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故宫博物院考古人员先后赴印度、阿联酋、肯尼亚等国相关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港口、码头、居址等遗迹，遗址出土大量中国外销瓷等遗物。他们通过瓷器类型学、生产工艺等，尝试从环印度洋贸易、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建立出土中国外销瓷的相对年代框架；考察在环印度洋贸易体系下的中西贸易方式、贸易面貌、历史作用及背后的人群往来等，进一步探讨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对非洲东海岸斯瓦希里文化遗存进行初步考察，基于建筑类遗存的形制和文化因素分析，探讨斯瓦希里文化与环印度洋贸易的关系等。

故宫博物院走出去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徐海峰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推动民心相通、人文互通、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共识。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力量，中国考古学以世界视野，不断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动态，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来审视自身并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走出去考古开启了中国考古国际化的征程。迄今为止，我国与外国学者合作考古涵盖了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考古，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港口遗址考古，古代族群考古，重要古城考古及佛教考古等诸多学术领域，并在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研发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柬埔寨吴哥窟王宫遗址、蒙古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洪都拉斯科潘遗址、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及沙特塞林港遗址等考古成果，展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故宫博物院致力于国际一流博物馆的建设，以“太和论坛”为中外学者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平台。故宫考古紧扣办院指导思想和愿景目标，立足故宫博物院的人才优势，发挥陶瓷研究、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及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资源优势。为顺应中外合作考古大势，利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学者相互交流，推进对海外遗址的考察，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2014年以来，故宫考古研究所以环印度洋贸易之中国外销瓷为切入点，结合当地生产的陶器以及其他产地的陶瓷器，并关注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及陶瓷使用，关注陶瓷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关注中国瓷器的产地、贸易及生产技术的传播，先后在印度、阿联酋、肯尼亚等国开展合作考古；通过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视角，来提升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的国际表达能力，积极参与中亚合作考古等。兹以主要合作考古项目之述略，概括故宫走出去考古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启今后之工作。

一 印度考古

2014－2015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帕特南（Pattanam）和奎隆（Kollam）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图一〕，并对喀拉拉邦境内重要遗存进行考古调查。

〔图一〕 印度考古地点示意图

该遗址位于印度喀拉拉邦（Kerala）柯钦市（Kochi）帕拉沃尔镇（Paravoor）西北，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遗址。2007至2014年，印度方面曾对该遗址进行连续考古发掘，已揭露面积771平方米，但遗址具体占地面积尚不清。从南北、东西近1000米范围内的地层堆积观察，堆积性状及包含物基本一致，且堆积深厚，不同时期遗迹叠压关系较清晰，但并非不间断连续发展，是有间歇期的人群先后活动而形成的聚落。该遗址历年来出土文物总数近四百万件，以陶器残片为主，还包括釉陶、瓷器、玻璃器、金属器及动物骨骼等。参照来自西方和东方的文物特征，初步推断文化层的年代最早约当公元前3世纪，最晚约至19世纪后期，大致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图二〕。

〔图二〕 帕特南遗址地层土样采集

早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该时期遗存是直接在古岸边沙滩上形成的文化层堆积。堆积为红褐色砂土层，含大量红烧土块，厚约1米，发现大量来自罗马的陶器、钱币、金属器、玻璃器、装饰物和来自两河流域的孔雀蓝釉陶器。其中产自罗马的红陶器达九千多片，是整个印度洋地区出土该类陶器最多的遗址，此类红陶器表明早在公元前后，作为印度西南海岸边一处聚落，这里已是印度西南海岸与地中海区的交流据点之一，地处印度与罗马之间的交通要冲，在印度对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图三〕。

〔图三〕 印度红陶片

帕特南遗址出土

中期：约当9至10世纪。该时期遗存以黄褐或灰黑色砂土相间的堆积为主，亦包含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发现有红砖墙及红烧土遗迹（或为建筑地面）。出土物主要是印度当地产的夹砂红陶，以及极少数来自两河流域的孔雀蓝釉陶器。

