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被称为“当代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鉴于其出现时的特定条件，日本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发展成经济民族主义。正是西方军事力量背后的可怕的经济实力使西方列强得以迫使日本违心地接受它们的意愿。被迫签订的令人愤慨的不平等条约等于认可了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说明了国家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家的独立就势必陷入危难。显而易见——西方对日本的态度容不得任何幻想——经济脆弱被看成是农业落后的标志，是“欠文明”的表现，是最终招致屈辱的原因所在。民族尊严或威望与经济成就息息相关。因此，民族主义可以说是西方赠送给日本的最大礼物（肯定是无意中的），并且由于日本固有的条件，它受到了近乎急不可待、感激涕零的欢迎，并把一套完整的经济计划带到日本。它使经济成就成为日本民族意识中的中心价值观念，成为日本人——不仅仅是所谓的资产阶级，他们被指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受制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且还有那些心中活跃着民族情感的任何人——从此以后看待自我的至关重要的成分。民族福祉、民族自由、民族尊严：一切都从经济角度进行诠释或至少具有重要的经济成分。不考虑经济问题，国家存在本身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民族意识类似于美国，它和后者一样，迥然不同于本书探讨的其他所有案例。甚至在英国民族主义里，经济也没有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种对经济重视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将民族威望方面的竞争（民族主义固有的内涵）首先视为经济竞争。东京经济大学经济学教授杉山忠平认为，很容易“识别［新日本的］经济思想与民族主义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他认为他于1994年出版的《现代日本经济思想的起源》(Origins of Economic Thought in Modern Japan)一书亦可起名为《启蒙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剧烈地改变了经济现实的形象。经济现在被看作本质上是动态的能够扩张和收缩的但不会静止的现象。福泽谕吉写道，当没有进步时，“就偏离了方向；只要不偏离方向，就会进步，不会有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这回事”。在日本被称之为“文明”的现代性——bummei（现代西方文明的缩写形式）——等同于扩张。现在看来很容易理解的持续增长或进步终于成了理想。这种新型的、经济的、能动的想象力反映在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口号里——富国/强兵，文明和启蒙，弘扬工业和追赶并超越——并且富有残酷的竞争性。表示竞争的词语kyoso就反映出其内涵是何其残酷；它的字面意义可翻译为“竞赛和格斗”。这是福泽谕吉发明的一个新词，因为民族主义前的日语缺少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层面的词语。意味深长的是，福泽谕吉没有求助于欧洲委婉语的对应词，因为这些欧洲委婉语强调的是本质上残酷的过程中友善或斯文的一面。日本民族意识中的经济主义和与之相应的对经济现实看法的转变一目了然。经济是基础的观念几年内就成为了共识。明治维新后不久，后来成为日本第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若山则一宣称说：“根据凯里先生［就是美国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亨利·凯里］的观点，战胜敌人的法宝不是武力，而是财富。”这番话既表明了他对西方经济思想的熟悉程度，又宣布了他对美国方式的偏爱。在明治维新政府任职的长州武士井上謦在建立日本毛纺织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在访问德国时萌发这一兴趣的。1870年他被派往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他道出了自己改弦易辙的理由：「我要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当今，连日本的小孩子也在谈论富国强兵；他们要求文明和启蒙。但很少有人真正去尝试发现给欧洲带来文明和启蒙果实的大树……在对当今欧洲各国财富、军力、文明和启蒙之源的探索中，我通读了一些有关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典籍，我意识到，根源肯定在于技术、工业、商业和外贸。为了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并使我国富强起来，我们必须首先让人民了解工业。然后我们就能够制造和出口各种商品，进口我们短缺的货物，利用外国积累财富。」
