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全球化：500年以来的世界风貌与21世纪的经济演变｜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彭慕兰史蒂文勿食我黍 2023-12-17

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为本书前一版撰写结语时(2012 年初)，国界愈来愈无关紧要且必然变得无关紧要的说法四处可闻;当时我们力排众议，强调“全球化”受到何等的夸大，可能会如何停摆或反转。2017 年初，我们完成本书的最新版时，世界局势的发展无疑已证实我们当初的看法无误，尽管我们未声称预见了(更别提赞同)那一看法将以何种方式成真。但承诺强化国界的政治人物，已在许多国家掌权，而且似乎还有数个这样的政治人物可能会掌权——但他们个个都未交代要以其他什么可行的制度来管理全球贸易与迁移。事实上，其中有些领袖似乎存心无视他们所批评之制度本身的复杂性。

《贸易打造的世界: 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4版）

[美] 彭慕兰 / 史蒂文·托皮克著

黄中宪译

世纪文景出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

然后，就连对他们的敌人来说，货物、人员、资本、观念的跨国流动，依旧是不可少的——没有这一敌人，他们自己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除非人类彻底毁掉自身和所处的环境，否则全球性、国家性、地方性力量的互动必然不会停止。而那些互动在特定地方借以展开的方式，继续攸关无数人的生死。即使我们自认了解“大势”，许多较小的情势并未变得无关紧要;更别提一大堆地方情势能取代总体分析。

本书诸多短文的用意，不在于结束讨论，而是要开启讨论。尽管不少人反对“全球化”，绝大多数人则同意我们仍然生活在 “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的意涵为何，却争议颇大。我们无意在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深信，以更早期全球化时代为背景，检视现今跨地区往来日益密切的现象，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何谓“全球化”，还可以至少厘清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谬误。今日的世界是个立即满足、即刻通信、风潮短暂、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鼓吹 “形象即是一切”的广告大行其道的世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学生，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学生，看到的、关心的，可能只有眼前短期的趋势和争议。我们之所以推出这本书，是因为我们认定，即使在后现代时期，世人除了会想了解这个更刺激、更繁忙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也会想了解支持社会、经济变迁但隐而不显、演变缓慢的重要结构，以及大时代环境中的循环变化。我们以过去五百年在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搜罗探讨这些事件的文章，试图更清楚了解世界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继而可以提供一些关于未来之可能性的提示，不论是好还是坏。

因此，从反向切入，我们要问：“全球化”不是什么？首先，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正如先前所阐述的，过去，传教士、战士、科学家，以及其他不以取得物质为主要目的的人，往往加强了全球不同地区的交流；同样，今日的国际特赦组织、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也全代表着几无获利心态的更新型跨地区性(甚至是相当全球性的)网络。但它们无疑协助强化或抑制了跨地区的往来。追求获利的企业与较非市场导向的组织相冲突时，企业并非永远能压过后者的影响力。例如，针对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所开展的国际抵制行动，让某些全球级的跨国大企业遭受实质性的成本负担，促成这一非人道政策的废除;始于美国进而波及发达世界的禁烟运动已经取得了意义非凡的成功，尽管烟草公司在广告以及律师和“专家”队伍上投入巨大；从俄罗斯到中非等多个地区，从纯粹物质的角度(例如天然资源丰富或劳工教育程度高，但成本低，或两者兼而有之)来看，似乎是前景看好的投资对象，结果外来投资却一直付诸阙如，——这表明，不管是好或坏，本土的体制的确会影响全球网络渗透的程度。因此经济力量虽然强大，却远非全部。

