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讨论、调整张秀墓的年代出发，对朝阳唐墓的年代框架进行了优化，继而以俑的产地为切入点，指出朝阳唐墓在唐初一度流行随葬洛阳陶俑，该现象或与唐朝征讨高句丽这一历史事件有关，说明战争加强了朝阳与内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其后，约660年起，随着墓葬中邢窑陶俑的出现，朝阳唐墓面貌逐步向河北靠拢，形成了以使用圆形墓、随葬神怪俑为特征的墓葬文化。

洛阳而河北：朝阳唐墓演变试释

徐斐宏

今辽宁朝阳，唐代称柳城，为营州治所，在唐廷经营东北的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朝阳也是唐墓集中出土的区域，围绕该地区唐墓的研究成果丰富。不过，对朝阳唐墓的年代框架讨论仍有待优化，对出土陶俑的产地关注亦嫌不足。同时，近年来又有不少朝阳唐墓得到发表，这些新材料能为学界带来很多新认识。本文拟从张秀墓的年代入手，理顺朝阳唐墓的形制演变，进而在辨识朝阳唐墓出土陶俑产地的基础上，探讨朝阳唐代墓葬文化演变与地区历史进程间的关联。

一 朝阳唐代纪年墓葬的发现情况

研究朝阳唐墓演变历程，需以墓葬具体年代作为支撑。目前已刊布的朝阳纪年唐墓有20余座，年代最早者为武德二年（619）蔡泽墓，最晚者为伪燕顺天三年（即唐上元二年，761）杨涛墓。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因营州都督赵文翙失政，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唐，史称“营州之乱”，此役造成唐廷失去对东北的有效控制，营州内迁，这种情况延续至开元十一年（723）。而从考古发现看，已发表的朝阳纪年唐墓无一年代落于696至723年间。8世纪的朝阳纪年唐墓仅报道了3座，即728年尼大光明墓、744年韩贞墓与761年杨涛墓［表一］。由上可知，朝阳纪年唐墓在年代上集中于7世纪，其演变历程中的主要变化也发生于这一时期。因此，从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本文的论述将围绕朝阳地区7世纪纪年墓展开。

［表一］  7-8世纪朝阳唐墓信息登记表

二 张秀墓的年代与朝阳唐墓形制的变迁

对于朝阳唐墓的形制分类，田立坤的方案较为合理全面。他将朝阳唐墓分为5类，即：圆形砖墓、方形砖墓、梯形砖墓、石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在已披露的朝阳唐墓中，前两类数量最多、内涵也最为丰富。由［表一］可知，660年以前朝阳唐墓多用方形砖室，而660年之后圆形砖室墓成为主流。研究者也大体认识到朝阳唐墓形制存在“由方至圆”的变化过程。

张秀墓一般被认为是朝阳地区年代最早的圆形砖室墓。这座墓葬位于朝阳市于家窝铺，墓室平面呈正圆形，直径3米，出土石棺1件，各类随葬品44件〔图一：1〕。张秀墓志称志主“以贞观九年（635）八月十日，觾于崔氏，众宾满席，危坐陪筵，身于玉斝同倾，气共渌俱尽，春秋卌有八，卆于罇俎之间。⋯⋯即以其月廿一日乃葬于龙城西北”。

〔图一〕 张秀墓形制及张秀墓、 张狼墓俑的对比图

现有考古材料表明，中古时期圆形墓的历史肇始于临淄北朝崔氏墓，年代早于贞观年间的圆形墓仅见崔氏诸墓与潼关税村隋墓。圆形墓不仅是一种较特殊的墓葬形制，从崔氏诸墓开始，圆形墓就与神怪俑、生肖俑等因素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张秀墓也不例外，随葬“墓龙”一件。圆形墓、神怪俑，是今人研究中古墓葬文化时非常关心的议题，理清这些因素的早期传播史自然是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因而对张秀墓年代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上述因素在朝阳地区的早期传播史，亦有益于对该地区墓葬形制、文化衍迁历程的整体把握。

张秀墓志记载了张秀下葬的确凿时间。乍看之下，张秀墓年代为635年的认识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结论。但在另一方面，从［表一］中可见其他年代早于661年的朝阳纪年唐墓墓室平面均为方形，而圆形墓室的张秀墓厕身其间，显得非常突兀，进而使人对张秀墓的年代产生困惑。

细查张秀墓简报，不难发现此墓年代确有商榷的空间，其关键点在于，张秀墓是一座合葬墓。张秀墓简报明确提到“墓室右侧顺放石棺一具，系夫妻合葬，已遭破坏，骨架散乱”，而张秀墓志并未提及合葬，故石棺中至少可分辨有两人骸骨，发掘者才会做出如此结论。另一方面，张秀墓志中有“亲朋礼别，妻子长哀”之语，可推测张秀妻离世时间晚于张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张秀墓面貌最终形成的时间晚于张秀下葬时间的可能性。

