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题为“区别”的图片，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流传数年。图中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穿墨绿色迷彩，身背婴儿和火箭筒，蒙面躲在巴勒斯坦妇女身后，目露凶光。婴儿身上缠绕c4炸药，暗示将被用做人体炸弹；而妇女的面部特征包括厚唇、圆鼻和相比两位以方人物较深的肤色—欧美种族主义叙事中深肤种族的所谓“种族特征”，她穿黑色罩袍，眼光瞥向身后，流露惊恐。以方士兵穿浅绿色防弹背心，的枪口方向越过巴方妇女的肩膀指向巴方武装人员，目光坚毅，她身后的以方妇女穿黄色连衣裙，跪在地上，环抱婴儿，面色凝重。画面中的以方人物均露出拥有挺直鼻梁的正脸，整体色调明亮，巴方则反之。此外，两个妇女比较起来，巴方妇女明显身形更臃肿。

国内的以色列的支持者传播这张图片，来表达对“保护妇孺”的以色列男性军人打击以妇孺为“肉盾”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支持。然而，伴随这张图片的流传所内化的，不只是对以方军事行动“正当性”的认可，更有明显的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内涵。首先，它默认女性的主要身份是履行母职，而男性才应该“保家卫国”；根据这个内化的父权制认识，人们才能识别出图中巴方人员性别身份与“位置”的“颠倒”，并进一步根据图中巴方人物的“深肤色种族特征”，将这种“错置”安放在双方的种族差序中来理解。具备显著男性气质、直面威胁、保护女性的白人男子汉，来回击胆怯又卑劣、气质阴柔的深色次男人（subman），这张漫画只不过是十九世纪英国军事小说里场景的再现罢了。这张图片的广泛流行，不仅成功地询唤了一些不自觉地持有保守性别观点，或内化了西方式种族观念的中国网民，还教给他们“帝国的课业”，让他们得以更自觉地习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范。

在这个语境下，这张图片得以被“理解”所暴露的“无意识”，倒是准确地揭明了所谓巴以冲突的实质；那就是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全方位的暴力，从炸弹到符号。没有这种对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的东方主义集体无意识的人，是没办法彻底领受这幅漫画的信息的。分析到这里，对于漫画所表现巴方的情形与事实的偏差，我们就很容易指出了：巴勒斯坦的妇女甚至儿童在抵抗占领时，是可能主动参与的；这种参与正是塑造其中许多人政治主体性的过程；每个绝对军事劣势下的抵抗者都可能不得不采取非对称的军事策略，正如中国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的经验一样；如此等等。事实上，更有趣的挑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幅漫画中描绘以方情形的事实偏差。

类似的漫画还有很多；这一幅增加了“地上”“地下”的意象，除了上文分析的意涵，还意在嘲讽巴勒斯坦人的“媒介游击战”，抱怨锡安主义者没能被“正确”地识别为受害者。

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女性需与男性一样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国家。（2015年韩国媒体曾报道朝鲜计划对女性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缺乏证据）。尽管在1994年之前，女性被禁止进入作战部队，但在此后，许多作战单位也开始执行男女混编。在2018年，以色列国防军33%的成员是女性，其中军官和士官中女性占23%，90%的军中职位都已向女性开放。在2001年之前，全体女性服役者还需要加入“女性军团”（CHEN）,但2001年该组织解散，据说，这标志着女性服役的理由已经从“解放男性人力进入作战部队”“变成“最大限度地实现女性的潜力”。70%战斗人员为女性的“狞猫营”（Caracals）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以-埃边境，执行封锁加沙的任务；而2014年成立的类似人员构成的“狮子营”（Lions），也已开始在西岸地区执行任务。在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恰恰是全世界最充分利用女性人力的国家之一。