其次，诚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全球化的主要特色既非过去所认为的，在于国家与公共领域不可阻挡的扩张，也非如今日较为流行的看法——在于国家的萎缩。事实上，诚如某位教授语带嘲讽的说法，国家只在一个地方真正地萎缩，即在某些政治科学家心里。如今，中央银行或许无法随心所欲设定利率，但它们能这么做的时期其实甚短，而且只出现于某些国家。即使是五十年前已列强国之林的国家，如今仍有许多更新且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在互联网和遗传学之类新领域施行知识产权。现有或即将诞生的侦察科技，使人类更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掌控社会、市场。但几乎每个地方，人们都因为从事信息的“自由”交换，而向有心了解并操控他们的政府、法人团体、盗用他人作品者敞开大门。(诚如某位评论者所说:“你如果不花钱买，你就是产品。”)此外，无人机可以在距离指挥中心数千英里处瞄准(或处死) 敌人。民意调查和数据挖掘(data mining)使今日的领导人，比罗斯福、丘吉尔或斯大林更能掌握民意动向，更懂得如何让人民相信新观念或新奋斗目标。(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工具是否纯熟或符合公意，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两个世代前国力薄弱的一些国家(或不存在的国家)纳入思考，会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影响人民生活的力量，增长幅度往往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儿童大部分(虽非全部)已享有小学义务教育，甚至往往享有初中义务教育;全球各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大部分已被迫定居生活，接受国界与土地私有的观念，且在某些例子里，因为筑水坝和政府在偏远地区开展的其他工程而被迫迁居他处。

此外，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接轨，同时强化又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即使在晚近亦然。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些产油国家在靠石油收益而得以由上而下建立国家之前，往往没有办法向人民征税，进而无法在其他方面影响人民。1970 年时仍然只能粗略掌握境内人口数目的沙特阿拉伯，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之一，如今它已拥有世界上某些最先进的军事和警用技术。诸如迪拜和阿布达比等酋长国，也已利用石油岁入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石油酋长国提供服务而赚取的钱，来补贴少数公民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同时准许大量临时移民入境干脏活儿，却只享有有限的权利。对于定居公民而言，这并非万全之策，发生在巴林的紧张冲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最莫名的吊诡之一，就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臭名昭著且在美国身陷各式法律问题的黑水(Blackwater)安保公司，其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 后来以阿布达比为基地又经营起一家新的安保公司，并已为当地政权抵抗包括恐怖主义到外来契约劳力暴动等任何动乱做好了准备。这些唯利是图者本身当然就是外来契约劳力，尽管属于一种精英类型:大多数人的军衔和档案都来自哥伦比亚(通常是在那里参加过毒战的老兵)，其他的则是南非人;训练官基本上都是美国和欧洲特种部队的退役军人。后来，普林斯卖掉该公司，创立了总部设在香港的新公司。该公司以在非洲数个地方寻觅投资机会和提供安保服务为业务。他和他的家人坚定支持学校私有化，也极力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普林斯似乎曾代表特朗普在塞舌尔(Seychelles)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俄籍朋友会晤，他的姐姐贝琪·德沃斯(Betsy Devos)则出任特朗普政府的教育部部长。

因此，加速的全球化中的外部联结，通常可以令国家更为强大、更无拘无束，以致无视国内的选民。但另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许多国家为取得国际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政策，从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里，往往可见到人民的效忠对象由国家转向种族—宗教运动组织(包括中东地区伊斯兰基要派组织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美洲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组织提供一部分的基本医疗、教育，以及国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务。在其他地方，例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乃至美国部分城市地区，贩毒组织和街头帮派已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险的职责。但即使在这些例子里，国家仍得保护私人财产，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由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严重失灵，已有人再度强调国家的宪兵角色，例如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地区，国家似乎唯一能做得相对较好的就是暴力。更复杂的情况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政府屈从于全球经济压力，还是借由这些压力获得了更多权力: 人们怀疑(尽管很难证实)精英群体时常欢迎那些削减他们更贫困同胞之利益并弱化曾经强大的同盟的机遇，却声称事实上是银行家们逼迫他们如此。总体而言，“全球化”对政权的影响相当复杂，且远非那么明朗。

再次，我们应该知道，“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 “美国化”。从经济上看，众所周知，过去四十年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乃是东亚、东南亚，更晚近则是南亚;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份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事实上，从 1870 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从文化上来看，没错，几乎每个地方都认得米老鼠，但跨国流行文化的增长有许多部分是地区性的，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拉丁美洲国家与南欧国家间电视小说(telenovela)的交流，印度电影在亚洲的普受欢迎。从咖喱到寿司到漫画等各种事物的流行，显示西方在文化上除了影响他人，也接受他人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令“西方”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成了问题。

