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教条主义与多元主义的较量

我喜欢不确定性。谨慎、猜疑、自我怀疑、试探：这些是我们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的立足点。当人们对自己无比确信时，我才感到担心。错误的确定比不确定更糟糕。然而，后者孕育了前者。

在20世纪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新教条主义与科学的新决定论是互补的。改变可能是好事。风险总是有的。为了摆脱不确定性，选民会屈从于聒噪的小个子和轻率的解决方案。宗教转变为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民众把矛头指向了以移民和国际机构为首的对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因素造成了所谓的变化。残酷而代价高昂的战争始于对资源枯竭的恐惧。这些都是极端的变化形式，往往是暴力的，并且总是带来危险，人们出于保守的原因而接受它们，只为了保留熟悉的生活方式。即使是近期发生的革命也常常令人沮丧地带有怀旧性，渴望回到一个平等、道德、和谐、和平、伟大或生态平衡的黄金时代，而这样的时代通常只存在于神话里。20世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者呼吁回归原始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回归中世纪伊斯兰教的荣耀，回归使徒的美德，或回归工业化之前那个时代的天真无邪。

《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著

赵竞欧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月

宗教发挥了令人惊讶的作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俗的先知预言了它的灭亡。他们认为，物质上的繁荣可以代替上帝来满足穷人。教育会使本来愚昧无知的人不再时刻惦记着上帝。对宇宙的科学解释会使上帝变得多余。但是在政治失败和科学幻灭之后，宗教为任何希望宇宙和谐而适宜生活的人保留了下来，宗教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到20世纪末，无神论不再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宗教激进主义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运动，也许还是最危险的运动。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宗教激进主义，和科学主义以及狂妄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样，也是20世纪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人们选择的错误的确定性之一。

如我们所见，宗教激进主义始于芝加哥和普林斯顿的新教神学院，是德国学术界对《圣经》的批判性阅读所致。像其他书籍一样，《圣经》也带有其成书年代的烙印。《圣经》的作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呼他们为神意的人类传递者）和编者的想法扭曲了文本。然而，宗教激进主义者阅读《圣经》时，却似乎认为其中的信息不含有历史背景的成分和人为的失误，把对文本的解读误当成不可挑战的真理。这种信仰建立在文本之上。没有任何批判性的诠释可以解构它。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否认它。任何所谓的神圣经文都可以引发纯字面意义的教条主义解读，而且确实经常有人这样做。

宗教激进主义是现代的：起源于不久以前，在更晚近的年代产生了吸引力。尽管其断言看起来有悖常理，但不难理解为什么宗教激进主义在现代世界兴起并盛行，而且从未丧失其吸引力。研究这一主题的重要权威卡伦·阿姆斯特朗认为，它也是科学的，至少渴望是科学的，因为它认为宗教可以还原到与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关系的层面上。它是毫无魅力、单调乏味的，是被剥夺了魅惑力的宗教。它代表了现代性，模仿着科学，反映着恐惧：宗教激进主义者表达了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对“大撒旦”和“敌基督”的恐惧，对混乱和陌生的恐惧，尤其是对世俗主义的恐惧。

尽管属于不同的传统，但共同的过激行为使它们拥有容易辨认的特点：好战，对多元主义抱有敌意，坚决将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其中的极端分子会向社会宣战。然而，大多数宗教激进主义者都是善良的普通人，平时努力与邪恶的世界共存，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把信仰留在宗教场所的门口。

然而，宗教激进主义是有害的。怀疑是所有信仰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是自圣安瑟伦以来每个有头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祈祷。任何否认怀疑的人都应该听三次鸡叫。理性是一种神圣的天赋；如果像18世纪的马格莱顿派新教徒那样，认为理性是邪恶的陷阱因而压抑它，便无异于思想上的自断手足。宗教激进主义需要封闭的头脑，而且需要人搁置批判的能力，因此对我而言，它似乎不能算是宗教。新教激进主义有一个明显的错误认识，认为《圣经》不是经由人手而成的，没有沾染人类的缺陷。宗教激进主义者在经典中读到维护暴力、恐怖行为和以血腥的手段要求道德服从与思想顺从的部分，便肆意扭曲了经文的本意。某些宗教激进主义派别要求绝对服从，有偏执的规矩，摧毁个人的身份认同，对所谓的敌人发起仇恨行动或暴力行动，使人回想起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他们如果获得权力，就会使所有其他人的生活变得痛苦。同时，他们还猎杀女巫，焚烧书籍，散播恐怖。

