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沈辰 商阳子：试论“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博物馆藏品研究中的应用

博物馆对藏品的阐释不应该是单纯物质性的解释，而应根据时空变换考察其能动性的变化，从研究人对物的影响转移到物质本身的能量和时空的相互影响。对此，研究方法应以考古学和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为基础，深入探究文物的生命史和流传史，及其在博物馆展览中对博物馆所发挥的能动性。本文中，作者将“物的能动性”（Object Agency）定义为“物质”自身产生的能力或者能量。物的能动性是物质固有的一种状态，并不是外界强加的，但会通过情境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博物馆展览角度，博物馆应将自身放置为客体，将参观者放置为主体；从藏品阐释研究角度，要将物自身产生的能动性放置于主体，将人对物的影响放置在客体，让博物馆藏品阐释和展陈形成多元交叉的研究环境。作者认为，在博物馆展陈中，让参观者和研究者与文物之间发生新的“强链接”，使藏品在当代博物馆产生新的能动性，才能够让博物馆的藏品真正从收藏走入公众生活，为社会服务。

沈 辰 商阳子

后博物馆（post-museum）时代的兴起让博物馆和藏品之间的关系从保存延伸至重新阐释，这导致了博物馆阐释系统悄然发生变化。蒂尔登（Freeman Tilden）提到，阐释是基于基础信息再开发的启示性语言。所以，在博物馆中，单一的信息堆砌和复制是不能起到阐释意义的。21世纪的博物馆对藏品阐释的要求更加突出：对器物展览和阐释的研究需要探究在时空变换后藏品发生的变化，再对其进行解读。“物”（Objects）来到博物馆之前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它的身上保留一定的痕迹，然而在博物馆展中，“物”也会根据博物馆的环境和参观者的互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物”自身产生并与时空发生相互作用的。

因此，在探寻21世纪的博物馆藏品阐释问题上，需要基于物本身的能动性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深入探讨，着眼于当代，凝视器物的前世与今生。对文物的研究方法需要以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为起点。由于博物馆所藏他国文物在时空情境的变化中具有独特性，更能体现物的能动性研究中“物”与“博物馆”关系的流动性，故本文选取了吴大澂藏玉璧、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作个案研究，以揭示 “物”和所处情境发生变化时，“物”自身的能动性与其所处情境间的相互关系。

一 对博物馆藏品立本的反思

自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进行定义开始，虽然经历了多次的修改与重塑，但一切的发展和变化都是依靠博物馆藏品进行的。无论是公元前300年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收集的珍品藏于“缪斯宫”，还是18世纪世界上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英博物馆，“藏品”一直是博物馆存在的灵魂与意义。相较以往，新时代的博物馆融合了更多科学的展览方式、收藏方法和教育模式，但都还是以实体的“物”作为支撑和基础，即“藏品”一直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源。所以，21世纪博物馆藏品并非博物馆研究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用藏品搭建起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加强公众体验感，让公众通过藏品和历史产生链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160万件文物散落在海外约50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可见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数量之大、覆盖国家之多，当地博物馆对中国文物如果没有有效的诠释会极大地降低文化传播的意义和准确性。首先，做好文物阐释工作需要考虑博物馆藏品展示方式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是否需要打破藏品固定化的诠释方式，在结合以往传统研究物质的方法以外对藏品的阐释方法进行再思考？其次，是否需要将博物馆和藏品之间再次进行“强链接”？这种“强链接”并不是博物馆保存藏品，而是通过对物品的重新阐释让文物和当今社会产生“古与今”的链接。

博物馆和藏品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一问题对于海外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尤其重要，因为文物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物质的能动性发生了变化：“物”脱离了原始时空来到海外博物馆，海外博物馆的微环境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大环境的交错导致文物的展示、解读、阐释发生了变化，而对文物的研究如果仅限于物质性或历史性层面，就没有办法让普通参观者更好地参与和发现文物的前世今生。当藏品自身发生动态变化，且所处的情境也发生变化时，应该如何用现在的眼光诠释它们，已成为21世纪博物馆藏品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后博物馆时代出现的重要标志是博物馆的作用不再局限于保存物品，而是必须分享和不断地重新诠释藏品。换言之，如果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单纯用地层学、类型学或者考古学文化等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诠释，那么就与在发掘报告中提炼关键词无异了。正如《众妙之门》中提到，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基础考古的工作，但不仅限于基础工作，还需加强博物馆对社会的职责，建立起历史和当代的关联，提供时空对话的平台。简单地说，博物馆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公众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了解“物”，在诠释之间将公众带回到文物制作或使用的年代，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地产生共鸣，让博物馆从单纯的藏品展示转变为社会和公众服务，让博物馆的角色从主动输出的“主角”转变为带领公众思考、引发公众讨论的“引导者”，将观众和社会置于主要地位。所以如何将文物背后的故事解释给公众的同时为文化和社会服务是当今博物馆的重要职责之一。