晚期：约当16至20世纪。遗存为表土层和扰土层叠压的堆积，厚不及一米。出土物虽仍然以印度当地生产的粗红陶器为主，但可供断代的标准器是来自中国的16至20世纪瓷器〔图四〕，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可区分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殖民统治该地区的考古遗存。

〔图四〕 中国青花瓷器残片

帕特南遗址出土

上述分期主要参照来自中国的瓷器和两河流域的孔雀蓝釉陶器的特征，由于出土数量最多的印度本地产陶器尚未建立起年代序列，故对遗址的分期无法细化，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针对此类遗址内常见的印度本土陶器，由我方提供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员，发挥故宫博物院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优势，在帕特南遗址设立临时实验室，开展印度本土陶器的分类检测和研究工作。该遗址出土的印度本土陶器主要有粗红陶和黑红陶两类。按照地层和单位分别选取标本，利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PXRF）、X射线衍射仪及光学显微镜对其胎体显微结构、物相组成、元素含量进行观察和测试，并对探方内主要地层土样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分析和比对可知，粗红陶的原料成分与本地土壤十分接近，将胎体进一步细分出了掺杂大量矿物颗粒和无明显颗粒的细腻胎体基质两类；初步推断了陶器的烧成温度。特别是对于新出土的一组管状罐， 通过显微观察和测试，辨析出制作此类罐的陶土与粗红陶的陶土明显不同，胎体元素含量比重也有较大差异，说明管状罐并非当地生产或来自域外，而该遗址也出土来自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沿岸的陶器〔图五〕，体现了多元文化属性。此外，我们还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建立和完善帕特南遗址各类遗物标本数据库，解决不同类遗物的产地和流布等问题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目标。同时，为进一步了解印度本地陶器的原料和工艺，考古人员还对帕特南遗址附近的现代粗红陶窑厂进行了调查，通过这些沿袭至今的制陶原料和工艺信息，重新思考对印度本地陶器的研究方法，为更进一步寻找古代制陶作坊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五〕 帕特南遗址管状罐

需要指出的是，立足中国瓷器的研究视角是走出去考古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帕特南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集中于16至20世纪，即明万历时期至清朝末期。出土物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产地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漳州窑产品为最多。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商品为主的一个贸易高峰期。而万历青花早于克拉克瓷风格器物的单独出土，则应是葡萄牙人居中贸易的结果。其后，福建窑场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与17世纪荷兰瓷同出，表明荷兰人成为当地贸易的主人。荷兰人在中国获取瓷器的地点以福建漳州窑系为主，在《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一书中有明确的记载，1626和1632年荷兰人分别在漳州窑收购12814件和4400件上等中国瓷器。该遗址出土的较多漳州窑产品印证了这一史实。

从中国瓷器的出土状况及帕特南遗址的规模来看，该遗址并非主要港口，“Pattanam”从语义上讲就是“集镇、市场”（泰米尔语、马来雅拉姆语）的意思，也即较小型的集镇，其周边可能有更大型的市场、城镇或港口类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重要节点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奎隆港口是印度二十大港口之一，位于奎隆市区西部海岸，在对码头的扩建中，在水下5－8米深处发现一万余件陶、瓷及金属类文物，数量最多的仍是印度当地产的粗红陶器，还有来自伊斯兰地区的孔雀蓝釉陶器、铜钱，以及或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等。出水的中国文物有瓷器和铜钱两大类。因此，对中国文物的整理便成为奎隆港口遗址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

