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一派｜中国灵安往事十二：郑振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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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个跟达式常有点神似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腰板笔挺，神情坚毅，两手自然放在背后，脸上挂着一丝微不可察的笑容，威严而不失亲和，他就是我读初一时的语文老师郑振贤。
这张背景为桐乡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学楼的照片，是他二女儿起邠发给我的，想必她认为这是他爸拍得最帅的一张照片。我把郑老师有点像达式常的发现告诉了她，起邠说，还真有点像，不过我爸比达式常更帅那么一点点。
我认识这个比达式常更帅那么一点点的男人，是在46年前的灵安中学。1978年秋季开学，我读初一，班主任是潘贵堂老师，郑老师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教我们语文和音乐。
郑老师教语文跟别的老师不同，他特别重视朗读，他说读书读书，一定要读出声音来，才是最上乘的读书法，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让自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既熟悉文章的表现手法，又能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
当时我懵懵懂懂，不知道郑老师说得对不对，直到后来才知道郑老师的用心良苦。
有一次上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郑老师叫我朗读全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13岁的小屁孩哪见过这种阵仗，紧张地要命，磕磕绊绊，一遍下来，手心里全是汗。郑老师当然不满意，批评我没有投入，没用感情。接着，郑老师亲自示范。在读到课文中“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一段时，他学着那私塾先生的样子，也把头拗过去拗过去，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郑老师绘声绘色的朗读，真的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在绍兴的“三味书屋”，而郑老师分明就是那个手拿戒尺的私塾先生。这个朗读法，让我受益匪浅。
郑老师班上有个女孩子，初一第一个学期的英语期中考试，成绩跻身班级前三名，引起了郑老师和英语老师沈乃驹的重点关注。有一次两人特意测试她对英语的兴趣，不料沈老师准备的几个生僻英语单词，这女孩不仅读出来了，而且发音八九不离十，两人一致认为她有外语天赋。
过了几天郑老师拿来一套中央广播英语教材给这个小女孩，还利用家访的机会，对女孩的父亲说，去买个收音机，对学英语帮助很大。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阶段，女孩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后来这个女孩考取了大学，读的就是英语专业。
我酷爱看书，课余常喜欢读一些“大部头”书，郑老师负责管理的学校图书室是我常去的地方。图书室在北教学楼二楼西面尽头，规定学生一次只能借一本，两星期内归还。但郑老师对我格外照顾，从不限制借阅数量，每次一借就是好几本。
初中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老人与海》等中外名著被我“一网打尽”。后来，我爱上码字，这些阅读对我帮助很大。
1984年，我在灵安中学代课，跟郑老师成了同事。有一次晨跑，我鬼使神差跑到了红旗村沙泥浜的郑老师家里。师母文宝很客气，盛了一碗粥叫我吃。郑老师邀我参观他的藏书。当我走进书房，好家伙，放眼皆是书，地上堆的，床上垒的，桌上叠的，就连阁楼上也放满了装书的纸板箱。我暗暗估算一下，藏书不下5000册。
郑老师爱书成癖，为购得心仪之书除了托人购买，自己经常抽空骑自行车去桐乡新华书店预订新书、淘书。他当时是灵安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不光自已爱买书，还经常动员年轻语文教师跟他一起买书，朱光耀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据朱老师回忆，他家里的《唐宋文举要》，《康熙字典》，《辞海》等都是郑老师帮买来的。郑老师不光买书而且爱书，他看过的书从不折页，也不在书上批注，阅后仍如新书。有一年加工资，他每月多了10几元钱，高兴得像个小孩，对朱老师说“我每月又可多买好几本书了”。
朱老师至今还记得，他去看望住院的郑老师，当时他说话已经前言不搭后语，见了朱老师只知道姓朱，记不起全名，但聊到购书，郑老师的眼睛开始发光，神情有点激动，能不假思索地报出一些书的书名，甚至哪个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最好，他也记得煞煞清爽。
“书痴”之名，名不虚传。郑老师对书的记忆，就象储存在他大脑里的“加密文件”，癌细胞无法侵蚀一样。
除了爱好藏书，郑老师还喜欢集邮。那天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才小心翼翼取出从不轻易示人的集邮册，满满十大本。我小心翻看，轻拿轻放，生怕弄脏了郑老师的宝贝疙瘩。郑老师对集邮非常专业，从他嘴里我开始知道了J票（纪念邮票）、T票（特种邮票）、小型张、首日封、邮资封片等集邮名词。我后来也迷上集邮，多半是受郑老师的影响。
工作后，我跟郑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我成了邮局的新邮订户，与郑老师的见面才多了起来。每到新邮发行日，几乎每次都能在邮局碰到他。郑老师偏爱邮资信封，但集邮门市部的王先生总是以数量有限来搪塞，我和郑老师不气馁，在我们的软泡硬磨下，总有斩获。
郑老师身体瘦弱，脸色一向不太好。师母没有工作，两个女儿在求学，上面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岳父，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我就想，郑老师那点微薄的工资，既要养家糊口，还要买书和邮票，可见他节衣缩食到了何种程度。难怪在学校食堂里，我常常看到他挤在学生的队伍中，买最便宜的菜。
每次出差，郑老师都是“饱着出门，饿着回家”，从不舍得花一分钱，连9分一碗的阳春面也舍不得吃，省下来的钱除了供两个女儿读书外，大多花在购书和集邮上。有次从省城开会回来，扛回一大包书，给两个女儿每人买了5分钱一个的“火车面包”，自己一到家就饿得马上啃冷饭。
1991年春节刚过，在邮局他问我有没有“妇代会”的邮资信封，多的话调剂他一张。我回到家里，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那张“妇代会”。没想到，次年5月29日，郑老师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那天，从我母亲嘴里得知这个噩耗，我不由得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得的是肺癌，只有50来岁，真可惜！”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框是红的。我知道，母亲心肠一直很软。
1999年我从杨家门搬到环北新村，在整理书橱时，一沓信封飘然落地，捡起一看，5张“妇代会”。我不知道，郑老师临去之前是否还惦记着那张“妇代会”？倘若他地下有知，是否会原谅学生的粗心呢？
天堂里有没有邮来邮往？若可以通信，学生一定会给你寄上一张“妇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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