二 考古学、人类学对“物”的解释与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起，物质文化研究开始重新成为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焦点。研究者开始质疑以“人”为主体的研究，继而回归到“物”本身。其中，近年来考古学开始对物本身是否具有能动性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考古学中对物的研究和理论方法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和保罗·巴恩（Paul Bahn）认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考古学家基本上通过古代的物质遗存史——建筑、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也就是从古代社会遗留至今的物质文化来研究过去的人类与社会。夏鼐曾提到，“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斯宾塞（Barnard Spencer）也曾强调，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的残余以及保存的物理环境的恢复和解释，来调查过去的人类文化和社会。除了上述学者外，更多的中外学者，例如张光直、栾丰实、罗伯特·沙雷尔（Robert Sharer）、温迪·阿什莫尔（Wendy Ashmore）等都在考古学定义中提到了一组相似的关键词组——“材料、实物遗存和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在早期考古学关于物的研究是对物的基础属性的研究。

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兴起在考古学理论中涉及关于社会学的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考古学。除了建构主义之外，另一种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符号学等一系列的理论视角来研究物质文化。后过程考古学中应该考虑对物的精神、信仰、情感的关注。以霍德(Ian Hodder)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和“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人们将物品置于什么用途，以及物品对人的帮助和作用。这种后过程主义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认为，“物”不再被认为是被动的物质材料，而是积极地参与意义的创造和构建的过程中，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创造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考古学中对物从单纯的物质研究到物的精神和能量研究的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开始关注人们赋予物质意义从而来构建物质文化。

考古学对“物”的研究方式从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强调重视类型学以及物质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转变和传播，到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过程主义考古学，为了分析人类文化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再到后过程考古学拒绝考古学只是一门科学的想法，并接受了更多的意义、象征和身份的问题。无论是哪种范式，都没有完全打破人与物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

（二）人类学中对“物”的研究和理论方法

20世纪80年代，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再思考不但在考古学上被提及，而且在人类学领域内也出现了转变。代表学者是英国人类学家米勒（Daniel Miller）。他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也在试图打破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且认为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物”“人工制品”等的普遍理论的解释。例如学者们对物（Object）、事物（Things）和物质性（Materiality）进行了探讨。比尔·布朗（Bill Brown）在《事物理论》一文中指出了事物与物的区别，在以往的研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家只谈论“物”的属性（Thingness），即物体是由什么材料构成和作用等，这类“物体”一般称之为Things，并不能称之为Object或者Material。Things指的是具体而真实的物的表征，而很少涉及物的物质性。布朗曾将Object定义为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触觉和视觉感知的。这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开始物质意义的研究有相似之处。第二阶段则是除通俗意义外，研究物质的哲学意义。正如米勒所言，物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显而易见，而往往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它们，人们对它了解越少物质越可以反作用于情境的影响和人的行为，所以，人们必须承认物质的真实存在。此外，巴特（Barthes）将符号学也嵌入物质文化研究中，这一点在研究文物上的观点与米勒的观点相悖，但是巴特提出的“神话学是纯粹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观点被米勒认同。米勒第一个认识到人工制品可以有被崇拜的一面，而考古学家善于用物的关系来代替社会关系。

无论是神话学还是米勒提到的物质崇拜，都和马克思提出的拜物教（Fetishization）理论十分契合。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物被人格化，个人也被物化，人人都是商品的拜物教徒。商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被迷恋的物品，在商品异化论后，马克思发展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把商品的拜物教比喻成它的神秘性和体现人们自己劳动的社会特征。借用这个理论模式， 梅斯克(Meskell) 认为，16世纪以后拜物教代表着文化交叉地区的一种宗教崇拜，尤其是人对无生命的物品或者人工制品的崇拜 。