经初步整理，瓷器残片有五百余件，可分为青瓷、青釉釉下褐彩、褐釉、白釉、黑釉及青白瓷等品种，其中青瓷、褐釉、黑釉器较多，青瓷器形有碗、盘、瓶、壶等，属元代及明初时期龙泉窑产品〔图六〕；褐釉器形有碗、盘、瓶、壶、罐等，属元明时期福建磁灶窑产品；黑釉器形有碗、壶、罐等，属元明时期广东地区窑址产品。此外，另见几件青白瓷碗残片，应属北宋早期安徽繁昌窑产品。因此，该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约在10至14世纪间，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此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西南地区的较为繁荣的贸易。从瓷器窑口看，以龙泉青瓷、福建磁灶窑产品为最多，体现了宋元时期浙江、福建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此外，还出土有孔雀蓝釉陶瓶、罐残件〔图七〕，与中国江苏扬州唐城唐晚期、福建福州五代十国时期刘华墓等出土的同类器基本一致，故与之年代也相当，对于探究此类陶器输入中国之航路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六〕 奎隆港口出水的中国青瓷残片

〔图七〕 奎隆港口出水的孔雀蓝釉陶器残片

出水铜钱共计1300余枚，其中约1200枚属两宋时期〔图八〕，以北宋为主；40余枚为唐代“开元通宝”；一枚为新莽“货泉”，一枚为元代“至大通宝”。铜钱铸造年代从约公元1世纪至14世纪初，以8至13世纪为主，是该港口遗址出土的唯一一批来自同一国家且年代序列较为明确的文物。

〔图八〕 奎隆港口出水的北宋 “元祐通宝”

基于对奎隆港口遗址出土文物，特别是中国文物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对该港口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1、奎隆港口遗址应为注辇国故里部的一处重要的港口。印度学者认为该港口始建于9世纪中叶，遗址出土了注辇王国（CholaDynasty）钱币，此可证明这一时期港口归注辇国管辖。《岭外代答》《诸蕃志》《宋史》等中国文献对注辇国地理位置、部落构成及与中国“朝贡”关系和商贸往来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从文献可知西南印度的注辇国有部落名为故里，其名称及位置均与现在的奎隆相符。注辇国在我国北宋时期国力强盛，南宋时期国势趋衰，发现的大批来自中国9世纪以后的瓷器及铜钱，印证了文献的记载，亦证实了中印间商贸路线经由西南印度的史实。

2、从奎隆港口遗址集中出水的中国10至14世纪瓷器来看，其品种丰富，窑口多元，反映了中国与该地区以瓷器为主的贸易活动，为研究宋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环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出土的1300多枚中国钱币中，北宋时期的钱币超过90%，而南宋和元代钱币极少，特别是元代钱币，仅见“至大通宝”一枚。相较同时期元代瓷器的大量出土，这种差别或为元代货币政策改变在对外贸易中的一个反映。中国瓷器与钱币的大量出现，也显示该港口在中印贸易间的枢纽地位。

3、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一定数量的来自地中海及伊斯兰等地区的文物，特别是年代不晚于10世纪中叶的孔雀蓝釉陶器残件，与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同出。结合出水的中国瓷器，表明包括孔雀蓝釉陶器在内的产品均体现了过境货品的性质，该港口并非中印海上贸易的终点，而更可能是中国与西亚、欧洲、东非等地区间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为了解10世纪以来印度西南海岸航路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对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进行工作的同时，根据我们对中国宋明时期文献的梳理，以寻找较为明确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为目标，不断挖掘和完善开展印度考古的学术思路和学术方向，对喀拉拉邦沿海主要城市或地点的考古遗存进行全面复查。自南而北包括特里凡特朗（Trivandrum）、柯钦（Kochi）、德里久尔（Thrissur）、科泽科德（Kozhikode）等城市。基本了解了上述城市所在地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主要是陶瓷器的品种、窑口、时代等情况，对于中国外销瓷的流布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古代文献对喀拉拉邦境内由南至北的科摩林角（C.Comorin）、奎隆（Kollam）、柯钦（Kochi）和科泽科德（Kozhikode）等城市的人文社会状况，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商贸关系等均有记载，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文献导引，而通过实地考察和参与工作，重新认识和订正了文献的记载。事实上，南印度有史以来只建立了三个王国：Chola/Chola/Tchola（注辇，今译朱罗或焦尔）、Chela（其罗）、Padiya（潘地亚）。三国互相征伐，此消彼长。中国文献记载的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三国，实际上均在其罗王国内。而《宋史》记载的“故里”部落，约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期，正值注辇王国征服其罗王国之时，此表明北宋以来作为东西方交汇之印度西南诸港口，帕特南和奎隆皆为注辇王国的一部分，而非较晚近文献记载的独立国家。因此，通过实地考古调查，结合语言学、人类学等的分析，重新检视文献、修正讹误、还原史实，提升考古与历史文献的有效结合能力，此为开展印度考古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中国考古的优长所在。