从种种角度来看，推动当代“全球化”的动力，其存在似乎比我们有时所认知的还要早几十年、几百年。例如，我们在前文已指出，致瘾性食品贸易乃是现代早期世界经济里重要但普遍未获承认的一环，而这一贸易如今仍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商业活动之一。陆上的劫掠和互联网上的仿冒、大海上的劫掠，一如多种形式的奴隶制和强制性劳役，如今仍然非常普遍。(以绝对数值来看，当今或许比 19 世纪的解放之前存在更多的奴隶，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奴隶”这个词。)但五百多年“全球化”的积累效应，无疑已使今日的世界迥异于 1492 年的世界。其中许多改变肇因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渗透。这两个世界间有哪些主要差异？

首先，今日世上的人口无疑比当时多了许多。地球人口在 1800 年左右才突破十亿大关。再过一百二十年，才增长至二十亿。然后，再过八十五年，人口就超过七十亿!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一百年前的两倍，因而人存活于世的时间比过去长了许多。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将玉米和马铃薯带给非洲、欧洲农民，将鸟粪和其他肥料带给更往后几代的农夫;在 19 世纪创造出辽阔的小麦、稻米输出地区，在 20 世纪散播绿色革命科技和新医学方法。

与此同时，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人类竭尽所能扩大个人和集体收入，从而主宰了全球的动植物，那种主宰程度绝非五百年前的明朝官员、西班牙探险家、达荷美酋长或阿兹特克战士所能想象。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所消耗的能源，一半以上消耗于 1900 年迄今。每年最终为生物所使用的太阳能中，大概有将近40% 最后为人类所占用。人类对地球的了解，细微到每平方米的程度，天上的卫星提供地面上精确的位置，深海潜水器探索大洋深处——但藏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远地区或亚马孙河流域的叛乱分子，行踪至今几乎无法被掌握。有人认为，现今地球上无一处能免于人类喧嚣的侵扰。

随着人类充斥于地球各地，自然万物与人类财产的分界正逐渐泯灭。人类将愈来愈多生物据为己有、驾驭、复制，与此同时，将动植物驯化或灭绝。人类破解基因组和制造合成物的举动，不只为了像过去一样增加自然的产物，享受自然的成果，还为了控制、取代自然。有些经基因改造过的种子，商品化程度高到天生就具有过时的特性，以至于农民若不向跨国性种子经销公司再购买种子，就无法收成，无法再使用。我们发现许多解决办法，例如为提升蜂蜜产量而引进外来昆虫(非洲蜂)，为清除水道而引进外来鱼种(蟾胡子鲶)，为提供动物饲料而引进外来植物(野葛)，结果它们本身尾大不掉，反而成为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变得愈来愈不是菜园或农田，而愈来愈是个庞大市场。人类所建构、发明而非本然固有的财产权，不断被发明，且不断被扩展。财产权除了将既有的植物、牲畜、地表土地纳归己有，还变得更为无中生有。大型期货市场拿预期的产量来赌注;职业球队拿签下球员，使其不得改投其他球队的权利来买卖。企业拿污染配额来买卖，制造污染较少的企业将自己的美德善行卖给制造污染的别地企业，让后者取得污染权限，得以继续污染它们设厂生产的所在地。互联网域名成为买卖目标。年轻人购买虚拟的互联网身份和工具，供在线游戏使用。网址名称成为买卖标的。有些网民玩“魔兽世界”等在线游戏一玩就是数小时，积聚游戏币卖给想迅速进到更高等级的玩家，以换取真正的钱。

简而言之，新型财产权的创造——通常是观念而非物质实体方面的产权——已经成为利益和冲突的新的重要源头。同时，正如我们已经从 2007—2008 年的大萧条中看到的，诸如合成抵押债务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及诸如对冲基金等未受监管的机制，在带来利润和繁荣的同时，也能造成毁灭。将各种各样的权利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可以鼓励对有价值资产的创造、谨慎监管、安全性提高，但也可能全然相反，将才华转移到对投机策略的钻研上，或是以投机导致的涨落(例如炒股)取代储蓄、房产及其他资产的价值。太平洋岛国瑙鲁是商品化走火入魔的最怪例子之一。瑙鲁起初一块块地出售领土，领土卖完后，转而卖它身为主权国家所具有的特权。最初，靠着贩卖磷酸盐开采特许权，在海外积聚可支付给其人民的资产，让人民过了几年较为富裕的生活。也因为磷酸盐的开采，该岛大抵上消失，这些支付款变得愈来愈重要。如今，该岛 90% 的土地是荒地，因而该国基本上成为纽约、伦敦、墨尔本所掌握的一组金融资产，公民权成为这些资产里的一部分。由于管理不良，这些资产缩水，该国朝着抽象化之路又迈进了一步，即将该岛化为商品以弥补损失:它让外国人不必亲赴该岛就可设立“瑙鲁”银行，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等组织的)洗钱、避税中心。据称，它还曾向美国兜售在中国设立“大使馆”的权利，供美国情报机构以该使馆为掩护，从事各种情报活动。这种拿逐渐耗竭的资源来买卖，同时在外国银行里累积财富的做法，也可见于波斯湾某些产油公国，只是行事没那么极端。

