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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脱口秀金字塔底端的女孩

侯雪琪 液态青年 2021-10-13

作者|侯雪琪

她说,脱口秀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伤口扒开给大家看,再撒点盐、胡椒粉、辣椒面,说出来,解构它,事儿就算过去了。

01

跑场

晚上8点出头,脱口秀演员小帕骑着共享单车飞快穿梭在北京的大街上。这是中秋节的前夜,一轮圆月挂在城市的天光里。
这是她在这一天中赶的第四个场子。
小帕对路很熟,从西单穿过宣武门大街,拐过胡同口,停下车,就绕进了繁星戏剧村的后门。
北京白天刚下过一场雨,通往后台的道路坑坑洼洼,“没想到吧,这么烂的路”,小帕说着,跳过积水。
门敞开着,前台的笑声穿透单薄的红色幕布,后台空荡简陋,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化妆造型的工具,只站着一个主持人——前面的演员讲完就走了,下一个是小帕,再下一个还在路上。他刚发信息拜托小帕:帮忙多撑一会儿,前一场耽搁了。
小帕29岁,从去年11月开始表演脱口秀,算是圈子里的“萌新”。她是一个维吾尔族女孩,家乡在新疆阿克苏。过去,她在天津上大学,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上班,做格子间的“互联网打工人”,换过很多份工作,但是“干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喜欢”。
直到成为脱口秀演员后,她浑身上下前所未有得有劲。小长假是线下脱口秀场子最热的时段,小帕的日程也因此被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下午四点半和五点,她分别接了三里屯的两场演出——两个场子仅相距几百米;晚上七点半,她在西单附近两场相隔一公里的场地各有一场演出。经验告诉她,只要把相近的两场演出出场顺序错开,一头一尾,就能赶上。

9月20日,小帕在舞台上表演脱口秀。

演出是“拼盘”的,每场一般四五个演员,顺序时长能灵活调整。不同于只付酒水钱的线下开放麦,这里的几十个观众都花了80-200元购买门票。
站在舞台上,小帕用段子调侃职场性别歧视,谈女性的月经羞耻,还讲了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惑。她说,段子都源自她生活中最真切的愤怒,脱口秀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伤口扒开给大家看,再撒点盐、胡椒粉、辣椒面,说出来,解构它,事儿就算过去了。
包袱响了,观众一阵爆笑。“帕姐,有了!”主持人和随后赶到的演员站在幕后,松了一口气。几分钟前,他们还悄悄抱怨,这场人不多,气氛有点冷。
演出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小帕在欢呼声中下场,拎上包就走。
下一场演出将在一小时后开始,位置在十公里开外。她坐上了地铁,一共九站,中间需要换乘。出站后一路小跑,单肩布包跟着在肩头颠簸,包里装的是她出差的全部行李——半天前,她刚从沈阳演出完坐高铁回来,时间太赶了,没来得及回家。
最近一年,小帕习惯了在候场、登台、赶场中循环的日子。没时间吃饭,就在便利店买个三明治,狼吞虎咽几口。
赶场时她几乎不打车,既是怕费钱也是怕堵,她从小爱出汗,为了避免赶场跑得满头大汗影响发挥,9月20日这天,她特地穿了宽松的衬衫和短裤,即使秋夜已经微凉了。

02

金字塔底端的生计

在北京的线下脱口秀圈内,小帕是一个新人,也是个“狠人”。最忙时,她曾经一天跑过八场演出。“得养活自己啊”,她平静地说,脸上挂着轻松的笑。
家人并不清楚她在北京具体做什么。她曾和父亲说,自己有时和黄西一起工作,父亲问:是主持《是真的吗》的黄西吗?她说“是”。父亲便以为她在电视台工作,听起来还算体面。
小帕仔细算过,作为专职的新人脱口秀演员,她必须每个月至少讲上30场才够养活自己。
她属于金字塔底端的从业者——“性价比很高”,商演价几百块。但小帕珍惜自己仍处于对脱口秀很兴奋的阶段,“现在还没演疲,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奖励”。