印度考古是故宫走出去考古的先导，开创了中国人参与印度考古的先河。跨越两个年度分别开展了时间并不算长的考古工作，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西南印度的文化遗存和中国文物分布状况，结合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学术方向与目标；同时，积极发挥中国科技考古的优势，有效推进了当地田野考古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深度的参与和广泛交流，切实增进了互信和理解，达成了诸多共识，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走出去考古可贵的收获之一。

二 肯尼亚考古

故宫博物院与肯尼亚基西大学合作对肯尼亚东部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

斯瓦希里文化（Swahili）是非洲东部沿海地区极富特征的地域文化，一般研究认为，它是融合非洲土著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多元文化集合体。发端于公元1世纪，形成于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的8－10世纪，鼎盛于10－15世纪，15世纪末随着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斯瓦希里文化发生转型与改变，19世纪城邦衰落，斯瓦希里文化也日渐没落。该文化是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在大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到莫桑比克赤布尼（Chibuene）南北绵延近2000英里的海岸碰撞交融形成的开放型文化，而肯尼亚沿海地区是其核心分布区。该文化遗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格局，清真寺中的米哈拉布（Mihrab）又是其最具特色的结构〔图九〕。米哈拉布（Mihrab）是清真寺建筑中的一个重要功能结构，位于礼拜厅或主室内，也称作礼拜龛、“凹壁”、“窑殿”，也就是做出拱门形，内部为半穹窿式空间。最早的清真寺内并无“米哈拉布”。这一结构是四大哈里发时期形成的，主要用于标记礼拜方向，也即朝向麦加方向。在东非，礼拜方向大致是向北的，所以米哈拉布通常位于礼拜厅北墙正中。因此，以米哈拉布形制的特点与变化为切入点，对肯尼亚沿海从北至南的17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

〔图九〕 两种风格米哈拉布示意图

根据遗址分布规律，肯尼亚沿海地区大致可分为三大遗址群：以拉穆群岛为中心的北部遗址群，以马林迪为中心的中部遗址群，以蒙巴萨为中心的南部遗址群〔图十〕。分别对拉穆群岛北部的上加(Shanga)、希由(Siyu)、帕泰(Pate)、塔夸（Takwa）、曼达(Manda)、拉穆老城（Lamu old town）及谢拉村（Shela）；群岛南部的姆瓦纳（Mwana）、乌瓜纳（Ungwana）、威图（Witu）；中部遗址群的曼布鲁伊（Mambrui）、格迪（Gedi）、马林迪(Malindi)及姆纳拉尼（Mnarani）；南部遗址群的蒙巴萨(Mombasa)、朱巴(Jumba)、姆特瓦帕(Mtwapa)等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米哈拉布的形制特征，分为单拱和花瓣拱门两大类。对于两类拱门的使用时间及分布状况，通过统计和分析显示：单拱的使用时间约为公元11世纪，最早出现于北部的拉穆群岛；14－17世纪普遍分布于沿海地区；18－19世纪则仅存于中部和南部少数遗址。单拱的使用和分布可看出由拉穆群岛向中部、南部传播，并最终消失的趋向〔图十一〕。而花瓣拱的使用时间约为公元13－15世纪，较早出现于拉穆群岛北部遗址群，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16－17世纪在中部遗址群也有一定的分布，而不见于南部遗址群。因此，花瓣拱的使用或主要集中于拉穆群岛和中部遗址群，并有向北传播的趋势〔图十二〕。

