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发布，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目前我国已经有56项世界遗产。在遵循《世界遗产公约》理念和精神的工作框架下，如何消化和吸收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遗产理论，使其融入到符合中国语境、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促进我国从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转变，日益成为遗产学界及相关学科、管理部门、保护机构乃至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议题。

2021年6月6至10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承办的2021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在故宫博物院举办。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73名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出席并作主旨报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在开班仪式上致辞。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家文物局首批文博人才培训基地之一，是培训基地中唯一一家世界遗产地，首次承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主题的培训班，希冀与全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交流研讨，共促发展。

2021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开班仪式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在开班仪式上致辞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世界遗产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行动与中国实践》的主旨报告中指出：世界遗产理念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以及工业化发展带来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之下。1972年，第1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旨在确认、保护、保存、展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截止2020年，《世界遗产公约》共有194个缔约国，公布了1121项世界遗产，分布在16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文化遗产869项，自然遗产213项，混合遗产39项。为应对近年来出现的世界遗产地区和类型分布不平衡、政治化趋势越发凸显以及遗产保护状况不佳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施行了5C战略和构建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等战略性调整，制定了愈发严格的申报限额制，强化保护状况审查，为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于1985年11月22日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到2021年6月已有55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37项、自然遗产14项、混合遗产4项，遗产总数与意大利并列第一。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组织实施了长城保护、“平安故宫”、西藏重点文物保护、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和良渚古城遗址展示等一批高水平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监测和展示项目，有效改善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推动文物行业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逐步构建起以长城保护条例、世界文化遗产和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主干，70余部地方性法规规章为支撑的专项法律体系，推动了全国文物行业法制化进程；大运河省部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为推动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跨部门协同合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此同时，随着世界遗产理念的普及，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原则逐步推广，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新型遗产纳入保护视野，实现了国际先进理念与中国保护实际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体系，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引领文物博物馆行业发展的“鲜明旗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作主旨报告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作了题为《故宫与敦煌：世界遗产的研究、保护与管理》的主旨报告。他说，敦煌和故宫都是1987年我国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都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中国世界遗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证和沉淀，都保护与传承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绵延脉络。他认为，对于敦煌价值的完整性理解，是要将洞窟、彩塑、壁画、出土文献等文物本体置于地理和历史环境的背景中进行多维度认知，由此出发定位敦煌研究院的机构性质、管理理念、愿景与使命。所提出的基于价值完整性平衡发展的质量管理模式，应以价值为核心，将质量管理实践贯穿于研究、保护与弘扬的始终。在这一模式中，“保护”是目标导向下践行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应用与评价管理体系，“研究”是协同管理基于莫高窟价值整合社会资源的研究体系，“弘扬”是基于观众类型的弘扬管理体系，即“针对性分类”。最终将敦煌研究院的品牌建设落实到社会效益，即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精神层面，建设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最具活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和最有影响力的敦煌文化展示与交流平台。针对故宫的遗产保护，他剖析了北京明清故宫的突出普遍价值，故宫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和收藏有186万余件文物的博物馆，是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信息含量最丰富的重大文化遗产。在回顾总结故宫保护与管理历程的基础之上，王院长科学地提炼出故宫博物院办院指导思想，特别阐述了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为支撑，实现新的600年故宫博物院的使命和愿景，即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故宫博物院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会客厅。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作主旨报告

培训班共延请16位专家，依据授课主题，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  世界遗产框架体系：发展变革与公众传播

世界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它之所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与其时代性和传播力息息相关。《世界遗产公约》是整个世界遗产体系构建的纲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解决的是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两者的相互呼应和与时俱进，既反映了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过程，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遗产事业的走向。在保护-利用-传承-弘扬的全链条中，遗产传播的路径研究不应仅囿于学术圈，而是应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讨论何种传播方式能达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进而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舟追溯了《世界遗产公约》诞生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历程，通过解读公约原文和剖析国际案例，阐述了《世界遗产公约》所表达的人类保护自身文明成果和生存环境的基本目标。《操作指南》是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的工具，从1978年版的共30段内容，到2019年版的290段内容和15个附件，经历了多次修改，不断回应着对遗产对象认知的变化。其中，诸多核心概念如“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应运而生，多份宪章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参照，世界遗产家族中的特殊类型（历史城镇、历史园林、文化景观、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等）得以拓展，这些都充分说明世界遗产是一个发展与变化的体系。以《世界遗产公约》为体，《操作指南》为用，对两者的梳理和解读，有助于遗产地管理者加深理解世界遗产的本源内涵、保护目的、框架规则和运行机制，在宏观地把握体系和理念发展的同时，不断反思并与时俱进地对我国遗产地进行认知和维护，将有助于增进和传播文化遗产的知识。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以亲历者的视角，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在过去几十年中跨越式的发展进程，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在世界遗产准则和程序指导下开展的一系列保护管理和利用弘扬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并以推广人的视角，特别阐述了中国世界遗产的大众传播路径。以《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节目为例，说明要讲好中国特色的遗产故事，向公众展现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就要将遗产文本中的学术表达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在述说过去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观照当下与未来，观照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以全新的传播方式走入公众的视野，走进公众的心里。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与培训班学员合影

