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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雨巷的戴望舒

杭轩 浙江宣传 2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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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说到戴望舒,永远有一条绕不过去的雨巷。1927年夏,避居松江友人家的戴望舒枕着夜雨与彷徨,以故乡——杭州大塔儿巷为原型,创造了雨巷和丁香姑娘这两个具有跨时空意义的诗意形象。

这首为他带来无数赞誉的《雨巷》,也让世人一直误读了戴望舒其人,给他打上了忧郁、彷徨、寂寞的标签。

事实上,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戴望舒走出了书斋,直面残酷的现实,不仅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以实际行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回望戴望舒人生的下半场,他从“雨巷诗人”转变成为爱国志士,以笔为戈,书写着家国情怀的新诗篇。

下雨天的杭州小巷里,最能感受《雨巷》的诗意




写这首诗的时候,戴望舒处于人生的迷茫期。

经过了大学先进思潮的洗礼,20岁出头的戴望舒已加入共青团。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戴望舒与同学一道躲避在施蛰存松江的家中。彷徨时刻,戴望舒遇上了十八岁的施绛年,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丁香姑娘。

这是一首充满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新诗,犹如一幅用文字画就的水墨丹青。

朱自清评《雨巷》时说:“他(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

当然,更为让无数人沉醉的,是对美与爱情的追求,《雨巷》写出了无数人心中最美好的模样,这才是96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钟情《雨巷》的原因。

现在的大塔儿巷(雨巷) 图源:上城发布

有学者评价说:“戴望舒积极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诗。”

“诗的韵律不应只有肤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这是戴望舒对新诗的理解。

内容重于形式,这和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兴起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诗,抛弃了韵脚的束缚,承继了中国诗歌的精髓。戴望舒一生创作的九十余首诗,大多以中国民族文化为魂,推动中国的新诗走出了一条新路。



写完《雨巷》后不久,在杭州大塔儿巷,戴望舒写了一首风格意境迥异的《断指》。

“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底痕迹,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那抹赤色让原本为悲伤沉沦的人们受到鼓舞,“它很灿烂地在这截断的手指上,正如他责备别人懦怯的目光在我心头一样”。

戴望舒

这首诗来源于戴望舒的亲身经历。1928年春,被戴家收留的共产党人孔另境带回了一则消息,杭县(今余杭区)县委书记池菊章牺牲了。池菊章投身革命前,曾感情受挫留下一截断指,却未曾想到这成了他最后的遗骸。

当哀怨的丁香凋谢,埋葬断指的土地上开出了新花。

香港沦陷后,戴望舒在理发店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日寇“阴湿,窒息的窄笼”里,戴望舒经受了足以磨灭肉体的苦刑:“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肉体的苦难没有让戴望舒屈服,在狱中他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名字,心存死志留下了“精神遗嘱”《狱中题壁》。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七个星期后,时局缓和,戴望舒被友人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用血泪凝成了人生最强音: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我用残损的手掌》)

尽管遍体鳞伤的身体就像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他依然对“永恒的中国”充满信心,坚信“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正如戴望舒在《偶成》中所写: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是的,像花一样重开的这一天,终会到来。



诗歌并不是戴望舒为国战斗的唯一武器。怀揣着担当道义的知识分子情怀,戴望舒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为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斗争。

在香港期间,他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编辑。戴望舒在创刊小言中写道:“《星座》能够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职责。”

短时间内,郁达夫、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红等作家以及来自延安的作品出现在《星座》,使之成为当时抗战文艺的舆论阵地。

戴望舒一生翻译过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著作。他的翻译快速而精准,又兼具艺术性。翻译本约明·高力里的《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他只用了半个月。1941年,本书的全部以《苏联文学史话》为题在香港出版,戴望舒在译者附记中写道,作者的目的是要指出“俄国的文学是怎样的去和革命相结合,又从那一条路去和它结合。”

作为译者,戴望舒像一条纽带,将革命的思想带入了祖国。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翻译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阵营的著作,这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报道、苏联小说。

逝世之前,他仍带病坚持甚至提前办理出院,要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法语。

位于北京万安墓园内的戴望舒墓


1950年初春,戴望舒溘然长逝。他被静静葬在了北京西山脚下,与朱自清毗邻而居,茅盾所题的碑文仅“诗人戴望舒之墓”七个字。

诗言志,戴望舒的作品就像一滴水,饱含着朴素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个人虽历经苦难而始终满怀胜利信心。尽管时代在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在各个领域闪耀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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