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家城商行全景扫描

正文

城商行发展现状‍

城商行正在经历“大洗牌”，数量虽然减少但体量持续攀升。近两年来城商行之间的“抱团取暖”事件不断上演，比如四川省合并了省内2家银行新设四川银行，山西省将5家城商行重组合并后新设了山西银行，辽宁省拟将12家城商行重组合并为辽沈银行，以及近期的中原银行合并吸收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及焦作中旅银行，城商行的数量也从2010的147家减至最新的116家。尽管城商行的数量在逐年减少，但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却在逐年攀升；截至2021年末，城商行群体的体量已经突破45万亿元，在银行业中的占比为13.1%，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城商行不良率波动上升，资产质量变差，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最新数据，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从2019年9月末的最高位2.48%下降至2022年3月末的1.96%，近年来虽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但增长幅度明显减小。2021年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403.17亿元，较上一年增加743.2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90%，同比增加了0.09个百分点，实现不良“双升”。盈利方面，宏观经济增速的放缓、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力度的加大，城商行的净息差平缓下行，2021年末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为1.91%。利润空间的压缩叠加不良率上升压力下银行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导致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波动下降至2021年末的0.56%，城商行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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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的风险抵补能力整体上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行业较低水平。2021年末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到196.91%，较去年同期升高12.44个百分点；同期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188.71%，同比减少1.06个百分点。城商行进入2020年三季度后拨备覆盖率明显提高，且在2021年一直保持上行的趋势，但由于2019年一整年的时间都处于低位震荡，2022年以来拨备覆盖率又处于下滑趋势，是唯一一个环比出现下降的银行类型，因此城商行的御险能力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稳固。从整体上来看，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大多数时候均低于平均水平，且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距仍较明显，但差距在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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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负债端压力加大，同业存单市场持续扩容。2021年同业存单的发行规模达到21.84万亿元，同比增加了2.83万亿元，增幅为15%；同期存单净融资规模达到近2.78万亿元，较上一年增长2.36万亿元，实现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双增长。近年来随着各项监管措施趋严，银行面临负债端压力和揽储压力，为稳定自身存款规模、弥补资金不足，商业银行发行同业存单补充负债端的意愿明显加强。当前城商行受到异地揽储和结构性存款持续压降的影响，对于同业存单的发行需求逐渐上升，目前已经成为同业存单市场最重要的发行主体之一。截至2022年6月24日，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量占未到期的同业存单总规模30.15%。‍

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常年低于行业水平导致补充资本需求上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成为主要发债类型。近年来在金融监管下，城商行被动进行资产结构调整的力度更大，叠加让利实体经济导致的净息差收窄、受疫情影响导致的资产质量下降等因素，城商行风险加权资产占比持续上升，资产充足水平持续下降，资本补充压力加大。为缓解资本压力，城商行青睐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作为资本补充工具。今年以来城商行在二级资本债市场中交易活跃，3月末银行二级资本债成交额为6199亿元，其中城商行占比13.8%，成交规模达到2021年以来的月度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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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事件屡现，次级债不赎回案例增多，引发市场担忧。二级资本债存在减记和不赎回风险，2020年包商银行公告对已发行的65亿元二级资本债券本金实施全额减记，成为国内首例二级资本债减记事件。包商银行事件打破了二级资本债的刚兑预期，凸显了资本补充工具的次级属性。截至2021年末，共有29只二级资本债未赎回，其中8只发行人为城商行，21只发行人为农商行，体现了资质较弱的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的信用风险。随着信用分层加剧以及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持续扩容，预计未来二级资本债不赎回或减计现象将继续增加，尤其是发行主体为弱资质中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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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场对城商行的信用资质颇为关注，其中除了受到2019年的包商信用危机事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2021年以来，商业银行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成为银行的主要发债类型，市场存量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者对城商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资质进行梳理剖析十分重要。为了更全面地评估城商行的信用情况，我们主要从经营环境、自身竞争力和财务情况三个维度来建立城商行信用资质的分析框架。