在许多情形下，以方和亲以人士同样自豪地用以色列女性军人的存在来为以方政权的合法性辩护；看起来，巴勒斯坦的女性参与掷石或抗议只能证明巴勒斯坦男性的怯懦，而以色列的女性向这些人开枪却足以证明她们作为以色列人的勇敢。尽管以方并不讳言这种兵役制度仅仅起源于人力的稀缺，但他们由此确认，几十年来这项传统已经转变为以色列女权主义成就的证明。事实上，以色列是如此灵活而又与时俱进地提供给世界不同的形象；面对保守派，他强调宗教、父权和犹太人的“白色”皮肤，面对自由派，就提供多元、进步、女性和性少数的权利保护。

特拉维夫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并且在近二十年来号称“世界同志之都”（是谁颁发的这个荣誉我可没查出来，不过我查到，美国航空公司赞助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特拉维夫是“2011最佳同性恋城市”）；每年这场游行都会吸引至少三万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第一世界的游客，2020年除外。围观过游行，导游会告诉你这件听起来挺可怕的事儿：在距离“世界同志之都”仅仅30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性恋是违法的（指在哈马斯控制下，在部分民事法律中适用沙里亚的加沙）。你还被告知，因为担心生命安全，许多巴勒斯坦同志被迫的逃到了以色列”。还没得到机会去目睹盛况也不要紧，在中文互联网上想找到这样的信息简直易如反掌：例如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中东地区、乃至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国家宗教盛行，社会保守，男女自由恋爱往往都是禁忌，更别谈同性之爱。

一些封闭落后、部落文化盛行的地方还存在鞭刑、绞刑、石刑、荣誉处决等等私刑，个人情感问题稍有不慎，不要说尊严与自由，生命都可能因违教之名被夺走。

而以色列可以说是中东乃至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最自由、开放、法治、现代的国家，特拉维夫又是以色列最自由、开放的城市。在特拉维夫，LGBT群体很少受到歧视，可以活在阳光之下。

这也许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的犹太人数量众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收入较高，同时也带来了欧美国家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左派氛围和腐文化。特拉维夫是这个地区LGBT群体的天堂，而且是唯一的天堂，但这个地区其它地方，对LGBT群体来说可能就是地狱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035634/answer/403539749）

“据《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 2月22日报道，以色列LGBTQ平等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该国共发生了2696起针对LGBTQ人群的暴力攻击案，平均每个3小时就会发生一起，相比2019年的2125起增加了27%。选择报案的受害者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包含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而男性仅占1/3。在2020年，有约315位年轻LGBTQ人士因为性别和性取向歧视离开以色列，这一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16%。据该组织主席Nurit Shein分析，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滋生了群众的暴力情绪，她呼吁所有性少数人群勇敢举报暴力事件。”

【以色列每3小时就发生一起反同暴力攻击案】

“以色列教育部长坚持捍卫同性恋转换疗法 ：以色列教育部长Rafi Peretz表示，他认为所谓的“同性恋转换疗法”可以发挥作用，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说，这样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其他政客和同性恋团体也表达了批评。”“据以色列新闻ISRAELHAYOM1月11日报道，拥有千万粉丝的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对宗教导师的称呼)丹尼尔·阿索尔(Daniel Asor)在社交媒体告诫他的信徒们："应该避免注射新冠疫苗，它会让你们变成同性恋者。"

“弱者将崩坏、被屠杀、被从历史中抹除，而强者不管是好是坏，都会生存下去。强者为尊，强者有盟友，最终和平也归于强者。”

以色列性少数群体是否能永远属于这样的强者，我暂时无法判断。

“本片的内容就像是电影名字所提示的那样，都是注重在“逃离黑暗”。

以色列的这种法律实践当然是为了“犹太民族国家”的梦想；不保留宗教机构的民事职能又怎么让母语、风俗、传统文化和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各种“犹太人”被塑造成以色列所需要和锡安主义所设想的那种“新犹太人”呢？以色列女作家莉莉 · 拉托克在《希伯来女性作家：作为局内人的局外人》如此论述“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中的男子中心论”：“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中‘新犹太人’的理想反应了‘男性革命’的梦想 , 从软弱被动向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行动主义变革。战斗着的本土以色列人的神话 , 堪称伴随着在巴勒斯坦定居、尤其是以色列建国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副产品 , 也导致了女性的边缘化。对于置身于父权制阶层中的男性评论家来说 ，只要女性创作不会公然挑战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与女性特质，就可以接受。”

