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吟甘忆：文化记忆空间识别与格局演化

“寄居”在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历史总是以特定的媒介、谱系、现象“寄居”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悄无声息地在社会场景中蔓延，直到寻找到可以被“重见光明”的记忆主体。记忆通常被描述为一种虚无形态的认知事物，其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多以个体、集体的主观认知为基础，人类诸如教育、艺术、绘画、学习、传统等实践行为，通过多种要素表述文化在经历世代交替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自我身份”功能。记忆可以确保自我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帮助人类群体超越生死界限而保持明天、今天和昨天的自我一致。

（图片来源：施永鑫提供）

文化记忆起源于一个“文化以何种形式在历史的演变中保持其原始特色”问题的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德国“文字交流的考古学”小组提出文字与记忆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文字充当记忆的媒介，记忆又是文字内涵的体现方式；文化记忆概念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以口传和书面传统的新视角探究文化与记忆的作用关系。20世纪70年代，扬·阿斯曼在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的基础上将文化研究的视角转移到记忆层面，把文化视为是由一个社会建构起来的历时的身份的记忆。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是集体所共有的社会形态，其形成与传播离不开群体；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承担了人类群体在时间长河中定位和促成身份的功能，宗教、艺术、绘画、历史、文字属于文化形成的历时范畴。根据阿斯曼、诺拉等人关于文化记忆内涵的表述，将文化在历时与共时维度下所承载的人类身份功能称为文化记忆。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记忆建构的是地方感、空间生产与表征下的历史回忆与群体表述，反映了特定空间场所内的地方情感与文化特性。文化记忆建构了一种历经时代更迭的时间视域，并以此来展现人类生命力的延续，借以表达人类精神与物质空间的交互。

（图片来源：施永鑫提供）

地理学对文化记忆的研究继承了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内容，将空间置入文化记忆的研究范畴，寻求人地系统内部物质与精神要素的互动关系，将抽象、复杂、动态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化记忆的表征、媒介与场域功能进行物质化，使得民族、宗教、艺术、信仰、情感等精神形态在人类感知范围内具有了空间边界，进而更好的为文化传承与记忆储存提供空间支撑。我们以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为背景，基于《甘肃省国土空间规划（2019-2035）》高品质魅力国土空间专题，对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的历史文化保护路径进行了理论思考，结合团队关于魅力国土空间及历史文化景观保护的相关研究，最终通过建立文化记忆与历史遗产之间的共生关系，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对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的识别与格局演化进行探究，相关成果已刊发在《经济地理》2021年第1期，对文章的核心观点和不足在此做一分享，希望能与广大同仁、读者进一步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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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空间的定义

文化记忆是阐释历史空间和地方情感的特定载体。文化记忆空间是在文化、记忆与人地系统交互的基础上形成的多维空间形态，其空间内涵不同于物质空间内的具有特定位置属性的地理单元，也绝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精神载体。我们认为文化记忆空间是时间、空间与社会多维影响下的一种符号系统，实质上来说类似于古遗址、古墓葬、纪念碑等客观反映文化记忆的实体工具，通常将这类辅助工具称为“文化记忆场”。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记忆空间内涵是基于文化发展、情感认同、人地关系演进等众多物质要素的融合，是一种具有连续性、多元性、地域性的符号，是物质空间通过记忆媒介对精神空间的客观映射，是依托于物质世界对历史形态、价值、情感的回忆。文化记忆空间是将文化记忆与空间联系的重要过程，该空间是基于人地关系基础上的可被人类感知的意向空间，其空间既是物质文化遗存的物理聚集，也是宗教、艺术、文字、民俗、信仰在空间上的物化表征，是具有空间支撑与对照的记忆形式。

文化记忆空间内涵解释框架

文化记忆空间的识别

扬•阿斯曼提出宫殿、陵墓及遗址等对演绎文化记忆的角色、承接过去历史变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物保护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化记忆形成的媒介与物质基础，只有在物质空间中寻找记忆的载体，才能发现记忆在精神空间中的形成规律。文化记忆空间的识别需要厘清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认为文化遗产作为居民地方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及场所情感的集约空间，其与文化记忆存在一种多向的表征关系，将其构建为文保单位表征下的文化记忆“共生”机制。

文化记忆要素的提取和空间的识别应按照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地域性、多元性特点，结合甘肃省文化演变、历史遗存、地方认同等建构识别原则，我们依据文化记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通过“回忆—认知”的识别模式解构文化记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物质、回忆、人、认知、精神组成了文化记忆识别的序列，该序列贯穿于历史文化发展演进的主要过程，是记忆储存与再生的主线。回忆过程是以物质空间视角对潜在的文化记忆场所进行重现，这一过程是立足于个体角度的感知，并且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认知过程是基于现有的记忆场所，通过人的情感、历史演变、文本记录、价值认同等加以符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基于群体角度的感知，并且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

基于文保单位数据的

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识别过程

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的演化

研究表明：从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格局演变趋势来看，文化记忆演进历程可分为初创、发展、繁荣、转变、定型与再生等阶段，先秦时期是甘肃省文化记忆产生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记忆发生演变更替的重要节点，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在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演变阶段，即由先秦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记忆产生阶段和由隋唐时期到明清时期的转型阶段。

（图片来源：施永鑫提供）

从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分布和演变特征来看，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以“生产生活+功能表征型”物质记忆空间为主导；精神记忆场所数量相较于物质记忆场所减少，功能场和实在场是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的重要场型。物质记忆空间和精神记忆空间在集聚程度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物质记忆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呈现多极核与多组团式的空间结构；精神记忆空间分布分散，空间差异较小且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发展结构，呈现多中心发展。

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多类型分布

研究文化记忆空间的启示

文化记忆作为人类记忆的“外在表征”，描绘了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权力与文化传统间的作用关系。文化记忆的建构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作用的过程，借助社会空间中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等文化符号形成的“回忆图像”，其最终指向描绘了一幅明确未来的“文化图景”。王陵、神庙、坟墓及古建筑等共同构筑了文字和图像的载体，它们以石头般的深刻承载着过去，扮演着文化记忆的多样角色，向人们展示着过去，预示着未来，而文化记忆空间以更加具体、生动的方式消除那些历史固有的“偏见”。

（图片来源：施永鑫提供）

文化记忆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应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化探索与实践，文化记忆的建构不是对具有物质形态遗产冠以记忆之名，而是以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为表征对象，通过历时与共时维度下群体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表达，解构人地关系与文化、记忆之间的互动机制。文化遗产需要迈向新的历史性保护，就必须破除原来的单一式圈地保护，文化需要不同的记忆形态去滋养，需要以更加多元、包容的视角去进行有效保护和传承；同时在规划实践过程中，应统筹协调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开展价值发掘与展示，推动区域性文化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保障生态安全格局，凸显地域文化特色，使历史文化遗产转向历史文化空间保护，进而延续历史文脉，促进乡愁情感回归。

振兴文化记忆空间，让我们一起努力！

李巍 副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城市与资源学系系主任。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规划、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近年来在《经济地理》《自然资源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生态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藏区旅游小镇社会空间结构演化》《高寒民族地区城镇体系解读与重构》等专著。

E-mail: Lw_nwn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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