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尚景建：假名

敬请关注——>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202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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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假名

摘要：

假名是指作者隐匿真实姓名、采用虚构名字进行写作的方式, 这种行为广泛地存在于文学、艺术、政治、网络等多个领域。早期的假名源于口传文学的局限性和对经典的模仿, 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叙述策略, 作者试图掩饰身份, 疏离与读者的关系, 表达多样的自我。克尔凯郭尔在写作中使用大量的假名, 将假名视为方法论, 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间接沟通方式, 以此反对理性的直接性和浪漫主义者对自我的过度推崇, 并重新界定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关系, 预示了“作者之死”。热奈特认为假名参与了作品书写, 是文本虚构的一部分, 有“类文本”特性。他区分了假名的多种形态, 并称其为“诗学行为”。

关键词：

假名; 作者; 克尔凯郭尔; 热奈特; 类文本;

略说

假名 (Pseudonym) 一词来自希腊语ψευδώνυμον, 它由谎言 (pseûdos) 和名字 (ónoma) 组成, 意指“虚假的名字” (false name) 。鲁姆 (Adrian Room) 对假名的来源和范围做了界定:“假名是指不同于原始的真名 (orthonym) , 同时按照流行的理解是指一个人为了特殊的意图而使用新名字, 通常情况下是指作家采用的笔名 (pen names) 和演员采用的艺名 (stage names) ” (3) 。广义的假名包括封号、谥号、战争代号 (nom de guerre) 、网名 (user names) 、嫌犯隐名, 以及商业、科研 (Given 692-93) 和恐怖事件中的假名现象;狭义的假名主要是文学、艺术、影视领域中使用的笔名和艺名。本文则集中考察文学领域中假名的缘起、现状、理论等问题, 它与笔名的内涵和外延相似, 比如朗文在线词典将假名与文学主题相关联, 并和笔名同步解释。虽然在非文学领域中, 界定假名主要是指向其“虚构”的特征, 但仍然将它和笔名放到一起阐释 (Tilborg and Jajodia 992-93) 。在这个意义上, 假名属于作者的范畴。从社会角度来看, 假名受制于历史、宗教、哲学等因素,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 它广泛涉及到个人隐私、法律、商业等问题 (993) , 从而体现了更多的社会属性;从作者个人角度来看, 假名既是书写策略, 也是自我的“心理疗法”:“它允许作者去生产严肃的文学作品, 也可以让一个人有简单的罪恶快感, 它可以激发空前的创造性破裂, 并提供医治痛苦的良药” (Ciuraru xix) 。与假名相关的还有真名、署名 (onymity) 、多名 (polyonymity) 、托名 (allonym) 、化名 (alias) 等概念。

综述

文学中的假名

艾布拉姆斯 (M.H.Abrams) 用“文化历史学家” (cultural historians) 的视角考察了作者的形态 (15-16) , 从中看到假名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在口传 (oral) 文学时期, 囿于即兴创作和文本载体的匮乏, 作者处于隐匿状态, 通常以托名或假名方式出现;在手抄本向印刷术转变时期, 由于受到经济和责任感的“刺激”, 作者的地位凸显出来, 但假名也成为躲避危险言论的方法;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中“知识产权”观念的兴起以及浪漫主义对天才和原创性的追求, 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固化, 假名逐渐脱离历史因素的制约, 作者用假名掩饰身份, 参与文本虚构, 从而更多展示了假名的诗学特征。总之, 假名源自作者, 是作者众多身份之一, 同时也表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质疑、疏离乃至反抗。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假名现象 (Rist 75-91) , 早期的文学通过口头传诵, 大众通常会把作品归给某一个人。比如荷马史诗由集体创作并在部落中流传, 混融了不同世纪的爱尔尼亚 (Ionia) 和伊欧里斯 (Aeolis) 方言, 说明它并非来自某一特定的时代和固定的作者, 所以荷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假名” (Gary 351) 。伴随着希腊早期图书馆的建立, 逐渐形成了关于版本以及作者的相关学科, 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有了命名权和所有权, 很多作家意识到通过署名可以为自己树立名望。这样, 作者的真名和假名就形成了区分, 假名成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彰显出来。

