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王悦：《汤姆·琼斯》中的不可靠叙述与早期现实主义语境——一种文化叙事学视角
近年来, 对于不可靠叙述 (unreliable narration) 的研究出现了历史文化转型的倾向。从布斯 (Wayne Booth) 将叙事的不可靠性定义为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分化的一种修辞手段, 到雅可比 (Tamar Yacobi) 、纽宁 (Ansgar Nünning) 等人将它转化成读者的阐释方法或认知过程, 不可靠叙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被加以研究。然而, 正如认知叙事学家泽维克 (Bruno Zerweck) 在文章《历史化的不可靠叙述:虚构叙事中的不可靠性和文化话语》 (“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 中所说:
由于不可靠叙述是解释策略的产物, 它是具有历史和文化变数的。它反映了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或美学话语在过去两个世纪内许多显著的历时和共时的发展。不可靠叙述因此可被认为是界于伦理学和美学之间、文学和其他文化话语之间的一种现象。而且, 如果我们把历史和文化层面置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中, 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最终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策略。(151-52)
叙事的 (不) 可靠性不仅关乎作者的修辞手法或读者的阐释方式, 还与他们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 将不可靠叙述视为一种具有复杂指涉性的叙事现象, 进行文化—叙事学层面的探讨, 是十分必要的。
不可靠叙述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纽宁曾说, “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这样的叙事技巧的发展史以及对具体不可靠叙述者的接受史, 可能成为当今叙事理论的历史化尝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01) 。目前, 国内学界也注意到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历史文化转型。张小曼、梁晴在《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中介绍了泽维克、V·纽宁 (Vera Nünning) 等人在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不可靠叙述展开的研究, 认为“这也为不可靠叙述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前进方向” (183) ;陈志华在《不可靠叙述: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中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史进行梳理时, 将泽维克提出的历史文化转向列为最新的研究动态, 认为“引入社会历史文化这一维度去观照不可靠叙述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7-38) 。在后现代叙事学关注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 不可靠叙述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横向意义上的文本分析, 还应该从纵向的大历史中考察不可靠性产生的背景与影响, 这不仅可以加深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解认识, 也可以从不可靠叙述角度解释许多历史文化层面的问题。笔者尝试从这一思路出发, 探讨《汤姆·琼斯》 (Tom Jones) 中的不可靠叙述与18世纪英国小说兴起初期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物之一的作者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为什么会在作品中运用那么多的不可靠叙述?这与当时尚未成熟的现实主义规范有怎样的关系?与古典主义的叙事原则是否有关系?对叙述者表现主体意识的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这些问题入手, 对不可靠叙述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进行一番探索。
在18世纪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英国小说理论中, 菲尔丁的学说是一座无法忽视的高峰。他首次对小说这种“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语言中还不曾见过的一种写作” (Joseph 47) 给出了定义, 把它与传奇相区分, 命名为“散文体滑稽史诗” (a comic epic-poem in prose) 。与笛福 (Daniel Defoe) 、理查逊 (Samuel Richardson) 等早期小说家不同, 菲尔丁的文艺思想与古典主义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 小说继承了史诗的叙事传统, 如具有权威性的叙述者、插入性故事和小说叙述的分卷分章体例等 (申丹等24) , 是一个类史诗的文学分支。这一定义参考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文类区分的标准 (热奈特60) , 并借鉴了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关于“用散文写史诗”的小说创作观点 (韩加明4) ;提出之后在英国小说评论界反响很大, 史诗理论一度成为人们评价小说的重要依据。
