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潘光旦、费孝通的如烟往事，藏着读懂当今文人乱象的密码
炁子受读者追读的原创文章《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点击标题可查看），解析了在民国时期，容易出文史哲“大师”的情况。时至今日，文史哲依然是滋生假“大师”的土壤，比如炁子原创文章《“大师”陈春花，学历造假、蹭“华为”热度，不是错》（点击标题可查看）里讲的陈春花。
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为文人可以口吐莲花，恣意编造，悬空胡喷，不受数据事实逻辑的约束。而理工得老老实实地受约束，武人得老老实实地拼杀。
都是悬空胡喷，所以文人之间可以彼此不服、谁都不服。想当年，曾经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没改掉文人骨子里的牛劲儿。
本文就来看两个历史上著名文人的往事。
墨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代表作是《实用主义》。他在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詹姆斯和一群人去远足。走进一个林子，前面一些人走到一棵树底下，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这个松鼠看见人就躲开。人在树这边，松鼠就跑到树干的那一边；人跑到那边，松鼠就转到这边。
大家就争论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围着松鼠转？
有人说我们当然是一直围着松鼠转，也有人说我们其实一直跟它面对面的，没有围着它转。
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詹姆斯说：好，我们先得说清什么叫“围着转”。
如果“围着转”是指从它的东面走到南面走到西面走到北边，诸位，刚才我们就围着它转。如果是指从它的左边走到后边、右边、前面，那我们刚才没有围着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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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子原创文章《国内文史哲领域是公知的重灾区？文科猛怼理工科“数据迷信”》（点击标题可查看），随机抓了个案例，讲了一位自称文科硕士背景的自媒体作者。说明一下，那位的自称不一定真，就算是文科背景，也不能代表所有文科君。不过，就理工背景人士的一般认知，这位的观点，的确有相当的代表性。
詹姆斯故事里的众人，连怎么叫“围着松鼠转”都没先界定，就互喷了半天，哪里能有个什么结果？那位文科硕士的思维，和这一样。
平素你如果遇到不讲事实数据、不讲逻辑的，打听一下，对方背景多半是文史哲、社科的。同这样的君子对谈，很难谈下去。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滥情，谈的是自己的感觉，张嘴就喷，而且天马行空，不讲逻辑，一句话能蹦出多个不相干的论点。他们没有经历过多少采集数据、公式推导、逻辑推演的训练，没有“讲事实、摆道理”的思维习惯，没有论据、论证意识，只凭脑洞、想像和别人的思想，来出自己的论点。
当然，理工科出身的，开口不理性、无逻辑的人，也不少。不过，如果只讲一般的感性认识，似乎文史哲、社科出身的知识分子，更有意念狂飙的倾向。这个判断，尚没有翔实的数据支持，仅为个人感受，您也可能有完全相反的感受。
下文为了行文方便，把所有非理工类出身的知识分子，不管是文史哲还是社会科学，统统都简称为“文人”吧。否则，一次次冒出来一大串相同的名称，您看着累。
炁子前不久发过一篇原创文章《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点击标题可查看），展现了民国时期文人的情况，这篇文章为啥要继续讲文人呢？
有两个机缘。
第一个，您看近期犯众怒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文人。
上海一职业学院的宋姓女讲师，新闻专业出身，是武汉作家方不圆的师妹。她在课堂之上，根据“我的大学老师说”，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另见炁子原创文章《大学讲堂上，新闻学讲师质疑“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岂只师德的事》）（点击标题可查看）
上海另一家全国顶级大学，以人文社科享有盛誉的，有一位冯姓教授，历史专业出身，称南京大屠杀是误杀，不能怪倭人。
在发生烧烤店黑暴案的唐山，有一位师范学院的教授，中文专业出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关于安倍先生遇刺，我很庆幸，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没有看到欢呼雀跃的支那劣根奴。”
人在墨国的一位知名娱乐明星，戏剧表演专业出身，倭国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在社交媒体上缅怀安倍，用了九个哭泣的表情。
不用举更多的例子了吧？您可以脑补更多的类似文人。
想起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仗义每多屠狗辈。”说的是，劳动人民多血性、多仗义，文人多叽歪、多废柴。
请看上列文人的专业出身：新闻、历史、中文、戏剧表演……
也可能是巧合。理工科知识分子也一定有类似的情况。
第二个机缘，是最近网上推送的信息里，好几次看到北大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在该系2022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主题为《身陷意见泛滥年代，如何成为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
周教授的发言稿提到，今年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100周年。在炁子看来，他的发言要点是，在这个意见泛滥年代，先要认清说话的人，为此需要向人学习做人，向榜样学习做人。榜样首先是身边的人，包括发言提到的北大社会学系先辈潘光旦、费孝通。