宗教激进主义低估了多样性。对不确定性的一种迥然不同的反应是宗教多元主义，它在20世纪有着类似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印度教的伟大发言人、宗教多元主义的使徒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在1902年去世前发出了这一呼吁，当时还没有人能预言确定性的崩溃。他颂扬了所有宗教的智慧，并主张“万法归一”。与相对主义相比，这种方法有着明显的优势：它鼓励经验的多样化——这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方式。在呼吁多元文化和多元世界的过程中，它压倒了相对主义。对于信奉特定宗教的人来说，这代表着对世俗主义的致命让步：如果没有理由偏爱众多宗教当中的某一种，为什么纯世俗的哲学不能成为同样好的选择呢？在多元信仰的彩虹中，为什么不能加入更多层次的色彩呢？

在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他们会成为胜利者。在地位动摇时，他们则意识到普遍主义（ecumenism）的优势。在他们统治的地方，他们可以迫害别人；在他们被迫害的地方，他们则大声呼吁宽容。在19世纪与世俗主义（见第八章“进步的平衡：寻找一种新信仰”）的斗争失败后，对立的基督教团体开始表现出对“广泛的普遍主义”的渴望，把各种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1910年的爱丁堡会议旨在让新教传教士协会彼此合作，并发出号召。天主教会一直对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保持着冷漠态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会众的不断减少引发了改革的情绪。在20世纪后期，特别的“神圣联盟”（holy alliances）开始携手对抗反宗教的价值观，例如天主教徒、浸信会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放宽堕胎法，或试图合作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节育政策。跨信仰组织共同努力促进人权和限制基因工程。分歧不大的信仰给愿意为宗教代言或争取宗教选民的公众人物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建议具有自我破坏的性质，他敦促听众信奉某种宗教，但他认为，无论是哪种宗教都无关紧要。威尔士亲王在多元文化的英国提出自己扮演着“信仰捍卫者”的角色。

宗教多元主义在最近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但它能否持续下去？宗教仇恨和相互暴力对抗的丑闻，在宗教历史上曾经如此不堪，但它们似乎是可以克服的。然而，宗教在彼此之间每找到一个共同点，它们主张自身独特价值的基础便缩小一分。从21世纪迄今发生的事件来看，信仰内的仇恨比信仰间的爱更强大。什叶派和逊尼派互为仇敌。天主教徒中支持自由主义的人，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似乎与世俗的人文主义者有更多的共同点，而非与教宗至上主义者或保守的新教徒更有共同点。穆斯林是缅甸佛教“圣战”的受害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基督徒面临着被达伊沙狂热分子消灭或驱逐的命运。就像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笔下蹄声渐响的神一样，宗教战争不断地传播毁灭和散布禁令，使那些认为自己早就埋葬了嗜血之神的世俗掘墓人感到困惑。

宗教多元主义与世俗多元主义有着相似的悠久历史。甚至在弗朗茨·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开始为文化相对主义积累证据之前，一个此前属于主流以外的地方就出现了未来的多元主义的早期迹象。古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都落后于时代：奴隶制在那里挥之不去。人民一直在呼吁独立，但总是不成功。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1898年的革命者终于粉碎了西班牙帝国并阻止了美国的接管。在新成立的主权国家古巴，知识分子面临着在众多传统、族裔和不同肤色的群体当中建立一个国家的问题。学者们——首先是白人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然后是越来越多的黑人学者——以与白人平等的方式对待黑人文化。奥尔蒂斯在狱中采访罪犯并对其进行侧写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黑人对国家的贡献，并为此而感激黑人。巧合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是白人音乐家发现了爵士乐，也是白人艺术家开始尊重和模仿“部落”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属西非，“黑人意识”（Négritude）找到了出色的代言人——非裔诗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和莱昂·达玛斯（Léon Damas）。人们越来越相信，黑人在西方传统上重视的所有领域中都与白人成就相等——也许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更为优秀或更早出现。人们发现黑人中也有天才，这鼓舞了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在南非和美国，民权运动受到阻挠却不断壮大，这些地方的黑人在法律上仍然得不到平等地位，种族偏见和残余的社会歧视依然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个价值体系可以赢得普遍的敬意，各种宣称自己至高无上的信仰已经破灭。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白人帝国从非洲的撤退是最明显的结果。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根据后殖民时代的需要调整了优先关注对象，发掘出重新思考世界史的理由。传统上认为伊甸园这一人类的发源地位于亚洲的东端。伊甸园以东再无别处。20世纪初的科学判定可辨认的最早人类化石发现于中国和爪哇，似乎证实了这一冒险的假设。但它其实是错误的。1959年，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夫妇在肯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一具似乎正在制造工具的人形遗骸，已经有175万年的历史。他们的发现促使罗伯特·阿德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人类是从东非这一个地方进化出来的，并从那里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更多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祖先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初，脑容量很大的能人（Homo habilis）被发现。1984年，人科的晚期物种直立人的骨架显示，100万年前的人族有着和现代人一样的身体，如果当年的某个人穿越到今天，和我们共坐一张长椅或共乘一辆公共汽车，我们可能压根就不会注意。197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发掘工作更令人瞠目结舌：他将自己发现的拥有300万年历史的可直立行走的人族的骨骸称为“露西”，这个名字源于当时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流行歌：《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这首歌的歌名首字母暗指LSD，也就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迷幻药，而在当年，约翰逊的重大发现也有如此致幻的作用。第二年，有人在“露西”附近发现了250万年前的用玄武岩制成的工具。紧接着在1977年，人们发现可追溯到370万年前的可直立行走的人族的脚印。考古学似乎证明阿德里的理论是正确的。当欧洲人从非洲撤退时，非洲人将欧洲中心主义从历史中抹去了。

