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和聪，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亡命天涯的魔幻往事
1931年，就是倭国制造“九一八”侵占东北的那一年，愚出生于广州。
愚姓关。家谱记载，关家祖先可追溯到三国名将关羽，近代则出了在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关天培。愚的父亲早年投身红色运动，和周恩来一起赴弗（法）国留学，后转到墨国，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建国后先后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母亲也是书香门第出身。
解放前夕，愚在上海读中学，解放时考上燕京大学外语系，学英文，但组织决定分配他去学俄文。于是，愚就从燕大外语系转到外国语学校就是后来的“北外”。
四年之后的1935年，也就是中国红色团队举行遵义会议的那一年，聪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51年，聪16岁，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辍学，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当时接管全国各地旧政权，急需大批知识分子，这些大区“革大”就为这个形势需要创设的。三个月后肄业，聪成为一名基层公安干警，参与了苏南的土地改革、苏北洪泽湖的引河工程。1952-1953年间，在苏北滨海县的陈家港一带开垦盐碱地，创办劳改农场。
1955年，聪志愿报名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赉特旗绰儿河畔开辟劳改农场，种植水稻。他带了一批犯人来到了黑龙江的泰来县，每天监管犯人在大兴安岭砍伐木材，有时去大中城市采购物资，工作还算轻松。但聪是上海人，小资情调改造不掉，不愿跟上级汇报思想，不愿开检讨会，经常与领导顶嘴，在严肃的批斗会上偷偷发笑，还私自饲养狼狗。
1956年冬天，他们运煤北上，时值暴雪天气，为了生火取暖，他提议拆附近的一座木桥，造成交通中断，结果被大队书记丁建民指为“破坏交通罪”，遭到隔离审查。同时，他私自蓄养的狼狗，还把大队长巴图给咬伤了，两罪并罚，起码要坐十年的牢。
如果被判了刑，那么聪31岁之前的岁月，就将在监狱里度过。
聪不甘心。怎么办？
1
苦寒之地，牢狱里的10年青春，聪面临着人生的一大难关。比他大4岁的愚，此时也面临着一道难关。
当时开始了“整风运动”，愚受组织鼓励，提了意见。后来“反右运动”一来，愚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青海劳动改造4年。在青海，愚当过牧民，也当过农民。大饥荒时，愚饿得全身浮肿，眼看性命不保，他给父母写信求助，并借口母亲病危，辗转潜回了北京。那时，愚父已从上海来到北京，并升任国务院参事，设法将愚从青海调了回来。
1962年，愚回到北京，调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那是一个中央直属的外事机构，门口有军人站岗把守。愚负责联络外宾的工作。
有在青海劳改4年的经历，愚珍惜这份工作，因为受过传统、西方、苏联三方的良好教育，精通英、俄语，也做得得心应手。而且，他讲话也谨慎起来，避免祸从口出。不过，是祸躲不过。文革开始后，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是1968年2月的一天，两个“造反派”再次勒令愚在办公室写检查，准备第二天在群众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
那一天，让愚面临着和聪一样的人生难关。
为什么呢？从文革爆发两年来的形势发展，愚深知自己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批斗将是“车轮战”，几个月一直斗下去，到死为止。
37岁的愚，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
我们还是回到11年前，聪所在的那个内蒙古的时空。
2
聪不甘心10年青春耗在牢里。
他开始行动了。他找朋友偷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但总比也。聪骑上马，扎进了纷飞的大雪。
天地茫茫，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随马而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马把聪带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黑龙江省泰来县火车站。聪感慨，老马识途，说得一点也不错。
聪再车站先买了张地图，又去旁边的豆浆摊买了碗豆浆。一碗热乎乎的豆浆喝下去，铺开地图，聪有了主意。
去鞍山市。那里有聪的哥哥。只是，在哥哥那住了一个多月后，聪还得继续逃亡，因为办不下来户口。
聪再乘船，先到大连，过青岛，回到了故乡上海。但故乡已没有父母和温暖的家。父母早在1950年去了香港，当时聪不愿去香港那种殖民主义地方。回到上海后，聪只能投奔亲戚，亲戚都像瘟神一样躲他。下一站往哪里去？
偷渡香港。