恰好炁子前不久写过建国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另见炁子原创文章《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1952，为什么满载课桌的列车在全国奔跑？》（点击标题可查看））。在那次雷厉风行的高教格局改造里，北大的社会学系作为典型的文史哲学科，而且完全从墨西方传入的学科，在急需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去西方精神殖民的时空下，被完全取缔。潘光旦、费孝通两位教授，被安排转向民族问题研究。在全国20多所高校里，社会学科也全部被砍。
有这两个机缘，这篇就专门讲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思想改造的问题。
而且，潘光旦、费孝通两位教授，是文人中的异数。
怎么讲？
文人惯于闭门造车，远离人民、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而搞理工，必须在田间、车间、实验室，必须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必须接地气。而潘、费两位，恰好是文人中最接近理工气质的，少悬空胡喷，所以，看他们的思想改造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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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梁启超对他一位清华学生交的读书报告，在批语中赞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
从这段评语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的思想里，理工人是“头脑莹澈”的，就是理性客观，而文人则是“情绪之深刻”的，就是情绪化，恣意汪洋。梁启超喜欢这个学生，喜欢他二者兼具。
被梁启超点赞的学生，是22岁的潘光旦。
也是在那一年，潘光旦赴墨留学。先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获得硕士学位。
1926年回国后，潘光旦转到优生学、社会学领域，但不离其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理工思维，主张“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
1944年7月7日，芦沟桥战火整整七年，被侵略炮火赶到昆明的四所大学，师生举办了一个时事座谈会。数学专业出身、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发言，称中国的积弱是因为学术的不昌明，要救国，学生应当守住学术的岗位，而不该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
意思是，学人就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在会上，生物学专业出身的潘光旦教授，唱了反调。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开小差的，然而我们还不晓得害羞，只有农民与军人无可逃避。他们一个在后面生产，一个在前方抗战。而学人却以自己是学术专家的名义，逃避现实，不管国家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学人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国民，应该尽一份国民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潘光旦和闻一多、费孝通等一起针砭时弊。但在1946年的7月，好友李公朴、闻一多因为大声呼吁民主，相继遭到枪杀。潘光旦与费孝通也上了黑名单。
所以，潘光旦教授虽是中国社会学科的开山鼻祖，却出身理工专业，文理思维兼备，而且，还有血性，是个汉子。
不像文史哲“大师”胡适，直接哀求常凯申“以身饲虎”，割让东北给倭国以求苟安。“胡大师”的原话是，“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新中国建国后，在院系调整时，潘教授按组织安排转向民族学研究。专业方向再一次改变，但他理工“头脑莹澈”的思维、实地调研的习惯不变。
他有腿疾，不良于行，本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书斋，搞纸上作业、玩文字游戏、悬空胡喷，但他坚持实地考察少数民族。要去的川鄂边远地区，交通极不发达，经常需要跋山涉水。潘教授不要轿子和小车，也不要别人帮忙，坚持架着双拐走。有时候走得多了，双腋经常磨破。
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邓锐龄，曾在潘光旦晚年和他长期共事。邓先生评价潘：
“他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光是说我读书，我还要使我的学问和我的一切行动，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的。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不是有些学者光是只顾自己的事情，不关怀天下，也不关怀别人。”
潘光旦，文人中的一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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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潘光旦亦师亦友的学生，也是文人中的一个异数。
1927年，费孝通17岁，本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因为同情红色运动被迫北上转学，来到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后来，他留学罂国，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1930年代，20来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费孝通，反对“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风气：