小帕在跑场路途中。
将讲段子作为生计,频繁赶场,是一个新人脱口秀演员选择全职的必然结果。放在七八年前,这样的情景很难想象,“以前全是兼职的,现在整个市场上全职和兼职一半一半(比例)吧”,见证过整个行业从无到有的北京C+脱口秀俱乐部的创始人田垄告诉液态青年。
是田垄把小帕带进脱口秀圈的,圈子里的人尊称他为“田老师”。八年前,原本活跃在话剧舞台的他偶然接触到脱口秀,加入了北京最早的脱口秀俱乐部“北脱”,成为演艺总监,并带出了后来很火的杨笠、杨蒙恩等脱口秀演员。
田垄刚入行那阵,北京线下脱口秀的疆野还未开拓。他记得,当时全北京都没有全职演员,上台的演员就十来个,演出都是玩票,不要钱,就图个喜欢和开心,观众进场买杯酒水就行。他们也接过零星商演,观众不多,票价顶多卖到50元、80元,演完的门票收入只够大家去吃顿烧烤。
但今天的线下脱口秀样貌已全然不同。田垄记得,在北京,行业变化的关键节点在2017-2018年。那会儿,随着《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热播,脱口秀这门行当进入大众视野。
想看脱口秀的观众越来越多,投资人们带着沉甸甸的金钱入场,演出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专业的和不专业的演员都跃跃欲试。
2019年,新的脱口秀厂牌更是遍地开花,“一夜之间,北京谁谁都说自己是脱口秀(厂牌),那个阶段市场比较混乱,许多4月份开的厂牌6月份就不干了。但演出中确实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喜剧苗子,各个厂牌都邀请TA参加一些商演——这些人成了最早跑场的那批人。”
田垄。图源:受访者
“现在做全职,只要(每场)有十五分钟内容,线下演半年,月入万八千的不成问题。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还能接商务。”在田垄看来,全职脱口秀演员跑场虽然辛苦,但时间自由,且大多过得很有盼头,“总归比常规上班有意思。”
但也有人讲脱口秀纯粹因为“想做明星”,田垄认为,目前国内脱口秀市场规则仍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晋升或淘汰机制,一些单兵作战的演员们“不用在乎同行,不用在乎行业,更不用在乎这门艺术本身。所以,全职不全职的只是看自己心情,反正挣得还行,还有可能去笑果成明星,那就干咯。”
小帕全职做脱口秀的原因简单直接:“因为开心”。在她一旁候场演出的男演员郎祺点头大笑:“对对对,太开心了,而且你看,不会饿死,我还圆润了”。郎祺原本是一家创业公司老板,2019年开始业余讲脱口秀,后因一场大病中止。病好后,他“重获新生”,想要真正为自己活一次,于是关掉了公司,成了全职脱口秀演员。

03

舞台

小帕第一次登台是去年8月,在西直门一家名叫蘑菇商店的酒吧,是一场开放麦——一种具有练习、打磨性质的线下脱口秀表演活动,区别于商演,不设门票,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上台讲。
那一场,小帕讲了自己最想说的,一段关于乳腺增生的段子,讽刺男女不平等。她记得,当时自己紧张得不行,手抖,说话也控制不住节奏和力量,似乎有些“太使劲了”。不过,现场效果还不错,有前辈鼓励她,说她是个好苗子。
初舞台让小帕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信心,这和她过去二十八年的人生截然不同。

舞台上的小帕。图源:受访者
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生活在一道坚实的墙里,失控感持续困扰着她。父母婚姻破碎,她由爷爷奶奶带大。她自认有幽默的天赋,并猜想这大概是随了爸爸,不过爸爸虽然对外人幽默,却很少对她流露这一面。“我爱我爸,但他不爱我。他喜欢男孩。我花了很多年才接受这件事。”小帕说。
成长过程中,小帕一直被教导要做一个顺从的人,“身为女性,注定是男人的附属品”。小时候念书时得不到夸奖,她总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对。强烈的自卑、敏感始终伴随着她,就连在外面走路也只敢沿着墙根,还习惯双手交叉,生怕别人看到她汗毛重的手臂。
直到上大学,离开老家,她才有机会看外面的世界。大二那年,小帕上网刷到过国外的一些单口喜剧视频,一下子就迷上了,“每天窝在宿舍,不上课也要看,加起来大概看了几千个小时”。
她喜欢那些言辞犀利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比如亚裔喜剧人黄阿丽、《破产姐妹》编剧Whitney Cummings(同时也是知名脱口秀演员)。她们的勇敢让她感动。
偶尔,小帕也会随手记下身边一些趣事作“段子”,藏在备忘录,写在微博、朋友圈里,或者讲给朋友听。但一直以来,讲脱口秀只被她当作一种遥不可及的兴趣,仅此而已。
近几年,国内的脱口秀综艺节目火了,小帕早先压根没关注。直到2019年圣诞节,她被朋友带着第一次在北京看了线下演出,才了解到原来国内也有登台讲脱口秀的机会。演出后,她鼓起勇气找到田垄,说自己很喜欢脱口秀,想要尝试一下。田垄一口答应:没问题,年后欢迎来玩!
然而年后疫情爆发,线下演出停滞,这个约定被延迟了大半年才兑现。
彼时的小帕,干着一份互联网商务工作,但她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没有任何成就和价值感,只是为了交房租、吃饭”。她在职场一直不顺,曾经两年换过8份工作,期间还遇到过职场性骚扰。