由此可见，学者们都在尝试采取不同的方法研究“物”，且一直在试图发现和研究“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物质文化研究的追求是以“物为中心”（Object-centred）的，但是当情境发生改变，物的能动性也会随之改变。如果以物为中心继续研究，只能将“物”停留在过去，“物”对现代的意义将无法被发现和阐释。所以现代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正在趋向于从以“物为中心”（Object-centred）转变为以“物为驱动”（Object-driven）进行研究。前者关注的是物体本身的物理属性，而后者则是将对象作为一个主体而非客体，并且将其与它们的历史背景连接起来。因此，以对象为驱动来研究物体和物体背景的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物的能动性（Object agency）。人的行为确实可以为物质赋予意义，但是物在情境下是永恒运动的，这也说明了物本身具有能动性且会发生变化。

（三）器物的生命史

艺术史范畴中的“器物生命史”概念尽管源自阿帕杜莱（Appadurai）的“社会生命”和科比多夫（Kopytoff）的“文化传记”概念，但笔者认为其已成为除考古学与人类学范式之外相对独立的“物”的研究方法。该方法认为，“物”不再是一个客观存在，将“物”认为是独立的“主体”并且像人一样有生命。所以在对“物”研究时需要将能动性归还与物质本身。多萝西（Dorothy Ko）则以“砚”为研究中心，对器物的使用者、所处年代等进行研究，是以生命史理论方法对中国器物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而徐坚在《从金村出发：告别器物学，走向生命史》中初次提到了“物的生命史”这一概念。他以金村器物群的发掘、流通、传播为例，借助“社会生命”和“文化传记”对“物的生命史”探索做出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对物的研究不仅要探索物质性，还需追求文物在当时社会和当今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缺少任何一环都不可能构建出完整的“物”的生命史模型。这也映照了文中他所提到的要顾及器物的“言前、言面、言下和言后之意”。在此文中不难发现，对“物的生命史”的探究开始着重注意不同情境下物自身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将器物作为主体进行研究。这篇文章对器物生命史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在理论上阐释了物的生命史的重要性和发展过程，但对器物在博物馆中的变化和能动性会对社会与公共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后续的研究和说明。最终要探究“物”在21世纪博物馆中的作用和博物馆如何应用相关方法，还需分析物和当前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之前，首先需要了解 “物的能动性”，其次要探究博物馆情境下物质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物的能动性”是文物自身固有能力或者能量。它是物质固有的一种状态，不是外界强加的，但是会因为情境的变化发生改变的一种“动源”。韦氏词典将Agency定义为“行动或者行使权力的能力、条件或状态”。简言之，能动性是“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一种能力”。当前在我国也有学者开始对Agency进行解读，如缪哲在分析祠堂时将祠堂理解为仪式表演的组成，那么与祠堂有关的仪式可理解为“动源（Agent或Agency）”。由此可见，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们在讨论物质文化和人类关系问题时，总会涉及到对“物的能动性”（Objects as an Agency）的探讨。人类学家就曾断言，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在文化上是可变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似乎具有物的属性，物也似乎可以以人的行为处事。所以，能动性所关注的不再是物和人之间简单的二分关系，当“物”有了能动性后，同样规范了人的行为与想象力。

对能动性的讨论大致分为两派阵营：一部分观点认为，能动性是由“人向物”流动的，是人类活动与社会建构的，并带有强烈的意图性。另一部分观点认为，能动性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尤其是有象征性的物质存在的能动性还会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意志。

首先，以霍德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主体创造了客体（这里的主体指人，客体指物），主体有意地赋予了客体特定目的，这种目的是由人的创造实现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常淡化社会主体的作用，但是物质文化是活跃的，它们会被主体左右以达到社会目的。这也是早期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支点，所以能动性在后过程考古学的领域中起到了链接的作用。蒂利（Tilley）和劳拉（Laura）也曾提到，能动性是指社会或者文化媒介的行为能力，物体被制造出来是为了对世界和其他的人采取一定的行动，否则他们就不会被制造。人们有意无意地给“物”特定的能力，并且将想法注入到这个特定的能力中来操控世界。当一个群体以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方式利用物体时，这个物体的意义就产生了。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在情境化的社会行动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在此基础上可以理解为：人是物的主导者，人在事件内采取不同的行动，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即人类将使用物质来分配物体的人格和能动性。克纳佩特（Knappett）也认为物体自身不具有能动性。如果一个人工制品拥有任何种类的心理存在，那么物就像人一样了。尼克·托马斯（Nick Thomas）更是批判了人工制品是主体而非客体的奇怪想法，他认为人们无法预测人和物接触方式的不稳定性等，所以物不可能称为主体具有能动性。总地来说，物质本身是没有生命的，而是被人类赋予意义后才可能行使能动性。

