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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2021年了,为什么霸榜的还是周杰伦?

商隐社 商隐社 2024-01-17

芒果TV《披荆斩棘的哥哥》总决赛在即,但风波不断,“霍尊事件”刚刚淡出大众视野,李云迪又因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拘留,《披荆斩棘的哥哥》只得将李云迪的镜头打码处理,跟之前霍尊的处理方式一样。朋友圈有人戏谑称“一个节目俩马赛克”。


总的来说,虽然老爆雷,但芒果TV的这档音乐综艺节目还算比较火,与几天前悄悄落幕的《中国好声音2021》已经是当下国产音乐综艺中的头部了。是的,如今的音乐综艺,即便头部看起来也不是很能打,话题常有,但让人惊艳的歌手、传唱度高的新歌是真的没有。


有媒体不完全统计,2021年,各平台、卫视推出了很多音乐综艺,共有近50档,《中国好声音2021》、《披荆斩棘的哥哥》等头部音乐综艺数量就有14部。但无论是素人竞技还是推介知名歌手的形式,给观众带来更多的都是疲惫感,节目中老歌手大多在怀旧,而新人推出的原创歌曲鲜有打动观众的,更不用说流行了。


以往很多年,一些歌手和歌曲爆火往往是借助音乐综艺的“东风”,超女快男、《中国好声音》前几期就不说了,还有比如《明日之子》的毛不易,《乐队的夏天》的新裤子乐队等。


但到了2021年,音乐综艺推出的格外多,有选手在爆雷,却不再有歌手和歌曲爆火。


音乐综艺的这种窘境我们平时听歌时也能感受得到,打开一个音乐app,各大歌曲榜单上每次都有周杰伦、林俊杰、陈奕迅、王菲等陪伴众多80、90后成长的歌手,而在前几年综艺选秀中脱颖而出的毛不易、周深、张碧晨等的歌也时常登榜,其次就是一些流水一样更迭的网红歌。


看看最新一期的QQ音乐榜,一直往下拉,有多少周杰伦的歌。周杰伦200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Jay》,到如今恍惚间已有20多年,这期间也是中国音乐综艺从无到有、从稀缺到过剩的过程,通过综艺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和作品,然而,到如今,与流行音乐深度绑定的音乐综艺也很难选出优秀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了。



这大概能从两方面来寻找原因,从供给端来说,中国流行音乐本来就起步晚,经历了一个井喷式的成长,泥沙俱下,资本趁虚而入,推动音乐综艺越搞越频繁,能脱颖而出的音乐人早已出头,太年轻的还需要现实中的磨砺才能拿出优秀作品;从需求端来看,则是观众对模式老化、套路满满的综艺节目早已失去了新鲜感,依旧喜欢真正打动人心的老歌,或者直接去短视频平台刷旋律简单、歌词空洞的歌。


在当下,面对大众对音乐的审美需求和形式发生的巨大变化,音乐综艺和国产音乐,无疑都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


作者 | 余扯淡
编辑 | 齐马
商隐社研究团队商业组
本文为商隐社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后台



迟到的中国流行乐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错过了几个关键的节点。


50年代,摇滚乐在美国流行,无论是查克·贝里还是“猫王”在当时都是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波音乐热潮也迅速波及到了欧亚大陆。


之后,英国人也开始学着美国人拿起电吉他夹起鼓,叮叮咚咚地玩起摇滚乐,不久后就诞生了“滚石”“披头士”等著名乐队。而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唱片机唱针下的碟片也在不停地转,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师,如细野晴臣,坂本龙一等,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中国是少数几个例外的国家之一。


就连部队大院出身的崔健在七十年代第一次看到披头士的录影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胡子拉碴的,怎么男人看上去像女人啊?”