2.1 城商行经营环境分析

城商行是地方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发展高度依赖所处区域的经济特征。城商行的前身为城市信用社，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着服务地方经济、本土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的使命，与本土的经济发展高度绑定，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实力影响着所在地区城商行的经营表现。特别是在当前强监管的政策下，要求城商行回归本土发展，银行的异地业务受到很大的限制，与区域资源禀赋的关联度提升，因此分析所处区域的经济特征有助于了解城商行的经营能力。

区域GDP、税收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作为城商行经营环境的打分标准。当地的区域经济水平、企业盈利能力和个人财富水平决定了当地信贷需求的强弱。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债务人的信用资质偏好，信贷需求较强，对所处区域内的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

城商行区域集中度高，主要集中在鲁辽浙冀川等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至少有1家城商行，其中山东、辽宁、浙江、河北和四川这五个省份的城商行数量最多，分别为13家、12家、12家、11家和11家，合计59家，占据全国城商行数量的一半以上。北京和上海两地虽然只有1家城商行，但银行总资产规模分别为30589.59亿元和26531.99亿元，位列全国第三和第五位。

城商行之间分化明显，总资产规模差异大，与所属省份经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最新数据，总资产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商行有9家，合计超过16.88万亿元，按照资产规模从大到小分别为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和盛京银行。总资产位于5000-10000亿、3000-5000亿、1000-3000亿和1000亿以下的城商行数量分别为13家、25家、45家和11家，城商行之间规模差距明显。从省份来看，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省份城商行的资产规模水平也相对较高，但部分省份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比如广东省2021年的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城商行资产规模却位列全国第八；相同情况还有像河南、湖北和湖南等省份，主要是由于这些省份的城商行数量较少。

城商行大多集中在直辖市、各省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市，江浙沪等地区域资源优质，有力支持城商行在当地的发展。一般来说，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财政实力，当区域内银行的发生信用风险时政府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持。通过查找城商行所属的103个区域的相关数据，2021年一般预算收入内税收收入最高的三个区域为上海、北京和苏州，分别为6606.70亿元、5164.64亿元和2166.65亿元，最低的是宁夏石嘴山市，为18.24亿元。区域GDP方面，2021年位于全国前三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和广州，GDP规模分别为43,214.85亿元、40,269.55亿元和28,231.97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收入最高的三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和苏州，分别为76437元、75602元和70966元。整体来看，位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城商行综合实力更强。

2.2 城商行自身竞争力分析

除城商行所处的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外，银行自身的竞争力也是影响主体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主要从业务经营、竞争地位和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三个方面和五个指标来进行分析，五个指标为总资产规模、存贷款增速、主营省份集中度以及前十大股东/民企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

城商行总资产规模稳步扩张，头部特征明显；资产增速较快的城商行主要集中在地市级城市。2021年城商行总资产同比上升了约11%，从资产规模来看，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是城商行中的领跑者，资产规模与其他城商行的差距明显。规模最大的前十家城商行的总资产规模占据所有城商行总资产规模40.10%，头部优势明显。从资产增速来看，大多数城商行的资产均处于增长的态势，其中增长较快的是刚设立不久的新疆银行和四川银行，同比增长为38.42%和34.99%，紧随着的是齐商银行27.53%、海南银行25.38%和宁波银行23.90%，宁波银行是唯一一家同比增速在20%以上的万亿级城商行。值得关注的是共有3家银行出现缩表，分别为广东南粤银行、蒙商银行和盛京银行，其中广东南粤银行资产规模收缩最多，同比减少了13.90%。

2021年整体城商行贷款增速超过资产增速，地市级城商行存贷款增速明显。银行的存贷款可以体现出贷款投放和吸收存款是否存在压力，从而反映出银行的经营能力。截至2021年末，城商行贷款总额为22.11万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2.39%，贷款增速超过总资产增速约1.39%；负债总额为27.18万亿元，较上一年增7.21%。去年存款增速最快的前五名城商行为四川银行、海南银行、绵阳市商业银行、齐商银行以及成都银行，贷款增速最快的前五家城商行为四川银行、蒙商银行、成都银行、达州银行和乐山市商业银行。其中四川银行的存贷款增速均位列所有城商行第一位，贷款总额增量最多，增速达到60.60%，远超2021年四川银行业贷款增速13%。

