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海马酋长国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组成国之一，地处波斯湾入海口南岸，扼印度洋与波斯湾的交通要冲。14世纪以后，该地区成为了新忽鲁谟斯王国的组成部分，为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岛提供物资支持，与该岛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拉斯海马农业、手工业和远洋贸易的兴盛，当地成为了古代西印度洋重要的港口。本文以20世纪拉斯海马地区考古发掘成果为线索，对其在波斯湾与印度洋的海洋贸易的历史变迁加以总结，并通过对该地区出土中国陶瓷的初步梳理，探讨这一地区在古代印度洋国际贸易线上的地位。

拉斯海马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线上的地位

——对拉斯海马诸考古遗址的观察

故宫博物院 杜伦大学考古系

作为连接亚非乃至欧洲的重要通道以及经济贸易场所，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古代海洋贸易活动长期为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所重视。然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地区的情况，则很少被古代伊斯兰、中文或欧洲文献提及，史学研究对古代波斯湾南岸与西印度洋的经济文化活动亦不甚翔实。但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为研究波斯湾各个地区与古代中国的海洋贸易及文化技术交流带来了丰富的材料，给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贸易、陶瓷贸易暨海洋考古等课题领域带来了新的切入点。2017年至今，故宫博物院与英国杜伦大学就波斯湾及印度洋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等文物资料进行合作研究，除在拉斯海马酋长国的考古发掘与地面调查的工作以外，对该地过去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图一〕。本文以拉斯海马酋长国考古发掘成果为线索，在探讨该地区与波斯湾－印度洋海洋贸易历史变迁的同时，也尝试通过考古材料归纳拉斯海马酋长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

〔图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斯海马 （左） 与主要发掘和调查区域 （右） 位置示意图

一 拉斯海马地区的考古工作（1960年－2010年代）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斯海马酋长国地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图一〕，是连接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要地，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暗示了它是古代西印度洋经济与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加之该地有丰富的天然绿洲，使拉斯海马成为了阿联酋的重要农业中心，也是自青铜时代时期以来古代近东地区人类定居与半游牧的主要地区之一〔图二〕。

〔图二〕 拉斯海马青铜时代晚期瓦迪苏克文化西马尔99号墓葬

（Wadi Suq, Towb Shimal 99, 公元前2000-前1300年）

中世纪时期，拉斯海马在西印度洋的经济文化活动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史学家认为，在蒙古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灭亡以后，波斯湾地区（尤其是伊朗和伊拉克地区）的经济繁荣景象便不复存在。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的强盛促使了西印度洋贸易的重心从波斯湾转移到了红海地区。但是，在拉斯海马的考古发现不断披露出新的证据，表明其于公元14至15世纪波斯湾下游地区的西印度洋贸易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以及霍尔木兹岛，仍是一派繁荣景象。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拉斯海马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相继展开。这些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拉斯海马中世纪古城朱尔法（Julfar）的研究进行的：历史文献曾记载朱尔法古城大约是在公元7到10世纪之间建成的，但是考古学家们一直在不断地讨论朱尔法古城的具体位置及其年代，并通过这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将朱尔法的发展历史梳理清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拉斯海马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五项〔图一：右图〕: （1）朱尔法遗址（Julfar），包括阿尔马塔夫（al-Mataf）和阿尔努杜德(al-Nudud)、（2）库什遗址（Kush）、（3）哈莱拉岛（Hulaylah）、（4）哈特（Khatt）以及（5）1994年拉斯海马地面调查（Ras al-Khaimah Survey）。目前，除阿尔马塔夫、阿尔努杜德和库什遗址外，其余考古项目皆主要为地面调查。

朱尔法遗址地处拉斯海马西岸，是连接印度洋与波斯湾的重要港口与城市。虽然朱尔法不见于亚洲各文明的历史记载，但是考古工作表明，其在连接古代中国与波斯湾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三〕 朱尔法遗址 （阿尔马塔夫与阿尔努杜德遗址） 位置示意图

根据英国考古学家碧翠丝·德·卡迪（Beatrice de Cardi）在拉斯海马进行地面调查时的判断，阿尔马塔夫、阿尔努杜德和阿尔达拉巴哈尼亚（al-Darbahaniyah）三处遗址应当是朱尔法遗址的所在地〔图三〕。其中阿尔马塔夫和阿尔努杜德是过去几十年拉斯海马重点发掘的遗址。这两个遗址分别由伊拉克、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考古队先后进行过发掘和研究。下面分别就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介绍：

