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廖平诞辰170周年 | 经典与解释书系•廖平集（刘小枫、潘林主编）
编 者 按
廖平（1852.3.29–1932.6.5）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一生学凡“六变”，潜心经术，著作宏富，嘉惠学林。自2017年起，“经典与解释”丛书陆续推出由刘小枫、潘林主编的《廖平集》校注本，迄今已出版四部著作——《诗说》《四益馆杂著》《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知圣篇》（又，《今古学考》[外一种：《古学考》]即出）。期望《廖平集》校注本的出版能够有益于深入理解和研究廖平思想。2022年恰逢廖平先生诞辰170周年，逝世90周年，为表对圣人的缅怀之情，“古典学研究”公号特别推出“经典与解释•廖平集”著作简介，以示纪念，并飨读者。▲ 廖平（1852–1932）
一、《廖平集》出版说明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县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改四译，晚号六译。
早年受知张之洞，补县学生，后相继中举人、进士。历任龙安府教授、松潘厅教授、射洪县训导、绥定府教授，并先后主讲井研来凤、成都尊经、嘉定九峰、资州艺风、安岳凤山等书院。1898年参与创办《蜀学报》，担任总纂，宣传维新思想。1911年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四川军政府成立，任枢密院院长。后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兼任华西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32年去世，获国葬待遇。
廖平早年受张之洞和王闿运等人影响，于乾嘉考据、宋学义理等无所不窥，后专心探求圣人微言大义，由此开始其漫长的经解事业。廖平一生学凡六变，著述逾百种，以经学为主,兼及史学、小学、医学、堪舆等，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六译馆丛书》等传世。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中国典籍编注部丁组
2017年2月 初稿
2019年11月 修订
二、《廖平集》书目
主编：刘小枫 潘林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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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说》
《书尚书弘道编》
《书中候弘道编》
《书经周礼皇帝疆域图表》（外一种）
《诗说》
《礼记新解》
《周礼今证》（附相关短制）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
《左氏春秋考证辨正》（附相关短制）
《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
《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附相关短制）
《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附相关短制）
《春秋图表》（外一种）
《论语微言述》（外一种）
《群经凡例》
《群经大义》（附相关短制）
《知圣篇》
《孔经哲学发微》（外两种）
《地球新义》
《今古学考》（外一种）
《经话》（外两种）
《内经新解》
《难经经释补证》（附相关短制）
《脉法考证》
《古诊法补证》
《三部九候义》
《伤寒论古本考订》
《伤寒论广义》
《地理辨正补证》（附相关短制）
《四益馆杂著》
《尊经课艺》
《六译馆文编》
三、廖平《改文从质说》
题解：
据说，列文森是少见的有形而上学素质的西方汉学家，外加随身的犹太文化背景，其见识因此格外不同凡响。在其被誉为“天才”之作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将廖平看作儒学“已经失去了伟大意义”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例子”，一生“一事无成”，著作充满了儒家传统令人厌恶的“空言”，其历史意义仅在于代表儒学宣告退出了“历史舞台”。
列文森还说，廖平思想“稀奇古怪”，恰恰证明他的生活太“平庸”，没有与现实政治保持生机勃勃的联系。而康有为就算抄袭了廖平，仍然比廖平了不起，因为康有为将廖平的抑古尊今思想转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改革行动，为儒学提供了“最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廖平“度过了平庸的一生”，而康有为却“差点因吸收了廖平的观点而丧生”。
（一） “文质”之变是华夏政制危机的表征
《论语》言文质而指其弊曰史曰野，《公羊》于是有“改文从质”之例，学者疑之，以为《春秋》乃不易之法，非一时救弊之书，如改文从质，久成仍弊，则数千年后，抑将再生孔子，更作“改质从文”之《春秋》耶。且《春秋》尊君卑臣，扶阳抑阴，纯言大纲，无文质史野之可言，更无质家亲亲之明据，不得以爵号（爵位，名号）三等冒（冒充，假托）之也。又，中国由秦汉以至今日，仍一尊尊之治法，二千余年积重弊生，别求一质家救其弊者，而不可得。
然则所谓“改文从质”，亦经空说。在今日固无自救之术，中国将无以自立，且使尼山之席，终为耶氏夺耶。夫《春秋》固百世不易之经制也，所谓文弊者，不主当时之周，而二千余年后，用文以治之中国也。所谓质家，亦非郯（tán，古国名，在今山东郯城县北，战国初灭于越。《左传》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jǔ，周代诸侯国名，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州市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左传》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来请盟。”）、滕（周代诸侯国名，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一带）、杞（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杞县一带）“礼失而后求之野”者也。
（二） 现代中国遭遇的“文质”之变
质家者何？今之泰西（犹极西。旧泛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诸国是也。考其政治法令，其得者颇有合于《王制》、《周礼》。至其礼教风俗，多与中国如水火黑白之相反。中国尊君，以上治下。西人多主民政，贵贱平等。中国妻为夫义不二斩（斩，丧服中最重的一种，衣服用粗麻布制作，左右和下边不缝，服制三年，妻妾为夫，服斩衰。不二斩，意为一女不事二夫，从一而终），西人男妇平等，彼此自由。中国天子郊天（即祭天），统于所尊，西人上下同祭，人各父天（即以天为父）。
中国坐次，以远于主人为尊，西国尚亲，则以近者为贵。中国内外有别，女绝交游，西人则主妇陪宾，携xié手入坐。中国冠履之分别最严（即上下之间有严格的礼仪规定），西人则首足视同一律。中国以青为吉，白为凶，西人则以白为吉，青为凶。如此之类，难以枚举。
▲ 《本宗五服图》
载《七经图·仪礼图》，（明）吴继仕编，明万历时期刊本