其次，部分学者认为物体自身具有能动性。这一研究表明了“物”不是被动的产品，而是塑造人类社会实践的，带有主动能动性的意味。所以，以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为主的学者认为：如果物没有能动性，那么物将不存在。拉图尔(Latour)也提出能动性是物体固有的，物体是社会的共同生产者。这类观点将能动性描述为可以归因于那些被视为启动特定因果序列的人或者事物，即心灵或者意志的行为引起的事件，而不仅是事物的物理性串联。比如说，是一个静态茶杯会而让人产生口渴想法从而发生喝茶的行为。智能手机不再是通讯工具，而是可以改变人们出行日程或行为决策的影响动源。

因此，一个物体必须对人类的精神或者身体状态产生某种真正的影响，才可以说拥有真正的能动性。盖尔的推论与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也可被视为上述观点的体现：他们认为，人们自远古开始对物的崇拜就从未停止，古埃及的文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得更加简单。方尖碑在被制造之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方尖碑只是一块石头，并没有办法代表古埃及崇拜太阳，但是埃及人将其“神化”赋予方尖碑太阳神的能量，但这种象征性并没有因人类赋予而不控制人类的思想。相反，这种象征性指引人们有信仰，并且对其产生依赖与崇拜，物质强大的信仰作用于人类。在这种情况下，“物”不再是一种物质工具，它逐渐转化为统治阶级操纵控制思想的精神工具，人们有了迷恋和崇拜等虚幻的想法，自此物本身有了灵魂。梅斯克（Lynn Meskell）在《古埃及的物质世界》篇首写到“When is an object not an object”，这或许可以被转义为“什么时候物是主体而不是客体”，正巧反映的也是第二种观点，即什么时候物本身可以有能动性而不是被外界强加的。结合佩尔斯（Peter Pels）的“万物有灵论”，不难理解物体出现生命的原因是它们被某种外来的东西赋予了活力，但自此之后，它们自身产出的能量超出了外界的估量。

总地来说，物质的能动性是固有且存在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其空间和时间的转换，物质的能动性也在改变，会根据其所存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在博物馆场域中研究藏品，除了需要考虑“物”的物质性、历史情境和历史意义这些基础信息外，还要考虑物所处的情境（Context）。

四 博物馆情境下物的能动性对博物馆藏品的适用性

一件文物在考古现场和在博物馆情境下所产生的能动性是不同的。这里的能动性并不是人们赋予的，而是物本身根据当下情境对其身份进行切换的。正如英格德尔（Tim Ingold）所言，当物品脱离它们生活和被生产的背景（即物质出现的原始情境）它们就会变成沉闷的静态物品。那么当文物离开本土远赴海外展出时，他们的能动性是否会随着远离发源地而降低呢？而当物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新的环境是否可以赋予物新的能量呢？赫尔曼（Herman）在对象驱动（Object-driven）理论中提到了从物体本身转移到对物所在的环境中的研究；张帆在对石雕方砚的情境化研究中也考虑了情境的不同对器物发展和变迁产生的不同影响。如她所言：“当器物作为一件艺术品，被单独置于展柜中陈列时，就与其原本的历史语境和使用空间割裂了。”准确地说，物会在不同的环境下以新的意义系统重新被循环利用，不断地被语境化，直至新的角色和新的意义出现。在博物馆展览中，通过语境的变化展示出不同时期文物的意义。博物馆的任务是需要打破传统的“人－物”二元思维等方式，并且重新开始构建物质世界，思考“物”对当地和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并且考虑博物馆能动性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适用性。