讲脱口秀之前的小帕。图源:受访者
2020年11月,小帕突然遭遇了失业,脱口秀意外成了她的救命稻草——为她带来了一些可贴补家用的收入。她索性开始全职讲脱口秀。
没干多久,春节期间的疫情又杀了她一个措手不及:线下脱口秀全停,只有北边偏远地带的一家脱口秀俱乐部还开着。老板给了小帕演出的机会,一天讲五场,连讲一礼拜,把她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
从那时起,小帕开始登上各式各样的舞台——剧场、剧院、酒吧、电影院,以及一些远远出乎她意料的,比如会议室、商场会员中心、烧烤店,甚至有一次还被请去了左家庄的街道服务中心。
脱口秀给了小帕各种新体验和认知,她惊喜于原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听她说话,也惊讶于讲个段子也会面临层层管理,还需要交稿审查。
更大的世界被一点一点打开。连续的登台让小帕进步很快,她在舞台的表现越来越自然,得到了越来越多厂牌的邀约。今年6月开始,她还接了一些喜剧编剧的活。后来演出时,她把这个经历也编进了段子里:“最近我在给秦霄贤写段子,你们在《德云逗笑社》第二季末尾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有观众使劲拍手:“哈哈,牛啤!”
观众的笑声和掌声让小帕有了一种安全感,她感到“自由且强大”——“我站在台上,台下坐几十几百人,比我厉害、收入多的人海了去了,但他们听我说话,花钱来听我说话。我知道下一句说到什么他们该笑了。他们的思维被我带着走,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好,极其强大。”
这让她感到满足,自我否定和自卑也被一点点治愈。她在微博里写了一段话《致我的观众》:
“你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演出结束以后找我合影或者一句简单的夸奖,对我意味着多大的肯定,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很多。”

04

她者

9月20日,小帕总共跑了五场演出,分别在剧场、酒吧、会议室。跟随她赶场的过程中,液态青年发现,除她之外,并没其他女演员。混在男演员堆里的小帕也算不上扎眼——那天,她的脸上冒着几颗痘,没有化妆,头顶的短发有些发油。装扮整体很素,乍看像个男孩。
如果没有演出,她本会精致很多。几天前她出门上架子鼓课和看电影,画着粗眼线,涂着大红色的口红,穿热裤,戴发箍,手指上套了四个戒指。走在拥挤的西单大街,时不时会有眼神黏着她,还有人上来搭讪,问“可不可以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小帕兼职做过模特,喜欢化妆,但上台讲脱口秀时会特地“收敛”。“试过不止一次,但凡打扮得漂亮一点,娘一点,观众就不笑。奇怪。不化妆,脏兮兮的,脸都不洗,穿帽衫、宽大衣服,就特别炸。”她撇撇嘴,猜测,“可能模糊掉性征,观众注意力就会更多放在我的段子上。”
讲脱口秀以来,伴随小帕二十多年的外貌焦虑被治好了。她说她开始喜欢自己,接受真实的自己,变得越来越自信,“现在我不刮腿毛就敢出门了,放在以前不可能的”。