（1）阿尔马塔夫（al-Mataf）

1968年，德·卡迪在拉斯海马进行地面调查时发现了阿尔马塔夫遗址。德·卡迪发现阿尔马塔夫地表散布了许多元明时期的中国瓷器碎片以及其他种类的陶瓷碎片，其核心区域可达900平方米。结合欧洲史料的记载，德·卡迪认为这应当是朱尔法中世纪时期的城镇中心。从1970年代开始，阿尔马塔夫展开了多次试掘和发掘工作，德·卡迪的这一认识被证实。阿尔马塔夫遗址的中心是由14世纪的一个渔村发展而来的，于15世纪开始城市化并日益强大，随后在16世纪逐渐被遗弃。

在考古发掘中，日本和英国考古队发掘出土了大量中国外销陶瓷碎片。日本队的发掘出土了包括越南、泰国、中国、伊朗和伊拉克的陶瓷器物，其中中国瓷器的数量较多，青花瓷占最多数，此外还有大量的龙泉窑青瓷；英国考古队在遗址的清真寺遗存附近发掘出土了46377片陶瓷碎片，其中包括少量的元代德化白瓷、龙泉青瓷和元代以后的青花瓷残片。

（2）阿尔努杜德（al-Nudud）

阿尔努杜德也是朱尔法主要遗址之一，遗址坐落在一个四面环海的条形沙滩上，是波斯湾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港口遗址。20 世纪 70 年代，伊拉克考古队在阿尔努杜德遗址进行过试掘。2010年2月至4月，拉斯海马市政府与英国考古队联合抢救性发掘了阿尔努杜德港口遗址〔图四〕。发掘揭露面积共计1209平方米。遗址地层可分为六个时期，发现遗迹主要包括灰坑与房址，泥土砖地基、石头地基、地面、枣蜜制作室等，出土器物包括动植物残片、陶瓷残片、玻璃饰件和钱币等。

〔图四〕 阿尔努杜德遗址

根据发掘和地层关系，阿尔努杜德港口遗址的主要年代为14至17世纪初期，其中14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初期为活跃高峰。由于14世纪时与霍尔木兹港口的密切贸易往来，朱尔法绿洲的经济中心从靠近西边的山区迁移至东边的海滨区域。阿尔努杜德港口遗址发掘共发现了将近3万片陶瓷碎片，其中中国和东南亚的陶瓷器共371片。中国陶瓷器238片，包括大量的青瓷、青花瓷残片和少量的黑褐釉瓷与青白瓷残片。

库什遗址处于拉斯海马市东北八公里左右的西马尔村，是德·卡迪于1977年调查时发现的遗址。1994至2001年，英国考古学家德瑞（Derek Kennet）在库什遗址展开了发掘工作，确定其主要是由一个人工遗丘（tel）构成的遗址〔图五〕。这个人工遗丘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00米，中心部位距地面高度为6.5米，地下部分约为1.5米，地层总体厚度为8米，是阿联酋境内最大的人工遗丘，这主要由于阿曼半岛较少有人工遗丘的堆积，或因遗丘堆积速度较慢，不易被发现。与近东地区一般的泥砖堆积的人工遗丘相比，阿曼半岛以及库什遗址的遗丘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其主要的建筑材料为棕榈树。

〔图五〕 库什遗址的人工遗丘

库什遗址的发掘主要有两个探方：探方A（Trench A）和探方B（Trench B），其中探方B是1994年为期四天的小型试掘（长约2米）。1995年以后的主要发掘为探方A，长度为26.4米，宽度为10米。根据出土器物和碳14测定可知，探方A的地层年代可分为八个时期（公元5世纪到公元17世纪早期）。其中公元14至15世纪出现了空缺，因此证明库什遗址在13至14世纪时期被逐渐遗弃，16世纪晚期又重新出现了人类活动的㾗迹。库什遗址探方A一共出土和收集陶瓷遗物65203片，其中地层发掘出土陶瓷遗物为30398片。中国陶瓷的种类包括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德化青白瓷、龙泉青瓷和青花瓷等品种。

哈莱拉岛位于阿尔马塔夫北部，是一个长约8公里的屏障岛。1977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曼曾在岛的南部进行过发掘，并报告认为其上限为伊斯兰时期早期。通过后来的调查又基本确定了哈莱拉岛年代贯穿萨珊时代后期（公元5世纪）至20世纪初期，但11世纪晚期至13世纪的遗迹遗物相对薄弱。1991年的地面调查一共采集到了1225片陶瓷器，其中发现有一些称为杜松罐（Dusun Jar）和马达班罐（Martaban Jar）的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粗瓷，以及一些疑似为明代白瓷的瓷器碎片。