同样, 古希伯来文学中的假名写作也普遍存在, 《旧约》时代有很多假名作品。这些假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无意识假名写作。早期人类文学记忆通常并不精确, 会将作品归给氏族领袖或英雄人物, 比如《诗篇》都归在了大卫的名下, 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诗歌和大卫有直接关系 (Coogan and Bruce 626) ;同样, 智慧故事都假托所罗门之名, 而“合法文学”、教义则大多假托摩西之名。其二是有意识假名写作。很多人假借先知之名创作, 而先知的话又来自上帝之口, “因此使徒宣称他对自己写作的著作权, 但作者什么都不是, 只是圣灵的工具” (Aland 39-49) , 这样假名方式就使作品拥有了权威性和神性。第三种则是为逃脱罪责的假名写作。一些异教徒为了免受惩罚, 通过假名隐藏自己的不合法身份, 并形成数量巨大的次经 (apocrypha) 和伪经 (pseudepigrapha) , 德尔图良、李安迪 (Leontius of Byzantium) 等人都对这些假名做过辨析考证。

文艺复兴以降, 伴随着宗教领域辨认伪经工作的深入开展, 假名由以往被赋予神性权威的行为, 变成了抄袭和欺骗的手段, 对假名的研究则成为道德和法律上的批判, “处在更高的批评和对抄袭、伪造的调查之中” (Ezell 17) 。比如普拉齐乌斯 (Vincent Placcius) 和巴耶 (Adrien Baillet) 通过对假名的整理揭示作者真实身份, 认定假名乃是“欺骗”, 由此形成了一种作者的文学所有权 (literary ownership) 观念, 为之后的版权法规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如此一来, 假名和作者之间就由原来的从属关系变成了二元对立关系, 其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

但这并不是说假名和作者真名不能同在, 在《小说百科全书》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Novel) 中, 假名成为“作者”词条中首要讨论的问题。19世纪女作家的假名和作者身份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男人统治文学, 女人缺乏写作的能力, 或者没有权利写作。女性作家要想写作, 必须遮掩自己的身份, “通过假名的方式潜入男性书写的领地内……即便不是所谓的标准, 但至少也是一种标准” (Logan 118) 。这就是说, 女人要想写作就必须假借男人之口, 而一个男性假名是她们进入文学界的通行证。所以, 勃朗特三姐妹分别使用了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的假名;埃文斯 (Mary Ann Evans) 使用了乔治·爱略特的假名, 杜邦 (Amandine Aurore Lucile Dupin) 则使用了乔治·桑的假名。伍尔夫在作品中多次描述这个时期女性作家对自己身份的缄默态度, 控诉针对女性“不准写作”的禁令 (“Women and Fiction”47-53) 。她认为女性作家使用具有男性特征的假名不但是生存的策略, 更是深层次地祛除作者女性特征的行为:“乔治·爱略特和勃朗特小姐使用男性的笔名进行写作, 不只是为了能得到公平的社会评论,也是为了摆脱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 (“Women Novelists”12) 。女性作家的假名行为体现了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和异化, 写作要使用男性之笔, 女人要想写作只能通过这种“易性术”才“有权写作”, 所以鲁姆称女性假名作者为“次群体” (subgroup) 和“特殊的群体”(3)。

文学中的假名, 最常见作用是为了展示多重的自我, 以司汤达为假名的贝尔 (MarieHenri Beyle) 最具代表性。贝尔一生使用了多达两百余个假名, 在其日记和书信里有成组的“集合”式假名, 通过这些假名, 他模仿了亚里士多德、奥维德、塔索、莎士比亚、弥尔顿和莫里哀等人的作品。虽然有学者指出这些假名与他的自卑以及童年经历有直接关系, 但依靠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贝尔的不同假名表达了不同的思想, 而并非随意为自己取名, “假名和多元性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暗含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内在逻辑” (Starobinski 80) , 由此形成了“贝尔主义” (Beylisme) 。通过假名, 贝尔寻找、确立自我, “缓慢地塑造身份”, 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风格、主题和思想等:“贝尔通过这些假名可以成为一个悲剧诗人、‘引人注目的个体’、自由的灵魂和人类心灵的鉴赏家 (connoisseurs) , 以及其他任何人, 成为司汤达自己” (Schoolcraft 261) 。对贝尔而言, 各种假名建构了他的成长之路和多维思想, 司汤达这个假名是其成熟的标志。读者知晓司汤达甚于贝尔, 恰恰说明假名对真名的超越。