聪看到一个小广告，可带人去香港。不会讲广东话的，收费450元。聪就随人从上海触发，先坐火车到广州，再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骗过了边防武警，乘船到了澳门。1957年7月，再由澳门潜入香港。
我们再穿越到1968年的北京，看愚如何面对被批斗至死的命运。
3
愚也不甘心。
他翻箱倒柜，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
翻找刀片的时候，他瞥见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愚在“和大”负责外宾联络，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
最上面的一本，是西园寺一晃的护照，护照上已签好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此人是西园寺公一之子，而公一是周恩来赞为倭国驻中国“民间大使”、是毛教员的座上宾。
10分钟。愚用了10分钟，决定冒名这位倭人叛逃出国。
这是一条不归路。愚很清楚，这一步迈出去，就是九死一生。被批斗是个死，自首是死，被发现是死，加上家里夫妻不和，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愚定下神来，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倭国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西园寺要的，真就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票。
接下来，愚有条不紊地列出了接下来要办的事：盖出境章、领支票、取机票、烧信件、收拾行李。行包里，愚带的是一把母亲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愚去公安局盖出境章、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付机票钱、取机票、过海关、安检、登机，在上海转机……一个持倭国护照却不会说一句倭语的冒牌货，必须接触许多熟人才能办完手续，关卡重重。
“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条，只有 0.1% 的可能性侥幸过关。”
骗过财务、瞒过民航、蒙过海关，太多的巧合叠加在一起，不可思议地促成了这 0.1% 的奇迹。愚竟然大摇大摆地乘飞机跨出了国门。一路的惊险，拍一部悬疑电影的素材绰绰有余，因篇幅所限，炁子这里就不赘述了。感兴趣的君子，过后可以去找他的传记著作细读。
20多年后，愚和那天叛逃时守国门的边防警察老刘重逢。愚很认真地问老刘，当年是不是故意放走自己的。老刘给予否定的回答。愚对媒体说：“据家谱记载，我远祖是关云长。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二爷忠肝义胆攒下的福报，渡他子孙过了这一劫。”
飞机离开中国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弗国和埃及的签证，愚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选择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弗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到了埃及，愚被关进监狱，不知回不回被递解回国，也不知何时能出狱。一年多之后，转机突然来了。埃及当局通知他，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墨国。但愚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当时有蒙难逃离大陆的知识分子，一离境就开新闻发布会，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
愚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先后见了瑞士、瑞典、奥地利、咖拿大的大使馆官员，回复却大同小异：很愿意帮助他，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无法接纳他。
等了5个多月，仍然没有理想中的国家愿意接收愚，让他的沮丧无以复加，甚至动念回国，哪怕等待他的是枪子儿。
万念俱灰的时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意他暂时滞留。
4
抵达西德，意味着愚亡命之旅的结束。
当时他身无分文，一句德语也不会。即便吃了上顿没下顿，愚仍打算继续念书求学。1969年秋，汉堡大学因学识和才华，破格招收愚入学。他用3年时间拿下硕士学位。1976年，愚取得博士头衔，获得终身教职。
出逃十载后，愚终于获知国内家人的讯息。
母亲已于两年前因病去世。她晚年得了老年痴呆，在北京居住的时候，总是佯装忘了愚这号人，好让因弟弟“叛国”而正蒙难的另一对儿女，不再为她而分心。可是一到天津的弟弟家（愚的四舅），说到愚这个幺儿，她就老泪纵横。父亲因为是老革命，和周恩来是留弗的同窗，受到周保护而没遭到冲击。愚的妻子、哥哥姐姐，却因他的出逃受到严重牵连，妻子和哥哥还因此坐了6年牢。儿子在父亲出逃、母亲坐牢后，一度无家可归，去找爷爷却被拒之门外。10岁的孩子只好拿着爷爷塞给他的五毛钱坐车离开，流浪街头。自幼把他带大的外婆，见到他一副小乞丐的样子，立即搂着他抱头痛哭。在外婆的坚持和哀求下，二姨父收留了他，并让他改随姨夫姓，把他抚养长大。