二  世界遗产价值体系：认知方法与实践路径

价值体系是世界遗产大厦的基石。坚持价值导向，对遗产价值进行分析、梳理、提炼和表述，是保护的先决要素和前置环节。系列遗产是世界遗产体系近年来的创新之一，强调以整体有机的视角关注遗产组成部分间的内在关联，并认知各组成部分以其特定的贡献共同塑造出的超越原有个体的整体意义。价值是无形的，但价值特征要素是有形的。以价值特征要素为载体，探索系统化的价值表达方式，是将遗产价值付诸于保护实践的有效方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傅晶在《系列遗产整体价值认知方法》一讲中，将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置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语境之中，阐述了对系列遗产的认知、申报与保护。她说，系列遗产不是从一到多的“物理”扩充，而是从多到一的“化学”合成。在这一合成整体中，每个构成要素都有其特定的贡献角度，重在各施所长，而非强强组合。在对已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系列遗产的历史回顾和审视思考基础上，明确系列遗产聚焦“整体”，其认知核心是整体突出普遍价值与要素构成间有机的逻辑关系，进而提出系列遗产认知的技术路线。她认为系列申报是一种机制和策略，在申报过程中，要厘清遗产要素组合的遴选原理、构成逻辑和界定要点。通过解析里多运河、古罗马边境线、柯布西耶建筑作品等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以及丝绸之路、土司遗址、万里茶道（中国段）、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等多个案例，说明必须要借助于系统的对比研究分析，才能以更全面的视角去发现跨时空的文化互动和多维立体的文明对话，从而理解和认知塑造系列遗产的人类历史背景和发展进程。系列遗产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世界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提供了从“精英”到“认同”、从“示范”到“协同”深化推进的途径。

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魏青在《基于价值特征要素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一讲中，详细梳理了价值特征要素的概念及其认定的模式，提出将价值特征要素纳入世界遗产管理体系，使之成为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他举例剖析了近年来的国际案例，归纳出基于价值特征要素认定的保护工作框架。重点对“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价值特征要素进行了全流程式解析，划分为“申遗前的保护对象-申遗阶段的认知-申遗后对突出普遍价值主题和特征要素的再梳理”三个部分，从总体形态特征、街巷格局肌理特征、视廊视域、历史景观要素、历史建筑宅园以及社区文化传统等方面，提炼其价值特征要素，分期分批落实价值特征要素的认定与保护，对价值特征进行展示阐释，推动其与相关管理工作的衔接。他指出，在引导鼓浪屿从走向遗产保护路径（第一版保护管理规划）到获得世界遗产身份后贯彻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规划修编）到第三轮定期报告后应对发展规律完善长效机制（下一轮规划修编）的过程中，价值特征要素起到了引导抽象价值向实体保护对象转变的逻辑核心和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

