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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宏观 |重回双向波动——2024年人民币汇率展望

边泉水 刘鎏 边泉水经济研究 2024-06-16

  //  核心结论   

2022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8.3%,创1994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4.8%。9月9日收盘价一度突破去年高点,创2008年以来新高。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央行持续释放稳定汇率的政策信号,8月中旬以来多次强调“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影响汇率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和通胀、经常账户、资本流动、美元指数、地缘政治等。经济增长和通胀对汇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际汇率的变化上,202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贸易伙伴追赶速度放缓,给实际有效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我国经常账户维持顺差,对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受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拖累,过去两年非储备金融账户出现逆差。2017年以来,地缘政治因素给人民币造成的冲击加大。去年以来,美元升值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工具包括外汇占款、中间价、逆周期调节因子、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离岸央票、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等。2018年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以来,外汇占款变化不大。每日早上公布的中间价可以限制即期汇率日内波动区间,并起到政策信号作用。逆周期因子2020年10月淡出使用,央行未明确是否再次启用。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增加境内外汇流动性。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可以抑制远期购汇需求。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增加跨境融资。离岸市场发行央票有利于离岸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可以协同商业银行稳定外汇市场,国内金融部门整体拥有较大规模外汇资产应对汇率波动风险。

往前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2023年可能在7.3元/美元附近波动。2024年如果国内经济继续回升,汇率可能重回7以下;如果国内经济放缓,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随着宏观政策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内经济开始企稳回升,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经济企稳和央行稳汇率政策力度加大给人民币汇率带来支撑,我们预计2023年年内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可能在7.3元/美元附近波动。展望2024年,国内经济增长仍面临挑战;经常账户顺差和非储备金融账户逆差格局可能延续;近期中美加强对话合作出现积极进展,两国关系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美元未来走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我们预计2024年人民币汇率重回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国内经济放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元大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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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连续两年贬值

人民币汇率连续两年贬值。2022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8.3%,创1994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4.8%,连续两年贬值(图表1)。9月9日,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收盘价7.34元/美元,一度突破2022年11月3日收盘价7.32元/美元,创2008年以来新高(图表2)。
央行持续释放稳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信号。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8月17日,央行发布《2023年第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此后,央行多次重申“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图表3),人民币汇率有所企稳。截至9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于7.3元/美元。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

影响汇率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和通胀、经常账户、资本流动、美元指数、地缘政治等。这些因素之间并非完全独立。

1、经济增长和通胀

经济增长和通胀对汇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际汇率的变化上。实际汇率是用两国价格水平对名义汇率进行调整后的汇率[1]。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了购买力平价[2]的概念。根据购买力平价,两种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存在均值回归的特性,但现实中实际汇率向购买力平价回归非常缓慢[3]。
过去三十年,中国实际汇率存在长期升值趋势,可以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解释。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4][5],本国劳动生产率相对外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带来本国实际汇率升值。1994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相对于贸易伙伴增长5倍多,BIS估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73%左右(图表4)。
过去三年,中国经济相对增速放缓给人民币实际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均GDP相对贸易伙伴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增速之间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202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同比增速也出现了回落(图表5)。

2、经常账户

过去三十年,我国年度经常账户均实现顺差。1994年以来,经常账户顺差相对GDP比例年均2.9%。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上升。2007年,经常账户顺差相对GDP比例达到历史峰值9.9%,之后回落。2011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相对GDP比例年均1.7%(图表6)。2022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2.2%,2023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1.7%,基本接近2011年以来均值水平。

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来自于货物贸易顺差。经常账户包括货物、服务、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目前货物贸易为顺差,服务贸易和初次收入为逆差,二次收入顺差规模较小。

  • 1994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均实现顺差。2007年,国际收支口径贸易顺差相对GDP比例达到8.5%的峰值。2020年疫情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上升,货物贸易顺差再次扩大。2022年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顺差668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2022年货物贸易顺差相对GDP比例只有3.7%,2023年上半年回落至3.4%。(图表7)