“我们可以写出成百篇的文章讨论周朝是否有‘吃人’的风俗，但我要问，这种讨论对实际生活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只知道‘真正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学问可能是装饰品，也可能是粮食，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粮食。”
青年费孝通眼中的学问，必须能够经世济民。
1938年秋，费孝通博士毕业后赶着回国。当客轮从伦敦起航时，彼岸的中国战火纷飞。费孝通来到云南时，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在西南大后方，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人是学生拥护出来的民主教授，也因此上了蓝色特务的黑名单。后来李公朴、闻一多遇害，而费孝通家中的墙壁早被特务凿出了地道。他不得不回到罂国避难，后来再回国至清华任教。
建国初年的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科消失。直到1979年，70岁的费孝通，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科。
1982年，费孝通对老同学、罂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说：“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 正是生逢社会剧变, 国家危急之际。……我学人类学, 简单地说, 是想学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 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他开始马不停蹄地踏遍中国各地调研。相较少年时的体弱多病，他变得脚力健劲，出去调查，吃得比学生都多。
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八次回访江村……费孝通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小城镇问题”等回应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的切实建议。
地方政府很喜欢费孝通的建议文章。当时有官员说：“别人给我文章，我总怕上当受骗，但费老的文章我很欢迎，他是做实地研究的。”
费教授和当年毛教员搞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一样的风范，观点有理有据，“把论文写在大地”，不悬空胡喷，当然让人服气。
读过医学预科的费孝通教授，虽在文史哲领域，但做研究扎扎实实，为民为国，走基层、接地气，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不闭门造车，不哗众取宠，不悬空胡喷，是一位不像文人的文人。
而且，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费孝通教授还起了积极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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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早春，在西南联大，费孝通“经世济民”的实地研究工作做不下去，他转而和好朋友、历史学家吴晗商量，从头学历史。讨论中，他发表了《论知识阶级》。
对“知识分子”做系统思考，这是费孝通的第一次。他的看法是：
传统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懂自然知识，但却是掌握着规范知识的人。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是“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
费孝通提议，让知识分子把知识和技术“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费孝通选择留下。他认为，在红色团队领导下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忠诚的批判者”。他对访华的一位墨国人类学家（Robert Redfield）说，希望能“为中国的工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还要批评红色团队”。
没多久，费孝通作为民盟代表，被邀访问西柏坡。那是当时的红色中央所在地。
文人们在去西柏坡的黄土平原上，看到一个农民的送粮队，在黑夜里蠕动，悄无声息地赶往前线。每辆小推车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红旗，但没有士兵看守。
这个场景，给费孝通很大冲击。
他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是“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的力量。而反观知识分子，“大言不惭，自以为秀才闭门而知天下事了”。他看到了自己的“懦弱”。
到了西柏坡，文人们见到了毛教员。
毛教员很健谈。他描绘的新政权、他对现代化国家的构想，深深打动了费孝通。 “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
到访西柏坡的文人们，“当时几乎一致相信，真正能够救国救民者，固然不是国M党蒋J石，但也不是他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真正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成功实现国家统一、政治清廉、经济复苏，并有希望大举加速工业化进程，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共C党。”
受到了震动的费孝通，后来主动要求改造知识分子。