〔图十〕 调查区域示意图

〔图十一〕 格迪遗址单拱

〔图十二〕 曼达遗址花瓣拱

东非沿海清真寺的米哈拉布特点鲜明，通过对米哈拉布形制的分类，结合时代和地理信息加以研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于考察和讨论在环印度洋贸易背景下，东非海岸城市发展和国际贸易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斯瓦希里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对清真寺的观察是认识伊斯兰文化对东非海岸城市影响方式的重要切入点。而东非海岸斯瓦希里文化遗址中，因取材方便、成本低廉，现存建筑多使用珊瑚石、珊瑚色石灰石、灰浆、胶泥等建材建造。由于珊瑚石建筑保存状况差，尚无法进行材料的分析、比对，因此以清真寺内的米哈拉布形制为主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将有助于了解和考察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此外，调查所见石质墓葬上也采用拱门的形式，包括在东非广泛分布的柱墓，也应与清真寺的米哈拉布有密切的关系。

基于调查及对拉穆博物馆馆藏的瓷器标本的初步整理，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斯瓦希里文化陶瓷器主要为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釉陶两类，而以伊斯兰釉陶为主。结合既往对肯尼亚上加、帕泰、乌瓜纳、格迪等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研究推断：13世纪中期至15世纪是龙泉青瓷的贸易繁荣期；15世纪前后，由龙泉青瓷逐渐转向景德镇青花瓷；15－17世纪则是景德镇青花瓷贸易的繁荣期；而大宗产品伊斯兰釉陶主要集中于8世纪中期至16世纪。

由清真寺建筑及进口陶瓷器的特点，可大致勾勒出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发展历程。由于只是基于较短时间的考古调查资料，主要参证已知的研究成果，对于斯瓦希里文化只是一个轮廓性认识。而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过程，进口贸易变化的动因，建筑背后的政治、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在环印度洋贸易视野下斯瓦希里文化的整体性结构及内涵特质的历时性演进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故宫今后开展肯尼亚考古的重要方向。

三 阿联酋考古

2019年，故宫博物院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联合对朱尔法（Julfar）遗址保护区的阿尔努杜德（Al-Nudud）和阿尔马塔夫（Al-Mataf）遗址分别进行了第一季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朱尔法遗址区西临波斯湾海滨潟湖，属海滨盐碱侵蚀平地（coastal sabkha）的边缘沙坝地带，海拔5－6米。阿尔努杜德遗址位于南部，阿尔马塔夫遗址位于北部〔图十三〕。

阿尔努杜德遗址第一季工作是考古试掘〔图十四〕，学术目标是尽可能完整地揭露该沙丘的地层堆积，了解其历史形成过程，内部是否存在建筑遗迹，同时希望以中国外销瓷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较为可靠的遗址年代序列，为后续进一步科学、系统、较大面积的发掘提供参照，从而为把握朱尔法作为波斯湾重要港口的历史演进轨迹，揭示我国古代陶瓷贸易对波斯湾地区的影响等研究提供实物资料。

