政方面，对西藏实施“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补贴政策；确定内地两三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一个地市、国家各相关部委对口支持西藏自治区直属部门和单位，这一制度后来被概括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1995年7月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全国框架一致，体制衔接，适当变通，逐步建立起与全国市场经济自动接轨、同步运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西藏经济特殊运行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会议还决定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和转换经营机制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稳定“两个长期不变”政策为基点，深化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逐步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完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外贸等管理体制。这些改革措施标志着西藏的改革开放从重点突破转向全面推进，对西藏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劲的推动作用。自1994年起，西藏的国民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10%以上。
此后，经过2001年、2010年、2015年中央第四次、五次、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和自身发展蓝图更加清晰、明确。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稳定、发展、生态和强边”为西藏工作中的四件大事，指出西藏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服务于“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为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二
经济发展的成就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人民创新探索，奋发有为，中央政府的特殊关怀和各对口援藏单位情同手足、无私帮助，共同创造了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依据相关统计资料，以基础设施、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人民生活为例对西藏70年来的经济成就作概要论述。
（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也是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物质载体和基本条件。
1. 综合交通体系日益完备
和平解放前，西藏交通运输极端落后，在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依靠人畜小道、骡马驿站、溜索桥等进行小范围、小规模的物资和人员的流动，运输全靠人背畜驮。70年来，国家投入巨大力量改善西藏交通基础设施，提高运输服务水平，消除交通瓶颈制约，西藏现代交通基础设施从无到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并日益完备，创造了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如表1所示。
表1 西藏交通设施建设情况
和平解放前，西藏可以称得上“公路”的只有一条从布达拉宫到罗布林卡间长度不足3公里的简易道路。后来经过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建设，西藏公路通车里程从1954年的0.2万公里增长到2020年的11.88万公里。航空方面，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决定在西藏当雄修建机场。当年5月26日，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草原修出了“世界屋脊”上的第一条飞机跑道。到2020年，西藏共建成贡嘎、米林、和平、昆莎、邦达5个民用机场，共开通航线数量130条，通航城市61个，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空中金桥”。
2. 能源清洁可得性和可靠性明显提升
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92.5千瓦的拉萨夺底电站，供少数贵族家庭享用，普通百姓家庭日常照明都用油灯或松脂。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发电量从1956年的3万千瓦时，持续增长到2020年的87.09亿千瓦时，总装机容量超过400万千瓦，并形成了以水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清洁能源在发电装机容量中的占比达89.09%。如表2所示。
表2 西藏发电量及其中水电
表3 西藏城乡电话用户数量
随着水电开发的推进，西藏不仅实现了电力自给，还成规模地向区外输出，2020年调出电力总量达18.14亿千瓦时。发电量持续增长的同时，电网建设也持续推进，相继实现了青藏联网、川藏联网、阿里电网联网，成功地摆脱了电力孤岛的困境，2020年实现主电网全部覆盖74个区县，覆盖人口达到总人口的85%，广大偏远地区也接通了电网。
3. 通信网络覆盖城乡
和平解放后，为了支援西藏人民邮政建设，邮电部从1953年起，先后从全国各省、市、区调动了一批又一批邮电业务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邮电管理干部进藏。邮电部和西藏自治区不断加大对西藏邮电通信建设的投资。经过70年的发展，西藏城乡通信服务快速发展，电话数量和移动电话数量持续增长。如表3所示。
统计显示，1958年，西藏的固定电话用户只有139户，到2020年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共计达到397.6万户，超过西藏总人口数。其中，2010年之后固定电话用户有所下降，而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猛增，说明西藏通讯进入信息化时代。2020年，西藏全区电话用户普及率为每百人113.4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为每百人91.8部,4G用户占比8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7个百分点。移动电话基站数达到5.6万个，光缆线路长度达到24.77万公里，行政村光纤通达率达99%，家庭宽带接入普及率为85.3部/百户。
（二）宏观经济快速增长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微小，仅为1.29亿元，经济结构单一，农牧业占据主导。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期间，因继续保留原有的封建农奴制度，经济发展依然缓慢。民主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如图1所示。
图1 1951—2020年间西藏GDP增长情况
图2 1951—2020年西藏人均GDP增长情况
1951—2020年，西藏GDP从1.29亿元增长到1902.74亿元，增长了147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1.15%。即使2020年遭遇疫情，西藏宏观经济增速也保持了全国领先水平。
西藏在保持GDP总量增长的同时，人均GDP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从1951年的114元，增长到2020年的54000元，增长了约470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如图2所示。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由于盲目上马兴办各类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经营亏损，效益不佳，需要大量补贴，从1968—1987年，西藏的财政收入为负数。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实施中央财政补助，一方面实施符合实际的产业政策，不仅实现了GDP的整体持续增长，自我发展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地方财政收入在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加。如图3所示。
图3 1952—2020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变化情况
2020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为220.98亿元。1952—2020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736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3.99%。尤其是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21.42%。
