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一桩学童坠楼案的社会剖析

杨晓倩 真实故事计划Pro 2024-06-14

"

10岁孩子从高楼一跃而下,悲剧背后是鸡娃教育对孩童生命力的蚕食。

2024年4月,香港电影《年少日记》登陆内地院线,再次将关于鸡娃的讨论拉回大众视野。一本尘封的日记,还原了10岁孩童郑有杰坠楼前的心路历程,也记录着一个精英家庭的分崩离析。人们发现,优绩主义之下,无论是优胜者还是失败者,都饱受倾轧。

鸡娃教育对于“优秀”的渴求,不仅扭曲家庭关系,更影响着孩童的心理健康。

学童的坠楼死亡剖析‍‍‍‍‍‍‍‍‍‍‍‍‍

学校礼堂里,钢琴曲在缓缓流淌。10岁的男孩郑有杰穿着校服,安静地坐在父母身旁,和他们一起望向在台上演奏的弟弟郑有俊。弟弟郑有俊穿着西装坐在钢琴前,神情镇定,瞧不出紧张。

一曲结束,父母随着观众一同鼓掌。哥哥有杰转头看见了父母脸上难以克制的骄傲和笑意,面对他时,父母没有过这样的神情。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低下了头。

活动结束,穿着正装的父母带着弟弟有俊和校长攀谈,询问将儿子一路培育到香港大学的秘诀。没人提起有杰,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独自站在远处。等到会话结束,有杰才端着一杯水凑过去,递给母亲:“Your cup of water.”
当着校长的面,父亲没说什么,却在回程的车里冷声斥责、纠正他的语法:“是glass of water,不会说英文就不要说。垃圾。”
这是一个典型到堪称刻板的香港中产家庭。父亲郑自雄是知名律师,自负狂躁,说一不二。与名字一样,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底层跃升到精英阶层,也因此坚信“成功源于努力”。母亲郑黎嘉欣是全职太太,经济上的弱势使得她在家庭中缺失话语权,只能依照丈夫的抉择执行家庭事务。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这样的中产家庭配置相当常见。
在这样的中产家庭中,兄弟俩由于能力上显现出的差距,遭遇了父母的区别对待。
弟弟郑有俊是天才儿童,成绩优异,在钢琴学习上也颇有天赋。相较之下,郑有杰平庸,显得黯淡无光。他成绩差,多次留级,一首钢琴曲无论怎样练习都弹得磕磕绊绊。优秀的有俊收获了家里所有的关注和爱,有杰则像个透明的幽灵,大部分时间游离在外。
父母的爱称得上“势利”。他们制定规则,把是否优秀认定为这个家庭衡量孩子价值的唯一标准。
他们不理解有杰的平庸与失败。父亲崇尚“棍棒教育”,动辄打骂。而在婚姻关系里处于弱势和依附地位的母亲,顺应丈夫的意志,安抚有杰“爸爸打你,都是为你好。”精神崩溃之际,她还会将自己在婚姻中的狼狈不堪归罪到有杰身上,“如果我和你爸爸离婚了,一定是因为你。”被父母认可、追捧,遵循着父亲的绩优主义路径成长的弟弟有俊,也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看不起事事不成的兄长。
为了获得父母的肯定,有杰努力过。听校长说,他的孩子因为写日记的习惯,考上了港大。有杰也开始写日记。他期待着,自己也能考上港大,成为“更好的大人”。他将睡前看的漫画书换成课本,温习到半夜。然而努力没有起色,他仍旧不及格,也仍旧弹不会钢琴。