  • 2009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出现逆差,主要来自旅行服务逆差。疫情前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较大,2014-2018年连续五年服务贸易逆差相对GDP比例达到2%,2018年服务贸易逆差达到历史峰值2922亿美元。疫情期间出入境受到限制,服务贸易逆差明显回落。2022年服务贸易逆差降至923亿美元,相对GDP比例降至0.5%。今年随着防疫政策放开,服务贸易逆差再度扩大,上半年服务贸易逆差相对GDP比例扩大至1.2%。(图表8)

  • 我国初次收入项目多数年份为逆差,主要来自投资收益逆差。由于外国对华投资收益主要来自直接投资,我国对外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外汇储备,我国对外投资回报率低于外国对华投资回报率。2022年初次收入逆差1936亿美元,相对GDP比例1.1%。2023年上半年初次收入逆差相对GDP比例回落至0.7%。(图表9)

  • 我国二次收入之前为逆差,2018年下半年以来转为顺差,但金额较小。2022年二次收入顺差191亿美元,主要来自个人经常转移,相对GDP比例只有0.1%左右。

经常账户顺差对人民币汇率起到支持作用。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相对GDP比例较高的时期,曾经给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带来升值压力。2005年“7.21汇改”以前,人民币盯住美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21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速度加快,汇率升值压力得到释放。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顺差相对GDP比例回落,但仍然维持顺差,总体上发挥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积极作用。

3、资本流动

资本流动在国际收支中主要体现为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的变化。1994年以来,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多数年份为顺差,但2012年以来逆差增多。2020年疫情以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持续逆差。2022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2110亿美元,相对GDP比例1.2%;2023年上半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相对GDP比例1%。(图表10)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资。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多数年份为顺差,主要由直接投资贡献。近年来,直接投资顺差相对GDP比例减小,甚至出现逆差。证券投资顺差年份多于逆差年份,但去年以来为逆差;其他投资逆差年份多于顺差年份,去年以来实现顺差;金融衍生工具差额规模较小。(图表11)

  • 1992年后直接投资顺差相对规模上升,过去几年回落,今年第二次出现逆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1992-2014年,直接投资顺差相对GDP比例年均3.2%。2015年以来,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相对规模下降,直接投资顺差相对GDP比例明显回落。2016年直接投资首次出现逆差,今年上半年再次出现逆差。(图表12)
  • 去年以来,证券投资出现逆差。证券投资按投资工具划分为股权和债券投资,历史上债券投资差额波动大于股权投资。去年以来,证券投资出现逆差,主要来自债券投资逆差(图表13)。去年以来,美联储累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525个基点,中国央行累计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40个基点,中美利差出现较大幅度倒挂(图表14)。一方面,境外主体减持人民币债券;另一方面,境内主体增加境外债券配置。
  • 去年以来其他投资实现顺差。历史上其他投资经常出现较大规模逆差,如2015-2016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主要来自其他投资逆差。但去年以来其他贸易投资实现顺差,主要是货币和存款投资以及贷款投资从逆差转为顺差。2022年其他投资顺差相对GDP比例0.3%,今年上半年为0.5%。(图表15)
去年以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主要受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拖累。去年以来中美利差出现倒挂并且幅度加大,导致债券投资出现逆差。受国内经济下滑、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直接投资再次出现逆差。但其他投资实现顺差,边际上减轻了资本流出压力。

4、美元指数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央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做市商在提供中间价报价时更多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2016年2月,明确“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指数存在负相关关系。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因此人民币汇率和美元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美元升值时,人民币汇率往往对美元贬值;美元贬值时,人民币则对美元升值(图表16)。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再次盯住美元,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2010年6月以来月度数据看,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指数弹性约为0.3。美元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平均贬值0.3个百分点(图表17)。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今年以来,截至9月22日,人民币对CFETS货币篮子升值0.2%,对BIS货币篮子贬值0.3%,对SDR货币篮子贬值2.5%(图表18和19)。对CFETS货币篮子和BIS货币篮子相对平稳,对SDR货币篮子贬值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SDR货币篮子中美元权重较高。根据2022年12月3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告[6],CFETS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比19.83%,BIS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比19.68%,SDR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比49.45%。