在现代读者看来, “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中的“滑稽”因素最为让人困惑, 为什么小说需要“滑稽”呢?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 (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的序言中提出这一理论时, 对小说作品中的可笑性 (ridiculous) 曾有过大量的阐述。他认为, “真正的‘可笑’的唯一来源是装模作样”, 而“装模作样不是产生于虚荣, 就是产生于虚伪:因为虚荣驱动我们去冒充虚假的身份, 以骗取赞美;虚伪则唆使我们用德行的外衣来掩饰罪恶, 以躲避谴责” (50) 。滑稽的效果就是在对“装模作样”即虚荣或虚伪的发现中产生的, 它带给读者以惊讶和欢乐。在这里, 菲尔丁明显将滑稽可笑与反讽叙事结合了起来:可笑是来源于表面意与实际意的不符, 不是虚荣就是虚伪。同时, 他还着重强调, 《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的范围“只以‘可笑’为限”, 区别于热衷描绘怪异事物的“游戏文章” (burlesque) a:两者在措辞上看起来很相似, 但游戏文章表现的怪异事物是不自然的, 喜剧史诗则以模仿自然为本职——自然中随处可见荒唐可笑之事 (48-50) 。“模仿自然”的观点在菲尔丁的小说理论中出现过许多次, 体现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强调, 而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 又别有意味地与反讽叙事联系在了一起。
菲尔丁的模仿自然理论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 (Poetics) 中提出艺术皆起源于摹仿:“史诗的编制, 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 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 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 取用不同的对象, 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 (27) 。菲尔丁在此基础上对“模仿”的对象和方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自然, 明智的读者从这类作品中得到的全部快感, 都是从我们正确地模仿自然得来的” (Joseph 51) ;“模仿他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图画必须以自然本身为范本。对世界的真正了解只有通过接触交流才能获得, 对不同阶层的习俗只有通过亲眼见识才能知晓” (Tom 650) 。菲尔丁的模仿自然理论明确了小说与前人的虚构叙事作品不同的创作思路, 即以自然本身而不是以传说、历史或他人的作品为表现的题材, 这种贴近真实世界的文学观使他的小说在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情节安排上都呈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 他也因此被后人视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物。
在菲尔丁的小说理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与不可靠叙述存在天然的关联。如泽维克所说, “社会规范的现实主义再现是不可靠叙述的历史先决条件” (159) 。表面看来, 现实主义的手法是在追求一种可靠的拟“真”的叙述, 与不可靠叙述中暗含的“假”是相对立的;然而, 所谓不可靠叙述无法脱离可靠叙述这一参照物而存在, 其中这一“可靠”的判定标准就是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菲尔丁将“模仿自然”与“滑稽可笑”并置, 是在可靠叙述中埋下了不可靠叙述的种子, 所以我们能够在他的小说中发现大量的不可靠叙述。
试举一例, 《汤姆·琼斯》中的魏斯顿女士刚出场时, 叙述者说她“见过很多世面”, “读过许多书, 因此见识也很高超”, 尤其“在恋爱这门学问上才能出众” (217-18) 。由于这些信息是跟她哥哥魏斯顿乡绅“观察能力并不高明”的评论同时发出的, 读者基于前文对魏斯顿乡绅的了解, 会认为这是个可靠的评论, 因此也就很容易认为“他妹妹却与他截然不同”的那些评论同样也是可靠的。直到“善于观察”的魏斯顿女士在“仔细观察核对”半个月后认定索菲娅的心上人是布利非时 (220) , 读者才意识到叙述者对她的评价都是不可靠叙述。这种人物预判与结果的前后反差, 为小说制造了强烈的滑稽效果。