排名靠前的城商行主营省份集中度高，多数贷款投向其所在的区域。主营省份集中度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地区分布来判断银行异地扩张的情况。在披露贷款投向的城商行中，大多数城商行发放的异地贷款低于50%，主要以省内城市为经营地区。2021年在异地贷款高于50%的城商行中，包括一些资质较优的银行如北京银行和厦门银行等。

城商行股权相对比较集中，但股权结构呈现分散化特征，主要股东以地方财政、国企和民营为主。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2021年城商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68.46%，其中有一成的城商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包括自贡银行、中原银行、苏州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贵阳银行和锦州银行等。此外，城商行前十大股东背景中政府和国企占比为0的有6个。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昆仑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大连银行、德州银行和华融湘江银行的国企持股比例最高，分别为77.09%、70.28%、50.29%、44.00%和40.53%，均为地方国企和央企控股。下图所示为打分较高的前二十家城商行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其中，苏州银行、贵阳银行和江苏银行的股权较为分散，前十大股东合计为37.55%、40.10%和42.92%；重庆银行、广州银行以及云南红塔银行持股比较集中，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分别为98.87%、92.72%和87.49%。

从股东性质看，城商行股权中政府单位和国企成分较高，民营成分较低。公司内部的治理及控制也是分析银行主体信用的重点考虑指标，特别是包商银行事件后，市场投资者对股东性质以及控股比例较为关注，尤其是大股东为民企的银行，容易产生股权管理混乱、关联交易管理薄弱等问题。具体来看，广州银行、云南红塔银行、贵州银行、南京银行和长沙银行由财政单位和国企控股的比例较高，但台州银行由民企控股比例较高，占总股本约为57.31%，需关注其风险承担和盈利能力，重点观察民营股东的背景和潜在的关联交易。

2.3 城商行财务情况分析

2.3.1 城商行资产质量分析

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反映出其抗风险的能力，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需要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金额较大，从而对银行的盈利产生侵蚀，影响着银行自身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情况。城商行的资产质量指标主要从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和贷款集中度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2021年城商行资产质量下降，部分城商行的不良率上升，广东和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不良率较低。截至2021年末，商业银行的不良率1.73%，相较于2020年1.84%同比下降了0.11%，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整体变好；但城商行的不良率相较于2020年有所上升，为1.90%，资产质量相较于去年整体变差。在公布数据的93家城商行中，有52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低于同期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1.73%的不良率，有23家城商行高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警戒线2%。

其中，不良贷款率低于1%的城商行有15家，分别为云南红塔银行、温州银行、宁波银行、嘉兴银行和湖州银行等，云南红塔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93家城商行中最低的，仅为0.56%。不良贷款率高于3%的城商行有8家，不良率从低到高分别为鄂尔多斯银行、宁夏银行、蒙商银行、盛京银行、曲靖市商业银行、自贡银行、龙江银行和辽沈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的是辽沈银行，达到了6.02%。

作为刚成立的辽宁省首家省级城商行，辽沈银行于2021年9月份完成了对辽阳银行和营口沿海银行两家高风险银行的合并，这两家银行由于之前的不正当经营导致坏账颇多，辽沈银行承继了这两家银行所有的债务和问题资产，短期内难以完全处置，从而导致了不良率高企的情况。

尽管2021年城商行不良贷款规模整体同比上升，但大部分城商行的不良率较去年有所下降。共有61家城商行的不良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鄂尔多斯银行、长城华西银行、大连银行和四川银行不良率的降幅超过0.5个百分点，风险管理效果显著。共有26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增速最明显的是自贡银行，由2020年的1.98%增加到3.48%，较上年增长了一倍。这已经是自贡银行第三年出现不良贷款“双升”的现象，从2019年至2021年，自贡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由5.29亿元增加至12.66亿元，增幅达139.32%，不良率分别为1.89%、1.98%、3.48%。共有6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不变，分别为南京银行、昆仑银行、贵州银行、威海银行、晋商银行以及秦皇岛银行。

2021年城商行平均拨备覆盖率较去年显著提升28.05个百分点，风险抵补能力明显加强；大部分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超过150%的监管要求，但有13家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处于130%-150%区间。从时间维度上看，2021年一季度至四季度，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82.14%、191.47%、197.18%和188.71%，较2020年有明显的提升。从银行类型来看，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的提升幅度最大，但仍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存在一定的差距。