于中国制度之外，别立一教，行之数千年，牵连数十国，上下服习，深信不疑，方且讥中国君父之权太重，妇女不能自主，以祭祖为罪于上帝，以妾媵为失之公平，真庄子所谓“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语出《庄子·齐物论》）者也。孔子论质之弊曰野，野者鄙陋，与都士（京都或大城市的人）相反。泰西不重伦常，绝于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极古今中外之变，而求一与文相对相反之质，非泰西而何？
（三） 古代中国的“文质”说
文弊不指东周，则质之不主春秋明矣。或曰野人之质，直夷狄之别名耳。三统（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亦谓之三正）循环，安用是以乱圣人之天下哉。曰：经传文、质，盖有二说。一则中国与中国分，从圣人不易之中，别分为三等，以待后王之取用。如改正朔（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古代改朝换代，新王朝须复位正朔。正朔后亦指帝王新颁之历法）、易服色（古代每个王朝所定车马祭牲的颜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之三式，社树（古代封土为社，各随其地所宜种植树木，称社树。《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之三种，事可循环，理无二致，此经中之三统变易，以新耳目，亦所以救弊，董子所云“法夏、法商、法周”是也。中国与外国分，如西人之无父无君，所谓野人之质，固不得与明堂、社树一例视之也。
或曰：以孔子之论文质，为今日之切证，揆以“百世可知”与“莫不尊亲”之义，固无不可。然中国虽曰近史，安用是野人之质而救之耶。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吾宁终守文史之弊，穷困以终而不辞，终不愿用夷变夏，自居于野人也。
曰：是又有说。今之守旧者，于维新政事，已深恶而痛绝之，如谓西教而又将舍我以相师，是直非圣无法，狂悖之谈也。请历证之：《周礼》“土圭一尺五寸，以求地中”（见《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贾公彦疏：“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度土之深，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非即地球三万里乎？《大行人》“九州岛之外为藩国”（见《周礼·大行人》：“九州岛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非海外大九州岛以九畿八十一方千里为一州乎？《大司徒》“五土（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王会（据《周礼·大司徒》，“王会”疑作“土会”）五种民”与动物植物（见《周礼·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非即五大州之说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见《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皇、帝平分地球，中国为黄帝所司之中央之极，方万二千里，则四帝四极之地，不皆在海外乎？《左传》“礼失求野”，非即取法外国乎？“浮海”、“居夷”（“浮海”，语出《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居夷”，语出《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不嫌鄙陋，是毂辐（毂ɡǔ，车轮中间车轴贯入处的圆木，安装在车轮两侧轴上，使轮保持直立不至内外倾斜。《老子》：“三十辐共一毂。”辐，车轮中连接轴心和轮圈的直木条。此处指车）版图，并包海外。
▲《万国舆图》，清咸丰八年刊
五会之民，固未尝在屏绝（断绝，拒绝）之列。且夷夏之防（严格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界限），严于宋人。六艺恶小求大，正与相反。即以《春秋传》所谓荆（古国名，即楚国，因其原来建国于荆山一带，故名。《春秋》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杜预注：“荆，楚本号，后改为楚。”）、徐（古国名，徐族为古代九夷之一，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周初建立徐国，后为吴国所灭。《春秋》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扬（古国名，在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为晋所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杜预注：“八国皆为晋所灭。”）、梁（周时诸侯国。《国语•晋语二》：“夷吾逃于梁。”韦昭注：“梁，嬴姓之国，伯爵也。”），传者亦称夷狄，无论滇、黔、闽、粤也。
（四）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变
中国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创，而仰给于外人，亦如西人灾患已平，饱暖（食饱衣暖，指生活安逸）已极，自新无术，而内向中国。中取其形下之器（即“形而下者谓之器”，语出《易经•系辞》），西取我形上之道（即“形而上者谓之道”，语出《易经•系辞》），日中为市，交易得所而退，文质彬彬，合乎君子。此文质合通、百世捐益之大纲也。
中外各自有长短，弃取是为交易（犹往来）。如曰“我之师法专在质”，野人虽至愚，亦不至是。且吾尝就中西得失，求之《周礼》，所谓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亦称太宰。《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马（周时六卿之一，掌军旅之事）、司寇（周时六卿之一，曰秋官大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司空（周时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司徒（周时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四官者，彼皆得其精华，惟司徒、宗伯（周代六卿之一。掌宗庙祭祀等事，即后世礼部之职）二职，半为西人所略。是彼以四长易二短也。又以《曲礼》（《礼记》篇名。以其委曲说吉、凶、宾、军、嘉五礼之事，故名《曲礼》）考之，三公职掌，彼已精其二，惟司徒人伦（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关系）之教，阙（空缺，豁口。《小尔雅•广诂》：“阙，隙也。”此指缺少）焉弗讲。是以二易一也。
舟车无数，凭（倚，靠着。《小尔雅•广言》：“凭，依也”）险而求，又不敢空言（谓不切实际的话。《吕氏春秋•知度》：“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挹yì取（汲取），竭力以求相易之术。彼处其难，我处其易，彼得者少，我得者多。彼得者虚，我得者实。彼之所得，我应之也裕如（自如貌），我之所得，皆其历困苦焦劳（焦虑烦劳）而始获者也，则天之爱中国，不可谓不厚，乃欲违天，闭关自守，而不生矜恻（怜悯）乎。
以通商论，固利少害多，即以传教论，我能修明（发扬光大），彼将自悟，即使如仙宫、禅院，钟鼓相闻，又何足按剑（以手抚剑。预示击剑之势）乎。《论语》仲弓问子桑事（语出《论语·雍也》：“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说苑》详其说，以为“子桑质学，不衣冠而处。孔子往见之，子桑弟子以见之为非，子桑曰：‘孔子文有余而质不足，吾欲以吾之质化彼之文。’孔子弟子亦以往见为非，孔子曰：‘其人质有余而文不足，我欲以吾之文化彼之质。’”此中国互相师法之旧例。孔子不忍于子桑，而谓能忍数千万之西人乎？