〔图十三〕 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十四〕 阿尔努杜德遗址地层剖面

我们利用探沟法对遗址沙丘顶部（最高处）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发掘方法以当地习用的CONTEX法，同时结合中国田野考古强调遗迹单位区分的方法。发掘表明地层堆积以自然沉积的灰褐色和黄褐色沙层为主，除在表土层下发现有铁质烧烤炉（tanour），上部地层有几处人为活动形成的扰坑外，余均未发现人工遗迹。地层以包含大量贝壳、螺壳等水生物遗骸的自然堆积为主，人工遗物皆为自然力作用搬运沉积所致。自上而下所有地层中均有出土且数量最多的是当地生产的朱尔法陶（JULFAR.RSP）、阿曼阿里窑白陶（ALI.FIN）和伊朗米纳布白陶（White.MI），出土少量中国外销瓷、玻璃器和铜币等。依据中国外销瓷的年代，可将该遗址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13世纪后半叶－14世纪），代表性陶瓷品种有紫釉彩陶、德化青白瓷和元代龙泉青瓷等；第二期（14世纪初－14世纪中叶）代表性陶瓷品种有伊朗青蓝釉陶（SPECLE.1）、南亚化妆土红陶（PSLIP）、巴赫拉釉陶（BAHLA）、元代青花瓷及广东粗瓷等；第三期（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代表性陶瓷品种有熔块胎釉陶（Frit BW）和熔块胎釉陶（Frit TB）等；第四期（15世纪——17世纪前半叶）代表性陶瓷品种有明代龙泉窑青瓷。通过此次小规模试掘，对阿尔努杜德遗址地层堆积性状、成因有了初步了解，基于中国外销瓷的时代特征对遗址进行了分期，基本掌握了该遗址遗物的类别、分布和特点，特别是中国外销瓷的出土〔图十五〕，为认识该遗址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初步推断该遗址在14至17世纪前半叶，也即中国元代后期至明代后期，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为人员交流的一个据点。

阿尔马塔夫（Al Mataf）遗址第一季工作是布方发掘，基本采用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图十六〕。遗址分为南、北两区发掘，目前发现有石砌墙、灶、灰坑及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仍以当地生产的朱尔法陶为大宗；次为西亚釉陶，包括孔雀绿釉陶和熔块胎陶；另有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图十七，图十八〕，中国瓷器年代集中于明中晚期至清代，另有玻璃器、铜制品及欧洲生产的现代陶瓷器等。

〔图十五〕 中国瓷器残片

阿尔努杜德遗址出土

〔图十六〕 阿尔马塔夫遗址南区发掘布方全景

〔图十七〕 中国青花瓷器残片

阿尔马塔夫遗址出土

〔图十八〕 阿尔马塔夫遗址采集的中国青花瓷器残片

本季发掘的同时，我院考古学者还对朱尔法遗址区进行了地面踏查，采集大量瓷器标本，经科技检测和数据分析，对该遗址区的中国陶瓷特点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一是可将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定为元代至明早期和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个大的阶段；二是无论是遗址出土还是地面采集的中国陶瓷器，器型器类与时代特征相符，特别是地面采集到了明早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是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的实物证据，对于了解明王朝与地跨波斯湾南北两岸的忽鲁谟斯王国的关系，对于了解朱尔法遗址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和波斯湾出海口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院在拉斯海马朱尔法遗址区开展的第一季考古工作，逐步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理念、方法及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对遗存进行分析、检测和研究，并与中国古代文献紧密结合，同时关注西方在该地区的已有研究成果，初步掌握了该地区遗存的特点和文化内涵，为后续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 吉尔吉斯斯坦考古

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组织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故宫考古研究所及国内多家考古机构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塔拉斯、比什凯克、伊塞克湖南岸为中心的遗产地点进行了实地踏查和详细记录，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和认识。

本次调查的遗址主要分布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州（Osh）境内〔图十九〕，奥什地区为费尔干纳盆地东侧的咽喉要地，扼守从天山向西的丝路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交汇之地。由奥什向北可达南哈萨克斯坦，向西面向广阔的费尔干纳盆地，向南翻越群山进入帕米尔高原即通往中国。

〔图十九〕 奥什地区遗址分布示意图

联合考古队先后对苏莱曼山（Sulaiman-Too）遗址〔图二十〕、阿里马赫山（Ayrymach-Too）岩画〔图二十一〕、乌兹根（Uzgen）遗址〔图二十二〕、肖罗巴沙特（Shoro Bashat）遗址，塔拉斯(Talas)地区的肯科尔墓群（Kenkolski cemetery）、库兰卡鲁克（Kulan-kurok）古城〔图二十三〕、库兰萨伊(kulan-sai)的粟特铭文遗迹〔图二十四〕、阿克托别（Ak-tobe）古城、玛纳斯(Manas Ordo)陵墓，比什凯克（Bishkek）及托克马克(Tokmok)附近地区的阿克－贝希姆（Ak Beshim）遗址、布拉纳（Burana）遗址、科拉斯纳亚·瑞希卡（Krasnaya Rechka）遗址及别罗沃德茨克（Belovodskoe）墓葬等进行了实地调查。