有史料记载，他对改造的方式，曾挣扎良久，最后悟出：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真的说得上改造。
“挣扎良久”“也许”，说明费孝通竭尽了全力，才摸到知识分子改造的正确方向——融入人民、为人民工作。
那位墨国的人类学家，在和费孝通告别半年后，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那个原本信心满满做“批判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
潘光旦、费孝通思想改造的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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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潘光旦教授是全校第一个做检讨的人，但却也是最后一个通过的人。
费孝通教授，做为心向红色的知识分子，也有政坛上的高光时刻，曾出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得到红色中央的高度认可。
但即便如此，他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年自己带头改造，是很大的错误：“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
他也没想通，为什么知识分子改造会那么激烈？
“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其实，从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看，当时的改造不仅激烈，有的甚至惨烈。包括潘、费二位，改造都给个人身体、心灵、还有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一方面，红色团队态度真诚地接纳了知识分子，给他们指明了改造的方向和道路。方向，就是融入人民、为了人民；道路，就是学习、实践即知行合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红色团队的伟大，也同样真诚地努力改造思想，但改造的过程，为什么就那么激烈甚至惨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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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炁子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知识分子需要一次凤凰涅槃：
彻底地融入人民，彻底地失去自我，再从红色大熔炉里获得新生。
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片尾主题曲唱的那样：
“投入地笑一次 / 忘了自己 / 投入地爱一次 / 忘了自己 / 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 / 敞开你的心别再犹豫 / 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 / 投入白云你就是细雨 / 在共同的目光里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投入”“忘了自己”“投入蓝天你就是白云”“投入白云你就是细雨”，最后和劳动人民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也像一个经典寓言讲的，河流要穿越沙漠，唯一的办法是先失去自我，再恢复自我。
而他们，尽管再真诚、再努力、再坚韧，始终无法忘掉自我、忘掉“知识分子”这个ID。
就像费孝通教授晚年的回望，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知识分子”ID就那么顽固呢？
在炁子看来，他们那个时空的知识分子，有来自中西双方的属性。
他们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毒害，个人意识和抽象的嗞油、皿煮的理念深，“社会精英”意识浓。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里，一样有深厚的“社会精英”文化，只是名称不同。我们叫“士人”，是劳心的，天生“治人”的使命。
西方的精英观，中华的士人观，双重叠加，给他们的ID注入了强烈的“人上人”烙印。要让他们融入使镰刀、大锤的劳动人民，何其不易！
以上讲的，都是文人，包括费教授晚年提到的冯友兰、金岳霖，那都是民国鼎鼎大名的文史哲大师。那有的君子可能会想，理工科呢？理工科知识分子就不需要思想改造？
一样的。
不过，理工科知识分子，相对来说，要靠实干出成果、成果的成色容易鉴定。比如，火箭、空间站靠吹是吹不上天的。他们天然接近使镰刀、大锤的劳动人民。
尽管如此，他们同样与劳动人民有距离，同样有一个融入人民的改造过程。
钱学森教授，是众所周知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有一张1949年他户外游玩的照片，当时还生活在墨国，照片上的他年轻潇洒，胸前挂着照相机，美貌妻子相依。在那个时空下，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
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后来冲破墨国的重重阻碍回国，成为了“两弹一星”元勋的代表人物，为民族复兴做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
有一个短视像资料，是钱学森教授的，网上不难查到。视像里，钱教授讲述了自己一生的三次激动。
第一次激动，是他的导师冯·卡门告诉他，在学术上他已经超过了自己。当时是1955年，墨国已同意放他回国。
第二次激动，是他被批准加入中国红色团队。