5、地缘政治

2017年以来,地缘政治给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冲击增多。美国于2018年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分别对约340亿美元、16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了25%、25%和10%的关税。2019年8月15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税率大幅上升(图表20),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比例明显下降(图表21)。除了加征关税,美国还将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制裁。

三‍

人民币汇率政策工具

央行在2023年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总的看,当前人民币汇率没有偏离基本面”,人民银行、外汇局“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央行和外管局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工具包括:外汇占款、中间价、逆周期调节因子、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离岸央票、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等。
1、外汇占款

2018年以前,外汇占款变化对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以前,央行外汇占款大幅增长,央行通过投放外汇占款回收外汇,抑制人民币汇率升值。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央行外汇占款减少,增加了外汇供给,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2018年之后,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根据2018年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已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这从官方外汇储备和央行外汇占款变化上也能反映出来”。2018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基本保持稳定。(图表22)
2022年末至2023年初央行外汇占款再次增长,并非央行主动干预外汇市场。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外汇占款累计增长4756亿元。央行解释[7]外汇占款增长主要是因为部分商业银行将外汇资金置换回人民币形式来交存存款准备金的结果。(图表23)

2.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浮动区间限制日内即期汇率波动范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每天早上由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当天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只能在限定的波动区间进行交易。2007年以来,即期汇率的浮动幅度逐步扩大——2007年5月21日从0.3%扩大至0.5%,2012年4月16日从0.5%扩大至1%,2014年3月15日从1%扩大至2%。(图表24)
2015年“8.11汇改”前多次出现即期汇率持续单方向偏离中间价。2015年8月11日,央行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对前一日中间价贬值近2%,中间价与市场汇率的点差进行了一次性校正。此后,即期汇率持续单方向偏离中间价的情形明显减少。
“8.11汇改”后即期汇率和中间价之间主要有三次较大幅度偏离,分别是2019年、2022年和当前。前两次最后都通过即期汇率升值消除了对即期汇率对中间价的偏离。今年6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即期汇率和中间价之间再次出现较长时间的大幅偏离;8月11日以来即期汇率对中间价偏离幅度持续超过1%。
我们认为,中间价不能完全决定汇率走势,但是起到一定的政策信号作用。此次即期汇率偏离中间价持续时间可能超过2019年和2022年,未来即期汇率能否回归中间价仍然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等其他因素。

3.逆周期因子
根据央行和外汇交易中心,逆周期因子于2017年5月引入,2018年初调整至中性,同年再次引入,2010年淡出使用。
  • 2017 年 5 月末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将中间价报价模型由原来的“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逆周期系数由各报价行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化、外汇市场顺周期程度等设定。
  • 2018年1月,随着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趋于平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基于自身对经济基本面和市场情况的判断,陆续将“逆周期因子”调整至中性。
  • 2018年8月,受美元指数走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行为。基于自身对市场情况的判断,8月份报价行陆续主动调整了“逆周期系数”,以适度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
  • 2020年10月,逆周期因子从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淡出使用。
从前两段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的经历看,在中间价模型中加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会降低人民币中间价对收盘价涨跌幅和前一日美元涨跌幅之间的相关性。2022年8月至今年初以及今年7月以来,中间价涨跌幅和前一日美元涨跌幅相关性再次下降,但央行和外汇交易中心并没有公布是否再次启用了逆周期因子。(图表25)

4.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调节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会影响境内外汇流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供求关系。根据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境内金融机构吸收外汇存款需要向人民银行交准备金。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释放境内外汇流动性,缓解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收紧境内外汇流动性,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去年以来,央行三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今年9月1日,央行宣布自9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6%下调至4%,降至2007年以来最低水平(图表26)。根据8月末外汇存款余额7954亿美元(图表27)估计,大约释放境内外汇流动性159亿美元。