以上谈及的假名与文本、作品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表面化。但有一些作家把假名虚构到作品当中, 并构成作品叙事的一部分, 这种假名最具文学特征。比如斯威夫特在出版《格列佛游记》时不但在前言中使用假名格列佛, 还为这个假名虚构了故事:格列佛现年五十八岁, 原来是个外科医生, 后来成为一名船长, 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部游记。比这更为巧妙的是梅里美, 他在作品《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选》 (Le Théâtre de Clara Gazul) 中使用了双重的假名写作。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女作者——西班牙女演员加祖尔, 为了使这个假名真实可信, 他在前言里为加祖尔写了一个简短的自传, 并在卷首插页上为她绘制了画像;其次他又虚构了一个翻译者莱斯特兰奇 (Joseph L’Estrange) , 告诉大家这是他的一部翻译作品。通过这种方法, 梅里美和自己的作品之间就形成了“套娃”的关系, 由作者身份变成了“翻译者、编辑者、叙述者和旁观者” (Gerould 122) 。在这两部作品中, 读者必须首先进入假名的语境, 然后穿越假名抵达文本。一般而言, 作者的名字是文本的局外人, 但此类假名却参与到作品的叙述中, 由简单的命名行为变成了文本写作。

贝尔将假名当作多重自我的面具, 不同的假名表达不同的思想;而斯威夫特和梅里美则将假名镶嵌到文本叙述中, 作为文本的假名才真正体现出它的文学和诗学意义。克尔凯郭尔 (Søren Kierkegaard) 在写作中延承了这两种做法, 同时也将假名当作批判时代弊端的手段, 并将假名行为提升至方法论的高度。

克尔凯郭尔的“假名”

克尔凯郭尔不但进行假名写作, 还将假名视为寻找自我本质的方式:“‘假名’和‘多名’不是我个人本性中‘偶然’的基础, 而是生产自我本质的基础” (Concluding 625) 。通过假名写作, 克尔凯郭尔批判了19世纪的主潮思想。就美学而言, 他反对浪漫主义作家直白地表达内心情感, 而假名写作既可降低作者的“过度表达”, 又能使读者积极介入到阅读中, “通过使用假名面具, ……吸引着读者:我们想知道藏在假名后面的人是谁” (Golomb27) , 从而提升读者的地位。就哲学而言, 克尔凯郭尔反对黑格尔将理性观念直接灌输给读者, 认为应该恢复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方式, 通过变换不同的身份视角, “间接”传达真理, 而假名身份可以促使读者寻找自己的真理。就宗教而言, 克尔凯郭尔反对当时教会的“群体信仰”形式, 认为信仰是个体行为, 假名阅读中可以让信仰者不受作者的影响, 单独面对信仰本身。通过使用假名, 克尔凯郭尔试图重建上帝/个人、作者/读者、自我/他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恢复丧失的主体性, 所以假名是他“间接沟通” (indirect communication) 的重要方法。

克尔凯郭尔将假名严格地限定在对世俗领域的思考中, 面对世界和他人, 可以带上假名面具, 但面对上帝必须使用真名。他在“人生诸阶段”的“美学”“伦理”“宗教”三阶段中, 前两个阶段使用假名, 表达了美学和伦理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而在宗教阶段的著作中, 他则使用真名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信仰乃是绝对的、真正的生存方式。在1846年《最后的非科学性附言》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的结尾, 他公开了自己的假名和署名作品, 说自己不必为假名作品负责, 但在署名作品中则需要承担责任:“众所周知, 我的作者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假名, 另外一种是署名 (signed) , 假名作者是诗性的特质, 诗意地维持可以让所有的东西浸染到他们的诗人个性里, 有时我会在署名作品前言中小心翼翼地解释假名要说什么” (366) 。