张秀墓所出俑的情况则印证了这种可能性。张秀墓出土俑37件，简报提供了其中4件的线图。与这些俑形态相似者，出土于675年左右的朝阳唐墓，在年代更早的墓葬中并无发现。如[图一]所示，张秀墓的仪仗俑M1:49与张狼墓中的M1:15形态一致〔图一：2、3〕，而张秀墓的女仆侍俑M1:36也能在张狼墓、韩相墓中找到甚是相似的例证〔图一：4、5〕。另外，简报作者称张秀墓中还发现一件“天王俑”。然而即使在两京地区，天王俑也是唐高宗以后出现的事物，仅凭文字推测俑的形态虽然不甚严谨，但此提法难免使读者心生疑惑。由是观之，至少在随葬俑的层面，张秀墓反映的是675年前后朝阳地区俑群的面貌，而非贞观时期。

纵观［表一］，不难发现除张秀墓之外，朝阳纪年唐墓形制清晰地呈现了“由方到圆”的变化过程，即朝阳地区唐初流行方形砖室墓，而660年之后这种形制消失，当地转而流行圆形砖室墓。这些墓葬中，661年的王君墓〔图二〕尤可注意，此墓在形制方面表现出了由弧方形墓向标准圆形墓过渡的特征，应正处于两种形制变换的交汇点。此墓的出现，很可能代表了朝阳地区早期圆形墓的修筑工艺尚未成熟，暗示朝阳唐墓形制由方而圆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图二〕 王君墓形制图

反观张秀墓，可见此墓平面呈正圆形，应系圆形墓修筑技术成熟后的产物。换言之，从墓葬形制角度，张秀墓年代同样很难早到贞观时期，而与朝阳地区670年之后的墓葬相类，这恰恰印证了上文对张秀墓陶俑的年代判断。

由是，不难得出结论，即墓志记载张秀卒于贞观时期，但张秀墓呈现的应是张秀夫妇合葬后的面貌，年代应在675年前后。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朝阳地区并未发现早至唐太宗时期的圆形墓。

修正张秀墓年代后，朝阳唐墓形制“由方到圆”的演变过程即变得非常清晰。形制变异的同时，朝阳唐墓俑群面貌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涉及陶俑产地的改易，且应与特定历史事件存在关联，下试释之。

三 朝阳唐初墓葬中的洛阳陶俑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除去张秀墓，年代最早的几座朝阳纪年唐墓为蔡泽墓、蔡须达墓、郝凤墓、杨和墓、孙则墓与王君墓，年代在619至661年之间。除了年代最早的蔡泽墓外，其余墓葬均随葬洛阳地区生产的陶俑。

蔡须达墓、郝凤墓、杨和墓和孙则墓出土一类特色较鲜明的黄釉俑，此类陶俑以瓷土为胎，外施米黄色低温釉，杨和墓发掘简报中称作“瓷俑”，不甚妥当。在朝阳地区之外，此类陶俑集中出土于唐太宗至高宗时期两京地区墓葬，同时已被证明均产自洛阳一带。细言之，蔡须达、郝凤、杨和三墓的黄釉俑，与同时期洛阳地区崔大义墓、李夫人墓、贾敦赜墓等例中发现的黄釉俑如出一辙〔图三〕。孙则墓所出镇墓兽整体呈现洛阳地区唐代镇墓兽的特征，造型与张枚墓黄釉镇墓兽、关林M1289瓷胎镇墓兽近似；孙则墓镇墓武士兜鍪分别呈兽头、鸟头状，同时期唐墓中并不多见，不过在关林M1289发现过类似造型的瓷胎镇墓武士〔图四：1、2〕；孙则墓M8:11“高士俑”人物身着裲裆铠，表现的形象显然与高士无涉，巩义夹津口“隋墓”、巩义贰仟家4S店唐墓出土有同模产品〔图四：3、4〕。由是观之，孙则墓的釉陶俑同样为洛阳产品。