〔图二十〕 苏莱曼山岩画

〔图二十一〕 阿里马赫山岩画

〔图二十二〕 乌兹根遗址陵墓

〔图二十三〕 库兰卡鲁克遗址城墙遗迹

〔图二十四〕 库兰萨伊岩石上粟特铭刻

调查区域横跨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时代延续数个世纪，取得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文化遗存和历史的初步认识。特别是实地调查所收获的考古资料类型多样，使我们对丝绸之路沿线遗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开展下一步联合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调查可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发生了地区中心和人口的迁移现象。

本次调查遗存中最具特色的是岩画和铭刻遗迹，时代较为集中，画面以大宛天马和其他动物形象为主，同时也有人物、狩猎场景等画面，较晚的则以粟特文或鲁尼文的铭刻为主。一般都分布于古代城市或交通线周边的山顶岩石上，这些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人们所崇拜，所以在岩画的附近会有各个时期的祭祀遗址或宗教性遗迹。这些岩画和铭刻不但标识出了丝路上的交通节点和城市，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丝路沿线各文明宗教信仰的变化。个别岩画还表现出明显的打破、叠绘现象，图案风格与绘制工艺也有明显差别，表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岩画传统。

通过调查，初步了解了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例如，伊塞克湖周边有设置马面的城墙、中央高台遗迹的城堡，近直线排列的山前大型封土墓葬群，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陶器、铜器，山间散布的岩画、石人等遗迹，展现了湖区游牧文化的特色。北部塞人－乌孙墓地，南部卡拉•布拉克墓地，两处墓地分属不同区域，墓葬形制特征差别明显，直观地表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与北部的文化差异。北部的墓葬地处天山以北，与自战国晚期以来，经楚河、南哈萨克草原、伊犁河谷、北疆到哈密、河西走廊、甘肃的北方草原通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南部的墓葬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南缘，与正在发掘的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南麓的墓地虽属不同时代，但两地在墓葬形制上却有相似之处。此均展现了中亚地区文明的多样性。

此外，故宫考古学者还与德国考古研究院合作参与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考古测绘工作，较深入了解了西方考古理念与测绘方法，加深了对希腊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与西北大学合作参与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的发掘，共同展现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水平和研究实力，为相关历史问题的澄清和阐释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同时，还发挥故宫博物院展览展示的优势，及时向公众分享中乌考古成果，举办了“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请进来考古。先后邀请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等师生参与紫禁城考古、龙泉青瓷窑址调查等工作，促进了外方专业人员对中国田野考古方法与科技考古手段的理解和运用，为进一步合作考古奠定了技术与方法基础。

五 余论：走出去考古的意义

检视故宫博物院走出去考古的历程，从最初的建立联络和接洽关系，到不断增进互信，建立良好的、可持续的合作与沟通机制；有限地开展考古调查，以西方考古方法主导的工作模式，直至近年来形成区域系统调查、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理念自主承担工作的局面，来之不易，经验可鉴。考古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考古界新时期以来国际交流的空前活跃；另一方面得益于故宫博物院搭建的开放、交流、合作、共享的学术平台，使走出去考古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拓新、对外交往、文化传播等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建设国际一流博物馆学术体系的重要领域之一。

瞻望故宫走出去合作考古，清晰的学术思路与学术目标、多学科介入的方法以及完善的技术手段等是根本依循和努力的方向。

一、基于对紫禁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树立学术方向与目标。宫廷是直接推动中西交通开辟、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并体现国家意志的力量，是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政令所出之中枢。那么，维系与操控其运行就有一套施令天下的制度，而御用瓷器制度即是一个方面，皇权对御用瓷器的控制与管理制度主导和影响着外销瓷的生产、运输、流通、使用、传播等全产业链，因此，深入研究御用瓷器方可更好地理解和阐明以瓷器为主要交流实证的作用和意义。以包括外销瓷在内的中国古代手工业产品为切入点，在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贸易进程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贸易路线、输入国消费市场、消费人群的考察，正确认识中国瓷器等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实际作用，对于参与全球化贸易的影响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同时，关注贸易路线上的人群流动、轨迹和方式，实现海丝考古的“透物见人”。