瓦特 (Ian Watt) 在谈到《汤姆·琼斯》的喜剧风格时说:“菲尔丁对他的人物的这种外部的、有点绝对化的表现方式, 实际上似乎成了实现他主要的喜剧宗旨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误解和矛盾的直接对照的注意, 肯定不会由于对索菲娅的感情或任何别的不着边际的问题的关注而分散” (305) 。这段话点出了菲尔丁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相对于作者为表达主题而设计的情节 (误解、矛盾等) ,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次要的。叙述者习惯通过直接的评价干预来给人物下判断, 而不是以人物的行为或心理描写方面来展示他们的“见识”和“学问”。这种标签式的叙述对于人物的真实性和艺术上的完整性是有损害的, 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法, 是因为认同“社会及它所体现的更为广泛的秩序, 必须具有优先权” (瓦特312) 。
实际上, 菲尔丁在《汤姆·琼斯》的开头已经言明:“我们这里为读者预备的食物不是别的, 而是‘人性’” (2) 。他认为作家就像一个“饭馆的老板”, 人性这道看似平常的菜到底如何, 关键要看作者烹调的手艺;因此在这种观念下, 每一个具体人物都不是为表现个体的独特性而存在的, 他们只是等待作者烹调的、用以表现普遍人性的食材而已。这种文艺思想带有新古典主义的显著特征,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认为普遍性优越于个别性的观念:“共同、普遍是宝贵的, 因为它可以弄清楚原因, 以致关于像这些具有本身以外的原因的事实, 普遍的知识比知觉以及直觉更为宝贵” (《工具论》212) ;“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 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 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诗学》81) 。
深受古典文艺思想影响的菲尔丁力图使其小说显示出普遍性的价值规律, 并以此为起点建构他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史诗的英雄故事想要表现的并不是主人公作为一个真实个体的日常经验, 而是它所取材的神话、历史、传说中承载的公认价值和普遍规律。在史诗等传统叙事文学的创作者看来, “大自然是基本上完整不变的, 因此, 关于它的记录, 无论是《圣经》上的、传奇中的, 还是历史上的, 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确定不移的组成部分” (瓦特7) 。这明显与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的人性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处。菲尔丁一方面强调以自然本身为蓝本, 向现实生活取材, 塑造出了琼斯、索菲娅、沃尔华绥等一系列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从新古典主义的观念出发, 并不满足于表现这些人物的个性, 而是将提炼他们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共性作为创作目的。如何做到这一点?作者靠的不是说教, 而是“滑稽”的不可靠叙述。上文提到, 菲尔丁认为荒唐可笑只与人物的虚荣或虚伪有关, 如果将人物作为叙事表现的重点, 人物的虚荣或虚伪将只作为特殊人物的个性而存在;只有借助滑稽戏谑的不可靠叙述, 才能拉远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 进而让读者从对人物的认同中超越出来, 跟随隐含作者一起, 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人性中的荒唐可笑。
因此, 在菲尔丁源自新古典主义思想的“散文体滑稽史诗”理论中, 已经潜藏了不可靠叙述的存在基础。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读者在《汤姆·琼斯》中可以看到18世纪英国形形色色的社会场景和风土人情, 却对琼斯与索菲娅的爱情心理不甚了然;在需要渲染二人的情感高潮时, 作者不是使用一些陈腐的桥段, 就是干脆声称“至于她当前的心境, 我要谨遵贺拉斯的准则, 既然没有希望描绘得惟妙惟肖, 那就索性不去描绘了” (315) 。菲尔丁的“模仿自然”明显更多地体现在情节层面而非人物层面。情节大于人物、共性大于个性的古典主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现实主义的逼真性, 却与不可靠叙述不谋而合;叙述的不可靠产生的反讽使得情节超越人物的个别性而成为普遍价值的注解, 满足了作者以小说进行道德教谕的要求, 为古典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架起了阶梯。
符号叙述学家赵毅衡的早期叙述学理论著作以“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为标题, 意为叙述学的理论问题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叙述者如何在叙述文本中讲述自身。“说者/被说者的双重人格, 是理解绝大部分叙述学问题的钥匙——主体要靠主体意识回向自身才得以完成”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2) 。18世纪的英国小说处于小说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关于“说者被说”的问题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思路:笛福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回忆式的叙述;理查逊以书信体的形式进行变相的第一人称叙述 (一位或多位叙述者) ;菲尔丁以第三人称叙述者进行全知叙述 (叙述者可以随意进出人物内心并以上帝视角发表意见) 。