此乃为中国通商之第一大宗旨，于中国利益甚巨，特税则（征税的规则和实施条例。薛福成《筹洋刍议•利权二》：“按旧约各货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未行列入耳。或曰：西人之强如此，不胜左袒tǎn之惧。自尊其教，欲以化天下，讥贬名教为失中，何能师我？曰：通商以后，西人渐染华风，夫人而知之矣。彼见我之名教，若熟视无覩，固无如彼何，乃从而加讥贬焉，则入其心者深矣，而自化（自然化育。语本《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固非旦暮之功也。
天非假西人自强，不能自通，不授中国以弱，势将绝外，即此文质交易，而后我日臻（zhēn，及，达到）于实用，彼日肄于虚文（徒具形式的规章、制度）。我既日以强，彼必日以弱。外强内弱之天下，变而用强干弱枝之天下。转移之机要（犹关键，要领），在彼此相师耳。
（五）天以文、质分属中外
天以文、质分属中外，用夏变夷之中国，即寓以内制外之法。冒顿（mò dú，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姓挛鞮。秦二世元年弑父自立，建立军政制度，东灭东胡，西逐月支，北服丁零，南服楼烦、白羊。西汉初年，经常侵扰边地）因难久横，吐蕃今成饿隶，是在谋国者转移之。今之讲时务者，上下通行，无虑（大约，总共）数千百门，然皆师于人，无所谓师人者。
以文质而论，彼此当互师，奈何去我所短，并不张（增强，扩大。《左传》昭公十四年：“臣欲张公室也。”杜预注：“张，强也。”）所长，举四兆（数词，古代小数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中数以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上数以亿亿为兆，今以一百万为兆，通常用以极言众多）人，同听外人之指挥，不思拥皋比（皋比，虎皮。古人坐虎皮讲学，后因以指讲席）而提命（犹言耳提面命。谓亲自教诲。语本《诗•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之也。
天以中国为长嫡（此指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的正宗及源头），震旦（古代印度称中国为震旦）文教，久经昌明。泰西虽远，要不失为庶孼（niè，同“孽”，庶孼，即妃妾所生之子，犹树有孽生，故称。此指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支流）。天既命其开通，以求教中国。若深闭固拒（又为“深闭固距”，紧紧闭关，坚决抵制。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而不与之言，得勿“伤厥考心”（语出《尚书·康诰》）乎。
窃以时务之学，当分二途。学人之事，官吏主之。教人之事，师儒（指儒者、经师）主之。古法以《孝经》治内，《春秋》治外，今当反用其道，以《春秋》政治治内，《孝经》名理驭外，百僚（百官。《书•皋陶谟》：“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当北面师。考其养育富强文明之治功（泛指治理国家的政绩），师儒一如该国，立校讲学。
盖天下学问与政治同，困小则劣，通博则廓（大，广阔）。中国自号文明，闭关自守，未见不足。一自通商，神州遂触其短，相形见绌，所宜修改者甚多，第彼此顚倒，互有长短，非观博通，难达经旨。▲ 廖平《改文从质说》（部分），载 《蜀学报》1898年第2期
（本文原载《四益馆杂著》，廖平著，王夏刚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四、《诗说》
经典与解释·廖平集
诗 说廖平 著 潘林 校注
186页，45.80元，2017年9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廖平《诗》学思想是其经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收录了《四益诗说》、《诗经经释》等共八种《诗》学文献，以类命名，故曰《诗说》。针对难解语词、人物职官、典章制度、重要事件等作简明注释，并尽量注明引文出处，以便于当今学子研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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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前言
四益诗说
《诗纬》新解
推度灾一
泛历枢二
含神雾三
补遗
《诗纬》搜遗
春秋纬·文耀钩
说题辞
钩命诀
运斗枢
孝经纬·援神契
礼纬·斗威仪
乐纬·动声仪
乐纬·稽耀嘉
诗学质疑
释风
孔子闲居
大学引《诗》为天皇、引《书》为人帝考
《诗经》天学质疑
《诗纬训纂》序
《诗经异文补释》跋
《诗经·国风》五帝分运考
《诗经》经释
《诗经经释》原目
《诗经》经释
风诗三十三天
五运五十篇
六气七十二篇
小雅三十七篇
大雅三十五篇
小颂三十三篇
三大颂十五篇
《楚辞》新解
叙
凡例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楚词》讲义
第一课 卜居 渔父
第二课 大招 招魂
第三课 九歌
第四课 大言赋 小言赋
第五课 彭咸解
第六课 九章
第七课 离骚
第八课 释《楚词》真字
第九课 天问 题《天问》后
第十课 离骚
附录 主要引用书目
校注前言
廖平《诗》学思想是其经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廖平认为，“孔子自卫反鲁，首正《雅》、《颂》，群经后起，总例在《诗》”[1]，又说“孔子作六经及教人，皆以《诗》为首”[2]。《诗经》在孔经哲学中堪称纲要，关乎圣人立教，为此廖平的《诗》学研究，用力不菲。
廖平一生，学凡六变：“初由研求宋学而治汉学今、古文，一变；尊今文而抑古文，二变；大统小统，三变；分天人之学，四变；合天、人、大、小为一，五变；天、地、人合一，六变。”[3]其中后四变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大小说”、“天人学”，主要就是以《诗》、《易》二经（廖平认为《诗》、《易》相通）为核心进行探讨。
据统计，廖平一生《诗》学文献共计三十余种，其中现存著作五部，分别是《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四益诗说》、《诗经经释》、《楚辞新解》、《楚辞讲义》；现存文章十二篇，分别是《不以文害辞》、《大雅民劳解》、《论诗序》、《续论诗序》、《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离骚释例》、《高唐赋新释》、《重刻日本影北宋钞本毛诗残本跋》、《诗经异文补释序》、《诗经国风五帝分运考》、《诗经天学质疑》、《“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义》。▲ 《四益诗说·诗纬新解》书影
民国时期四川成都存古书局刻本
需要指出的是，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一种重要诗体，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如东汉王逸就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廖平曾经指出，“编《楚辞》释例多与《诗》例相同”，又说“《楚辞》为《诗》之支裔，专明《诗》说”。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参照重庆图书馆藏《改正六译馆丛书目录》，将其所撰《楚辞新解》、《楚词讲义》、《离骚释例》、《高唐赋新释》一并归入《诗》学文献。廖平现存最早的《诗》学文献当为光绪二年（1876）参加四川科考覆试所作《不以文害辞》[4]。“不以文害辞”，是孟子重要的《诗》学主张，语出《孟子·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5]廖平在该文中大量引用《诗经》中的例句，结合音、形、义等进行考证，藉以阐明孟子《诗》论，其中可见廖平早期学术的汉学倾向。