5、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2015年“8.11汇改”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人民银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8],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
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可以增加远期购汇成本,抑制远期购汇需求。2015年以来,央行三次上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每次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上调至20%,银行远期贷款售汇签约额都会大幅下降;每当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至0%,银行远期贷款售汇签约额则会回升。(图表28)
2022年9月,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至20%。银行远期代客售汇签约额从2022年9月699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10月以来月均136亿美元。银行远期代客售汇未到期额从2022年2048亿美元降至2023年8月1013亿美元(图表29)

6、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人民银行从2016年5月3日起,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9],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宏观审慎评估结果设置并调节相关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
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与资本或净资产挂钩:
  • 企业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 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一级资本*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资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上调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可以提高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鼓励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有利于跨境资金流入;下调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则降低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抑制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减少跨境资金流入。
2020年以来,央行和外管局五次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 2020年3月12日,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上调至1.25。
  • 2020年12月11日,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
  • 2021年1月7日,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25下调至1。
  • 2022年10月25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上调至1.25。
  • 2023年7月23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上调至1.5,为历史最高水平(图表30)。
去年以来,我国外债水平总体回落。截至2023年2季度,我国外债余额约2.43万亿元,其中企业和金融机构外债余额约1.95万亿元(图表31)。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可以放松企业和金融机构借外债的限额,但企业和金融机构是否借更多外债仍然取决于自身需求,以及融资成本。去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大幅后美元融资成本上升,可能是造成去年以来外债下降的更重要的原因。

7、离岸央票
央行从2018年开始在香港市场发行离岸央票。2019年9月开始,离岸央票存量规模基本维持在800亿元的水平。今年8月和9月央行在香港市场连续两个月各增发100亿元央票(图表32)。发行央票起到回收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作用。8月以来,香港市场离岸人民币资金利率大幅上升(图表33)。当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离岸人民币汇率往往比在岸人民币汇率更加偏向贬值的一边。收紧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有助于维护离岸人民币汇率稳定。

8.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于2016年6月24日成立。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由外汇及相关市场参与者组成,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行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行为和银行柜台外汇及跨境人民币展业行为进行自律管理。外汇自律机制成员分为核心成员、基础成员和普通成员。核心成员由14家金融机构组成,包括工农中建交等9家中资银行和5家外资银行;基础成员和普通成员分别包括42家和567家机构。
2014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下降的同时,商业银行国外净资产实现增长。2014年4月至2023年7月,央行外汇占款累计减少了5.5万亿元,而其他存款性公司国外净资产增加了5.9万亿元(图表34)。尽管2014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有所下降,但是央行和商业银行合计拥有的国外净资产并没有减少(图表35)。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可以协同商业银行稳定外汇市场,国内金融部门整体仍然拥有较大规模的外汇资产应对汇率波动风险。


人民币汇率前瞻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美元升值、中美利差倒挂、地缘政治等方面因素影响。
7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后,宏观政策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内经济企稳回升8月以来,央行再次降息降准;房地产政策明显放松,包括首套房贷采取认房不认贷政策,降低首套房和二套房首付比例,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各地进一步放松限购等;居民贷款有所回升;财政赤字开始较去年同期扩张。8月国内经济企稳回升[10],9月制造业PMI继续回升并进入扩张区间[11]。我们预计4季度经济延续回升态势,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与此同时,稳定汇率政策力度加大。7月20日央行和外管局宣布,决定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上调至1.5。8月中旬开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市场价偏离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8月17日,央行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9月1日央行宣布,决定15日起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6%下调至4%。8月和9月央行连续两个月在香港市场增发离岸央票。近期央行稳汇率政策频率和力度明显增加。
经常账户顺差和非储备金融账户逆差格局可能延续。今年出入境政策放松后,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明显贬值,给货物贸易顺差带来支持。预计经常账户顺差总体保持稳定。中美货币政策未到拐点,中美利差大幅倒挂可能延续,证券投资逆差压力可能持续。缓解直接投资逆差压力,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中美加强对话合作出现积极进展,两国关系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9月22日财政部发布新闻[12],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9月2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表示[13],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两国加强对话合作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同时指出,中美关系仍然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任重道远。
美元走势仍面临不确定性。美联储9月暂停加息,但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显示,年内可能还有一次加息。9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仍然有韧性,通胀仍然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何时开始降息仍不确定,利率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平。2024年美元走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预计2023年底人民币汇率7.3元/美元左右,2024年重回双向波动。考虑短期经济企稳回升,央行稳汇率政策力度加大,我们预计人民币汇率可能有所企稳,年内可能会在7.3元/美元附近波动。展望2024年,如果国内经济回升,汇率可能重回7以下;如果国内经济继续放缓,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