麦基恩 (Michael McKeon) 认为这种叙述者身份的选择, 体现了作家看待艺术的不同哲学观点。笛福和理查逊是“天真经验主义” (naive empiricism) 者, 他们认为人物对自身的叙述是可信的, 所以采用第一人称;菲尔丁是“极端怀疑论” (extreme skepticism) 者, 他们认为人不可能真实可靠地在叙述中呈现自身, 所以采用第三人称。“天真经验主义”和“极端怀疑论”代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叙事认识论革命的两极, 英国早期的小说作品在叙述者讲述方式上的选择, 从侧面反映了不同的认识论角度在小说起源过程中的斗争。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 叙述者的人称问题其实是一个不同程度的隐现问题, “全显式的作品几乎都是第一人称小说, 全隐式和半隐半现式作品大都是第三人称小说”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7) 。早期的第三人称小说更多地体现出与第一人称叙述者相近的人格化特点, 菲尔丁的小说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他的叙述者虽然没有人格身份, 却具有鲜明的立场与情感, 在作品中时不时跳出来对人物或情节发表意见, 有时甚至抛开小说情节而发表大段与故事无关的评论, 布斯将其称为“戏剧化的叙述者” (dramatic narrators;211-21) 。与笛福、理查逊等人笔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相比, 他们在“使自己成为一个戏剧化的人物”方面有相似之处, 但后者与人物保持了更近的叙述距离, 他们的叙述通常以“呈示” (showing) 自身故事的方式进行, 叙述者的功能角色相对淡化 (特别是在书信体小说中) ;前者的戏剧化却是以“讲述” (telling) 为前提, 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近于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 叙述者的功能角色被放大, 以至于可以在高于人物的层面上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
布斯在分析《汤姆·琼斯》中的叙述修辞时说:“如果我们把汤姆的故事放在一旁, 把叙述者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表现连续通读下来, 就会发现对于叙述者与读者之间不断加深的亲密关系的持续描述, 这种描述有它自己的情节和独立的结局” (216) 。作者在汤姆的故事之外创造了一个带有喜剧风格的叙述者的世界, 叙述者的态度立场并不全都是对于故事的注解,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汤姆所在的虚伪和愚昧的世界”, 将读者带离了“感伤沉溺和反讽义愤两个极端之间” (Booth 217) 。正如瓦特所说, “到了《汤姆·琼斯》的末了, 我们感到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关于想象人物的有趣的叙述, 而且是大量兴奋的几乎有关人类利益之每一个问题的暗示和挑战。……这种兴奋产生于一个真正掌握人类真实的大脑” (332) 。在《小说的兴起》中, 瓦特对菲尔丁创造的“讲述”的叙述方式持批评态度, 认为它破坏了形式现实主义的叙事原则 (331) ——瓦特将“小说赖以体现其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称为“形式现实主义”, 认为这是一个由笛福和理查逊予以确立的、作为小说形式中固有前提的叙事常规, 即“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充分的、真实的记录” (27) ;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 菲尔丁小说中的“讲述”是一个成功的范本, 这其中, 作者思想的深度是保证小说的“讲述”有价值的关键。然而, 这些引导读者思考人物动机、现实真相的“讲述”是否全都符合隐含作者的思想立场呢?如果都是可靠叙述, 如何能够启发读者观察和反思人性, 成为对相关问题的“暗示和挑战”呢?“讲述”型的叙事风格与不可靠性的关联, 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叙述者事事都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去看的情况下, 读者怎么看待与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 会分别产生怎样的修辞效果?
燕卜生 (William Empson) 在《汤姆·琼斯》的同名论文中曾提出著名的“双重反讽” (double irony) 观点 (218-19) , 可供我们参考。这一观点认为菲尔丁在这部小说中的反讽是肯定中有否定, 否定中有肯定。单一的反讽是“两个不相容的意义被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 用它们的冲突来表达另一个意义” (赵毅衡, 《反讽》18) ;双重反讽则是从单一反讽表达与被表达间的张力再出发, 质疑单层反讽所确认的意义, 以“更大的宽容、微妙的平衡或不确定性”促使读者意识到道德领域的复杂 (Paulson 203) 。作为秉持新古典主义理念的现实主义作家, 菲尔丁继承了自贺拉斯以来文艺应寓教于乐的观点, 将道德教谕视为小说创作的首要目的;但在具体做法上, 菲尔丁不同于理查逊在书中树立道德完美典范的做法, 他说“我有点怀疑世上是否有人可以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 也怀疑世上是否真的存在一无是处的恶魔” (Tom 447)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汤姆·琼斯》中的人物常常处在道德的多面价值取向当中, 作者通过将可靠的叙述与不可靠的叙述杂糅在一起, 引导读者消除对于道德片面和绝对化的界定, 在反讽的帮助下拓展对于道德复杂性的认知。