此后不久，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其道乃大行于吾蜀”。受其影响，廖平始“厌弃破碎，专事求微言大义”，逐渐走上治今文经学的路向。按廖平的说法，六经中，《礼经》、《春秋》、《尚书》为人学三经，《乐》、《诗》、《易》为天学三经；六经有小大、暂久之分，所言疆域由小到大，所言时间由短到长，所言空间由六合之内到六合之外，[6]廖平治经也大致遵循这样一个过程。[7]
因此，廖平专治《诗经》，时间相对较晚。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三载，廖平专治《诗经》，始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约在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廖平撰有《十八经注疏凡例》，又称《群经凡例》，其后又屡经修订，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成都尊经书局刊行。其中的《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主张“以《诗》本托兴，专主素王，分三统”，试图通过以义例解《诗》，以复西京今文之学。此后廖平的《诗》学研究基本沿着由“三变”至“六变”治学路径演进，研究视野不断开拓，《诗》学主张不断完善。如三变时期撰写的《释球》、《大雅民劳篇解》、《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等《诗》学文献，主要揭橥大统之说，并由小九州岛而言及大九州岛；四变时期的《四益诗说》，以纬候起例，主要论及六合以外天真至人之学；到六变时期，《诗经经释》以《内经》五运六气说《诗》，进一步阐释天人之学，试图达到天人合发、学问大成的境界。
当然，廖平的《诗》学乃至整个经学思想，虽递嬗多变，但也非前后割裂，自相矛盾，当有其内在发展逻辑：一方面，高举复古旗帜，追溯由后汉而复前汉、由前汉而复先周秦的学术轨迹，这恰好是清代二百年来学术发展的缩影，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存在着惊人的一致，[8]反映了廖平对学术本源的孜孜探求；另一方面，将《诗经》视为未来垂法立教的蓝图，视野由中国而至全球，由六合以内而至六合以外，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借古人以翻后人”，反映了廖平试图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主观愿望和“通经以致用”的基本精神。
▲ 《清代学者像传》中的廖平
总体而言，根据对廖平《诗》学文献的爬梳考察，廖平的《诗》学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尚微言大义。古代今文家素有阐发微言大义的传统，但重在阐发所谓《春秋》大义，而廖平则认为《诗》中别有微言大义[9]，因而极力加以阐明。从三变后期起，探讨《诗》学逐渐成为廖平治经的主流，不管是对今文《诗》的发凡起例，还是大统学以《诗》为全球立法，抑或天学以《诗》为预言神游事、为宇宙立法等等，其要务皆在复西京之旧，并进而入周秦之室，以知圣人之意，无不体现廖平对《诗》微言大义的阐发。近代著名学者向楚在《廖平》一文中，归纳出廖平与门人说《诗》之旨有数义，如二伯、三统、四始、《诗》为神游、《诗》为大同学术等，[10]由此可见，崇尚微言大义是廖平《诗》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第二，重师说条例。师说，即先师之经说，源自孔圣，“多得本源实义”。条例，又称义例、经例，即解经的体例、程序，通常也是师说的核心。
廖平认为诸经皆有师说义例，唯独“《诗》师说亡佚殆尽”，“后世说《诗》如古诗选本，望文生训，全无义例”。[11]不过《诗经》师说、条例也有迹可循，“精微义例，全在纬候”，《左传》、《国语》、《列子》、《庄子》、《山海经》、《楚辞》、《内经》等书，皆可为师说，合乎《诗》旨。因而于从这些典籍中极力稽考古说，发明义例。如所撰《诗纬新解》一书，“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据秦汉以来旧籍，推阐其意”，使先师遗说为之彰显。又如所撰《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拟就凡例六十二条，专以发明编《诗》之义，以改变“古来从无以义例说《诗》”的局面。其中“采古说”一条：“以《左》、《国》、《戴记》为主，参以陈本《三家诗遗说考》。至于无明文者，前人多失采录，今辑之尤详。又凡所立新义，必于古说有征，方敢用之；非有古言，不敢滥列。”[12]廖平之重师说、条例，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主会通群经。自司马迁以来，世传孔子删定六经；六经既经圣手，则必有精义在焉——今文家所谓“一王之法，为万代之教”。故古来学者治经，多注重会通六经。▲ 《圣迹图·删述六经图》，（明）仇英 绘，（明）文征明 书
廖平著述宏富，遍及四部，会通治经十分明显，曾经指出：“必徧通群经，然后能通一经；未有独抱一经，不务旁证而能通者”[13]。廖平在《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中，专门列有“通《易》”、“通《尚书》”、“通《春秋》”、“通《礼》《乐》”等条例，主张《诗》与群经相通；又列有“主素王”、“分三统”、“存二帝”、“中外例”等条例，认为公羊家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等”，其实皆本原于《诗》。廖平自三变起，还广引《山海经》、《楚辞》、《列子》、《庄子》、《淮南子》、《内经》等以证《诗》，并视为《诗》之师说，“合之两美，离之两伤”[14]。《诗》与群经关系竟如此密切，究其根源，乃“孔子自卫反鲁，首正《雅》、《颂》，群经后起，总例在《诗》”[15]。第四，明经史之分。廖平自认其学术为哲学，判明经制与史事的区别，以后期天学之《诗》、《易》研究为甚。廖平认为治经有程度次第，先人学而后天学，人学为行，天学为知，《尚书》与《春秋》为著明之行事，《诗》、《易》为隐微之空言。“《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托物比兴，言无方体，不能质言实指，因而廖平非常反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等旧说。在廖平看来，所谓《诗》“寓言后事”，“借古人翻后人”，其实也是“通经致用”的体现，只是这种“妙用”能否实现，有待将来历史的检验。廖平的《诗》学建立在思想而非行实的基础上，有待将来历史的检验，毋宁说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理想制度的设计！
由于现存廖平《诗》学文献比较分散，校注者尽量爬梳搜罗，使本书不仅收录了《六译馆丛书》中的相关文献，而且收录了《丛书》以外的数种稀见文献。除其中十种文献因已收入其它著作[16]而编入《廖平集》相应分册外，其余文献汇编成册，参考《六译馆丛书》中已有著作名“四益诗说”，略去“四益”，定名为“诗说”。在校注过程中，本书参考了舒大刚、杨世文主编的《廖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等书的点校成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整理者学识有限，书中疏谬难免，尚祈方家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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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廖平，《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2] 廖平，《尊经书院日课题目》，民国二十四年井研廖氏刻本。