哈特位于北拉斯海马的最南端，德·卡迪曾于1968和1977年到访此地调查，并在1992年于哈特的绿洲地带进行了详细调查。同年，德瑞在哈特也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公元5世纪的遗物。在哈特的调查发现了其遗物年代与哈莱拉岛相似，贯穿了前伊斯兰时期（约公元5世纪）到近代，但11至14世纪仍然是个空缺期。

哈特调查一共发现了将近4000片陶瓷遗物，主要为萨珊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陶瓷遗物。其中发现中国陶瓷的数量非常少，只包括两片长沙窑釉下彩陶瓷碎片，但这是早期哈特地区和拉斯海马地区与中国陶瓷贸易有关的考古证据之一。

1994年，为了从考古学角度梳理拉斯海马地区的历史与经济发展，德瑞在拉斯海马平原地区组织了考古踏查（field walking），调查地点分别为拉斯海马北部的西马尔、中部的阿尔富莱亚（al-Fulayya）和南部的哈特。这次地面调查将上述调查的三个区域分成了88个小区域（88 areas），其中将西马尔分为30个小区域，阿尔富莱亚分为41个小区域，哈特分为17个小区域。这次调查一共收集了5920片不同时期与种类的陶瓷碎片。

这次调查的重要收获之一是理清了拉斯海马在16世纪晚期至20世纪的西印度洋贸易期间陶瓷种类的变化。在第74号小区域（Area 74）发现了与库什和阿尔马塔夫完全不同的中国外销瓷种类，其中包括44片漳州窑早期青花瓷（pre-Swatow）为它们当中最晚的一组，这可能说明在17世纪以后拉斯海马与中国之间的陶瓷贸易已经衰落了。

二 拉斯海马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印度洋贸易

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学界对拉斯海马地区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认识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拉斯海马地区经历过两次主要的经济发展时期，甚至是在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衰落的时期，拉斯海马地区仍然在西印度洋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图六〕 1994年拉斯海马地面调查遗址数量年代分布

总体而言，根据1994年地面调查对区域内遗址数量、年代分布的分析〔图六〕，可以看出青铜时代晚期和萨珊时期分别是拉斯海马经济发展的两个小高峰，然后在公元13至16世纪是阿尔马塔夫蓬勃发展的时期，西马尔和阿尔富莱亚也经历着空前的经济发展。而在阿尔马塔夫衰落以后，在拉斯海马平原地区的经济依然持续不断地发展着。公元14世纪初期，忽鲁谟斯（忽里模子, Ormuz）从伊朗米那布地区（Minab）迁至霍尔木兹岛，称作新忽鲁谟斯王国。凭借其自身的地理优势，新忽鲁谟斯国连接着中亚和印度洋的市场与商品贸易。在其全盛时期，新霍尔木兹国拥有波斯湾南岸从巴林到阿曼的领土。因为临近霍尔木兹岛，14至15世纪的阿尔马塔夫也因此成为了波斯湾贸易繁荣的港口城市，主要生产珍珠、马匹，并为霍尔木兹岛供给食物和淡水的资源。根据考古成果，可以把波斯湾及拉斯海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宏观而言，萨珊时期（224－651）的整个波斯湾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在商业、贸易、水利、农业、军事、政治和宗教传播等方面的规模，都有着空前的发展与扩张：例如这一阶段萨珊王朝在今伊朗南部的扩张就不仅是为了发展波斯湾的区域经济贸易，而是存在其军事与政治目的。首先，这次扩张不但垄断了印度洋贸易，并且试图将罗马帝国在红海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势力驱逐出去。另一方面，贸易垄断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为确保占领阿拉伯半岛上的战略资源，同时也可以对抗西方罗马帝国的势力。公元7世纪，在从萨珊王朝向伊斯兰时期过渡的时间里，萨珊政治与军事体系的崩溃影响了波斯湾原本畅通的贸易与海域安全。此后，随着近东地区的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向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稳定与复兴再次为波斯湾贸易的兴盛带来了新的动力。

具体到拉斯海马地区，目前发现的萨珊后期的考古遗迹并不多，主要是集中在哈莱拉岛、库什和哈特三地。其中库什遗址早期发掘发现了泥砖/石建筑和公元7世纪的古塔。而在哈特遗址的第三、四区仅仅开展了地面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出土的资料十分有限。因为库什和哈特都地处平原，并被适宜耕作的土地环绕，所以成为了拉斯海马较早的村落据点。

但是，与萨珊王朝其他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拉斯海马地区从史前时代至萨珊时期不但没有出现繁荣的景象，反而呈现出了一个衰落过程。而第一个小型村落据点发展的小高峰也仅仅出现在萨珊至伊斯兰早期这段时间里，且这一繁荣景象也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这样与整个萨珊王朝蓬勃发展不一致的景象，则有待更多考古证据的解释。