用句烂俗的话来讲,中国的流行音乐一开始就因为错过而“输在了起跑线上”,一旦第一颗纽扣没有扣好,那么下面的颗颗纽扣都将错位。


时间来到70年代末,一种叫嘻哈(hip pop)的黑人音乐悄然在纽约的街头兴起,这场变革将给流行乐的听感与音乐制作带来一场全面的冲击。


而回到中国,正在启动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改革开放,也并没有及时接触到嘻哈这种音乐形式。或许因为这次错过,才使得2017年的一档综艺不无遗憾地宣称“中国有嘻哈”。


但不用着急,中国的流行乐紧接着也来了。


进入80年代后,中国开始涌起商业化的浪潮,海滩上留下的各种让人耳目一新的事物中,就包括摇滚乐。


当崔健1986年5月9日在工人体育馆卷着裤腿,穿了一身“农民装”走上舞台,几近呐喊地吼出了那首著名《一无所有》之后,被震撼的观众“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的情绪可以追寻回50年代,当美国家长第一次听见摇滚乐,他们认为这种新型的音乐“刺耳”“不健康”,与温文尔雅的古典音乐大相径庭。


这份不知所措在中国晚到了30年。


与这个时期相匹配的,是音乐综艺在中国内地的第一次冒头。1984年,第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中央电视台出现。同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节目陆续推出了《艺苑之花》、《音乐与格言》、《曲艺与杂技》、《音乐与舞蹈》、《周末文艺》等一批栏目。


这一时期的音乐综艺节目代表有《周末文艺》旗下的“每周一歌”,主要播放音乐作品,随后它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独立的音乐栏目,在每周固定播出一首歌曲,这一节目成为早期电视音乐节目中最为成熟的形态。


然而,在那个冰封还在逐渐消融的时期,音乐节目也是相对保守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音乐上有所渴求的人,最先把手伸向的地方就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音乐“供不应求”的时代


早在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的录音磁带流行的时候,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就有所传播开来。还记得冯小刚电影《芳华》中的那一幕吗?


唱机+磁带+红色薄纱的场景中,邓丽君的歌声婉转唱起:“浓情千万缕,丝丝为了你;盼君多珍惜,愿你长相忆”,歌词照应着电影里女兵们萦绕心间的情愫,青春荷尔蒙气息在银幕上焕发光彩。


广播、电视、报纸都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可以使人民群众了解最新流行乐的媒介,而最终流行乐在内地回归正轨,这几种媒介是居功至伟的。


比如,由广播、磁带开始兴起的,对港台歌星的崇拜和追捧持续升温,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最终成为了90年代中国家庭的一场场“大战”:孩子痴迷于追星,而老一辈视这些人和歌曲为妖魔鬼怪。


大势所趋,是挡也挡不住的。港台歌曲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出现。


《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是两档在90年代影响力巨大的电视节目,这两档节目给了流行音乐最开始出头的机会,虽然他们上镜的机会并不太多。《正大综艺》节目由“世界真奇妙”、“五花八门”、“名歌金曲”三部分构成。《综艺大观》则由《开心一刻》、《音乐星空》、《请你参加》等小版块组成。



在这两档节目中间,会偶尔看见港台音乐的身影,这已经足够让当时的观众兴奋很久了。


也正是这个时候,最早的资本开始与综艺节目牵手并进——《正大综艺》的“正大”得名于“正大集团”。1987年,正大集团在香港组建正大综艺公司。1990年,正大综艺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起初是正大综艺公司提供节目内容、央视完成后期制作,后彻底由央视创造传媒负责制播)推出《正大综艺》,由综艺节目与海外电影两部分组成:一般综艺节目称为《正大综艺》,海外电影被单独称为《正大剧场》。


但如果说以上两档节目是“流行音乐”节目似乎有所不妥,因为他们的流行音乐成分都只是在隔靴搔痒。


在2000年的一期《综艺大观》节目观众来信中,一名观众不无遗憾地表示:“能不能让综艺大观成为多小品,多相声,多一些港台歌星的演唱”。


同样,在没有流媒体,没有MP3的年代,以电台和广播为媒介传播的歌曲也有“供不应求”的问题,在网上,一名邓丽君的大陆歌迷回忆道:“在当年,我超喜欢有些邓丽君的歌,可是电台不是很常播,有时甚至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再次听到那首歌。”


如果说这些都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音乐的欲求,那么针对这些痛点,真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将流行乐与商业结合的第一个音乐综艺节目,是大家都能叫出来的一个名字:《同一首歌》。


中国音乐综艺的诞生


2000年,我国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是86.12%,也就是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几乎每家人都有电视可看了,但就像上面所说的,总还缺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的节目,让人们一次过流行音乐瘾过个够。