[3] 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页46。
[4] 全文载《经话甲乙编》，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5] 孟子，《孟子注疏·万章章句上》，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影印本。
[6] 廖平，《知圣篇》，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7] 崔海亮，《中西冲突背景下传统经学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义〉为中心》，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页31。
[8] 黄开国，《廖平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页47。
[9] 何为微言？何为大义？古之学者历来含混不清，廖平对此作了明确区分：“微言者，言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谓素王制作诸说是也；大义者，群经之典章制度、伦常教化是也。”说见廖师慎编，《家学树坊》附《致箌室主人书》，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10] 向楚，《廖平》，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系合编《文学集刊》第二期，1946。
[11] 廖平，《尊经书院日课题目》，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12] 廖平，《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13] 廖平，《经话甲编》，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14] 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四益馆杂著》，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15] 廖平，《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十年《六译馆丛书》本。
[16] 《不以文害辞》载《经话甲编》，《大雅民劳解》载《地球新义》，《今文诗古义疏证凡例》载《群经凡例》，《论诗序》、《续论诗序》、《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离骚释例》、《高唐赋新释》、《重刻日本影北宋钞本毛诗残本跋》载《四益馆杂著》，《“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义》载《游戏文》。
校注体例
五、《四益馆杂著》
经典与解释·廖平集
四益馆杂著廖平 著 王夏刚 校注
272页，49.80元，2020年5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四益馆杂著》是廖平经学四变前后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认为该书“多考证经史百家之文，故不入文钞，而曰杂著”，但此书虽为杂著、论文集，却具有重要价值，“凡氏之思想学术，均于是可见。无论言经言子，皆具卓识，另为新解，发前人所未发，洵非经生所能望其肩背也”。该书又称《四译馆杂著》、《六译馆杂著》，共收录廖平论著3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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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前言
尊孔篇
阙里大会大成节讲义《十翼》为《大传》论《牧誓》一名《泰誓》考论《诗序》续论《诗序》《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容经》凡例
校注前言
《四益馆杂著》是廖平经学四变前后的一部重要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认为该书“多考证经史百家之文，故不入文钞，而曰杂著”，但此书虽为杂著集，却具有重要价值，“凡氏之思想学术，均于是可见。无论言经言子，皆具卓识，另为新解，发前人所未发，洵非经生所能望其肩背也。”
该书又称《四译馆杂著》、《六译馆杂著》，共收录廖平论著30种。从所收作品撰写时间来看，最早撰成于1898年，最晚当撰成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多刊于《四川国学杂志》、《国学荟编》等杂志。据廖幼平《六译先生已刻未刻各书目录表》(载《图书集刊》创刊号，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1942年3月出版)，《四益馆杂著》撰成于民国七年(1918)。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刊行，收入《六译馆丛书》。
《四益馆杂著》论述范围较广，既包括对经典的诠释、考证，也包括对孔经哲学的理论发挥。
首先，经典诠释与考证方面，主要有以下内容：
对《牧誓》与《泰誓》的关系进行辨析。廖平指出，古今言《大誓》者，共有四家，并采辑众说，详为辩论，列举十四条理由，证明《牧誓》即《泰誓》，或《大誓》，而流行本《大誓》，当为解释《牧誓》的传。他认为经文与传记混杂，尤其是传记羼入经文，导致经传不分，给后世的理解造成困难。
对现存《诗序》进行考订。廖平认为，说《诗》首在明《序》，《诗经》和《易》、《书》、《春秋》一样，笔削全由圣人，“句字皆有取义”，不必在《诗》外立序造成众说纷纭，而应从《诗》的内容、《诗》的构成，来索解《诗》的含义。他指出序者《诗》之骨，有序则《诗》可解释，无序则众说纷纭。《诗经》是孔经天学著作之一，《楚辞》是其师说，《中庸》是其传记。《诗》并非述往之书，而是预测未来的哲学著作。
他对《山海经》进行了大胆设想，认为其为解释《诗经》的传。他按照自己人学、天学的观念，对《高唐赋》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其中所说皆有寄托。他还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先秦学术思想的脉络，对《荀子·非十二子》所涉及的学术流派进行了梳理，指出孔学范围渊博弘大，既包括儒家，也包括名家、墨家、法家，并专门撰文指出墨家、道家均为孔学别派，同出于六经。此外，还对《中庸·君子之道章》、《大学·平天下章》进行了解说，并对《隶释》的碑目进行了整理。