大久保利通持有同样的见解。他也去过欧洲，并且据他的传记作者说，西方经济成就的景象所产生的刺激使他回国时染上了“自卑情结”。翌年（1874年），他呼吁政府采取有力政策鼓励国内工业：“一般而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国民的贫富取决于可获得产品的数量。国民的勤奋是决定可获得产品多寡的主要因素，但归根到底，政府和其官员的鼓励和指导是根本根源。”虽然这种对官僚机制管理能力的信赖与德川时代经济学家佐藤信渊，甚至与太宰春台的观点颇为相似，但大久保利通的论点更接近于当代德国的国民经济理论。这种密切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大久保利通论证说：现在是最合适的时机，政府和官员们应采取保护性政策，旨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任何对国家或国民负有责任的人都必须认真考虑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关的问题，包括工业生产所能创造的利益以及海陆运输所能带来的便利。他必须建立适应国家自然特征和传统的机制，考虑国民的特点和智力水平。一旦建立了这种机制，就必须使其成为国家管理政策的中心环节。已经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尚未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建立。但是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久保利通向天皇推崇效法的国家却是英格兰。他显然对亚当·斯密不屑一顾，他所仰慕的是英格兰重商主义政策的睿智，尤其是航海法案：［英国］政府及其官员们认为做到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和实现［工业］最大限度的发展是他们最伟大的政绩。在这项事业中，女王和她的臣民集思广益，创建了前所未有的海事法律，以便垄断世界海运并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产品在满足人民必需后依然绰绰有余……不错，每个国家的机遇、位置、自然特色和传统不尽相同，人们也不应该总是被英格兰的成就弄得眼花缭乱并试图效法它的能力……然而，我们的地貌、自然条件和英格兰相似。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人民气质的软弱。在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人有责任指导并督促精神上懦弱的人在工业领域勤奋工作并学会忍耐。您的臣子恭敬地建议制定明确的计划以确定我们拥有的自然优势；规划生产增长的规模；明确鼓励优先发展的产业项目。另外还应在制定鼓励产业发展的法律时考虑国民特点和智力水平。不允许任何人玩忽职守。不要让任何人担心找不到职业。如果能实现这些目标，国民就能享受到充分的富裕。人民富裕了，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强盛起来……倘若如此，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与各列强进行有效的竞争。对人民的不满——一种民族主义自责形式——是自卑心态所诱发或曰激发的民族主义普遍态度。大久保利通并非明治时期惟一的在日本人品性上寻找劣根性的民族主义者。福泽谕吉对此表现出同样的关切。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1874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劝学》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福泽谕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他对日本经济作出了非常广泛的贡献（包括首创了大量有关经济论述的术语；撰写了若干广受欢迎的著作和难以计数的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通过这些著述和大量译著将古典经济学引进日本；奠定了第一个合股公司——丸谷公司的基础；最为重要的大概是创办了以传授经济学为主的庆应学校，即后来的庆应大学，在这里他成为日本第一个开设经济学课程的人）。他的多方面的活动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和大久保利通一样，福泽谕吉同样对西方经济拥有的显著优势和相形见绌的日本呈现的可悲情景感到压抑。“我们不过是爬行的蠕虫，”他后来在《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写道，“而他们有翱翔的双翼。我们何以与他们的工业、贸易、军力和策略相争？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险境。”然而和大久保利通不同的是，福泽谕吉认为西方的繁荣景象不能仅仅归功于，甚至不能主要归功于政府官员们明智的管理。他坚信，导致这种状况的是人民的民族情操。倘若没有这种情操，政府充其量也只能粉饰一个现代化的外表，和西方的竞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就无从谈起。在福泽谕吉看来，这种民族情操在日本薄弱得实在令人可悲。对福泽谕吉来说，现代性基本上意味着现代西方经济。他通常用“文明”指称现代性，并把这个词用作动名词来标注现代化（主要是经济的）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文化体系。这种用法令后来的一位观察家断定：“对福泽谕吉而言，而不是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似乎体现的就是文明本身。”