〔图三〕 蔡须达墓、 杨和墓出土陶俑与洛阳出土同类陶俑

〔图四〕 孙则墓出土陶俑与洛阳出土同类陶俑

王君墓形制介于方、圆之间，其俑群来源亦较复杂，同样存在较明显的过渡性。这里先论俑群中产自洛阳的部分。按简报，王君墓出土了陶俑与瓷俑，对俑胎质的描述却极少，且无器物照片。据线图，可知王君墓镇墓兽造型全然是当时洛阳风格〔图五：1〕，洛阳宗光墓出土镇墓兽虽残，但可见其与王君墓镇墓兽造型一致〔图五：2〕，柳凯墓出土的镇墓兽亦属此类，西安段伯阳墓的镇墓兽也与王君墓所出者非常相似〔图五：3〕。王君墓简报编写者指出在陕西长武张臣合墓中，可找出与王君墓风帽俑M2:48如出一辙的例子，这种造型的风帽俑在柳凯墓中也有出土。段伯阳墓与张臣合墓均为关中唐墓，两墓随葬陶俑均以瓷土为胎，为洛阳风格，产自洛阳。此外，王君墓的胡人俑也是洛阳风格，简报作者也已指出，孙则墓出土有类似器物。

〔图五〕 王君墓、 宗光墓与段伯阳墓出土镇墓兽

上述五墓年代集中，且均随葬洛阳一带生产的陶俑。俑笨重、易碎，显然不便长途运输。陶俑作为明器，亦缺乏实用价值。洛阳所产陶俑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朝阳唐墓，颇值得探究。

五墓墓主生前均曾为军官。郝凤官位最高，为辽州总管府司兵参军事，有从一品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杨和、孙则二人次之，杨和武散官为云麾将军，从三品上，孙则武散官为明威将军，从四品下，且有县公爵。蔡须达、王君二人则系前朝官吏。蔡须达曾为北齐安德王骑兵参军。王君于隋征高句丽时立功，加朝散大夫，唐龙朔年间迁葬。基于目前材料，可见唐初朝阳墓葬中随葬洛阳陶俑与否，与墓主官品并不存在直接关联，但能够为墓主置办洛阳明器的丧家应属营州社会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家境殷实的阶层，如蔡须达墓志记载蔡须达“兄弟同居，舍宅为寺”，这在普通家庭显然是做不到的。

洛阳陶俑出土于朝阳唐墓的缘由，应结合唐代朝阳地区的历史进程考察。太宗、高宗时期，与朝阳地区紧密相关的大事件，莫过于唐朝征伐高句丽。朝阳唐墓随葬洛阳陶俑的现象，正应与此有关。

自贞观十八年（644）唐朝正式对高句丽宣战至总章元年（668）李勣拔平壤灭其国，历二十余年，唐与高句丽间大小战役不断。贞观十八年只是战斗正式打响的时间，李世民征讨辽东的想法在贞观十五年（641）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句丽时就已流露，次年盖苏文发动政变为唐廷提供了开战的口实。战争的各项筹备工作恐怕在贞观十八年前就已开始。

唐丽战争中，临近前线的柳城凭借其“东北交通枢纽，外通诸蕃之孔道”的陆路枢纽地位，成为李唐向辽东用兵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以太宗征高句丽之役为例，作为先锋的营州都督张俭与统领陆军的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均自柳城发兵，而班师途中，太宗祭奠阵亡将士之处亦为柳城。这种背景下，大量资源需要向柳城输送，柳城与内地之间的物质交流也势必会大大增强。

就目前发现而言，朝阳随葬洛阳陶俑的唐初墓葬年代上限为贞观十七年（643）、下限为龙朔元年（661），正处于唐丽战争筹划、进行的时间内。这一现象应非巧合。洛阳生产的明器能出现于朝阳墓葬，与时局的推动密不可分。洛阳陶俑，是战争时期作为后方基地的朝阳与两京地区联系加强的实物见证。相应地，李勣平高句丽后，朝阳在战争中的使命也告一段落，伴随时局变化，洛阳陶俑也再未出现于朝阳墓葬中。