三  世界遗产管理体系：平台规划与人本启迪

世界遗产管理体系既涵盖传统意义上《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的工作机制、反应性监测和定期报告等，也包括基于缔约国和遗产地自身的保护管理系统，总体目标是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管理与治理。风险管理、监测体系、保护规划、利益相关者等关键词，既体现出世界遗产从价值到管理的多元内容，也反映了保护管理的复杂程度与难度，因而对保护管理提出了发展性和创新性的要求。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回顾了遗产风险管理与防灾减灾理念的发展历程，聚焦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与发展，重点介绍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的建设意义、指标体系、系统功能、遗产地平台和建设成果。同时指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方法的不足、风险要素信息采集与利用不畅、风险程度表征不明、风险监测预警能力不足和风险管理框架不系统等现状，认为应着力构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和风险管理框架，建立针对文物系统信息采集的天、空、地协同观测与表达的方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赵云重点解读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她说，定期报告是《世界遗产公约》对世界遗产地提出的定期检查要求，是在国家政府层面和遗产地层面进行的连续主动的自我报告，也是对全球范围内的世界遗产的健康和活力进行检测的重要方式。其作用是评估各缔约国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评估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否得到长期保持、提供世界遗产相关更新信息、记录遗产地所处环境和保护状况的变化以及为缔约国提供一种区域间合作的机制。与前两轮定期报告相比，第三轮定期报告的内容特点鲜明，即以实现世界遗产全球战略为目标，体现世界遗产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坚持世界遗产保护以突出普遍价值为核心，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对世界遗产的影响和注重监测对加强保护管理的实效性。目前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相关工作已接近尾声，已初步分析填报结果，从全局的角度寻找问题和总结成绩，对国内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启示和建议，这些工作都有助于探索适合我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路径。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杜凡丁讲述了《国家文化公园视野下的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起源于“中华文明标识”的提出背景，意在认识、辨析、提炼和展示中华文明标识，进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历史和当代、国际和国家、人类和民族的重大价值。他详细论述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成标志、建设目标、主要任务、主体功能分区、规划体系和重要举措，并举例讲解了区域性（主题性）文物资源总体保护利用规划、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专项规划以及文化资源保护传承规划的建设思路和方案，总结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遗产保护规划的启发和要求，包括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全面衔接、文化线路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借鉴、大数据分析的充分应用和管理体制与机制的规划创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燕海鸣关注了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他说，《世界遗产公约》中有关于“展示和传承后世”遗产保护管理责任的相关表述，《操作指南》中也提出，“利益相关者包括遗产地管理人员、当地和地区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它相关机构”，并“促进和鼓励所在社区公众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诸多的遗产保护管理案例启示我们，随着遗产理念的不断更新，利益相关者也贡献于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但利益相关者可能永远无法达成“共识”，所以要理解“利益”与“动机”，坚持原则，尊重规则，包容差异，客观认识冲突与摩擦，换位思考，谋求最大公约数，沟通+引导，实现共赢。

四  保护管理优秀案例：理念践行与中国贡献

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案例探讨引起培训班遗产地管理者的强烈共鸣。近年来，“平安故宫”工程、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工程、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等一批高水平的保护、管理、监测和展示项目，不乏“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法”的贡献与实践。课间，师生们以案例为平台展开遗产地之间务实的交流分享，极大促进了培训理论内容的落地和延伸。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郑军从保护管理角度（城市景观保护、研究性保护、政府协调机构保护）和展示管理角度选取六处不同类型（如历史城市、古建筑、古遗址和文化景观）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遗产案例，阐述了每处遗产地的保护历程、问题难点、解决举措及其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黄滋围绕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与环境整治的主题，从前期调查与研究、设计思路、总体规划、遗址展示与环境整治、服务配套设施等方面介绍了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他强调，保护展示和公众利用的两大基础和依据是考古和价值，其中“考古是前提和基础”，“遗产价值和构成要素的提炼是核心”，设计者与考古学界的互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色应贯穿规划始终。

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杨小茹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模式。在对西湖文化景观价值阐述与突出普遍价值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出其作为国际认可的杰出的世界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行动范例的提名理由，提炼出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之所以被称为“模式”的成功经验。涉及到保护立法、景观评估机制、管理体制和惠民政策等诸方面，充分展现了这些综合性保护管理手段以“变”应对西湖实体和精神的“不变”之灵活性和有效性。

故宫博物院赵鹏以养心殿维修为例，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古建筑研究性保护项目的思路与对策。基于问题出发，他提出了12个方面的思考，并具体到养心殿案例中，有针对性地逐一剖析问题的面向、解决思路及方案对策。遵循问题-调查-评估-保护方案的思路，他强调“调查要基于对原状的充分认识，评估要认知保护对象的主要价值”，并重点关注了勘察方法体系的建立、病害分析、监测分析、文本图纸表现与表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对建筑形制、构造、样式、营造技艺等在调查评估和深入研究基础上所制定保护方案的广度和深度。

故宫博物院狄雅静介绍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系统化和精细化的成果。基于对紫禁城（故宫）突出普遍价值的认知，首先厘清了故宫遗产本体所包含的物质实体，并由此形成准确的遗产清单、完整的数据系统、严谨的标准信息和复合的数字资源。进而辨识导致遗产本体损伤的主要原因，由此确定监测的内容框架和工作优先级顺序，探索最有效的监测方式，包括日常巡查、定期普查、日常保养等,尤其强调了建设高质量自有监测队伍的重要性。她还以午门城台结构安全监测与评估为案例，探讨了“监测以保护为目标”的技术手段与方法路径。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张光玮例举天津劝业场旧址、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等近代建筑的保护案例，讨论了人们从对中国近现代城市与建筑的历史认识与价值认知，发展到“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文物保护认知的发展过程，阐发了关于近代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特殊性以及“文物原状”等问题的思考。

总之，此次面向全国世界遗产地管理者的培训，搭建了研讨传播世界遗产理念、方法和经验的平台，进一步明确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理念和管理建设对于世界遗产工作的重要性，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和走中国特色遗产保护之路具有促进意义。

2021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开班仪式合影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何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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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瑞：《2021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讲座综述》，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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