有杰的喘息空间不断被挤压。漫画书被撕毁,唯一会鼓励、支持他的钢琴老师被辞退,一直作为精神支柱存在、鼓励读者“一定会成为想成为的大人”的漫画家也因抑郁跳楼。长期失眠,有杰试图向母亲求助,希望能去看心理医生,被母亲不耐烦地拒绝:“只有精神病才需要看精神科。”
曾经,郑有杰会跑上天台为自己打气。在最后一篇日记里,他写道:“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走了之后也没几个人会记得我。”然后,他从天台一跃而下。这一年,他才10岁。
《年少日记》剧照 | 郑有杰与情绪崩溃的母亲
电影《年少日记》4月19日正式在内地上线,影片以10岁少年郑有杰的日记为线,探讨家庭教育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影片虽然至今票房不到1600万,却以豆瓣8.4的高分盘踞近期华语影片的榜首。此前,这部影片还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提名了最佳电影等多个奖项,导演卓亦谦也斩获第60届金马影展最佳新导演。
影片中有杰的困境,源于导演对现实的关照。香港作为东亚的发达城市,伴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精英教育模式也不断巩固。在香港,因为只要在小学时能够进入“一条龙”式的学校,就能不断直升,直至进入名牌大学,高强度竞争从“幼升小”阶段就开始了。在香港读书,孩子和家长们从幼儿园时期就加入了高强度竞争的内卷中。
一些对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都困难的奥数题,被用在了小学入学的选拔中。为了达到录取标准,从学前教育开始,父母就带着孩子穿梭在各种补习班之间。
香港TVB2017年的节目《没有起跑线》曾援引过一组数据,有38.8%的受访小学家长表示,子女每天游戏时间不足一小时,更有19.1%家长表示,子女完全没有娱乐时间。
为了让孩子在幼儿园名校录取中更占优势,有些家庭甚至会精准计算怀孕、生产的时间,确保孩子在年初出生——一些竞争激烈的名校只招收1月出生的孩子,因为早出生、发育的几个月,让他们在智力等各方面比后面月份出生的孩子更具优势。
卓亦谦亲身感受过这样激烈的竞争氛围,是竞争中的失败者。他读书时就发现,身边的同学不仅彼此要拼命竞争,父母也常拿孩子来比较。卓亦谦大学时的好友,就因就读于电影系被家人、女友认为没前途,看不起。二十年过去,他发现,这样的氛围并未好转。
香港这座看似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内核却仍旧保守持旧,大多数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仍与数字挂钩——成绩排名、收入、资产。
与电影中的有杰一样,不少学童被学业和家庭压力挤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
香港教育局2023年截至11月,共接获3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的呈报,比过去五年都要高。据港媒报道,18岁女孩阿思(化名)因温习时做错数学题,企图轻生。获救后,她仍处于情绪低谷。每到夜晚,她都独自躲在房间里哭泣,“像有石头压在身上,像有声音质疑自己:为什么你这么废?为什么你什么事都做不好?”
然而,鸡娃现象并非香港独有。当《年少日记》在内地上映,有观众评论:“有杰的故事,是东亚家庭的集体创伤。”
‍‍
‍‍‍‍