在他看来，“与我们的文明相关”的事物包括“商业活动、法律辩论、工业建设、农业工程，以及书籍翻译和报纸出版”。文明的最重要的成分——推动现代化进程并赋予其活力的事实——是人民的动机。福泽谕吉论证说：我们谈论任何国家的文明时，［不能］仅仅依靠对其表面现象的观察。学校、企业、陆军和海军都是文明的表现。形成这些表面现象并不难。甚至用金钱就可以买到。然而，有个东西是无形的，看不见、听不到；不能买卖，无法借贷。当它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中出现时，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威力。没有它的存在，学校或任何其他文明的表象都毫无用处。它就是当之无愧的文明精神，是文明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因素。它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如果认为福泽谕吉——在把英国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理念引介到日本的过程中他的贡献超过任何人——指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式的个人自由的话，那就错了：这种诠释事实上从未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独立精神”观念更接近于作为民族独立意义上的德国自由观。正如他在其他著作中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不单单是指在生存上不依赖他人。它不仅意味着某种内在责任，还意味着某种外在责任，即和全民族同心同德捍卫国家自由和独立的责任。”可惜的是，日本国民中许多人缺乏的恰好就是这种民族独立精神。福泽谕吉抱怨说：「近年来，我们的政府一直致力于开办学校，鼓励产业发展，建立陆军和海军。这些都展示出新的景象，对一个文明国家的外在形象而言十分重要。然而在民众之中，没有人愿意抵御外国势力以捍卫国家独立，也没有人愿意与外国人竞争以超越他们……归根到底，除非国民具有独立精神，否则文明的表面现象对我们国家而言不过是徒有其表的附庸。」这种令人气馁的缺憾是政府之过。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将国民凝聚成一个民族，就是说，“不论地位、贫富或才学的差别，要让人人都把国家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必须将平等置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地位。过去，统治者不允许民众拥有民族意识的尊严，原因是统治者本身就缺乏这种意识。而今，政府仍在拒绝给予民众真正民族成员的意识，原因则是其误入歧途的爱国热情。「缺乏独立精神的原因可见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一千年来，政府大权独揽。政府干预一切事务，包括武器装备、文学、产业和商业，乃至最细微琐碎的人类活动。人民盲目地听命于政府的指手画脚。国家成了政府的私人领地，国民成了寄生虫。［所以］国民不过是把国家看成自己暂时的栖息地，对国家没有什么责任意识。他们没有表达忠诚的机会，整个国家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现在情况如何呢？有些方面比我刚刚描述的还要糟糕得多……在当今的日本，文明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进步了，但国民的精神，我们文明的精髓，却肯定是倒退了……过去……如果说国民臣服于政府，那是因为他们无力与之抗衡。这种顺从不是出于情愿，而是出于惧怕而表现出的俯首贴耳的姿态罢了。如今，政府不仅大权在握，而且足智多谋。政府可及时无误地处理事务。明治维新过去还不到十年，我们就已经全面改革了学校体制和军事，建设了铁路和交通干线，房屋建筑开始使用水泥，铁桥飞架河川。政府行动果断，成就斐然，理应得到赞扬。但是学校、军队、铁路、交通线路、水泥建筑和铁桥属于政府。我国民众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民众过去害怕政府，似乎它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当今崇拜政府，似乎它是上帝……现在的政府拥有学校和铁路。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些我们文明地位的象征而备感自豪吗？然而它们被看作是政府的慈悲之作，民众被灌输的是对政府的依赖之情……我们的国民怎样才能在建设自己的文明方面和外国一决高低？我之所以说除非向我们的民众灌输独立精神，否则文明的外在表象只能成为无聊的附属物，原因就在于此。」由此推定，日本迄今为止还是个假扮的民族国家和假扮的现代社会。只要其国民缺乏“独立精神”，日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做到货真价实。这种体现在所有那些拗口的新词语中的精神，即文明精神，因而也是现代经济精神，就是民族情操，就是民族主义精神。反过来说，民族精神就等同于竞争力。福泽谕吉的结论率直明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民众的任务是使文明具有意义，政府的责任则是保护这一文明。文明属于为之竞争、奋斗、珍爱并自豪的国民。每当取得重大成就时，国民就会为之欢呼雀跃，同时也会担心其他国家是否会再进一步取得自己无法取得的成就。任何与文明有关的事情都是提高国民士气的手段，都与维护国家的独立息息相关。我们在国内所见所闻恰恰与这一状况截然相反。」