《同一首歌》就是来让观众过瘾的。


这时候,时间刚刚转入千禧年,港台和内地的文化交融达到了一个极其繁盛的状态。香港乐坛虽然已经进入众神黄昏时代,但台湾乐坛强势崛起,再加上内地新声代不断涌出,造就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流行音乐传播时代背景。


一切的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差一个将他们集中大放光彩的舞台。


2000年1月27日,《同一首歌》第一期开播,这个由央视主办的顶级音乐节目的开播阵容,创造了一个至今难以复制的众神集结名场面。不仅有已经登顶天王、天后的刘德华和王菲,《又见炊烟》《忘情水》《爱你一万年》金曲连唱,就连国家队选手吴彤也唱了一首《是否》。



这么多明星,要是人数来太多了唱不了这么多怎么办?


那就每人只唱歌曲的高潮段落,或者只唱每首歌的第一段,连唱几首做个拼盘串烧。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挤了,一期节目将近两个小时,能唱37首歌,主持人串词绝对不啰嗦,基本上都只是出声音报幕,甚至连镜头都没有切。


《同一首歌》的出现就是摆明告诉观众:我就是来让你们过瘾的,以往没有想看、想听的港台歌星,让你们一次听个够。


中央台的节目,明星有牌面,设备设施有保障,不存在请不动某个明星的说法,这保证了期期节目都有爆点,都能形成“神仙打架”的局面。



从90年代的音乐匮乏症中走出来,《同一首歌》是一档完全诞生于中国本土的音乐综艺。在百度上有网友提问“在欧美国家有没有像《同一首歌》那种每周播出的节目”,得到的回答是“人家一般不玩这个”。


也正因为这份近乎暴饮暴食式的歌曲节目,让观众们大呼过瘾,因而《同一首歌》的收视率才能够高居不下。每周五晚上七点半,同时段无人能打,收视纪录从来都是自己跟自己PK,从3%到4%,再到2006年最高一度达到5.18%,一骑绝尘,仅次于央视的春晚。


《同一首歌》所暴露的,是中国在流行音乐节节发展错位后,对先前所缺的渴求。


这是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不经引进外国版权,就能够在中国大获成功的音乐综艺节目,它无疑是一个诞生自本土的奇迹。


但奇迹背后却有着资本之流向:虽然打着“公益节目”“不盈利”的名号,但《同一首歌》每期去的城市或企业进行外景演出,要么是大型活动开幕式,要么是大型工程奠基仪式,要么是展现某座城市的风情魅力。超高的话题性和收视率,让各市的政府挤破了头也要争取举办名额。


一年策划演出四五十场,如果以每场演出500万元计,40场就是两个亿,都是当地政府或国企买单。


2010年9月1日,风光一时的《同一首歌》正式宣布停播。但人们对于音乐综艺的渴求去哪里释放?这便进入到了地方台争霸的阶段。


《同一首歌》的落幕不但没有导致音乐综艺的没落,反而越发繁荣。地方卫视纷纷崛起,音乐综艺节目就成了各大地方卫视狂欢的战场,一个内容极度同质化的时代来到,而这个同质的关键词便是“选秀”。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资本开始疯狂地对中国音乐进行绑架和改造,从而进入了一场“流行音乐发展看综艺节目”的时代。


综艺与音乐强绑定的时代来临


《同一首歌》的停播似乎是一个标志和分野,意味着在进入2010年代后,旧的音乐综艺节目模式即将没落,新的模式即将出现,而这种新模式将以更大的影响力左右中国音乐市场的发展。


在《同一首歌》停播后的第二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在浙江卫视播出,它的收视率从第一期的1.4%一路直飙到最高的6.1%,而除了第一期排名全国第二之外,其余期数全都位列全国第一,恍惚间仿佛复刻了当年《同一首歌》的收视神话。


但细究起来,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音乐综艺模式和以《同一首歌》甚至《超级女声》为代表的本土音乐综艺模式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中国好声音》是一档购买版权的舶来品,它的原版节目为荷兰的The Voice。当然,其在创意、模式、拍摄、灯光、舞美、包装等各方面,都严格按照国外模板节目来操作。一般而言,购买了版权的模式节目在引进时,会有如下的标准配置:原版节目的成片、节目制作宝典和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的模式指导。