小帕在脱口秀舞台。图源:受访者
演出还颠覆了小帕过去规律的生活习惯,熬夜、不正常饮食让她的身体发生变化——发胖、嗓子疼、腰背酸痛,甚至开始脱发。有一次,一位俱乐部老板发信息问她是不是胖了,还提醒她要注意着装打扮。小帕怼回去:你们对男演员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我可能是全北京赶场频次最高的女脱口秀演员”,提到自己的赶场经历,小帕随口总结。后来想了想,又补充说,去掉“女”字,其实也是。
小帕厌恶被作为他者区别对待。她会在舞台上自我介绍是新疆人,更不希望自己因为女脱口秀演员的身份而被视作“她者”。但遗憾的是,“女性常常是她者。就像我有个段子说,我睡不着,老板从我身边坐了起来。一听到老板,大家就笑,觉得这(老板)一定是个男的。”
和线上脱口秀节目相比,线下脱口秀表演最大特点就是互动性强。小帕擅长互动,且冒犯性很强。表演时,她的表情有时会很夸张,大开大合。在演出后台,听到其他演员讲到好笑的段子,她也毫不掩饰,拍着腿放声大笑。但在台上讲到女性月经羞耻的段子时,她又会突然认真起来,“想跟所有女性朋友说,正视自己的身体和需求,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第五场演出结束后,一位年轻的女观众找到小帕,告诉她“特别喜欢你的表达,你加油,下次我还来看你演”。这样的反馈最让小帕感动,她说,自从讲脱口秀之后,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女观众会在现场找她说话、合影。有一次,一个女观众对她说:小帕,我听懂了你段子里的深意啦。小帕一时语塞,“真开心啊”。
她把微信上的一些粉丝拉了个小小的群,命名为“小帕的爸爸妈妈们”。群里大多是女孩,大家聊天侃地,分享日常。后来,女孩们还会把这个群当成树洞,分享情感经历,甚至“聊自己被性侵、性骚扰的经历”。小帕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友好的、最安全的发泄出口。”
05

“等梗来”

“你是怎么写段子的啊?”剧场外,郎祺向小帕抛出一个疑问。
“没有办法坐下来写。要么是上厕所,要么是洗澡的时候,突然脑海里闪过灵感就赶紧记下来。然后拿到开放麦试试,效果好就留下来。”小帕吃着三明治,头也不抬地说。
写段子对小帕来说原本算不得难事。她是一个对生活有极强表达欲的人,认为段子来源于生活中的愤怒,而生活永远会有不断的愤怒和痛苦。大部分时候,她只需要放轻松,等梗来就好。
一开始,小帕觉得,看脱口秀的观众永远都是新的,一波又一波,演员几乎碰不到老观众,一套二十几分钟的段子就足够用了。但后来,事情发生的变化让她喜忧参半——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她的粉丝变多了,有人听完这场,会追着去其他剧院再听一遍。这让她有些慌张,“有人已经把我的段子都听完了,但我还没有新的出来,还是同一套段子。怎么办?”
几个相熟的粉丝鼓励她:你的意思是你喜欢的歌只听一遍吗?创作很难,我们知道,愿意给你时间。

小帕的日程表。图源:受访者
小帕大为感动,但陷入了自我反思——一方面,自己确实越来越忙了,忙到没有时间真的放松,自然也就等不来梗;另一方面,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生活太快乐了,痛苦的感受变少,又或者,是忙到没时间去认真感知痛苦了。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是靠子弹一颗一颗练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是靠戏一步一步堆出来的。”田垄认可年轻脱口秀演员表演的局限,“脱口秀也一样,是靠你一次一次见观众的经验沉淀出来的,你观察的、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所讲的东西才能越来越多”。
很多演员把《脱口秀大会》当作要攀登的高峰。小帕却说自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从没这么想过。
她只是想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并持续地用这件事养活自己。眼下,她的短期目标是年底开一个专场,名字都想好了,“就叫《谈小帕事》”。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需要将段子的长度积累到1小时以上。
“可能会火,可能不会火,可能有人喜欢我,也可能有人喷我,可能有机会上《脱口秀大会》,也可能一辈子就在小剧院里讲着一场几百块钱的演出。但是又怎样呢?”
半夜十二点的钟声刚过,她从三里屯的一家剧场里冲了出来——这天的第五场演出结束了。站在剧场门口,她长舒一口气,点了一支烟。兴奋从眼神中褪去,疲惫渐渐浮了上来。剧场在下沉广场,只看得到窄窄的天,没有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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