因为那股愈来愈商品化的势头，某些人主张今日的世界经济乃是完全不受束缚的独特经济，不管那束缚是来自国家，还是文化上对贪取行为的限制，或是来自未受抑制的人性。但同样因为那股势头，另外有人怀疑我们的经济是否注定要和这些束缚中的一个或多个起严重冲突。这些论点几乎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但可约略归为三类。有些人关注不平等的问题，预言若任由当前经济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消费不足或政治反对势力升高或两者皆有的危机。还有些人关注文化问题，指出反对商品文化趋于同质，可能催生出反向运动。另有些人关注自然，指出不管是关键资源的供给有限还是大规模污染的可能发生，都会使地球变得远比今日更不适于人类活动。在此，我们不提出预测，而是简要检视这三大类论点，以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与我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世界经济有多大的差异。

长期来看，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乃毋庸置疑。有人估算， 1800 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的人均所得比率，可能仍只有三或四比一。但到了 1900 年，该比率达到十二或十五比一；2002 年时，超过五十比一。

当然，各国国内的财富分配也不平均。如果从个人角度切入，有人估算，1988 年时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居前 5% 者的所得，是后 5% 的五十七倍之多;数年之后的 1993 年，这一比率遽升到一百一十四比一。即使在以拥有民主中产阶级文化而自豪的美国，21世纪开始时，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一人的资产净值，据估计比美国国内后一亿人的资产净值总和还要多。而沃尔玛百货的沃尔顿家族(Waltons)，总体而言又比比尔·盖茨更为富裕。如此刺目的不平等导致了 2011—2012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公开谴责人口中最上层的 1% 的特权地位，也间接地将余下99% 都归并为(比较而言地)没有钱的人。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大型企业手中，这些企业不只主宰了世界经济里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例如石油业、能源业、航空业、电子业、汽车业)，还将势力伸进银行业、保险业以外的服务业，打造出沃尔玛百货之类的庞大国际连锁店。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耐久品里，有三分之一由沃尔玛百货输入。一小撮公司掌控了报业、广播与电视媒体、出版、电信业。如此少数人如此紧密掌控如此多的产业，这在史上前所未有。

但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危机，却未以他所预想的形式发生。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 1970 年代的油元震撼， 1980 年代金融泡沫化和高速起飞的日本经济在 1990 年代突然失速，都危及世界经济。但消费不足的情景并未出现:这得部分归因于信用卡、自动提款机之类新金融工具的问世，有利于较有钱者增加消费和借款;还得部分归因于穷人所采取的集体行动，使至少一部分穷人得以更容易获得世界的财富;更有一部分得归因于在最穷的那些国家国力江河日下的同时，庞大的消费性“中产阶层”如今已在一些穷人居多的社会(诸如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国)里成形;以及，最后，部分归因于北美人在钞票已经因房价遽增而缩水的情况下，直到近期仍在增加消费，即便他们的收入已经大幅停滞。他们间接地从东亚节俭者那儿借来了这些钱，特别是中国。美国公债中的外来剩余投资，尤其保证无须同等程度地减少政府支出就可以实现反复的税收削减。自从房产泡沫爆破，美国的个人贷款就开始下降，由此导致的需求缩减被政府债务的进一步增长所部分抵销。如果“赤字鹰派”(deficit hawks)在政府借贷遽减上最终获胜，会发生什么，目前尚不明朗，但很可能结局并不乐观。

如上所述，我们正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形势下为本书的这一版收尾。

—End—

本文原载于《贸易打造的世界: 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4版），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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