四 由洛阳而河北：朝阳唐墓面貌的转向

王君墓部分俑产自河北的观点曾由日本学者小林仁提及，惜未详述。这里首先稍加论证。

王君墓俑群的一部分为瓷俑，简报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些瓷俑中存在与653年的山西襄垣2003M1所出陶俑高度相似的例证。除简报提及的M2:17外，王君墓中瓷男文吏俑M2:56、瓷武士俑M2:11均能在652年的襄垣2003M1中找到同类。襄垣2003M1以外，河北文安董满墓（672年）、朝阳陈英墓（673年）均曾出土与王君墓瓷武士俑（M2:31）形态一致的例子〔图六〕。王君、陈英、董满、襄垣2003M1四墓年代相近，俑群面貌高度一致，诸墓虽分布于朝阳、河北、上党三地，但俑的来源应是一致的。此外，河北清河孙建墓（670年）的胡人俑（1:31）、女俑（1:27）也能在王君墓中找到同类，可惜此墓对陶俑的报道情况不尽如人意。若将考察的时间段拉长，不难发现以上几墓俑群与年代稍晚的河北唐墓所出者一脉相承，这些墓葬包括但不限于南和郭祥墓（688年）、元氏吕众墓（688年）、安国梨园M4、献县唐墓、邯郸南吕固唐墓、天津军粮城唐墓、定县南关唐墓等。以上唐墓俑群有两大特点：第一，俑群中多见神怪俑。王君墓有地轴、伏听，襄垣2003M1有地轴、伏听及仪鱼，而年代略晚的墓葬则在地轴、伏听、仪鱼的基础上增加了若干种特定的神怪俑。第二，俑胎质坚实。王君墓所出者为瓷俑，其他墓葬简报凡提及俑的胎质者，都指出胎质坚实、火候高，很可能均为瓷胎。俑瓷胎、火候高的特征，暗示其产地或与瓷窑存在较密切的关联。小林仁根据调查，已指出这些此类均应为邢窑产品，可从。

〔图六〕 王君墓、 董满墓与陈英墓出土男立俑

就目前材料看，洛阳陶俑向朝阳的传播，应只停留在明器流通的层面，并未对朝阳地区墓葬文化产生大的影响；而上述产自河北的陶瓷俑则不然，它们的出现与圆形墓同步，标志着朝阳唐墓整体面貌的转向，即以神怪俑与圆形墓为特色的葬俗在营州扎根并流行，与同时期河北唐墓连成一片，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墓葬文化区。朝阳与河北文化的趋同应系中古时期的主流情况，即齐东方提出的“环半岛文化”概念。

学界多认为这套以圆形墓与神怪俑为特征的葬俗可远溯至北朝崔氏墓，但崔氏墓与朝阳唐墓之间，显然还存在若干发展环节。襄垣2003M1年代早于王君墓，说明在朝阳地区仍流行洛阳黄釉俑之际，以神怪俑为特色的墓葬文化已在其他地区兴起。不过上党地区并非此类墓葬文化的中心，只是被辐射的结果。虽然目前缺乏材料支撑，但朝阳唐墓面貌的转变，直接受邢窑所在地——河北地区影响的可能性仍是最大的。

朝阳唐墓由洛阳而河北的转变发生于670年前后。［表一］中，670年前后的几座墓葬存在一较为特殊的现象，即该时段集中出现了迁葬的情况，且墓主卒年多在数十年前，所涉墓葬包括661年王君墓、672年勾龙墓、673年左才墓与年代约为675年的张秀墓，诸墓情况见［表二］。

［表二］  王君墓、 勾龙墓、 左才墓、 张秀墓墓主卒、 葬情况表

这些墓葬中，王君卒年不详，就墓志文义判断应卒于隋代，此墓明确提及迁葬；勾龙墓、左才墓情况类似，墓主卒于几十年前，迁葬的可能性非常大；张秀夫人卒年、葬年不详，但张秀无疑经过迁葬。唐代虽不乏权葬、改葬等情况，但在没有动乱、战争等特殊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此类改葬几十年前已故先人的情况，就不是考古发掘中的偶然性可以解释的了。本文推测，这一现象正与葬俗转变密切相关，细言之，即在今人眼中以圆形墓与神怪俑为特色的葬俗，不但为当时朝阳地区民众所接受，而且在短时间内深入人心，以致当地出现了按照新流行的礼俗重新安葬故人的风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朝阳唐墓中明确使用邢窑所产明器的墓例其实有限，除了上文提到的王君墓、陈英墓外，仅有黄河路大墓。其他圆形墓中出土的陶俑或泥俑均应为本地产品，质量明显逊色。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朝阳的明器手工业紧跟葬俗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新葬俗的影响力；一方面也折射出随着时局的变化，朝阳一带有实力置办外地产明器的人群明显缩小，丧家整体实力下降。

五 小结

本文从推定张秀墓的年代入手，理顺了朝阳唐墓的发展脉络，进而以陶俑产地为切入点，阐明了朝阳唐墓面貌的演变历程及动因。在研究朝阳唐墓时，论者多从移民、外族等角度切入，而本文则认为特定历史事件同样深刻影响着朝阳唐墓的面貌，唐丽战争如是，武周时期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亦如是，后者甚或直接导致了朝阳唐墓发展历程中的空窗期。

正如齐东方所言：“朝阳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域，自身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文化系统”，朝阳唐墓发展史中诸多现象并非孤立事件，只有将考古材料纳入更宏阔的时空背景中，它们所能反映的历史图景才能更清晰地呈现在今人眼中。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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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斐宏《由洛阳而河北：朝阳唐墓演变试释》，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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