其次，经学思想方面，既包括对孔经哲学的宏观把握和认识，也对孔经哲学与时局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尊孔篇》中，他指出自己虽然学经四变，著书百种，但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尊孔必先知孔，音训、语录之孔并非真孔，难以抵挡世界的冲突。孔子是受命制作，空言俟后，他创作了六书，并以之撰写六经。六经非史，而是有所寄托且饱含微言大义。孔经不仅可以治理中国，而且可以治理世界，甚至宇宙。六经中《春秋》治中国，《尚书》治全球，六经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与地球相始终。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学者不尊孔，孔教濒临灭亡，“夫亡国必先亡教，今之尊孔者，十人不得二三，所尊之孔，又音训、语录之孔，岂足以当世界之冲突乎！”因此必须大声疾呼，维护孔子圣人的地位，独尊孔子，使爱国保种之念油然而生。▲ 明代《孔子燕居像》，孔子博物馆藏
在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的演讲中，廖平又重申了孔子作六经是为万世立法的观念，并提出以经为史引发的弊端十条。在《改文从质说》中，他指出西方各国为质家，其政治法令合于《王制》、《周礼》，礼教风俗则与中国相反相成，中国正处于文弊之时，需要藉助西方之质以补救。中国取其形下之器，西方取我形上之道。时务之学的传播，应从两方面考虑：学习西方之事，由官吏主持；教导西方之事，则由师儒主持。在《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论》中，他认为《礼》中的忠、敬、文，即西人的专制、民权、共和三等政体，我国革命民权，早在三千年前，已据世界上游，当前正处于二次共和时代，不能谓之为民权，也不能谓之为君权。
在《孔子天学上达说》、《哲学思想论》、《灾异论》、《天人论》等文献中，廖平构建了孔子的天学观，认为孔子的天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诗经》和《易经》中，《春秋》、《礼》、《尚书》所言为人学，《诗经》、《乐》、《易》所言则为天学。《春秋》为人学之始，《易》为天学之终。《大学》则为天学兼人学，《中庸》则专为天学。《论语》以学、思分两派，人事为学，天事为思。
针对当时的“不准读经”政策，他指出经学旨义宏大精深，不适用于幼童。但传记之中一些内容及《朱子小学》，明白浅易，不伤脑力，可以将之和《容经》一起，加以整理，以便幼童。要对经学内容加以区分，不可概以“不准读经”来涵盖。总之，废经之名不可立，尊经之旨不可移。
第三，阐述了自身的思想变迁。在《治学大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经学思想。欲明经学，必先知圣与制作六经之本旨。他在撰写《知圣编》、《制作考》等书后，又掇其精华，分门别类，加以推阐，提出学者必先知圣，而后可以治学，必先知经，而后可以治中西各学；并结合自己的治学途辙，分渊源门、世界门、政事门、言语门、文学门、子学门加以分析。
在《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中，他针对江瀚对其《今古学考》的批评，阐述了其思想渊源。信中称今、古之分，原为东汉学派，本出于《五经异义》，他只是重申其说，著为专书，以明显区别周公和孔子。今、古之分，除去文字异同，取舍异趣外，尚有地域、制度的差别，还有孔子早年、晚年学说之异。廖平还对西汉的师法、家法进行了阐释，指出八儒分立，宗孔则同。今古之争，分界在对孔子、周公的不同认识。孔为新经，周则为旧史。
通过《四益馆杂著》，一编在手，可以大致了解廖平经学四变前后的学术变迁轮廓。相对于研习专经的鸿篇巨制而言，本书所收，除《尊孔篇》外，多为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但发凡起例的零篇碎简。从内容上看，既有综论尊孔宗旨的《尊孔篇》，又有宣传尊孔尊经的演讲辞，还有阐发其学术思想的辩难之作，以及揭示读经方法、倡导读经的建言，亦有考证经典，对《尚书》篇章存佚，《诗经》大小序的价值，《易经》系辞作者的考索，并通过对《山海经》、《大学》、《中庸》、《高唐赋》、《荀子·非十二子》等篇章的别样解释，涉猎多方。
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廖平勤于求索，勇于开创经学新理的努力。虽然在其后期，廖平的一些观点未免奇谲怪诞，渐趋宏大不经，但其在“尊西人如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潮流中，坚持尊孔主张，开辟经学蹊径的勇气，仍然值得我们钦佩。廖平抱持传统经学于不坠的苦心，以及其独特的经学发明，均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不揣浅陋，校注《四益馆杂著》，为了解廖平经学思想略尽绵薄。
此次整理，以民国十年(1921)四川存古书局刊本为底本，同时也参考了舒大刚、杨世文主编的《廖平全集》。
六、《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
经典与解释·廖平集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廖平 著 陈绪波 校注
176页，38.00元，2020年9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全书分上下两卷，每卷六篇，每篇一公，上下两卷凡十二公。此外，又有《左氏集解辨正补遗》一卷，是对《辨正》的补充。增补内容凡八条，其中庄公三条，成公五条。《补遗》内容、风格与《辨正》一致，但在体例上略有不同。从全书来看，廖氏先引经文、传文，其次再节录需要辨正的杜预注文，最后则是廖氏的“辨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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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前言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二卷提要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隐公篇第一
桓公篇第二
庄公篇第三
闵公篇第四
僖公篇第五
文公篇第六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宣公篇第七
成公篇第八
襄公篇第九
昭公篇第十
定公篇第十一
哀公篇第十二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补遗
主要参考书目
校注前言
宋嘉定九年刊本
从全书来看，廖氏先引经文、传文，其次再节录需要辨正的杜预注文，最后则是廖氏的“辨正”内容。廖平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经今文学家，“其书大旨，在箴砭杜氏以例说经之失。凡杜氏诠释经传未有惬者，皆分别条录之而为之辨证。详其所论，类皆中理。……治《春秋左氏传》者，实可资为参考焉。”[2]
《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正》主要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益馆铅印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自刻本。本书所录，即据《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所收光绪本整理。《左氏集解辨正补遗》一卷，《六译馆丛书》未收录，《廖平全集》亦未收录，今所见者有国图藏本。本书所录，即据国图藏本整理。
在校注过程中，本书参考了舒大刚、杨世文二位先生主编的《廖平全集》等书的点校成果，尤以邱进之教授校点的《春秋左传杜氏集解》参考为多，实受益匪浅。
▼注释
[1] 赵沛：《廖平春秋学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2页。
