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芬克尔斯坦:《大屠杀工业》序言

本书既是对大屠杀工业的剖析，也是对大屠杀工业的控诉。在书中，我会论证“大屠杀”（The Holocaust）是对纳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像大多数意识形态一样，它和现实存在着一种扭曲的关系。大屠杀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内部条理清晰的建构。它的核心信条就是维护特定的政治利益和阶级利益。大屠杀已经证明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武器。通过运用这一武器，一个作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军事强权之一的、有着血腥人权记录的国家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国家，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中最成功的族群也能享有受害者的待遇。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悲情，它们分得了可观的红利——尤其是豁免于各种批评乃至自动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我要指出，陶醉在这种豁免中必然会带来道德上的堕落。从这一观点来看，埃利•威塞尔成为成为大屠杀的官方阐释者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他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显然并不是因为他的人道主义承诺和文学技巧。相反，他能成为主导人物是因为他一直从不偏离地讲述大屠杀工业所需要的精髓——从而维护了大屠杀工业所支持的利益。

最早激励我写作本书的动因，是彼得•诺维克的开创性研究《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我曾在一家英国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对该书的评论。本书中的许多内容就是我与诺维克之间批判性对话的扩展。因而，我会频频引用他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从属于美国可贵的“扒粪运动”传统，它更多地是一种挑衅和模仿，而不是一种扎实严谨的批判。像大多数“扒粪”作品一样，诺维克只注意到了那些最臭名昭著的恶行。从更为苛刻和新锐的角度看，他的书称不上是一本激进的批判性著作。他没有对一些根本性观点提出挑战。因为该书既没有重复以前的陈词滥调，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危险的异端倾向，所以成为了主流话语争议的焦点。不出所料，它在美国媒体中引发了数不胜数、形形色色的评论。

诺维克的核心分析范畴是“记忆”。在今天的学术象牙塔之中，“记忆”无疑是一个最缺乏创造性的的概念、一件已经被用滥了的学术武器。诺维克完全遵照莫里斯•哈布瓦赫的思路，注重于论证“现实关怀”如何塑造了“大屠杀记忆”。异议知识分子曾经偏爱“权力”、“利益”这样的政治范畴，有时也会运用“意识形态”。如今，所有这些词汇都变得乏味了，只剩下去政治化的“关怀”和“记忆”。然而，通过诺维克所举出的证据，我们可以说大屠杀记忆确实是一种基于庞大利益的意识形态建构。诺维克本人则认为，大屠杀记忆虽然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忆，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随机形成的。他认为，这种选择并不是“处心积虑、衡量利弊”后认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没有深思熟虑的、自然而然的”产物。但是实际上，这些证据指向相反的结论。

一开始，我对纳粹大屠杀的关注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华沙犹太区（隔都）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除了他们两人之外，他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死于纳粹之手。我对纳粹大屠杀最早的记忆，就是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时，看见我妈妈正一动不动地紧盯着电视机——她在观看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虽然这场审判离他们从集中营中得到解放只有十六年，但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是把我所熟悉的父母，与经历过大屠杀的父母分开了。我家客厅的墙上挂着我母亲一家人的合影。（我父亲全家也没有其他人幸存至战后）我没法对他们建立起亲切感，只能一个人瞎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我妈妈的姐妹、兄弟和父母，但却不是我的姨妈、舅舅和外公外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阅读约翰•赫尔西的《墙》和里昂•尤里斯的《米拉18》这些以华沙隔都为题材的小说（我还记得我妈妈抱怨她因为读《墙》读得入迷。上班时坐错了地铁站）。我曾努力想把父母平静的日常生活与他们梦魇般的过去联系起来。但总是做不到。实事求是地说，我现在仍然难以跨过这道藩篱。

然而，更重要的一点不在于这种幽灵般的想象。我童年时期的许多朋友都是喜好读书、知识面宽广的孩子，我们常常为了争辩某些历史事件而讨论上一整天。但是，如今回忆起来，我确实想不起有任何一位朋友（或朋友的家长）曾经问过任何一个关于我父母到底经历了什么的问题。这并不是一种礼节性的缄默，而只是单纯的冷漠。因此，在几十年后，我不得不对在稳固的大屠杀工业背景下的悲情大爆发保持怀疑。

我有时会想，美国犹太人“发现”纳粹大屠杀是不是还不如他们以前遗忘大屠杀。我父母在私下里的确这么想过；他们经受的苦难并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但是这不是比现在对犹太死难者的粗暴利用要好得多吗?在纳粹大屠杀成为“大屠杀”之前，只有极少数的学术研究是关乎这一主题的。但是相比如今整架整架地摆在图书馆和书店里的那些粗制滥造的产物，那些精华之作要有更高的价值。

虽然我的父母在过世之前，几乎每天都要克服过去的梦魇，但是他们在晚年却都对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大屠杀失去了兴趣。我父亲有一位毕生的挚友，他们曾在奥斯维辛共经患难。他看上去是一位不可动摇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在战后，他坚守自己的原则，拒绝了德国的赔偿金。然而最终，他成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一位主管。父亲对此深感失望。他不得不不情愿地承认，即使这样的人也会被大屠杀工业所腐蚀，也会为了权力和利益背叛自己的信仰。当对大屠杀的渲染变得越来越荒谬的时候，我母亲就喜欢引用亨利•福特的名言（她有意这样讽刺）：历史就是一堆废话！那种伟光正的“大屠杀幸存者”的传奇——集中营难友和反抗英雄，在我们家却是一种讽刺调侃的特殊笑料。很久以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曾经承认，真相无法战胜接连不断的挑战，因为最终“夸张会把真理变成谎言”。

我的父母常常好奇，为什么我会对歪曲和利用纳粹种族灭绝感到如此愤怒。最简明的回答是，大屠杀被用于支持以色列和美国的罪恶政策，成为合法化这些罪行的一种手段。其次。我也有自己的个人动机。我非常在意我自身家族遭受迫害的记忆。而现在，正在运转的、以“可怜的大屠杀受害者”的名义从欧洲骗取钱财的大屠杀工业已经大大矮化了他们的精神境界，把他们的牺牲变成了犹如蒙特卡洛赌场上的赌注一般的东西。然而，即便抛开上述考虑，我还认为维护历史记录的完整性——或为之战斗，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本书的最后几页，我表示在在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中，我们所能学到的并不是简单的“德国人”或“非犹太人”的罪孽，而是我们所有人与之相关的罪孽。我认为，要达到这一点，要从大屠杀中得到真正的反思，必须缩减其物质维度而扩展其精神维度。已经有太多的公共和个人资源被用于纪念纳粹种族灭绝了。其中的大多数成果恐怕并没有多少价值。它们不是对犹太受难史的贡献，而是对犹太精神世界通货膨胀的贡献。很久以前我们就该开放我们的心灵，关注其他地方人类的苦难了。这是我母亲所给予我的最大的教诲。我从未听过她说：不要比较。我母亲一直在比较。毫无疑问，会存在不可忽视的历史差别。但是想要在“我们”和“他们”的苦难之间制造出道德上的差别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悲剧。正如柏拉图站在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所说的话：“你不能在两个悲惨的人当中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幸福。”面对无数非裔美国人、越南人和巴勒斯坦人受难者的面庞，我一直记得我母亲的信条——我们都是大屠杀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