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对动机的强调，不仅符合社会学原理，而且也反映了某些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思考，即对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的现代经济的能动性的思考。早在1875年，他就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分析日本与现代化国家贸易中劣势地位的原因时写道：“在经济领域，国家的财富更多地是取决于人的技艺水平，而不是自然产品的盈余……在制造业国家和种植业［农业］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前者利用的是无限的人的才智，而后者利用的则是有限的土地产物……这恰好就是日本与外国贸易的现状。我们只能处在失败的一方。”这些考虑导致了对工业和贸易重视程度的加强，因为它们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依赖小于农业，并且使扩张性竞争精神有更大的施展空间。然而，民族情操仅仅体现在对外关系中的竞争性上。福泽谕吉在此后一部著作《时事简论》中所阐述的原则是：“内和而外争。”在《劝学》中他解释说，虽然从自由择业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意味着经济自由，但这种自由具有特殊的集体性目的，不能用于追逐个人私利。“选择我们希望的任何职业取决于我们自己，”他写道，“各种职业都允许自由竞争，但竞争不是为了彼此争斗。恰恰相反，争斗的目标(即便是用智慧而非用刀剑)是外国人。如果我们能赢得这场智慧之战，我们就能提高国家的地位。如果我们战败了，国家的地位就会遭殃。”这种观点与他的“独立精神”的概念相吻合，即坚信人类奋斗的惟一正确目标是“［人民］延伸自己祖国的权利，为祖国增加财富，提高民族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为本民族的荣誉增光添彩”。他对自私自利价值观的矛盾心态使他无法全盘接受他致力于普及的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在福泽谕吉和其英国导师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重大差异。对福泽谕吉来说，生意是类似于战争的行当，而不是一门和平艺术。从广义上讲，从事商业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伙伴之间的理解，而是为了增强国家实力，拓展国家版图和战胜敌人。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没有战争情况下的绝好的战争替代物（但仅此而已），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敌视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福泽谕吉坚持认为，有必要把对西方的敌视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他坚信，“我们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是“尽量多阅读西方书籍”，希望“通过阅读、演讲、翻译西方书籍以便迅速在日本传播西方文明并以此增强国力”。在与日本亚洲近邻面对面谈论日本的好战意图的同时，他宣称：“我们必须深谋远虑，不要让西方人利用我们亚洲人之间的分歧来谋取利益……我们现在强大的敌人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它们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敌人，而是贸易意义上的敌人。”这种观点丝毫没有减轻他的憎恶心态。国家的尊严乃至独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只有做到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而且“我方每倒退一步就必然［意味着］对方前进一步”。这是个公允的态度，因为西方的动机也非善良友谊——实质上是赤裸裸的剥削。“显而易见，”福泽谕吉在1869年为丸谷公司制定的计划书中明确指出：“外国人接触我们同胞的主要目的……不过就是凭借贸易手段从我们这儿赚取利润而已。因此，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听任外国人把持我国的商业和贸易，就完全背离了我们作为日本人的义务。”几年后，他痛苦地抱怨说：“那些居住在我们港口城市的外国人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骑骏马，乘豪华的大车；他们挥金如土，或者把钱带回国去。那些金钱……就是我们额头落下的汗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悲伤的吗？”西方人正在掠夺我们的国家；与他们战斗就是自卫。但这正好符合福泽谕吉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基本理念。在写于1874年的《商校发展纲要》中，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描绘成“用生意手段进行战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发动对外贸易战争”是“商人的公共义务”）。