克尔凯郭尔一再否认自己与假名之间的关系, 认为作者之所以要使用假名, 是因为假名有着独立于作者的个体性, 在假名和作者真名表达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些假名作品没有一个字属于我” (Concluding 626) 。作者有着诸多的观点和思想, 不是单一的主体, 他需要多重的假名面具来表达这些独立的思想。在写作《非此即彼》 (Either/Or) 时, 克尔凯郭尔曾设想用一个“浮士德式怀疑主义者” (Faustian doubter) 的假名阐明自己的观点, 其中的假名作者的观点和作者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克尔凯郭尔曾经想设计一卷由虚构人物写成的假名书信, 不但有历史、文学的重要意义, 还可以形成对持续风险的告诫:不要把他的假名作品和他的‘诗人’之作归结于他这个人” (662) 。劳瑞 (Walter Lowrie) 和普尔 (Roger Poole) 都认为假名作品的思想完全独立于克尔凯郭尔, 甚至批评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的“无视” (qtd.in Caputo 69) 。

具体写作过程中, 克尔凯郭尔对每个假名以及假名发表的作品做了精密的计划。在《非此即彼》中, 他使用了埃尔米塔 (Victor Eermita) 、A、约翰尼斯 (Johannes) 、B、威廉法官和威廉法官的朋友等假名身份进行写作, 这六个假名分成三类:A和约翰尼斯是上卷“美学阶段”的假名;B、威廉法官和朋友是下卷“伦理阶段”的假名;而埃尔米塔则是整部作品的假名。不同的假名代表不同的阶段, 表现为不同的特征:A和约翰尼斯的作品记在精美的“羊皮纸” (vellum) 上, 使用“诗意”的箴言和抒情语言形式写作, 但文风和格式散乱, 时间概念不清晰, 体现了美学阶段缺乏目的性的、随意的风格。B、“威廉法官”和朋友的写作内容, 由撰写整齐、逻辑性强的论文组成, 其中间杂着法律文件和讨论道德的“文献” (document) , 体现了伦理阶段严肃的人生态度。作为编者的埃尔米塔只是客观地罗列了不同的观点, 而没有进行价值判断。克尔凯郭尔借埃尔米塔之口告诫读者:“当阅读此书时, 应忘记作者A和B, 不同的观点彼此对立, 不要期待特定人格中任何最终的结论” (Either/Or 7-14) 。

通过这两类不同的假名, 克尔凯郭尔展示了人生“美学阶段”和“伦理阶段”的不同:美学阶段表现为激情和感性的个人享乐主义, 而伦理阶段的人则注重反思, 是严肃的群体行为:

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 (Johannes Climacus) a在《最后的非科学附言》一则附录中, 就细节讨论了《非此即彼》与其他假名作品的实质关系, ……包含了《非此即彼》的各种“要素”:审美与道德, 直接与反思, 个人与普遍的人, 时代与永恒, 特定的历史与个人在历史中的获取, 片刻与时刻, 存在的辩证与自由的运用, 肉体之爱与伦理之爱, 诗意的存在与道义的存在, 失望与希望, 可能性与现实性, 选择固有与超越, 内在与外在, 隐匿与开放, 想象与现实, 思想与现实, 知识与行动。(Either/Or xii-xiii)

即使同样在“审美阶段”, A和约翰尼斯两个假名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别。A解析了唐璜对女性进行肉体诱惑的行为, 约翰尼斯则在《诱惑者日记》中展示了对女性的精神诱惑。两个主人公有共同的拉丁文词源Iōánnēs, 代表“爱欲”的“辩证法”:唐璜表达的是直接性的肉欲, 没有任何精神因素;约翰尼斯则代表的是反思性的爱欲, 他无视肉体, 渴求精神之爱。不但如此, A和约翰尼斯还分别体现出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

A先生讥刺性的反讽, 反映了一种“浮士德式怀疑主义者”的语气, 代表与《论反讽概念》中“反讽是一种受控制的因素即反讽的真理”相对照的观点, 是一种绝望的唯美主义反讽。另一方面, 《诱惑者日记》是《论反讽概念》中探讨浪漫个人主义的明确案例, 是对施莱格尔称生活为“一件艺术品”“轻盈之舞”观点的详尽刻画 (Either/Orix-x) 。