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新型综艺很快就和国外的原版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


拿好声音的明星学员多亮举例,新疆出生的他怀揣着一颗音乐梦,组过乐队,出过唱片。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他在北漂多年后,始终未能登上音乐的大堂。在节目中,多亮不无决绝地说道:“如果这一次我失败了,我想我会放弃音乐”。


然而,他成功了,获得了四位导师众星捧月般的夸赞。这样过山车式的故事,跌宕起伏的经历,很难不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为选手感到高兴。但与之同时的是“音乐元素的边缘化”。


在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发布的一篇名为《好节目来自好创意——浅探<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道》的文章中,作者列举了使《好声音》第一季成功的四大要素,其中“模式引进与本土资源的完美结合”“ 娱乐节目的中的‘戏剧结构’与‘人物’”“ 《中国好声音》的品牌营销”都在大谈营销策略,而和音乐相关的“《中国好声音》的音乐特色”只占了寥寥数行。


似乎这预示着一个趋势:真正的音乐正在被边缘化,而“秀”和“选”正在突出。


在知乎一则关于《中国好声音》和《美国好声音》的异同的贴子下,有乐迷网友表达了他对节目中音乐元素被淡化的不满,其中包括选手修音太过严重、音乐风格单一、节目音乐指导的部分放5秒,煽情讲故事却要播5分钟等等。


但尴尬矛盾的局面在《好声音》的第四季达到了高潮:第四季冠军张磊凭借一把吉他,一首《南山南》“成功”在“民谣热”上加了一把火,把这种音乐从边缘带到了主流视野,一时间,“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成为了人们朗朗上口的流行语句。



但早在60年代,以鲍勃·迪伦、琼尼·米雪、尼尔·杨为首的一票民谣音乐人就点燃了美国音乐场景中的民谣热,其中风头出尽的要数鲍勃·迪伦了,他的歌词不仅在当年的反战运动中成为年轻人口中的标语,他本人更是因为自己的歌词诗作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张磊夺冠的次年,民谣发展态势更是势不可挡,歌手赵雷的一曲《成都》再次冲上热榜,截至2021年9月,这首歌曲已成为网易云音乐评论、播放最多的曲子之一,评论已达到43万余条,尽管歌词中对于成都的描写受到了不少网友的非议,但这并未妨碍他成为2016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随后《成都》再接再厉,又凭借《我是歌手》的舞台掀起一股民谣热潮。


网易发布的《中国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2020)》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嘻哈音乐作为主流的今天,民谣音乐人在网易云音乐所占的数量也是位列第二的(38%)仅仅落后嘻哈音乐人不到5个百分点。


民谣音乐,这个曾经的独立音乐代表一跃成为主流的宠儿,而这正是15年那次《好声音》所产生的余波。


在对乐迷兼乐评人173-tlmgt的采访中,他认为,进入10年代后,四面突起的音乐综艺节目和音乐流媒体的发展给了人们一种听音乐的机会,他们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并将一切送到嘴边的新音乐视之为食粮。


“流媒体”和“网络综艺”,是2010年后五年的两个关键词。在歌曲的推广中,以网易云音乐为首的流媒体平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前面提到的《成都》便是一例,越来越多的民间音乐爱好者选择入驻网易云音乐平台。


同时,在2013年,爱奇艺用一档《奇葩说》打开了网络综艺的大门并尝到甜头后,各类网站也开始把手伸向不同的综艺类型,而他们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当人们在地铁通勤多余在家,且人手一台智能手机时,电视对人的吸引力也就不复从前了,这时综艺也开始变得“便携”起来。


这期间,获得最多瞩目的无疑是一档爱奇艺在2017年推出的名为《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将原本在国内相对小众的嘻哈音乐推上了流行的巅峰。嘻哈文化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并成功掀起一阵嘻哈热风。


此前,嘻哈文化虽然在青少年群体和特定圈层中得到了接受和认可,但从未被大众媒体进行过如此大范围的宣传。爱奇艺官网数据显示,截至第一季收官,《中国有嘻哈》累计播放量26.8亿。


播出11期以来,《中国有嘻哈》以平均2亿/期的播放量让2017年夏季为之燥热。一群地下rapper开始走到地上,一批喊着“freestyle”的观众成为嘻哈爱好者。而一个夏天之前,他们可能还是摇滚或民谣的粉丝。