二、丝绸之路的兴盛始终与国家的兴盛密不可分，丝绸之路的起点根本上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致力于宫廷建筑、典章、各类器用等宫廷文化的研究，关注宫廷与地方、宫廷与海外关联等不同层级的研究，阐释国家意志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主导与推动作用，以宫廷建筑的规制与建筑工艺、宫廷典章制度的源渊与发展、朝贡文化体系的形成、外来文化因素的吸纳等视角，进一步揭示国家政治文化在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中的表现形式和性质内涵。同时，重视外来文化因素对于古老中国的经济、技术、生活、思想信仰等的促进和变革。

三、作为明清两代之宫城，紫禁城空间形态、功能配置、礼仪陈设等，是国家礼仪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物化载体；而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典藏，则是中华文化“器以藏礼”“器以载道”的集中体现，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基因，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视野下，进一步阐释中华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更进一步增强“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能力，从而不断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反之，通过走出去考古，放眼世界，体察理解不同的文明，以他者的视角，更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从而以更加平等、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理解与建构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

四、走出去考古也是进一步展现和完善中国考古学方法的良机和客观需求。在继续发挥中国传统考古学文化——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的优势，自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不同于国内形成机理之遗存，加大以环境、空间、人口、计量等国外习用的考古学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提升考古信息的精细化集采、多样化考古材料的阐释水平，日臻完善和拓新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而对于出土的大量当地土著文化遗存，运用我们熟稔之分期排序方法建立年代框架，也是记录、分析、解读相关遗存的客观要求。诚然，并无普适之方法，中国成熟的田野考古方法，面对性质完全不同，且我们并非熟悉的遗存，需要根据不同的材料和研究目的，问题导向、因材施法，推进中国的田野考古方法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五、走出去考古也是展现中国科技考古日新月异发展之良机。利用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的设施设备和人才资源优势，我们在印度和阿联酋考古中充分运用科技考古手段，进行采样、检测、化验、分析等，建立了一定遗存标本的数据库，有力地促进了当地考古资料信息的采集、提取、解析和研究水平，成为走出去考古初显成效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与外方深入交流的一个重要契合点。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依托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积极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对包括中国文化遗存、当地文化遗存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文化遗存展开分析、研究与保护工作，以比较的视野，融合的路径，共同促进各自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

走出去考古，是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自觉担当。故宫博物院一直以来坚持开放、交流与合作的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外学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均取得积极成效，可以说走出去考古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考古部将继续夯实紫禁城考古的基础，深入挖掘和提炼紫禁城地下遗存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一步揭示紫禁城的人文底蕴，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能力；以明确的学术目标和方向，做好走出去考古的科学规划和课题设置；加大专业人才，特别是跨学科多语种专门人才的吸纳和培养力度，不断提升走出去考古的层次与水平；在国家涉外考古总体布局和发展背景下，努力承担和参与重大考古项目，为走出去考古做出故宫博物院的探索和贡献。

“走出去，请进来”，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交流、合作的学术大背景下，以“太和学者”计划的实施为依托，邀访国（境）外相关学者参与我方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拓展故宫考古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多元化路径；以国际学术活动、互办展览等形式，及时分享与传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提升故宫考古的国际化表达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扎实有序地走出去考古推动科学有效地引进来，互动与交流，碰撞与交融，繁荣与创新学术研究，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进程。

附记：本文照片由冀洛源、翟毅、王太一、吴伟、邢增锐提供，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故宫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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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峰《故宫博物院走出去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原文拟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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