克尔凯郭尔通过众多假名构成了多声部 (polyphony) 思想, 从而展示出作者思想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他的假名多由相同、相近或相反的词语组成, 表达相似和相反的思想:“克尔凯郭尔的每一个假名都表达特定的思想, 克里马库斯表达了对信仰的怀疑的窘境, 哈弗内斯 (Vigilius Haufniensis) 表达了对罪和焦虑的心理学分析, 斯兰提欧 (Johannes de Silentio) 和康斯坦提乌斯 (Constantin Constantius) 表达了克尔凯郭尔与爱人蕾吉娜伦理阶段的诗性关系, 安提-克里马库斯 (Anti-Climacus) 表达了理想的基督教精神” (O’Hara16) 。从克里马库斯与安提 (反) -克里马库斯两个相反的名字就可以看到, 克尔凯郭尔想要表达完全悖反的思想, 这些假名构成了庞大的相互关联的思想群落, 共同组成斑驳繁复的思想。

克尔凯郭尔认为通过假名方法可以回归苏格拉底的传统, 降低自我在写作中的决定性地位, 让读者从大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个体”:“现代的策略之一就恰恰在此——废除‘我’, 废除作为私人的我……把谈论我的诗化的人格 (poetized personalities) 作为实际生活——我的假名——的中心。我做了我所能做的, 从而使得同时代的人再次适应来听——一个作为个人的我所说的话——我, 而不是虚幻的、纯粹的我及腹语术 (ventriloquism) ” (Journals88) 。这种方法让每个读者积极地参与到文本中, 提高了读者的地位, 降低了作者的权威:“从一开始, 我就重复强调, 从不更改自己的观点, 我‘没有权威’, 我只认为自己是著作的读者, 而并非作者” (Point of View 12) 。

由此可见, 假名生发出“作者之死”, 推动了读者的诞生, 这种思想在巴特 (Roland Barthes) 和福柯 (Michel Foucault) 身上清晰地表达出来。巴特认为作者并非作品的起源;作者只有在写作中缺席, 作品才能凸显主体性:“陈述过程在整体上是一种空的过程……作者从来就只不过是写作的人” (297) 。福柯认为, 虽然写作意味着作者对自我身份的疏离和“涂抹”, 但作者的隐退恰恰彰显了“作者之名”, 文本中缺席的作者让位给了在场的名字:“作者之名并不像其他的专名 (proper names) , 它不能从话语的内部穿越到它所产生的真实外在的个人, 作为替代, 名字始终都是在场的, 它标志着在文本边缘之内揭露文本, 或者最终赋予它文本特征以及存在模式” (107) 。福柯将作者之名划定在文本之内, 赋予它以文本性;而热奈特则更为深入地推进了这种思想, 他从“类文本” (paratexts) 的视角对作者之名和假名做出剖解, 使假名更具文学涵义。

作为“类文本”的假名

热奈特 (Gérard Gennete) 既不认同传统文学批评中作者凌驾于文本之上的作者中心主义, 也不认同后现代主义认为作者已死的文本中心主义。他用A-N-P (Author-NarratorProtagonist) 代表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三种要素, 重新建构了叙述形态, 其中作者身份、作者的叙述方式都对文学性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热奈特论文集》138-47) 。在他看来, “作者之名 (author’s name) 、标题、前言、插图”等文本主体以外的所有因素都是作品的构成部分 (Gennete 1;许德金、张竹怡113) , 作者的真名和假名都具有文本特征, 共同参与构建文本, 热奈特称之为“类文本”。

在《类文本:阐释的门槛》 (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中, 热奈特把假名放到作者的概念中进行研究, 详细论述了假名作为类文本的呈现方式和特征。假名不但有传记性质, 涉及到作者对自己的态度、经历和思想等多个问题, 还承载着假名生成、演变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最重要的是它本身也属于作者的虚构创作, 是作品的一个部分。热奈特把作者的位置 (place) 、署名、匿名和假名这四种形态放到一起考察, 虽然假名与署名相比是一种“非法定名称”, 但却是屡见不鲜的文学“实践” (46) , 具有重要的意义。