翌年，他在《文明论》中同样断言“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生意就是一种战争。国际关系意味着为争取金融和军事领先或实力领先而进行的持续的战斗。他说，在军事冲突中，它们是“武器之战”，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它们就是“工业和贸易之战”。必须明白的是，经济竞争不过是为实现政治霸权和国际地位而采取的斗争方式而已；福泽谕吉的尚武精神比其好战辞令意义深远得多（其重要性万万不可低估）。他认为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及其他一切领域里与外国人抗争”。“武器”之战绝不能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还不失为上策。他与那些集结于好战的口号——“驱除蛮夷”——下的“旧时代的排外主义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如他所说，“将对外军事战争推迟到将来某一天，目前我们只想发起贸易之战”。的确如此，正如他对日本军事介入中国和朝鲜的看法的改变所显示的那样，福泽谕吉的战争贩子理论和措辞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对战争的实际支持，尤其当战争结局看上去充满希望的时候。任何一个明治维新后第一个十年中日本经济景象的观察者要是没有注意到“福泽谕吉那富有影响力”的言辞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只有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将军事之战与经济竞争相提并论，并认为商业是战争的最佳替代物，他的观点毕竟是这个形成时期中最响亮的声音。而且福泽谕吉并非形单影只。从总体上来说在明治维新经济时期，运用军事形象比喻是其代言人和领袖人物的特色，并且从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比如，和三菱联办的《东海新经济评论》发表于1880年第一期的社论就几乎逐字逐句地照搬了福泽谕吉的比较观，即19世纪60年代的排外运动和其同时代的商人之比较：「十几年前，日本就有人主张驱除蛮夷……如今十年过去了，对此仍然没有什么异议……分歧只有一个：当年希望驱除蛮夷的人把外国人视为动物并试图单纯凭借武力将他们赶走。与此相反，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赴海外研究西方经济的商校毕业生被比作“侦察敌人阵地的秘密部队”；杰出的商界领袖被比作“商贸战争的卓越将军”。所到之处、所闻之声都是“企业战争”，“外贸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如同福泽谕吉一样，和平时期的战争和真刀真枪的战争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该界线与其说是分割线，毋宁说是交汇线。对军事胜利的热情激发了商务活动的热情，而经济成功则点燃了好战的幻想。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日本工业革命”据认为始于中日战争后的不几年。如同德国战胜法国所带来的类似的高涨士气一样，日本也需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将自己推向罗斯托式的经济腾飞。初生但充满活力的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和经济主义共同产生了一种新的企业家阶层和崭新且行之有效的经济伦理。正如拜伦·马歇尔(Byron Marshall)指出的那样：“德川商人阶层从明治维新中获得的权势和威望微不足道。”事实上，他们一无所获，因为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其态度的转变。商人（除了对新政权慷慨解囊的三井和住友这样的真正的大人物）依然受到鄙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领导革命并最终统治日本的武士知识分子，或者是有武士教养的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累赘——愚昧无知且寡廉鲜耻，没有资格参与现代化进程，更没有资格领导这一进程。“我们偶尔听说他们中有人以聪明著称，但他们其实是腐败之徒，只会投机钻营，垄断利润”，1873年涩泽荣一和井上謦这两位年轻的政府官员这样写道，并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感到了必须放弃公职下海经商的压力。“他们中的恶劣者欺诈、贿赂，无所不用其极，葬送了生意，赔掉了家产。要指望他们［这号人］即刻步入文明阶段，不如指望公鸡在蛋壳里打鸣。”这一阶层的人基本道德素养的缺乏特别表现在惟利是图上，这使他们这些商人不受爱国主义崇高情感的左右。正因为如此，福泽谕吉于1886年在他开办的《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让老朽的店主们让位”。出于同样的考虑，《东方经济报》发表社论说：“看看这些商人们的言论、外表、态度、人格、精神和习惯吧——统统都是可耻的。他们为蝇头小利和眼前利益争斗不已，惟一的志向就是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皮。他们对主权和国家一无所知，毫不关心人民福祉和社会利益。”在大约同一时间的《日本经济》期刊上，儒学人士西村茂树对进出口商人的行径哀叹不已，认为他们的卑劣和自私使他们“与外国人同谋”，无疑会葬送日本的商业声誉。