（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1.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西藏传统的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主，只有少量的手工业和商业。1951年时西藏第二产业几乎为零，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70年来，西藏第一产业从不能维持温饱向现代农牧业转变，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从无到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建筑业发展快速。受到西藏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战略资源储备区的战略定位要求，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保持稳定的状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第三产业摆脱了早期的初级形态，商业贸易、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生态和文化旅游等蓬勃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首位。西藏经济的现代性特征彰显无疑。如图4所示。
1951—2020年，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97.7%下降到7.92%。第二产业总体保持增长，到2020年增长到41.95%。第三产业则快速发展，从2.30%增长到50.13%。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70年来，宏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三次产业内部各子类产业也在调整，绿色可持续性特征日益显著。
图4 1951—2020年西藏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图5 1951—2020年西藏国民经济中工业和旅游业比重变化
第二产业中，虽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长期保持在7.5%左右，但是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清洁能源、高原饮用水、民族手工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中，旅游业增长尤为显著，西藏旅游业收入从1980年的131万元，持续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366.42亿元，国内外游客达到3505万人次。相应地，旅游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快速增长，从1980年的0.15%增长到2019年的32.94%，即使是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也达到了19.26%。如图5所示。
2.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推进
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总人口只有约115万人，城镇人口极少。经过7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总人口持续增长，城镇化率持续提升。1981—2020年，西藏总人口从185.96万人持续增长到357万人左右，城镇化率从9.84%提升到32%。如图6所示。
城镇人口增加的同时，城镇发展水平也在提升。以拉萨为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拉萨古城面积1平方公里，几条小道穿梭在城区与田庄间，人口不足3万，而非常有限的商业贸易则集中在八廓街以及八廓以北的冲赛康。1956年12月，拉萨夺底沟水电站复修完毕，装机容量扩大到660千瓦。之后，西藏工委决定在古城拉萨东郊建成一所规模较大的拉萨东郊纳金水电站，初步满足了拉萨古城居民以及党政机关的工作及照明要求。电力供应的相对充足，给西藏的经济建设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目前城区面积超过82.82平方公里，城市各项配套设施完备齐全。
图6 1981—2020年西藏总人口及其城镇化率
农牧区发展始终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统一部署下，西藏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12)》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集中力量脱贫攻坚。到2019年年底，西藏自治区宣布全区74个贫困县脱贫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2018年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西藏根据中央部署，编制实施《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一方面着力巩固脱贫成果，确定延续前期的帮扶政策5年不变，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另一方面全面实施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加速态势，福利政策一体化有序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从1994年的4.17倍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2.82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边境与腹心地带协调发展
兴边富民行动是1999年由国家民委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倡议发起的一项富裕边民的工程。2001—2009年，西藏21个边境县安排农牧林水项目129项，投资11.7亿元，实施了游牧民定居、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农牧业特色产业、县乡水电站、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十一五”期间，西藏兴边富民行动总计投资逾5.67亿元人民币，改善民众住房、交通、饮水等生产生活条件。“十二五”时期，西藏把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资金着重向边境地区倾斜，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发挥“窗口”作用，投资达到8亿元。“十三五”时期，西藏实施《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规划(2017—2020年)》，规划投入300多亿元，对21个边境县112个边境乡(镇)的628个边境村和察隅农场实施小康村建设工程。目前，边境地区建制村通光纤率、4G信号覆盖率均达99%，村卫生室、邮政网点、“三农”金融服务网点实现全覆盖，边境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增速高于西藏平均水平，缩小了与藏中腹心地区的发展差距。
（四）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1951年之前，西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主要由农奴主阶级掌握，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的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绝大多数农奴深陷贫困泥潭。经过70年的发展，西藏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
1.居民收入显著增长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如图7所示。
图7 1978—2020年西藏城乡居民收入
1965—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56元增长到2020年的41156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8元增长到2020年的14598元，年均增长率达到9.33%。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也是显著的，这也可以从实物消费中得到体现。
2.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居民消费水平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之后，随着剥削制度的废除，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改革开放之后，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市场供应日益丰富，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整体上不断下降。如图8所示。
图8 1985—2019年西藏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1985—2019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5.51%下降到25.8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从68.62%下降到27.98%，说明食物消费在居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提升。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不断缩小，趋向接近，也充分表明了西藏的城乡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除了食品之外，耐用消费品也是重要的表征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指标，例如家具、住房装饰、家庭设备以及家用汽车等。1978年之前，西藏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无论数量还是品种都较少。20世纪80年代，标志性的耐用消费品是“三大件”，即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进入20世纪90年代，手表和自行车已趋于饱和，缝纫机因少为人用而销量大幅减少。后来兴起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自90年代末期也日渐饱和。进入21世纪，家用汽车正成为新的耐用消费品。根据联合国的指标，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超过20辆即属进入“汽车社会”，目前西藏已达到上述指标，进入了汽车社会。如表4所示。