风险提示

国内经济放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元大幅升值。



[1] 如果用e表示名义汇率,并且采用直接标价法(一单位外国货币兑换的本国货币),P和P*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价格水平,则实际汇率为eP*/P。

[2] Cassel, Gustav, “Abnormal Dev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conomic Journal, Vol. 28 (December 1918), pp. 413–15.

[3] Rogoff, Kenneth. 1996.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uzz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647-68.

[4] Balassa, Bela. “The Purchasing-Power Parity Doctrine: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2, no. 6 (1964): 584–96.

[5] Samuelson, Paul A. “Theoretical Notes on Trade Problem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6, no. 2 (1964): 145–54.

[6]https://www.chinamoney.com.cn/dqs/rest/cm-s-security /dealPathpath=Jnw5ofpjlbE%253DuZ9TuHgZHBAAf1R6YB58X05d%252BgZUOB eJroJoMdvdUxrf504bJIitK3wfaw1B mxB1cngsIlBluOWiLoFSgsHoQw%253D%253D

[7]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755614/index.html

[8]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2947919/index.html

[9]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055696/index.html

[10] 参见9月15日宏观经济报告《经济企稳回升,有望延续到4季度——8月经济数据点评》

[11] 参见9月30日宏观经济报告《制造业延续回升态势——9月PMI数据点评》

[12]https://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309/t20230922_3908769.htm

[13] https://www.news.cn/2023-09/30/c_1129894390.htm


西部宏观边泉水团队

边泉水

首席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研究生;国家统计局百名经济学家景气调查特邀专家;曾长期担任中金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宏观经济第一名、《亚洲货币》中国经济第一名与“远见杯”全球市场预测第一名团队成员),曾任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财新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中银国际宏观分析师(新财富宏观经济第三名团队成员)、国务院直属办事机关副处级调研员;擅长政策研究,致力于构建以大类资产配置为核心,以经济周期、流动性和政策为支点的宏观研究体系和研究团队。

宋进朝

资深分析师。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CFA,FRM,曾任中信建投证券宏观分析师、首席经济学家助理;多年宏观金融研究经验,主要从事宏观、产业及政策研究,尝试从结构主义视角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特征,致力于搭建中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和体系;研究方向为经济周期、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

刘 鎏

资深分析师。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金融学硕士;此前在中邮保险资管中心从事组合管理工作,曾长期担任中金公司研究部经济学家(《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宏观经济第一名与《亚洲货币》中国经济第一名团队成员),曾任北大国发院研究助理;尤其擅长宏观数据的处理、分析和预测工作,曾在“远见杯”中国经济预测评选中多次获得前三名;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总量指标分析预测、经济周期及主题研究。

杨一凡

高级分析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曾任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擅长大类资产主题研究;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及大类资产。

赵红蕾

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基本面、内需结构、侧重于财政政策研究。

张馨月

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实体经济、产业政策、侧重于行业景气度跟踪及比较。




证券研究报告:《重回双向波动——2024年人民币汇率展望


报告发布日期:2023年10月9日

报告发布机构:西部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分析师:边泉水

分析师执业编号:S0800522070002

邮箱:bianquanshui@research.xbmail.com.cn

分析师:刘鎏

分析师执业编号:S0800522080001

邮箱:liuliu@research.xbmai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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