在一点资讯发布的《大数据扫描<中国有嘻哈>》中把这种现象幽默地称之为:去年你还想“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今年却只想喊“Keep it real”。


正如频繁出现在hip-hop歌词里的“Money”,几乎是一夜爆红的rapper们开始了大大方方的捞金之路,有了翻百倍的出场费和接到手软的商演,逐渐签约经纪公司,开始接受民谣曾经历过的造星流水线。


2017年6月18日,还没火起来的嘻哈选手TizzyT在他微博中调侃,“我是有10万粉的人了,一人给我10块钱,我就是百万富翁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Tizzy T的微博粉丝数量已飙升至223万。


作为《中国有嘻哈》的冠名赞助商,农夫山泉提供了1.2亿元的冠名费,这与第一季《奔跑吧兄弟》1.3亿的冠名费不相上下。


在短短一年内,hip-hop就从小众音乐摇身变成各大舞台常驻嘉宾,打开淘宝,铺天盖地满是关键词为“嘻哈”“街头”“同款”的嘻哈风衣服、饰品、鞋子等。


不仅消费品变成了主打嘻哈的复制品,各种新生代偶像和艺人公司也纷至沓来,在歌曲和表演中生硬的插入一段rap或者穿着嘻哈风的衣服跳着舞,再来收割一波粉丝。资本的趁虚而入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但实际上,早在《有嘻哈》开播之初,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早已以自己的经历身体力行地“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著名市场研究公司Buzz Angle Music发布的《2017美国年中音乐消费市场报告》显示,嘻哈音乐是美国 2017 年上半年最火的音乐风格,在实体、数字下载和流媒体综合考量下,嘻哈音乐的消费占比达到20.6%,可见,嘻哈音乐已经成为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音乐类型之一。


嘻哈文化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Bronx区街头,一个暴力频发的社会边缘地带,但在如今美国的生活时尚中,它却逐渐走向了高端,席卷从底层到高层的消费,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奢侈品的代言。


美国著名黑人说唱乐队Run-DMC与阿迪达斯,被称为嘻哈文化的商业典范,美国说唱歌手 Kanye West也先后与NIKE、Adidas合作椰子球鞋,一双椰子鞋也已过万,甚至在中国出现了不少高仿生产产业链,可以说,这些都是嘻哈热潮带来的后果。


看似和中国的嘻哈热潮很像,但并不是这样。


毕竟在中国,这场热潮是由一场综艺产业链开启的,是一蹴而就的——早在2016年Buzz Angle Music发布的音乐产业调查中,嘻哈音乐就位于全美第二的位置,而最受欢迎的歌手Drake也是一名嘻哈歌手,占领了绝对的主流市场。而肯德里克·拉马尔、阿姆、饶舌者钱斯等歌手早已成为美国嘻哈音乐的中流砥柱多年,甚至早已推出过不少话题性的专辑,绝不是平地起高楼一样猛然出现的。


前几年李宗盛在一次采访中就曾提到“内陆比较糟糕和吃亏的是,它是一个井喷式的成长,跳过了整个发酵、酝酿的阶段,包括人才的进入、筛选、成熟。这个行业一开始有经济规模后,大量的其他行业投机分子都进来做流行歌,所以大陆整个流行乐坛空洞薄弱。”


但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综艺的热潮又在一个接一个猛子地继续:2019年5月25日,由爱奇艺主办的《乐队的夏天》开播,继而又掀起了一阵“摇滚”热,网易发布的《中国音乐人生存报告(2020)》中,摇滚音乐人人数位列第三,仅次于嘻哈和民谣。



综艺也让音乐人恨不起来


综艺带来的后果不仅冲击着音乐场景,也冲击着音乐类的app。号称一代人青春记忆的音乐app虾米音乐,于2021年的2月5日0时停止运营,而究其原因,是由于2015年,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的通知》,使得国内各大音乐app之间开启了一场“版权大战”,最终发展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


它的后果简而言之就是:谁家的曲库歌曲多,谁有用户最想听的那些歌曲,谁就能生存下来,而反之则将灭亡。


版权大战刚刚打响,拥有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的海洋系就与腾讯系合并,成立腾讯音乐娱乐集团(TME),一跃成为行业巨头,阿里音乐顿时处于弱势地位,以400万不敌1000多万首曲库。