鸡娃的社会土壤

影片中父亲郑自雄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一代东亚中产父母的缩影。

他的严苛,让人想起曾经的热门词汇“虎爸虎妈”。这来源于2011年出版育儿书籍——美籍华人蔡美儿撰写的《虎妈战歌》。这本书记录了蔡美儿的育儿历程。她与影片中郑自雄的教育方式如出一辙,甚至和郑自雄一样,也骂过女儿“垃圾”。
蔡美儿要求两个女儿各科成绩不能低于A,每天必须练习乐器6小时,乐器必须是钢琴或小提琴。女儿练习时,蔡美儿就双臂环抱,板着脸,站在一旁监督。
有一次,七岁的女儿露露无法流利弹奏一首复杂的乐曲,她威胁女儿:“如果你弹不好,不仅没有午餐,没有晚餐,没有圣诞节或光明节礼物,两年、三年甚至四年里都不许举办生日聚会。”
蔡美儿在书里解释,坚持让女儿们学习古典音乐,是想要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她觉得弹钢琴、拉小提琴不会让人在溺爱中走向堕落、懒惰和粗鲁。
写下这本书时,蔡美儿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十分自信,因为她的父母也是这样严苛地教育她。她也是靠着近乎神经质的努力,在哈佛法学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即使是多年后,她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有所反思,但看着身边和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孩子,有的仍无业在家,自己的女儿却名校毕业,工作稳定,她觉得过往的教育“大部分都是值得的”。
早在2000年,另一本鸡娃秘籍——《哈佛女孩刘亦婷》就已在国内各地畅销百万册,连续十个月位居畅销书榜首。不少父母希望能按书中的方法,将孩子也培养成名校骄子。
书中有许多现在看来属于“另类体罚”的教育方法,在当时却被广泛模仿。为了锻炼女儿的毅力,母亲刘卫华让不到10岁的刘亦婷徒手捏冰。等20分钟时间到时,刘亦婷的手已经变成了紫红色,摸什么都很烫。除此之外,为了改掉女儿粗心大意的毛病,刘卫华还让她整本抄写《成都市电话号码簿》。
鸡娃教育背后,是一代中产家庭的成功焦虑。
相信这类育儿方法的父母,往往自己秉持着“努力就会成功”“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一步步从乡镇走向城市,又在名校毕业后,成为社会精英。他们获得成功的方式,是在学业上追求卓越。于是,当他们成为父母,孩子的人生是否能够稳步向成功攀爬,也成了他们下一步需要焦虑、努力答好的试卷。
在他们的认知中,认为下一代也只能沿着和自己一样的路,通过考学攀爬向成功的人生。这背后,是东亚中产父母对于成功路径理解的单一化,和对成功人生匮乏的安全感。
“海淀父母”是其中的代表。海淀区,是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地之一,如果能考入海淀区以人大附中为首的知名中学,就离各大名校跨近了一大步。为了将孩子送上一条稳定的名校传送带,一些中产家庭在海淀置业,从孩子学前教育就开始争分夺秒。
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孩子想要进入海淀的几所知名中学,需要从1岁开始中英双语教学,3岁能看懂英文绘本、会背古诗百首,4岁学习乐理、钢琴、画画,6岁去区里最好的小学读书,8岁看完《西游记》和论语,并拿到绘画全国奖,9岁钢琴过十级,运动项目拿到市级名次,10岁获得奥数比赛一等奖,拿到PET(剑桥英语考试二级)证书。