愚获悉这一切，连眼泪都不敢流，他觉得自己没资格流眼泪。
好在，他在德国遇见了终生为伴的神仙眷侣。她叫Petra Haering，是日耳曼人，愚给她取了个中文名，“海珮春”。海珮春像中国媳妇一样，极为贤惠大度，全力弥补愚因当年叛逃给家人造成的伤害，赢得了愚家人、朋友的极大好感。愚曾问一位德人朋友：“如果我和佩春吵架，你帮助谁？”对方回答说：“我先把你打一顿，然后再问谁对谁错。”同样的问题，愚还问过中国朋友。朋友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还用问，肯定是你的错。”愚在自己的传记《浪》的序中写道：“我将会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你，然后，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离去。”
1981年，中国外交部批准他回国探亲，这才终止了愚“可耻的叛国者”的身份。
他学养深厚，先后用中、德、英、意4种语言出版26本介绍中西文化的著作（其中十本与海珮春合作）。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历经15年联合编译出版的6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2010年，已经成为汉学家的海珮春，用中文写出《德国媳妇中国家》，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一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入自传体人生三部曲《浪》《情》和《缘》之中。
2018年11月，愚在德国柏林离世，享年87岁。
5
我们再看偷渡到香港的聪。
聪先到工地打地钻谋生，后来进入一家工厂当杂工，晚上就在一所大专院校进修。
那时候，香港有文化的人还很少，只要你能理通语句，就可以当个作家。后来，他开始给《真报》和《工商日报》投稿。他运气好，稿子不但被采用了，还被《真报》聘用，先后出任校对、助理编辑、记者和政论专栏作家。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就叫《活埋》，发表在《工商日报》，写的是土地改革时期的故事，看作品名称，就知道是什么黑内容了。
他很想吃反共恨国的饭，但当时香港干这个营生的人多，相当内卷。他的文字卖不起价，只得另找门路。后来，他靠写武侠出了名，最后写挂挂名的“科幻小说”而声名鹊起，大赚其钱，被香港的娱乐资本捧为“四大才子”之一，以擅写悬念丛生、可读性强的消遣读物而著称。
聪认为“写作就是为了挣钱”，不认为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从不拖稿、欠稿，但稿费、版税奇高，并有两大原则：请先付钱；货出不改。为了挣钱，他写作面很宽，各种约文都来者不拒，而且，产量很高，自称是“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他曾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一天稿纸上爬格子，可以爬出一本数万字的书，即使后来敲键盘的网文作家，也望尘莫及。
作为殖民主义娱乐资本捧出的商业化文人，聪浑身酒色财气。他好酒好色，家中色情露骨的CD、VCD堆满了墙。他曾公开称，自己年轻时风流，同时周旋于五、六名女子之间。其实，香港“四大才子”除金庸外，其余三人都好色。
聪更让人扼腕的，是他的政治立场。
有资料说，1980年代，一位国家领导人顶住巨大压力，诚心诚意邀请他访问内地，想让他亲身感受内地的巨变。聪的回答是，要凑足五到十个“反红作家”，组织一个“反红作家回国考察团”才能回。
在香港1997年回归成定局后，聪于1992年移民墨国，声称自己绝不住在红色当政的地方。但十年后，又以墨籍身份，高调宣布回到香港生活。
另据报道，2014年香港发生违法“占中”事件，聪就是违法者的大力支持者。2016年梁颂恒、游惠祯在香港立法会宣誓，公然发表辱华言论、鼓吹“港独”，聪又公开支持梁游二人行为，将二人类比黄花岗烈士，称其言行“堪称伟人”。
2019年香港黑暴肆虐，聪声援恐怖分子施暴、煽动仇警，声称骚乱是“香港人文明而和平的游行，自有一种力量使暴政低头”“你几百万人游行示威不但他恐惧，全世界都发抖怕。”“警察才三万，就是全部出动也没办法”………
2022年7月，聪去世，也是终年87岁。
6
在那一段全国人民一起吃苦、牺牲、探索建国之路的艰难岁月，愚和聪，两位年轻知识分子，以文人罕见的胆气，亡命天涯而生根海外。
愚，关云长的后人，说“人在欧洲，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我的座右铭。”
聪发誓说，中国红色团队不灭，“绝不回国”。
不废江河万古流。
7
愚，全名关愚谦，无笔名。
聪，全名倪聪，笔名倪匡。
谢谢宝贵时间，如果喜欢炁子写的愚聪两人的魔幻故事，可以通过转发、在看或赞赏的方式支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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