物例1：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吴大澂收藏的玉璧

〔图一：1〕《 古玉图考》 与苍璧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一：2〕 苍璧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下文缩写为ROM）所存吴大澂旧藏的良渚玉璧〔图一〕，本是一件寻常的良渚玉器，但与玉璧一起入藏的还有吴大澂亲制的原配木座。木座所记载着的是这块玉璧以往的故事。下文借用吴大澂旧藏玉璧的示例，就物的能动性问题展开讨论：

“玉的前世”：玉琮与玉璧在古代中国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周礼》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在史前时期的祭祀活动中，玉璧、玉琮是统治阶级祭祀天地的礼器，也是巫师来镇压邪祟与通神的法器。而作为随葬品，随葬的玉器越多，代表墓主人的身份越高贵，这是良渚文化的一种葬仪。

“玉的今生”：现在单从展厅中 “苍璧、玉器、良渚时期”的解释似乎并不能感受到这件玉器经历的几千年风雨。玉璧最原始的能动性已经改变：从祭祀用品、交易工具、顾家的收藏、吴大澂被革职后散落的家财，再到被怀履光从古董商处收购后辗转到了ROM，这一系列的故事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对于这件玉器的研究，笔者已有多篇文章详尽阐释，此不赘述。

关于吴大澂玉璧流传史的研究，运用的是一种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背景、用途从而积累的一种特定的传记和一组传记方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物生命史研究方法。对于这件玉璧的流传史而言，虽然开始是以玉璧本身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但是随后大部分还是以“人为中心”作持续性研究，对物本身的能动性关注甚少。从物的能动性出发，在流传史和收藏史中的不同时期分析这件玉器随着环境的变换与随之产生的不同能量可以唤醒参观者对历史的记忆，甚至是海外华人的认同感与身份感。这些似乎可以成为未来博物馆在展览与阐释中值得努力的方向。

物例2：“大英博物馆”的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的衍生品

〔图二〕左：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中：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青铜复制品；右：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衍生品

情境（Context）是决定物的能动性改变的重要因素。物的能动性重视环境和其他形式变化下的行为反应。对知识、历史和生活经验的构建中，情境是非常必要的，在此过程中，历史终将被嵌入其中且被物化。情境化的过程不单是物所存在的环境，还有物的真正意义。以马拉福里斯（Lambros Malafouri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能动性可能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也不是人类的属性，能动性是物质参与到情境下产生的属性。当物被还原在博物馆中作为艺术品展示时，就是一件静态的物体。不同的情境会对物体的能动性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文化渗透使物的能动性不断变化，且情境和能动性相互纠缠。下文将以大英博物馆埃及馆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为例，简述在21世纪博物馆的情境下，如何处理好文物和博物馆关系。

在埃及最初建造环境中，雕像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的存在，象征着埃及人民的崇拜。而在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它是一种“非物体”的精神寄托。在埃及，雕像是唯一的神圣人间化身，这种存在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力度存在于对埃及的记录当中。埃及的宗教被认为是起源于人的主体性之外的，即上帝赋予的。对于青铜猫雕像的表述中可以发现，埃及人对家猫是不存在崇拜的，而盖亚·安德森青铜猫〔图二：左〕是以巴斯特女神的形象铸造的，人们把崇拜的女神转换为猫神的形象，代表了最高的礼仪和敬仰。当人们要进行仪式时，猫神铜像就成为巴斯特女神的物质化的体现。

除展览语境外，盖亚·安德森猫的衍生品现象似乎更能体现物的能动性偏移。在大英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中有两种青铜猫的衍生品：一种是高价的青铜雕像复刻品〔图二：中〕，另一种则是一系列卡通形象制品，例如文具、毛绒玩具〔图二：右〕、厨具等。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已成为大英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纪念品之一。埃及宗教艺术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话语体系渗透进其他的文化现象中，从而产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没有一种解释策略能够充分地满足它们。但是，在纪念品的创作、制造、销售、购买等过程，它不仅已与古埃及女神的原始象征分离了，而且再一次把埃及人非崇拜的家猫形象投射到衍生品中，从而更加轻易地满足了“圣物”以平民化视角进入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拉近了埃及文化与观众的距离。

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从圣物变为商品的过程与阿帕杜莱研究物的“社会生命”相吻合。阿帕杜莱认为，任何物质从产生到后期的整个生命史中都会出现偏移原本路径的现象。