19世纪的大多数理论家都赞成具有单一宗教、族裔和身份的“一元化”国家。然而，在帝国主义结束之后，多元文化对和平至关重要。重新划定的疆界、无法控制的迁徙和急剧扩张的宗教使得统一性变得不可能。过时的种族主义使得同质化的措施几乎无法实现，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那些仍在为种族纯洁性或文化一致性而奋斗的国家会遇到“种族清洗”的创伤时期，这是20世纪末对成串的眼泪和无情的屠杀的委婉说法。与此同时，对立的意识形态在民主国家中展开竞争，而使它们维持和平的唯一途径是政治多元化——允许观点或许不可调和的政党以平等的地位进入政治舞台。

大帝国总是包容着生活方式迥异的不同民族。然而，通常每个帝国都有一个主导的文化，其他文化不得不包容它。在20世纪，仅仅包容是不够的。敌意助长了教条主义：如果遭到反对，人们只好坚称唯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想为非理性的主张召集拥护者，人们需要一个敌人来辱骂和担忧。但是，在一个由多元文化社会组成，由大量移民和频繁的文化交流形成的多元文明世界中，仇恨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们需要能带来和平、产生合作的观念。我们需要多元化。

在哲学中，多元论认为一元论和二元论（见第三章“世界的图景：一元论对二元论的挑战”）不能概括现实。这一主张在古代就有充分的记载，它有助于启发一种现代信念：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可以容纳多种平等的文化，包括宗教、语言、族裔、共同身份、历史记录、价值体系。这一观念逐渐发展壮大。在有人将其表达出来之前，真实的经验就已经给出例证：从萨尔贡大帝开始，几乎每一个大型征服国家和古代帝国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通常认为以赛亚·伯林是多元论的最佳阐释者，他是一位到处漂泊的知识分子，而像他这样因为动荡的时局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之间奔波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还有很多——就伯林本人的情况来说，他出生于拉脱维亚，最终在牛津大学的公共休息室和伦敦俱乐部获得荣耀的地位。他解释说：

有很多价值观是人们可以追求的，人们也确实会追求这些价值观，而且……这些价值观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无限的：人类价值观的数量，在维持自己的人类外表和人类特质的同时可以追求的价值观的数量，是有限的——比如74个，或者122个，或者26个，但都是有限的，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由此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一个人追求其中的一种价值观，而我并没有，那么我可以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追求它，或者站在那个人的角度去设想，如果是我被吸引去追求那种价值观，会是什么样子。因此，人类是有可能相互理解的。

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于文化相对主义。比如，多元主义不一定要容忍令人厌恶的行为、错误的主张以及可能让人反感的某些邪教或信条：举例来说，可以不接受纳粹主义和同类相食。多元主义并不禁止价值比较：它允许和平地争论哪种文化是最好的（如果说有的话）。用伯林的话来说，多元主义认为“多元价值是客观的，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类主观幻想的随意产物”。它有助于多元文化社会变得可以设想和可行。“我可以进入与自己不同的价值体系，”伯林认为，“对于所有人来说，必须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一些不同的价值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元主义必须容纳反多元主义，而反多元主义仍然大量存在。21世纪初，由于对多元文化的反感，“文化融合”政策在西方国家吸引了选票。在这些国家，全球化和其他大规模的凝聚进程使大多数历史性群体越发捍卫自己的文化。说服不同文化的邻国和平共处，在任何地方都变得更加困难。多元国家似乎容易破裂：一些国家以暴力的方式分裂了，如塞尔维亚、苏丹和印度尼西亚。另一些国家经历了和平解体，如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或重新协商共处条件，如英国的苏格兰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区。尽管如此，多元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因为它保证了多样化世界唯一可能实现的未来。这是全球人民共有的唯一真正一致的利益。矛盾的是，多元主义也许是唯一能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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