例如小说中的权威人物沃尔华绥, 叙述者对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辞, 称他拥有“迷人的仪表、健全的体格、卓越的见识 (a sane understanding) 和仁慈的心灵” (3-4) ;但在后文的阅读中, 我们发现这一评价是真假参半的。沃尔华绥先生确实拥有一副仁慈的心肠, 他的品行同叙述者的评价一致, 是正直高尚的;但是“卓越的见识”却屡屡受到隐含作者的暗讽, 如在妹妹结婚一事上, 他就在自以为谨慎的对布利非上尉的说教中进入了他们的圈套;外甥布利非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伪善, 也同父亲一样轻易地把沃尔华绥先生玩弄于鼓掌之中——不管事情看起来多么不利于他, 他的一套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说辞总能让舅舅信服。这样的事情在后面一再重演。读者在仔细观察后会发现, 沃尔华绥对世间的丑恶缺乏辨别力, 作为地方的治安官却常在判案时被人牵着鼻子走、轻易下结论, 正如哈特菲尔德 (Glenn W.Hatfield) 所说, 他缺少的是那种“必须从实践中才能领悟的谨慎能力” (23) 。
奥尔特 (Robert Alter) 认为, 《汤姆·琼斯》中的道德复杂性不是取决于主人公所作的选择, 而是取决于读者对人物言行背景的判定以及对言行本身的多样化态度 (21) 。这些读者的复杂判断都是通过叙述者的干预引导而实现的。体现在沃尔华绥身上:一方面, 他在小说中接连不断地识人不清, 让读者发现叙述者对他过高的评价是一种不可靠叙述;另一方面, 读者会发现这些不可靠叙述的目的并不是讽刺或否定这个人, 恰恰相反, 尽管沃尔华绥是个“错误不断的典范” (Sacks 111) , 却仍然享有隐含作者和读者的尊敬。这一修辞效果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叙述者在评论干预时避免用“缺乏辨别力”“不够谨慎”等贬义词来定义沃尔华绥, 而是以上帝视角解释他每次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这些解释显示出沃尔华绥高尚仁慈的一面, 如因为布里奇特小姐偏向琼斯而为布利非抱不平, 所以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等等, 这就保证了这个人物形象的正面性。小说由此产生了双重反讽的效果:在对人物的赞颂中看到对他的反讽;在对他的反讽中, 又看到对他的赞颂;叙述者不可靠的“讲述”达到了体现道德复杂性的目的。
在主人公琼斯身上, 双重反讽产生的道德复杂性更为明显。琼斯做过的荒唐事不胜枚举:三次偷东西, 与毛莉、瓦特斯太太私通, 还当过贝拉斯顿夫人的面首;但面对这些“劣迹”, 作者的态度是微妙的, “出于一种严谨的道德律令, 菲尔丁深刻批判了诸如说谎和通奸等等不道德行为;但由于对自然人性的推崇, 他又会在叙述道德英雄的恶之本能时为之辩护” (杜鹃38) 。因此, 我们在小说中既看到叙述者对琼斯的荒唐行为轻描淡写地带过, 甚至暗中赞同这些行为背后的自然本性, a又看到作者把琼斯的旅行设置为一个成长的过程, 他与索菲娅最后的结合是建立在他不断对“谨慎”加深理解并身体力行的前提下的。如同斯帕克斯 (Patricia Meyer Spacks) 所说, “《汤姆·琼斯》几乎为每一事件、每一个人提供了大量令人困惑的阐述” (80) , 这种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的双重反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意思的是, 作者在给了我们“大量令人困惑的阐述”的同时, 又给了我们一个不断发表明确意见的叙述者, 当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意见不可靠时, 他居高临下的“讲述”就变成了对读者的反讽邀约, “读者被要求扮演一个法官的角色, 根据作者所提供的关于小说人物以及言行的各种模棱两可的证词、时对时错的观点作出判断” (Alter21) 。叙述者的集权由此被读者的民主所替代。
“菲尔丁无疑是最早注意到读者在小说中的作用的作家之一” (殷企平48) 。“讲述”的叙述方式原本立足于跟读者之间的交流, 可靠的叙述只能使作者将信息单向传递给读者, 只有不可靠的叙述才能使“讲述”变为对读者的“暗示和挑战”, 让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 完成作者—读者间的双向互动。就这个层面而言, 不可靠叙述也是“讲述”型的叙事作品保证其文学张力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 不可靠叙述的存在不仅是作者的修辞策略或读者的认知方式, 也是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共同助力的结果。《汤姆·琼斯》中的不可靠叙述体现了早期小说发展过程中古典叙事传统与现实主义理念之间的矛盾与交融, 体现了叙述者在“讲述”主观立场与“呈示”客观意图之间的妥协与制衡, 于作品的艺术效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我们观察18世纪英国小说的文化土壤的一个窗口。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王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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