以色列从建立政权伊始就像所有殖民主义政权一样，不得不走向男性中心主义的军国主义模式中。尽管以色列当权者不断地、尤其是在近二三十年中努力为这架军国主义机器涂上一点粉色，也无法改变它的实质；这种实质就从最能得到亲以分子共鸣的我们篇头分析的那些漫画中和我们不期而遇。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该注意的是，尽管以色列“进步”与保守的两个面向都被用来维护它在结构性权力关系中的上位，但前者的效用主要停留在特定的亚文化圈子中，而后者的传播却更加“出圈”得多。这提醒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哪一种方向上的危险：相比于关涉以色列的知识，相关认识装置对中国当代右翼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功能倒是我们必须记住的。

小镇做题家大概都见过这幅漫画

编者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色列内部，锡安主义“左翼”为军事占领提供的技术支持就远大于“右翼”（后者更多提供的是意识形态动员），正像近期哲学社所译介的《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一文中采访到的以色列军官那样：“他的政治立场与以色列人所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左派一致。他的投票在工党和梅雷兹党之间交替进行。他的立场是，以色列国防军必须放弃在被占领地区的存在，来换取在这些地区自由通过的可能性，或者在那里产生他所谓的‘效果’，也就是‘展开军事行动，如空袭或突击队袭击，在心理上和组织上影响敌人’。” 

Antifa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所以无法避免其名义被少数参与者使用。多数Antifa的参加者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而同样有趣的是，以色列的相关宣传作为一种认识装置，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被用来缝合建制派内部的“左右翼”立场，统一于实质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文明”内容的更新有利于“文明”使命的延续，通过将线性进步的时间空间化于地球仪上，他们得以将不需要“主体”的抽象“进步”出口到那些蛮荒之地中去。在2004年写作的《“白人无辜、西方至上”—西方女性主义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一文中，苏娜拉·托巴尼就曾批评当时出版了小册子《新反犹主义 ：目前的危机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事》(The New Anti-Semitism: The Current Crisis and What We Must Do About It) 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奠基人之一菲利斯 ·切斯勒(Phyllis Chesler)  ， 她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二者共同的死敌— 穆斯林的袭击目标 ， 也是 这 些 穆 斯林所信奉的 “ 恐怖主义 ” 政治的袭击目标 。尽管多数论点都是右翼的文明冲突论之类的陈词滥调， 她的“贡献”在于 ，通过强调这种“冲突”的性别维度 （即“厌女”的伊斯兰对“尊重女性”的基督-犹太教）， 给原来被大部分女性主义者认定为反女性的新保守主义披上了女性主义的外衣。通过逆练某种“反X先于主义”的“统一战线”，“左右”之别被国野之辨、夷夏之分代替了。

在中国语境中，事情又有一点并不算离谱的变化：作为认识装置的“以色列”，除了如本文开篇的那个例子，系统地传授给中国右翼一套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世界观外，还得以通过后续的“进步”、“文明”、“发展”形象的营造，“帮助”中国人“校正”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使这些能指的所指向右侧滑动。它得以与中国境内新兴国家主义右翼对相关概念的用法相配合，进一步剥夺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因为中国确曾发生过的革命实践而曾经保有但后来已经有所流失的“革命性”潜力，而更使得它们与“秩序”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个别以亲以著称的网络活动家笔下的“进步”和“劳动者维权”成了直接的对立关系。

于是，我们的未来就和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地区一样光明了；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不过，知识依然还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