海淀父母大多出身名校,在孩子身上,他们开始套用过去积累的应试经验,认为让孩子无需领会就掌握这些应试经验,是帮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他们细致规划孩子的时间,穿梭于不同的培训机构,补习竞赛科目,也培养各类特长。大多数家庭仍旧遵循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妈妈们成为孩子的“职业经理人”。她们不仅掌握孩子的每一项知识进度,还会教孩子记笔记的方法,帮孩子制定刷题计划。
用努力换取成功的惯性思维,往往伴随着父母不够努力就会失败的恐惧与焦虑。这样的心态也延续到了孩子的教育上。
为了不在竞争中落后,需要加倍投入时间和精力。北大硕士毕业的安柏,在儿子即将面临小升初之际,从世界五百强企业辞职,成为全职妈妈。她和丈夫决定自己辅导孩子。安柏报名了雅思网课,花了三个月每天学习英语,考到了7.5的高分。而理工科出身的丈夫负责数学教学,开会的间隙,他会拿出随身携带的习题册做题。
“棍棒教育”施加身体暴力,鸡娃式教育不这样,但它目标明晰、程序精确的培养方式,却以隐秘的精神暴力实现规训。
在东亚的家庭秩序中,未成年子女的主体性被否认。掌握经济命脉,以“家长”身份自居的父母,常常不自觉地对孩子施以霸权,这样的权力关系被掩盖在“都是为你好”的出发点之下。为了让孩子“长成更好的大人”,家长们会刻意忽视孩子当下的感受。
短视频博主安揪今年30岁,她的母亲康妮是第一代“海淀妈妈”。年轻时,康妮凭着自己强悍的意志力和努力,从长春考到北京大学。安揪读小学五年级之后,康妮将生活的重心从事业转移到了女儿的教育上,一路将女儿从人大附中送进康奈尔大学就读。
安揪回忆,读中学时,每次考完试,全家都会坐下来给她开复盘会。可在安揪眼里,这是一堂批斗会,“所有人高高在上地指责我,这块为什么做不好,那块为什么做不好。”
有一次,安揪考了班级第三、年级第十,她觉得已是人生高光。家里也说出去吃饭庆祝。结果到了饭桌上,评判又开始了:“你这题是怎么错的,你看那个谁谁谁就不会马虎。”
起初,安揪将家人的鞭策当作动力,后来她发现,再好也没用,家人永远觉得不够。
《年少日记》中,郑有杰也不停在为自己不够优秀、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而道歉。考不到前十五名、无法熟练弹奏一首钢琴曲,他的价值似乎就被完全抹灭。绝望之下,他将抹去自己的存在视为一种解脱。
《年少日记》剧照 | 坐在天台的郑有杰
有杰是绝决的一个。现实中有更多的孩子带着这样的隐痛继续成长。“是不是我还不够好?还不够努力?”是他们的心理魔咒。成年后,他们开始自己扮演批评者的角色,将一切的失落与挫折,转化为向内的质疑与攻击。
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只是中产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许,更是他们想要握住的确定性。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房产贬值、资产缩水和迎面而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中产父母们时刻警惕着阶层的滑落。中产身份的传递,无法仅仅依靠不稳定的资产,鸡娃是相对来说更为稳妥的保障。孩子的人生轨道,被视作父母成功的延续。
‍‍‍‍‍‍‍‍‍‍‍‍