[2]《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左氏春秋杜注集解辨正》，中华书局，1993年，第709-710页。
七、《知圣篇》
经典与解释·廖平集
知圣篇廖平 著 潘林 曾海军 校注
226页，58.00元，2021年5月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知圣篇》是廖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廖平提出，搞通六经的起点在于“知圣”，而圣人之事是哲学，因此经学就是哲学。廖平以此抨击“六经皆史”说以史学取代或冒充哲学，使圣人作经的主旨蔽而不明。《知圣篇》即重在阐明六经并非前代散佚旧文，而全部为孔子作为素王为万世立法的制作。全书包含正篇和续篇。正篇主要反映“尊今”思想，提出孔子是受命改制，六经皆孔子为改制而作，康有为曾据此书著成《孔子改制考》；近世学林流行的“托古改制”说，盖即肇始于此篇。续篇又加入“小统大统”“天人之学”等学说，在时空上进一步推衍，可以考见廖平经学“二变”以后的学术发展历程。
目录
知圣篇知圣篇自序知圣篇自跋郑跋
知圣续篇知圣续篇自序知圣续篇
主要征引书目
校注前言
近代经学大师廖平著述宏富，《知圣篇》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知圣篇》又称《知圣编》，分上、下两卷，刊行时分别以《知圣篇》（即正篇）和《知圣续篇》命名。书中所载，除序、跋之外，皆为经话札记，共一百四十一则，其中正篇七十则，续篇七十一则。
《知圣篇》的成书过程，颇费周折。光绪戊子（1888）冬，廖平撰成《知圣篇》，为廖氏经学“二变”时期尊今思想之代表作。次年，廖平客居广州广雅书局，欲刊此本，然而其论非常可骇，“或以发难为嫌，东南士大夫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湘中论述，以为素王之学倡于井研者，此也”。[1]不久，廖平以该书稿示康有为，康有为“遂据之撰为《孔子改制考》，且于廖氏说大有发展。近世学林流行之托古改制说，盖即肇始于此”。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而《孔子改制考》则是戊戌变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可见此书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
▲ 《知圣篇》《知圣续篇》书影
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据《知圣篇》自跋，壬辰（1892）以后，该书稿屡有修改。但因“借钞者众，忽失不可得”。庚子（1900）得广雅书局己丑（1889）钞本，遂略加修改，渗入“三变”时期大小统、“四变”时期天人学思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绥定府中学堂付梓。廖平晚年又于家藏《知圣篇》（以下简称“家藏本”）上续有批改，“五变”时期孔子造字等说亦入之，可见其治学之善变思进。
《知圣续篇》成于光绪二十八年，随即与正篇合为上、下两卷，由绥定府中学堂刊行，此即原刻本，[2]后收入《六译馆丛书》。是书“卷内仍题为《知圣篇》《知圣续篇》，盖以示二篇非一时之作也”。[3]《续篇》撰成之时，廖平已渐悟天、人之学，开启经学“四变”，故其较多地反映“三变”“四变”时期思想。
《知圣篇》以“知圣”命名，何为“知圣”？盖“知圣”二字取自《孟子·公孙丑上》“宰我、子贡知足以知圣人”，“圣”即孔子。廖平云：
欲明经学，必先知圣与制作六经之本旨。……学者必先知圣，而后可以治学；必先知经，而后可以治中西各学。[4]
治经治学的前提在“知圣”，“知圣”即知孔子为素王制作六经之义。“孔子为生民未有之第一人”，以宰我、子贡之智方足以“知圣”，圣不易知，学圣更不可矣。
《知圣篇》开篇云：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今欲删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见本来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则晚说自不能惑之矣。
《知圣篇》开篇即明言“孔子受命制作”，“为素王”，此为全书核心要义，亦即公羊家之素王论。廖平在本篇中多方引经据典，对素王论加以阐述和发挥，提出如下一些重要论点：六经皆孔子改制救弊之作，“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而其辨等威、决嫌疑，尤为紧要”；孔子托古改制，有德无位，“存空言于六经，托之帝王，为复古反本之说”；孔子为中国立万世法，“集群圣之大成，垂万世之定制”，等等。
▲ 《孔子弟子图卷》（局部），首都博物馆藏
至于“三变”时期大小统、“四变”时期天人学思想，在《知圣篇》的部分段落中有所反映，当为1900至1901年间所增订，而在《知圣续篇》中，廖平则不厌其烦，详加阐述。所谓小统，是指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的王伯学，为中国治法；所谓大统，是指以《尚书》为经、《周礼》为传的皇帝学，为全球治法。此说当本之于公羊家之大一统说。“四变”之后，廖平以《春秋》《尚书》为人学，“为著明之行事”，适于中外开通后之全球；以《诗》《易》为天学，“为隐微之思想”，适于数千万年后六合之外。此皆为孔子翻定六经而为后世所立之大法，后生所为仅“知圣”而已。
就现存《知圣篇》早期版本而言，除光绪二十八年绥定府中学堂刻本、民国时期《六译馆丛书》刻本（较前者除多郑跋外，其余版刻实与之相同）外，还有宣统三年（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发行的张钧衡《适园丛书》铅印本（以下简称“适园本”）。适园本在原刻本的基础上校订，但亦有未尽改、错改和夺字者。此次校注，即以《六译馆丛书》本为工作底本，以适园本参校，并参考了《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李耀仙主编，巴蜀书社1989年版）等点校本。惜家藏本真颜无从得见，今乃据巴蜀书社本校勘记转录廖氏晚年之续改内容（共二十九处），以资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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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井研县志》卷十四《艺文四·子部一》，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40》，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01页。
[2]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蒙默、蒙怀敬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3] 据绥定府中学堂刻本《知圣篇》封面“光绪壬寅年春三月，射洪邓维翰题”，《知圣续篇》自序落款“光绪壬寅孟冬”，则正、续二篇当刊行于壬寅年（1902），其时廖平任绥定府教授。说参郑伟《廖平著述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4]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前揭，第82页。[5] 《四益馆杂著·治学大纲》，廖平著，王夏刚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页。八、《今古学考》（外一种：《古学考》）
经典与解释·廖平集
今古学考（外一种：古学考）廖平 著 潘林 校注