“等到他们一心只顾眼前利益时，”他预言说，“日本商人在国外的信誉将荡然无存。”商业人士“作为直接与外国人搞贸易的人”，西村茂树坚持认为，“必须勇气过人、素质高超，人品上必须完全有别于封建时代的商人”。所以说，“封建”时代或德川时代的商人要统统让位。一种新型的、为民族主义竞争精神所驱使的生意阶层将取而代之，肩负起领导日本进入经济现代化时期的特殊使命。这一新型的生意阶层在背景、思维和行为习惯乃至名称上都不同于旧的阶层。其成员被称之为“实业家”，以免混同于卑微的商贩或“店主”。有关资料显示，1868年到1895年之间，46%的主要实业家——近半数——来自武士家族，而72%的人接受过武士教育。人们认为，反映在他们个性中的“实业家”的高尚品格受到了重视。这种品行，加上与之相伴而生的伦理规范，无疑有助于提高实业家的地位和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威望，进而实现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David)在其他场合所说的“角色混合”。然而，不管出于利他还是利己的缘由，这种品行并没有将实业家的地位提高到他们所期望的程度，所以他们依然长期地为此抱怨不已。涩泽荣一也是其中一员。山本七平引述了一段关于他的传言：“是谁构建了日本实业界？倘若有人能够说‘是我’，此人非涩泽荣一莫属。”这位人称日本企业庇护神的涩泽荣一参与组建了包括现已成为全球首富之一的第一劝业银行在内的大约500家公司，出任过其中100家的总裁，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他有“一个躯体，两条生命”。他于1840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家，早年参与尊皇攘夷运动开始了自己的生涯；他充满仇外的激情，1863年曾精心策划推翻幕府首脑。在一位亲戚的劝说下，他打消这一英勇但鲁莽的计划，移居京都，结识了一桥家族的一个侍从，后来以武士身分为该家族服务，监管领地财务事宜。一桥家族的大名碰巧是位“有门路”的大名，涩泽荣一所侍奉的一桥义信于1866年荣升将军。涩泽荣一曾经想当个浪人，但当时恰逢拿破仑三世邀请日本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涩泽荣一便作为政府官方使团的成员被派往法国。用山本七平的话来说，涩泽荣一“不是那种盲目信奉不合时宜、陈腐过时‘信条’的人”，他以开明的心态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在所乘坐的法国船上，他试着品尝面包、黄油和咖啡并且发现它们“味道不错”，可以想象，这的确是一种富于冒险并且没有偏见性格的证明。法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西方文明比我预料的要先进得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所见所闻令我惊奇。也许这就是世界的发展方向，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发展趋势。”稳妥的说法是，明治时期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像涩泽荣一那样竭力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武士道。这一伦理的精髓是无私地，事实上是不惜牺牲自我地，献身于公认为效忠国家的职责。这些“实业家”蔑视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坦言自己很少考虑个人利益。他们的动力不是源于个人私利，无论它多么正当，更不是源于贪得无厌。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厌恶金钱。⋯⋯实际上，他们的动力来自民族主义。虽然金钱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但是他们必须忍耐令他们感到不快的事情，这种忍耐力本身恰恰表明他们对国家的爱是多么炽热真诚。从经济的理性观点来看，那些促成日本经济起飞的是些口出狂言的疯子。但他们是具有非凡的公民勇气和决心的人。总体来说，他们抵制对经商持有怀疑态度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变化缓慢，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们的这种选择以及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所作的辩护受到他们同辈人的一再抨击。但他们一贯认为，民族利益是他们至高无上的考虑。对个人利益的淡漠体现在明治时期对商业成败的独特观念中。成功与否在对商人的评价中微不足道。“为坚守道德原则而破产，”涩泽荣一认为，“并不意味着失败，尽管这就是破产。背离道德原则而致富也算不上成功，尽管这就是致富。”成功的衡量尺度在于威望和同辈人的尊敬，而非金钱。商业威望来自为民族经济进步而不遗余力的奋斗。⋯⋯如同在现代欧洲早期理念（比如说萨瓦里）和心学理念中利润被视为正当行为的一个功效那样，在此则被看成是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无私奉献。爱国主义和恪尽职守类似于萨瓦里的虔诚和石田梅岩的真心，是牟利的必要条件，而且和石田梅岩一样(但与西方同行反差鲜明)，明治时期的“实业家”似乎把利润视为正确态度的非刻意的然而又是必然的结果。
—End—
本文选编自《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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