根据2018年原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在公布数据的93家城商行中，2021年的拨备覆盖率均超过了130%，符合监管要求。其中，嘉兴银行、杭州银行、唐山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最高，分别为602.59%、567.71%、536.81和525.52%，均超过500%。拨备覆盖率在300%-500%之间、200%-300%之间、200%以下的城商行数量分别为15家、23家和51家，其中拨备覆盖率低于150%有13家。从增减情况来看，30家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有63家的拨备覆盖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唐山银行的增幅最大，上升了196.80%；降幅最大的是新疆银行，降幅达1237.09%，主要是由于近年来规模快速扩张导致大量资本消耗，作为在2016年新成立的银行，新疆银行资本存量和增资渠道一定的受限，从而导致拨备覆盖率连续大幅下降。

虽然大部分地方城商行的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低于10%的监管要求，但最大的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均较高。样本中有80家城商行披露了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62家披露了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从分布区间来看，城商行的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主要分布在5-9%，前十大客户贷款集中度主要分布在40%-50%以及50%以上，逼近甚至已经突破监管红线。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城商行贷款集中度较低，样本中客户贷款集中度最低的城商行位于浙江省和广东省，分别是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和广州银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率为0.77%、0.91%和 0.98%，最大十家客户贷款率为2.78%、3.77%和6.27%。中西部地区的城商行贷款集中度普遍偏高，样本中客户贷款集中度最高的城商行位于江西省和广西省，分别是江西银行和柳州银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率为10.89%和9.19%，最大十家客户贷款率为84.65%和83.07%。

单一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偏高的城商行普遍信用资质较差，应重点关注已经突破监管红线的城商行。客户贷款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实现风险的对冲和分散，容易面临因单一行业不景气或大客户出现信用风险而导致银行流动性出现问题，增大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风险，从而影响到银行的稳健经营。

2.3.2 城商行负债情况分析

城商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和借入资金来开展资产业务，是银行经营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助于减少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提高盈利水平。存款是银行最本源的业务，也是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来源，存款规模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而相对应的同业负债同样也是用于解决银行短期负债缺口、支撑业务稳定发展的一种方式。同业负债通常期限较短，随着市场利率波动，稳定性弱，根据2014年的127号文规定，单家商业银行同业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该银行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负债结构中的同业负债占比较高的话，可能会导致城商行面临一定的债务压力。我们从负债端考虑，选取了吸收存款占比和同业负债占比两个指标进行分析。

2021年城商行的存款占比均超过55%，多数银行存款占比稳中有升。2021年城商行的存款占比增速为11.30%，其中除了广东南粤银行、西藏银行重庆三峡银行和广州银行的存款占比是负增长，样本中的其他银行均为正增长。增速最快的是新疆银行和四川银行，分别为59.82%和40.04%，这两家银行因为刚成立的缘故，正处于业务扩张、加快揽储的阶段。广东南粤银行的存款规模较去年减少了281.64亿元，跌幅为16.77%，主要是由于部分持有广东南粤银行较大比例股东的股权被冻结，且银行和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出现违约，导致该行的资产在2021年出现缩表。

近五成的城商行同业负债占比有所上升，但大多数城商行的同业负债占比均符合监管要求。从构成角度来看，2021年在同业负债中占比最高的是同业存单，占同业负债的比例为50.48%，其次为同业存放、卖出回购和拆入资金，占比分别为26.46%、14.69%和8.38%。城商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仍较大。从银行主体来看，在公布数据的102家城商行中，有12家同业负债占比高于30%，突破监管红线。其中锦州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最高，为38.16%，紧随其后的是上海银行，占比为37.10%。整体上看，总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同业负债占比均较高，比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等城商行。

2.3.3 城商行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保障银行能够生存发展、持久经营的重要指标，良好的盈利系统能够提高银行抵御风险和增加经济效益的能力，以促进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利息净收入是银行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此外，资产利润率（ROA）和资本利润率（ROE）反映了银行的内生资本积累能力，也是衡量商业银行整体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要求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不应低于0.6%，资本利润率不应低于11%。