华夏出版社 / 2022年即出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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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说明
今古学考
题识
《今古学考》原目
今古学考 卷上
《汉·艺文志》今古学经传师法表
《五经异义》今古学名目表
《五经异义》今与今同古与古同表
郑君以前今古诸书各自为家不相杂乱表
今古学统宗表
今古学宗旨不同表
今学改变古学礼制表此专表今、古不同者
今学因仍古学礼制表此专表今、古相同者
今古学流派表
两《戴记》今古分篇目表
今古学专门书目表
今古兼用杂同经史子集书目表
《公羊》改今从古、《左传》改古从今表
今古各经礼制有无表
今古各经礼制同名异实表
今古各经礼制同实异名表
今古学鲁齐古三家经传表
郑君以后今古学废绝表
今学盛于西汉、古学盛于东汉表
今古学经传存亡表
今古学考 卷下
古学考
题记
古学考
《周礼删刘》
《周礼删刘》叙例
《周礼删刘》举例十二证目
《周礼》删文
跋
附录 主要征引书目
校注前言
今、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千年难题，至清末因廖平提出今古学而得以厘清。廖平的今古学著作以《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为代表，在当时学界即颇有影响。其中《今古学考》《古学考》以考辨为主，详明两汉师法，成书较早，故此合编为一书，收入《廖平集》。
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光绪九年（1883），廖平“说经始分别今、古”，开启经学初变。至光绪十二年（1886），撰成《今古学考》，随即由成都尊经书局付梓。是书共二卷，上卷有二十表，分疏今、古学的界别与源流；下卷有一百零六则札记，系对上卷二十表的展开论说。
由于郑玄说经合混今、古，加之王肃与郑玄争胜，“造伪书以自助”，导致这种混乱变本加厉，“今、古旧法遂以断绝”（《今古学考》卷下）。因此，廖平指出作此书的旨意，乃“欲探抉悬解，直接卜、左，则举凡经学蒙混之处，皆欲积精累力以通之”（《今古学考》卷下）。
尽管《今古学考》获得时人不少赞誉，但廖平对此书并不满意。一方面，此书“中多未定之说”，有待补正（《今古学考》卷下）。另一方面，廖平对“平分今、古”理论也存在一定疑虑：一经之中，何以存在孔子、周公两种不同的礼制？何以“《左》《国》《孟》《荀》，以周人言周事者，莫不与《王制》切合”，却“无一条与古文家说相同”（廖平等著、刘师培摘《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
此外，由于一些人反对，尤其是“通人指摘”，廖平思想上受到触动，遂“不能自坚前说”（《古学考》）。1886年以后，廖平“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折群言而定一尊”（《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萌发了新说。
光绪《井研县志·艺文四·知圣篇提要》云：
丙戌以后，乃知古学新出，非旧法，于是分作二编，言古学者曰《辟刘》，言今学者曰《知圣》。
根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的说法，“知古学新出，非旧法”，即自驳前说，开启了经学二变——“尊今抑古”，时为光绪十三年（1887）。《辟刘篇》（又称《续今古学考》《古学考》。“篇”又作“编）与《知圣篇》均为廖平经学二变的代表作，其中《知圣篇》“专明素王改制之事”，《辟刘篇》则“明古学之伪”。“分作二编”的时间则在1888年。《辟刘篇》初称《续今古学考》，成于1887年。不过无论是《续今古学考》，还是《辟刘篇》，原稿均已佚。在《六译先生年谱》中，尚可见到《续今古学考》的主旨观点：
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周礼》固为伪托，即《左氏》之言《周礼》者，亦推例而得。
次年，廖平改订是书，易名为《辟刘篇》。所谓“辟刘”，即驳斥“刘歆伪说”也。
《知圣篇》《辟刘篇》初稿甫一撰成，不俟出版，即转相抄录，在当时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889-1990年间，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有过两次会晤（钱穆说），“议论相合”，康氏亦读过两《篇》，遂分别据以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1]光绪二十年（1894），廖平又修订《辟刘篇》，并改称《古学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成都尊经书局付梓。《古学考》有六十九则经话札记，篇末附《周礼删刘》。▲ 《古学考》封面
光绪年间《四益馆经学丛书》本
马融以后，古乃成家，始与今学相敌。许、郑方有今、古之名。今学以六艺为宗，古学以《周礼》为首；今学传于游、夏，古学张于刘歆；今学传于周、秦，古学立于东汉。（《古学考》）
先生在中国经学史上，既具相当地位；而在晚清思想史上，亦握有严重转捩之革命的力量！
就笔者眼力所及而言，《今古学考》有如下五种早期版本：①《四益馆经学丛书》本：卷上由李清源校字、陶家钰覆校，卷下由贺龙骧校字、陶家钰复校。成都尊经书局丙戌（1886）刊印。②光绪《蛰云雷斋丛书》本：刊印时间晚于前者，内容相同，但未作校勘。③《六译馆丛书》本：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年间重印，版刻与《四益馆经学丛书》本同。④《适园丛书》本：王汉章校字，上海国学扶轮社宣统三年（1911）印行。⑤资研社本：北京资研社民国十七年（1928）印行。内容同《四益馆经学丛书》《六译馆丛书》本，但未作校勘。
《古学考》有如下三种早期版本：①《四益馆经学丛书》本：成都尊经书局丁酉（1897）刊印。②《六译馆丛书》本：四川存古书局民国年间重印。较前者除缺跋外，其余版刻实相同。③《辨伪丛刊》本：张西堂校点，北平景山书社1935年印行。
此次校注，两《考》均以刊印时间最早的《四益馆经学丛书》本为工作底本，各以《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和《辨伪丛刊》本参校，并参考了《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李耀仙主编，巴蜀书社1989年版）等点校本。
本书校注，容有失误，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潘 林壬寅孟春识于古工坊▼滑动查看注释
[1] 见廖平《经话甲编、乙编》，廖平等著、刘师培摘《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按：关于康有为的两《考》是否得自廖平的启发是近代史上的著名公案。一般学者认为，康氏吸取了廖平《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著作中的主要思想，而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参崔海亮《廖平今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225-227页）。[2] 蒙文通，《儒学甄微·廖季平先生传》，巴蜀书社《蒙文通全集》2015年版，第303页。[3] 蒙文通，《儒学甄微·议蜀学》，巴蜀书社《蒙文通全集》2015年版，第228页。[4] 侯堮，《廖季平先生评传》，载《大公报》1932 年8月1日，第8版。《廖平集》已出书目
（编辑：张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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