由青铜像的生命史可知，在流传到博物馆后，它已经偏离其最初情境下被设定的路径。笔者认为，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的一生至此发生了三次偏移原本路径的现象：从猫的物质性到巴斯特女神的物质化期间发生了第一次偏移；第二次偏移则是在博物馆的展览语境中，青铜像并未被作为在埃及地区（即原始语境下）的祭祀或者朝圣的巴斯特女神物质化的表现，而仅作为埃及的代表性文物被展出；而文物形象的再创作与商品化过程则是第三次偏移。在第三次偏移中，古代物品投入到当代社会中被复制品编织了新的意义：复制品变成商品形式甚至已经超越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反之，这些被二次加工的形象散发着物在当代博物馆中的能动性。他们虽然身披神秘的古埃及女神属性，但却以卡通形象降低宗教属性的纪念品在当代继续留存。所以，长期以来考古学家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媒介是通过物质实现的，物质被公众和所处的情境改变，所以历史需要被重建。结合阿帕杜莱的社会生命理论可以发现，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既要参照文化传记的研究方法，还需对物品的流传史和生命史进行详尽的分析才可以在博物馆阐释中更好地发挥文物本身的能动性，尤其当文物流传到当代，脱离了起初的情境，物自身的能动性更加决定了物质的发展走向。“物”不再是绝对的客体存在，流传下来的文物是经过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旅行才得以在博物馆中以藏品的形式呈现，它已经由客体变为了主体，只有这样同时发生变换，在博物馆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解释藏品，而不是在时空交错下对文物进行阐释和梳理。这也是徐坚所提出的从“情境化”到“去情境化”再到“再情境化”的意义。

五 总结

由于文物和艺术品自始至终就存在于博物馆中，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当文物在原始的考古环境中被发现时，它们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往往被保留；当物品成为博物馆收藏之前，会经过许多人的交换，在多次的交换和交易中，文物与原始的情境和意义脱离，即文物逐渐远离发掘地，其本身最初的能动性可能也将逐渐减弱。上述玉璧和盖亚·安德森猫青铜像来到博物馆中收藏和展示时，它本身的崇拜价值就已弱化，而通过衍生产品吸引更多的观众再回到展览本身，则又为博物馆带来更多的观者。所以在研究博物馆藏品阐释问题时，物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想研究物的能动性就需要从物的流传路径和生命史着手，在重新构建语境化后观察事物的可变性。

因此，当博物馆谈及物的能动性时，第一要考虑的是“物”本身的物质性、最初的意义和它的能量动源。因为能动性最初的力量在于它们本身的物质性，并不能以物质运转的原因超越物质的构成。

第二需要考虑的是“物”所处的语境。博物馆藏品承载着人类记忆的历史，所以对其诠释时不但要考虑在“物”出现时和人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也要以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历史与文物，并且观察在所处语境下物的能动性变化对当代人的影响。能动性存在的前提是作为精神表征的具体化或作为意义系统内稳定的元素，藏品的意义也需要从能动性中沉淀。

第三，运用“物的能动性”的研究方法对博物馆藏他国文物进行研究，会使藏品与藏品之间产生强链接，从而编织出一张物质文化的关系网。对于中国文物，可以挖掘更多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的潜力，提高全球参观者对中国文物探寻的渴望。在古代，人们对文化和信仰的追求来自实物；几千年后的今天，则需要透过人们对物的崇拜，使古物继续在博物馆中发挥其能动性。

第四，对“物的能动性”研究不但能为藏品展览提供新的阐释角度和诠释方式，也会为博物馆发展的其他相关领域，例如文化旅游、博物馆研学等提供新的思路。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21世纪的博物馆更好地服务于大众，通过对物自身能动性的研究不仅让文物在博物馆的高科技环境下“活”起来，更能让“物”在公众的心里活起来。

在博物馆内，对物的理解和研究应当站在当今的角度去看古代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提倡博物馆使用再语境化的阐释方式，最终都是为了拉近公众对藏品的了解，建立公众和历史物品之间的有效链接，让参观者以现在的视角从博物馆展示的文物中了解过去、分享现在和体验未来。

［作者单位：沈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商阳子，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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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辰、商阳子：《试论“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博物馆藏品研究中的应用》，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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