第三次激动，是中组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建国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红色成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简直心情激动极了”。钱教授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自己获得中央认可，已是劳动人民一分子，已与最先进的劳动人民连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前的时空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最后成功地融入了劳动人民，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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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改革开放前，文人也有很多成功融入者。
特别是那些经历过1940年代延安红色熔炉锻造的文人。建国前后，他们创作了大量杰出的人民立场的文艺作品。
而且，思想改造最有主动性、最彻底的知识分子，就出在文人里。
比如毛教员。就像1949年费孝通教授在西柏坡感慨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
毛教员不仅主动改造，甚至是劳动人民磅礴力量的发现者。
在红色团队早期的领导人里，文人为主。甚至可以说，没有那批成功融入劳动人民的文人，就没有中国的红色团队。
1921年7月，红色一大召开时，与会代表13人，代表全国党员58人。按学历统计：留倭18人，北大17人，其他大学8人，中学13人，共计56人。按职业统计：教师19人，学生24人，新闻工作和职员10人，产业工人4人。知识分子是早期中国红色团队的主体成分。
那个时空下的知识分子，原生家庭基本是中产阶级，主要从事教育、新闻、出版、法律以及银行、专业技术等知识服务类职业，有稳定的薪俸收入。他们说不上“日赚208万”，但衣食无忧，挂个相机、携个美眷、旅个游没问题。
他们参加红色运动，绝对不是为了“财富自由”、当“教父”、被千万粉丝追捧，相反，要冒着杀头的风险。陈独秀多次被捕入狱，李大钊、张太雷、赵世炎、邓恩铭等都惨遭杀害。
据说，托尔斯泰曾讲过，（俄）知识分子走上红色道路，要在雨水里煮三次，汗水里煮三次，血水里煮三次。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煮”的次数，是俄国的多少倍。
当年的知识分子，要选择红色道路，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去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去崇奉劳动人民，去讴歌劳动审美。他们要完成深刻的改造思想，他们要改造灵魂、洗心革面、自我革命，走出的是彻底融入劳动人民的人生。
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精英，这样的士人，人类历史空前。
知识分子融入劳动人民，同时相向而行的，是劳动人民提高自身素质。这样的“对流”，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
所有的文化艺术、所有的科学技术，都只为全体人民服务，都只为全体人民的生活更幸福、更优雅、更高尚。
那正是毛教员眼中的人间美景：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参见炁子原创文章《欢乐“招生减章”视像短片，藏着毛教员眼中的人间美景》（点击标题可查看））
人之初，性本善。您的内心深处，难道不共情这样的人类社会吗？
8
“与狼共舞”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形成了深受墨西方思想影响的新生代知识分子。
炁子看到一份教育部的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年到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86万人。
这300万人，既有吸收墨西方理工技术的，也有吸收墨西方文史哲、社会科学的，而后者，藏着满满当当的墨西方精神殖民毒素。
这些毒素，历经40年的浸淫，对中国的毒害比当年晚清、民国时期，有过之而不及。
何以见得？新生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新生代文人，大批大批地出公知、出恨国的作家、导演、画家。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近期犯众怒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文人。
即使不一定留过学的文人，也像吸“二手烟”一样，多受墨西方思想的毒害。
随手举一个例子。
最近一个短视像作品《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网上爆红。炁子就看到一篇喷“二舅”的自媒体文章。从字里行间，作者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光谈主观感受。
作者写到，有反驳他的留言，说“一看你就没在农村呆过，不了解穷苦人的生活。到农村待两天你就知道了，这样的人还不一抓一大把？哪有你说的那么多矫情！”
对此，作者说，“我在城市长大，是没有经历过农村的生活……把我揪到某个村庄去‘吃几天苦’，接受一下再教育……我觉得，人有不被他人改造的自由，更有不被强加了苦难还要被说成是被治愈的权利。”
显然，这么个脱离劳动人民、五谷不分的小文人，受墨西方思想的毒不轻：开口“嗞油”闭口“权利”，反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写到这里，一晃八九千字了，虚言万字吧。虽说不上呕心沥血，但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心写的。如果您耐心读到了这里，请接受炁子的感谢。
炁子也要在结束本文的时候，向当年的时空下，像潘光旦教授、费孝通教授那样，有家国情怀、真诚努力想摆脱西方精神殖民而向人民靠拢却未尽如意，且人生因此遭受无妄磨难的知识分子，致以诚挚的敬意。
谢谢宝贵时间。关注是力量，如果愿意激励炁子持续输出，请转发、点亮“在看”、或戳下方“喜欢作者”赞赏。（完）
本文参考资料：
1.凤凰卫视：《寂寞鸿儒潘光旦 一生追求强国优种》
2.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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