2021年城商行净息差水平持续收窄，但有少数城商行逆势上涨。商业银行2021年整体的净息差为2.08%，相较于2020年末的2.10%有所下降。随着LPR的多次下调和银行减费让利力度的增加，城商行贷款利率普遍下调，而负债成本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多重因素叠加下城商行的净息差普遍缩窄。大部分城商行的跌幅控制在1%以下，达州银行和广东南粤银行的跌幅超过1%，分别为-2.09%和-1.22%。但是，也有城商行逆势上涨，其中涨幅超过1%的城商行有8家，涨幅最大的是潍坊银行，净息差较去年增长了2.12个百分点。

超七成的城商行2021年利息净收入呈上升态势，金华银行增速最大，为1341.00%；超九五成的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50%以上。大多数城商行的利息净收入规模处于平缓上升的趋势，地市级城商行的增速较为明显。2021年增速达到100%以上的银行有9家，增速从高到低分别为金华银行、潍坊银行、曲靖商行、鄂尔多斯银行、赣州银行、德州银行、新疆银行、绵阳商行和宜宾商行。此外，城商行的利息净收入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在样本中的121家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比超过90%的21家，介于70%-90%的有77家。截至到2021年末，利息净收入超过百亿元的城商行有20家，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北京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

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ROA)和资本利润率(ROE)均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值，相较于去年数据，城商行ROA基本不变，ROE减少了0.20个百分点。2021年的商业银行ROA和ROE为0.79%和9.64%，城商行的ROA和ROE分别为0.56%和7.20%，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值。在样本城商行中，有超过42%的城商行的ROA高于监管要求0.6%，仅有15%的城商行ROE超过监管要求11%。台州银行的ROA和ROE是样本中所有城商行最高的，分别为1.43%和17.16%，近乎是行业平均值的两倍。台州银行虽然资产规模不大，但由于其一直深耕惠普金融、小微贷款的领域，资产端高定价的中小微贷款业务和负债端低成本的零售存款挤压出来的利润空间使其保持了极强的盈利能力。

2.3.4 城商行资本充足性分析

银行的资本充足性是衡量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是否稳健的一个核心指标，资本金的充足与否影响着银行经受坏帐损失风险的能力，也影响着银行持续经营、达到盈利水平的能力。城商行的资本充足性受到银保监会等机构严格的管控，根据现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国内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需满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7.5%、8.5%和10.5%。

从整体来看，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处于行业较低水平。截至2021年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78%、12.35%和15.13%。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3.08%，与去年同期相比仅上涨了0.09%。

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均满足监管要求，且留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在公布数据的95家城商行中，资本充足率超过15%的有14家，其中最高的是四川银行，资本充足率为26.17%，紧随着的是辽沈银行和曲靖市商业银行，分别为24.98%和21.96%，均突破20%。一级资本充足率超过12%的有18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超过11%的有19家，两个指标中最高的三家银行依然是四川银行、辽沈银行和曲靖市商业银行。此外，泉州银行和桂林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7.58%和7.65%，逼近监管红线，应持续保持关注。

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有力支持当地信用债市场。从区域来看，城商行资本净额总额超过2000亿元的地区有浙江、江苏、北京、河南、山东、河北、上海和辽宁；资本净额规模较大且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城商行主要位于江浙沪京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债主体较多，区域债券市场规模较大，而城商行作为区域最重要的金融主体，为当地企业提供授信支持，助力债券市场的发展。

2.3.5 城商行流动性情况分析

流动性被视为商业银行的生命线，是衡量一家银行以最小的财务损失风险获取现金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我们主要关注城商行的存贷款比例。根据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存贷比不应超过75%，但允许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率优良的银行适当地提升比例。

城商行整体平均存贷比超75%，超一成的城商行存贷比在90%以上。2021年的城商行存贷比平均值为79.69%，其中存贷比例最高的是锦州银行，高达124.01%，比例最低的是刚成立的辽沈银行，仅为11.08%。存贷比过高或过低都存在弊端，过高的话表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不足，一旦无法及时结算就会导致支付危机，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事件；过低的话意味着银行的经营成本高，利润少，盈利能力较差。在样本中有38%的城商行存贷比保持在70%-80%的保守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