幸存者的反思‍‍‍

与有杰走向坠落的日记相对应,弟弟有俊的成长轨迹是影片另一条线索。

有俊曾是离有杰最近的人。两人同住一间房,睡上下铺。他旁观过哥哥的努力,也漠视过哥哥的困境。当哥哥被父亲追着打,他熟视无睹,继续做作业;哥哥晚上向他求助,他因睡觉被吵醒而不耐烦;当留级到自己班上的哥哥因为长期失眠不小心在课堂上睡着,被罚站、耻笑,他一言不发地融入人群。
安于做父母骄傲的有俊,凭借优等生的身份,拥有比有杰更多的零花钱,和出国游玩的机会。他顺着父亲的脉络成长,也沿袭父亲的价值观,不理解且蔑视哥哥的失败。
有杰去世,如一记重锤,敲在有俊心头。在不到十岁的年纪,面对至亲生命的消逝,和佯装若无其事的父母,有俊开始怀疑自己过往的顺从是否正确。父母为了颜面,对外宣称有杰是病逝,有杰在家里的痕迹也被一点点抹去,只剩下有俊提前藏好的日记还留存。当再次在葬礼上听到陌生的大人称呼哥哥为“笨的那个”,有俊第一次挣开了父亲的手。
《年少日记》剧照 | 在哥哥郑有杰葬礼上的郑有俊
二十年后,有俊没有长成父亲期待的样子,反而继承有杰的遗志,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他和父亲的关系也长年紧绷,就连父亲生病住院,他也少去看望。
在影片的前半段,二十年后的郑sir和年幼的有杰穿插出现,观众的视线被混淆,很容易将这个教学不出色、婚姻不顺利的男教师对应到有杰身上。随着郑sir的回忆出现日记以外的另一视角,郑sir的身份才得以确认。
如果说影片以有杰的日记为线,完成了对创伤的描摹和复刻,探究了悲剧发生的原因,那么叙事视角的巧妙转换,则指向了导演对于精英教育问题的第二重思考——既得利益者的自省。
当下,世界上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主义,即按照个人的功绩,如才能、努力或成就,来分配收入、职位和机会等。优绩制代表的是现代社会最为强调的效率,“择优录取”和“能者多得”也是根植在多数人心中的公平原则。
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曾在《精英的傲慢》中提及,当优绩主义让社会按照赢家和输家划分,优绩主义就成为了一种暴政。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优绩主义会在成者与败者之间制造分裂与对立,成功者相信成功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优绩,理应得到市场给予赢家的所有好处,与此同时,他们鄙薄那些失败者,认为在底层挣扎的人是罪有应得。
有杰和有俊的父亲郑自雄就是一个典型的优绩至上主义者。在放出的删减片段中,郑自雄小时候也曾因调皮被父亲用烟头烫伤。当他成长为精英阶层,那些过往受过的苦楚和约束,被他视作成功的原因,也将这样的价值观和教育方式也传递到了下一代身上。
有俊的反思是导演卓亦谦提出的一种解法——当优绩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愿意反思,愿意去理解在这套体系里处于弱势的人,也许这套难以颠覆的价值体系能松动一些。
22岁的张武,初中和高中都在重点中学的尖子班。名列前茅的成绩,为他带来了不少优待。同样是上课打瞌睡,他常常被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成绩不好的同学则会被罚站。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即使他不主动找到老师,各科老师也会在自习课上,走到他座位旁,帮他复盘失分点。
张武之前从未觉得这样的优待有任何问题,认为老师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再正常不过。
直到高考结束后的毕业旅行,他从亲近的朋友口中得知事情的另一面:初中时,班主任曾单独叫他过去,让他不要影响张武学习,耽误他的成绩。起因是张武和他上课传纸条被发现,而张武却没有受到任何责备和惩罚。成绩赋予的特权另一面,是被偏见倾轧的尊严。
曾在常青藤院校留学的项迁,母亲是严厉的教师,受母亲影响,他也曾看不起不努力、学习比自己慢、效率没自己高的学生。一旦考出比特优生更高的分数,他也会窃喜。上了大学后,他才惊觉,自己以往的人生,似乎“只想把别人踩在脚下”。
项迁的导师是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他对历史上优胜者的批评,让项迁彻底解构了心中对弱势者的鄙夷:“一个打工人不努力、智商低、出身阶层低,我曾经可能会认为他和我没有关系,而现在,我能认识到围绕对方存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有没有效率、工作是否勤奋,又重要吗?人不是应该像牛马一样被拿来乱使唤的。”
《年少日记》剧照 | 郑有俊与学生们沟通
思想上的自省,已是难得的突破。《年少日记》却更进一步,将有俊的自省与思考引向了行为上的实践。
临近高考,郑有俊的班级里发现了一封匿名的遗书。为了寻找这封遗书的主人,郑有俊和社工一起在班级里逐个排查,倾听同学们的心事,试图阻止悲剧发生。无论是乖巧优秀的班长手臂上被遮盖的伤疤,还是这封难以对应到主人的遗书,都在提醒着: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有杰、有俊的个体家庭悲剧,借此完成了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辐射。
倾听是通向理解的第一步。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课上,郑有俊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黑板上,并向学生们承诺,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找人聊天,都可以联络他。
那个曾经背对哥哥的有俊,在二十年后,转过身,面向学生。

*参考文献

专访《年少日记》卓亦谦:当你在正视创伤时,起码可以找一个出口,南都娱乐,2024;‍‍‍‍‍
第一代「海淀妈妈」和女儿的「鸡娃」阴影,人物,2022;

海淀妈妈“上岸“记:“顶尖再往顶尖去是很难得“,南方人物周刊,2021;


《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了我们》,豪道斯·魏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藤校生制造藤校生,真实故事计划pro,2023;


- END -
撰文|杨晓倩‍‍‍
编辑|温丽虹

‍‍‍


 往期回顾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