不仅如此,在综艺节目方面,QQ音乐和爱奇艺联手并进,诸如《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乐队的夏天》等综艺的节目原声带只有在QQ音乐才能收听,这迅速削弱了其他音乐软件的竞争力。


我们可以看到,某几期综艺节目的收听量甚至超过了艺人本身的专辑收听量,综艺节目对音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我们无法理解:为何综艺节目所产生的效应会施加于音乐人身上呢?要明白这点,我们需要看一看音乐版权的分配,也就是音乐人收入最直接的来源渠道。


曾经当过歌曲创作者的苏杭表示,“到了2013年左右,感觉自己做了十几年音乐,却赚不了多少钱”。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思考,他开始明白整个音乐行业最上游掌控资源的,就是做版权的公司。相比之下,大部分音乐人肯定是赚不到多少钱的,因此从那开始,他开始转型做版权。


为陈奕迅等著名歌手写过歌的吴向飞不久前也在媒体表示过类似的感受,他控诉环球音乐,即便是陈奕迅唱火的那首《路一直都在》,在环球音乐版权的费用清单里,一年也仅为他带来271元收入。版权公司拿走了创作人大部分收入。


“如果一直这样,谁还会写歌?”吴向飞忿忿不平,“写歌,还不如捡废品”。


《音乐人生存现状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的调查显示,约29%的音乐人未能从音乐获得一分收入,除此以外,有近七成的音乐人从事兼职工作,否则便无法负担起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在音乐人的收益来源调查一项中,认为版税收益是主要音乐收益来源的仅占比5.91%。


为何会产生如此情况?音乐人赵明表示,除开与作品质量的高低有关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普通音乐人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才能让人们听到我们。”


且只有首先满足听到的条件,后续才能知道是否能获得用户的认可,最终获得收益。


“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成为一句过时的俗语,在媒介蓬勃,参与者众多的今天,音乐人更需要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不然即便在一首作品上付出的时间再多,也很可能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过客。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有热度的、关注度高的风格才具有足够的曝光度。音乐从业者N表示,他认为部分音乐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所做流派音乐的名称、发展史,只是因为看着别人火了,就跟着去做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综艺等媒介的作用又是积极的。如同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无论你是否了解这个流派的音乐,资历如何,只要不停地产出,得到公众的关注概率将会比以前大很多,无论那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或许至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诸如《我的滑板鞋》等一系列草根神曲。


如果回看近年大火的音乐综艺和互联网的音乐景象,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些相通之处:他们奉流量、热度为上,产出数量众多,但有影响力的却总是那几个大部头,每个人都想进入这些行业分一杯羹,获益者却寥寥无几。


有媒体不完全统计,2021年,各平台、卫视共有近50档音乐类综艺上线,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2021》、芒果TV《披荆斩棘的哥哥》等头部音乐综艺数量就有14部,但无论是素人竞技还是推介知名歌手的形式,给观众带来更多的都是疲惫感,节目中老歌手大多在怀旧,而新人推出的原创歌曲几乎没有传唱度,也鲜有打动观众的,很难再选出前几年在综艺中火了的新裤子乐队、毛不易等那样的歌手。


当与流行音乐深度绑定的音乐综艺也很难选出优秀音乐人、音乐作品时,大概能从两方面来寻找原因,从供给端来说,是因为音乐综艺搞得过于频繁了,本来就人才紧缺,能脱颖而出的音乐人早已出头,太年轻的还需要现实中的磨砺才能拿出优秀作品;从需求端来看,则是观众对模式老化、套路满满的综艺节目早已失去了新鲜感,转而去短视频平台刷旋律简单、歌词空洞的歌。


流行音乐、音乐综艺在中国从起步到繁荣也不过30年而已,他们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绑定在一起,以井喷式的速度向大众普及了众多音乐形式和传唱至今的作品,然而,这样的狂奔泥沙俱下,导致了音乐产业畸形发展。


当数字化时代来临,大众对音乐的审美需求和形式都发生巨大变化时,“先天不足”的音乐产业更难应对,音乐人和作品出圈变得困难。


国产音乐综艺和音乐,无疑都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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