热奈特将假名分成七种类型 (47-48) , 其中前两种是最基本的要素, 并由之衍生出其余五种。假名的第一种是匿名 (anonymity) , 作者信息“完全遗失”, 一些无名氏作品属于这种情况, 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小癞子》, 这本小说的作者、发表时间和地点都不得而知。匿名是无意识的假名, 并未体现作者的任何意志。第二种是假名伪作 (apocrypha) , 一些作者在某种目的驱使下假借“已知作者”的名字进行创作, 早期宗教作品中的伪经、旁经和次经都属于假名伪作。文学领域中也有较多的实例, 维亚拉 (Akakia-Viala) 和巴塔耶 (Nicolas Bataille) 假借兰波之名发表的《精神狩猎》 (La Chasse spirituelle) 是非常有名的代表, 也有很多针对《堂吉诃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巨著的假名伪作。第二种假名中, 作者有意识地参与具体写作, 文学史上很多人为了名誉、钱财而假借名人创作, 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广泛存在。

其余的五种则脱胎于上述两种假名, 是它们的“变体” (variant) 或“倒置” (reverse) 形式 (47) 。第三种是第二种的变体, 称为“许可伪作” (apocrypha with permission) :真正的作者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允许其他人署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第四种是第二种的倒置, 称为“抄袭” (plagiarism) , 是指某些作者将别人的作品归结到自己的名下, 也包括对其他作家语言、思想、表现方式的抄袭, 比如司汤达早期创作中曾有过类似的情况。第五种是第四种的变体和第三种的倒置, 这种假名称为“许可抄袭” (plagiarism with permission) 或“代笔”“捉刀” (ghostwriting) , 比如大仲马经常接受来自一个叫迈克维 (Auguste Maquet) 的专业写手的帮助, 而莎士比亚作品背后的代笔者也被推测为培根、马洛等人 (Garber2-3) 。以上五种假名只是作为文学现象呈现出来的, 有的甚至和作者无关, 更不能体现出作者对文本的虚构技巧, 所以它们的“副文本”特征并不突出。

第六种和第七种假名才是热奈特认为具有副文本特征的行为。第六种是第二种的另一个变体, 称为“想象作者” (imagining the author) :真正的作者将作品赋予一个虚构的假名, 并为这个假名设计出诸多的故事细节, 假名不仅是个名字, 还是一个参与文本虚构的人物, 梅里美的《克拉拉·加祖尔戏剧选》和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都使用了这种方法。第七种假名是第六种的变体, 指真正的作者只给出一个虚构的名字替代其真名,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信息, 而这种假名是常见的一种方式, 鲁姆列举的一万三千多个各种假名大多属于这种情况。热奈特在之后的讨论中主要针对这两种假名, 研究它们在文本中呈现的意义、伦理特征和作用等问题 (Paratexts 48) 。

显然, 第六种假名“想象作者”最能体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严密的构思。作者使用这种假名不是因为社会、历史等外部原因, 也没有涉及利益、名誉等, 只是为了文本虚构的要求。这种假名不仅是个名字, 而且有着自己的故事和“行动”, 它与文本内容组成叙述链条, 读者由对假名作者的描述进入文本。比如在《非此即彼》中, 克尔凯郭尔通过埃尔米塔之口, 将假名镶嵌到文本中, 形成了一千零一夜式的框架式叙述。读者首先要了解假名叙述的故事, 然后由假名的“类文本”进入真正的文本中, 这样在假名周围也形成了虚构的写作场域, 甚至文本主体都依附于它才能展开。作家塞尔策 (Margaret Seltzer) 使用了这种方法, 她用假名M.B.琼斯 (Margaret B.Jones) 出版了《爱与结果:关于希望和幸存的回忆录》 (Love and Consequences:A Memoir of Hope and Survival) 。作品用第一人称以“忏悔录”的形式展示了黑人女孩在底层生存、蜕变的现状, 涉及到性别、种族、黑帮、毒品等多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很快这部作品被证明是“纯粹的虚构”和伪造回忆录 (fake memoir) , 被出版商和读者视为欺骗的行为 (Rich 23) , 但作者设计的假名和假名背后的故事如此巧妙真实, 以至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