表4 西藏民用汽车数量及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
西藏民用汽车数量从1990年以来就保持了持续增长趋势，从2.48万辆增长到2019年的63.61万辆，年均增长率达到11.84%。2016—2019年，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从23.3辆快速增长到39.5辆；其中，农村居民为32.35辆，城镇居民为50.52辆。
三
主要经验总结
70年前的西藏经济凋敝贫弱、社会封闭落后；70年后的西藏经济繁荣昌盛、社会生机勃勃，尤其是2019年年底西藏宣布消除绝对贫困，堪称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些成就是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结果。梳理总结70年风雨历程和发展成就，如下经验值得特别关注。
（一）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自和平解放伊始，鉴于西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中央要求有关西藏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形成了中央直接领导西藏发展工作的惯例。回顾西藏70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央始终关心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重大历史节点上、在关键领域和环节上，都适时予以针对性的指示和帮助。针对西藏发展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差的实际，中央调动各方力量、各种资源共同建设西藏。也正是因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西藏才能够克服各方面困难，基本实现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甚至在一些民生领域比如免除农业税、农牧民的免费医疗、教育三包、“安居工程”住房改善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说，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西藏7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
任何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符合当地资源禀赋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照搬其他地方的发展模式和盲目的故步自封都没有出路。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一致，坚持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相一致。同时，坚定地贯彻落实国家对西藏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总的发展定位和使命任务。70年来，西藏经济发展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始终遵循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根本方略。与此同时，西藏不断深化区情认识，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社会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和国家的战略定位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地确定发展的重点、发展的方式，不照搬内地模式，不复制国外经验，坚持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完善。纵观70年发展历程，西藏的发展道路既与全国有共性，又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中央将之概括为“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这是对西藏70年发展道路探索的高度概括。
（三）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施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以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还在发展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人们简略地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西藏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低，自然条件差，制约因素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与全国同步发展。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始终将援助西藏建设作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缩小与全国差距的重要手段。1980—2020年中央先后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集中力量帮助推进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1994年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18个内地省区和17家中央企业“对口援藏”的战略部署，形成了“中央支持、全国支援”的西藏发展支持体系。实践证明，援藏政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经济发展，拓展了西藏与内地省区经济建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促进内地省区与西藏的干部交流、人才交流、文化交流，强化了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西藏工作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十八军进藏时即确定了医疗救助先行的政策。民主改革之初，为了解决广大翻身农奴缺乏生产工具的问题，中央从内地调拨农具30.69万件，解了燃眉之急。计划经济时代为了保障农牧民生活，实行了低物价政策，多次降低茶叶、粮食、日用百货、生活用工业品及生产工具等近3000种商品的价格，确保广大农牧民基本的生产生活之需。改革开放以后，改善民生工作全面落实，在全国率先实行免费医疗制度，1993年开始实施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医疗缴费全部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只交纳少量的管理费。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西藏从1981年起，即对区内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实行助学金制度。1985年起，对部分重点中小学和边境沿线地区中小学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政策，其后享受“三包”的学生范围逐步扩展。2012年起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为改善城乡居民住房，西藏持续实施“安居工程”。2001年西藏自治区针对贫困户住房改善、大骨节病区搬迁、牧民定居和边境地区的2.5万户、15万人实施住房改善行动。2006—2013年，西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投资278亿元，完成了46.03万户、230万人的住房改善。2013—2017年，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21.8万套（户），农牧区危房改造14.7万户。通过实施“安居工程”，整体改善了城乡居民的住房条件。近年来在实施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边境小康村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就改善贫困户住房、危房加固维修等给予资助。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62.8万贫困户摆脱贫困，民生改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总之，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经济发展始终紧紧围绕改善民生这个核心目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党的治藏方略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之成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之一，这是70年来中央治藏方略中最有特色和最为宝贵的经验。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1年第2期
为便于微信阅读，脚注从略。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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