但文学中假名的“欺骗”和其他领域中假名的欺骗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社会活动、科研、网络等领域使用假名都受制于某种权限, 甚至负有法律责任, 这既是伦理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但文学中使用假名进行欺骗却是作者的“特权”。就作者而言, 使用假名是艺术虚构, 其“动机” (motives) 和“方式” (manners) 并不是真正的欺骗、教唆, 甚至完全是为了读者着想:“假名写作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虚假之中‘好的谎言’, 说谎者只是为了读者的利益才撒谎” (Donelson 18) 。就读者而言, 他们不会因为这种“欺骗”而受到伤害, 而且能够区分文学假名欺骗和其他假名欺骗, 正如热奈特所说:“在理论上, 读者接受视假名为作者的名字, 既不对它进行评估也不质疑其可靠性” (Paratexts 47)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学假名才较少受到法律、伦理的非议, 从而保持了独立的文学性和审美特征。

热奈特认为假名作为类文本, 不仅在于它参与了文本叙述, 最重要的是它和真名起到的作用迥然不同。如果一个假名没能引起读者注意, 那么假名与真名无异。只有当假名被读者明确意识到, 其作用才会凸显出来:“通过在场的假名, 对读者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产生影响” (48) 。假名必须激发读者的好奇, 让读者思考作者为何要用在场的假名替代缺席的真名?假名要隐匿哪些思想?就像苏格拉底在谈话中变换隐藏自己的观点一样, 作者隐退才能促使读者积极地参与到对话中:“当一个人用假名隐藏或者伪装他自己的时候, 我们好像受到了蔑视, 作者拒绝我们去了解他, 反过来, 我们想去知道” (49) 。通过这种方法, 作者和读者由以往的单边输入关系变成了双向交互关系, 读者不是被动接受, 而是主动进入阅读。在这一点上, 热奈特回应了克尔凯郭尔的观点。

由此可见, 假名不但让作者表达了多重思想, 同时也动摇了作者/作品之间牢固的父权制关系, 祛除了作者的光晕。更重要的是, 假名参与到文本叙述中, 拥有了“虚构”的特征, 从而成为“类文本”。正如热奈特总结的那样:“在克尔凯郭尔的案例中, ……通过类文本 (前言、传略等) 含义, 特别是通过文本含义 (主题与风格的自律性) , 这些位格 (hypostases) 每个都被赋予了虚构的身份” (52-53) 。

结语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 作者建构作品;但在假名写作中, 假名建构作者。假名的意义在于悬置了真正的作者, 用虚幻替代真实, 用缺席阐明在场。“作者是个缺席的在场, 他既在场又缺席” (Bennett 20) , 从而撼动了“作者中心论”。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假名亦是作者抵达读者的桥梁、保护自我的甲胄, 正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那样, 作者尼采隐退, 假名查拉图斯特拉才能真正出场。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讲真理, 完成“写给所有人的书”;同时尼采又用假名告诫读者, 在自己和读者之间还横亘着查拉图斯特拉, 因而它“又不是写给所有人的书”。所以假名是作者用一个面具遮盖在另一个面具上, 用一个“谎言” (真理) 叙述另一个“谎言” (真理) 。如此一来, 在作者—假名—读者之间形成了“断裂”, 而这种裂痕就生成了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所说的“文学空间”, 保护着文本的纯粹性:“这个距离就是结束作品的那种东西, 是使作品远离一切作者, 远离对作品已完成到关注, 把作品当作它既成的那种东西” (202) 。因此, 热奈特把假名当作诗学或美学行为:“显而易见, 使用假名已然成为一种诗学行为 (poetic activity) , 在某种程度上假名也可以看作是作品, 如果你能改变名字, 你就能写作” (Paratexts 54) 。在这个意义上, 与其说假名是一种写作策略, 不如说它就是写作本身。

（参考文献略，本文摘自《外国文学》2018年第01期，侵删）

作者简介：尚景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