从公元9世纪开始，阿巴斯王朝的巩固与扩张为印度洋贸易带来了新的动力。在整个波斯湾地区，伊拉克成为最繁荣的地方和阿巴斯王朝的政治中心。农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口数量激增；从巴格达到巴士拉，再到整个波斯湾的水路和贸易畅通无阻，财富也因此不断积累；在波斯湾南部，除了科威特尚未发现此时期的重要遗址外，其他地区诸如巴林、沙特阿拉伯哈萨绿洲、卡塔尔和阿联酋迪拜吉马拉（Jumeirah, Dubai）都有重要的城镇遗址。此外，波斯湾地区还发现有许多重要的港口：例如巴士拉，既是一个能够抵御阿曼、印度斯坦地区入侵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港口，也是连接巴格达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要地。波斯湾地区的其他重要港口还有伊朗的尸罗夫港与阿曼的苏哈尔港（Suhar）。其中，此时期的尸罗夫港无论在规模还是财富积累上都比苏哈尔港更为壮大。

阿巴斯王朝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远途海洋贸易，使得其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逐渐扩张到了希腊、伊朗和印度地区。在哈里发强大政权的保护下，伊斯兰商人逐渐掌控了印度洋贸易，同时也建立了和中国直接的大规模海上贸易。

具体到拉斯海马地区，哈莱拉岛从8世纪开始就被逐渐遗弃。8－9世纪新出现的遗址包括哈特遗址和哈莱拉岛北部的遗址。大量发现的萨马拉釉陶和少量的中国瓷器为上述遗址的地层断代提供了证据。在哈特遗址和哈莱拉岛的调查中发现了最早的中国贸易陶瓷，包括长沙窑瓷器残片和杜松罐，以及在阿尔马塔夫发现的唐代晚期至五代的越窑青瓷碎片。这说明在公元9世纪时，中国陶瓷已经达到拉斯海马。然而从十分有限的中国贸易陶瓷器数量来看，印度洋大规模的中国陶瓷贸易在拉斯海马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在阿曼苏哈尔港口则发现了与拉斯海马出土器物组合类似但规模更大的中国外销瓷，因此该地区应与阿曼苏哈尔港口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出土有中国唐至北宋时期的陶瓷器物，但其本身并不能认为是中国外销陶瓷主要的消费地。

从11世纪开始，阿巴斯帝国与波斯湾北岸的繁荣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史料记载波斯湾地区的经济与贸易在这个时期开始衰退。比如铸币业的衰退和航海记录的缺失都佐证了此时期该地区的经济衰落。随着阿巴斯帝国最终的灭亡，波斯湾繁荣的贸易体系逐渐被埃及和红海地区所取代。就考古证据而言，原本在波斯湾贸易繁忙的尸罗夫港和苏哈尔港在此时期已开始衰落：在尸罗夫的考古显示从11世纪开始其港口出现衰退的迹象，港口规模开始缩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亦少见此时期的其他遗址，即便是一些过去繁荣的城市，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衰退；在波斯湾南岸，诸如阿尔萨哈绿洲、巴林和科威特等地区的遗址也都表明了此时期经济活动的低迷。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伊朗南岸，尤其是米纳布和旧霍尔木兹地区仍然有大量贸易活动。

具体到拉斯海马地区，其在11至14世纪仍然处在经济贸易的低谷，具体表现为该地区众多考古遗迹遗存均出现了缺环或较为薄弱。而到了14世纪中期，拉斯海马的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拉斯海马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并且伴随着高速的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在阿尔马塔夫的发掘揭露了密集的城镇街区、清真寺等遗迹，其中发现清真寺不断的扩建㾗迹，应该是与当地人口增长相关。在阿尔马塔夫的诸多调查和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在霍尔木兹岛铸造的铜钱与银币，这可能是由于霍尔木兹岛缺乏足够的耕地资源，需要从拉斯海马地区大量进口粮食。粮食价格的飞涨从而也进一步刺激了拉斯海马地区的农业发展。霍尔木兹与拉斯海马间繁荣的贸易往来或许也得益于此。

〔图七〕 库什遗址出土龙泉青瓷碗

〔图八〕 阿尔马塔夫遗址出土景德镇青白瓷碗

〔图九〕 阿尔马塔夫遗址出土景德镇青花瓷葫芦瓶

〔图十〕 库什与阿尔马塔夫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龙泉窑青瓷与青花瓷在带釉 陶瓷中的比例

整体而言，此时期阿尔马塔夫的经济发展主要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在朱尔法地区出现了制陶业，当地生产的陶器（Julfar Ware）在波斯湾与西印度洋均有发现。广泛的贸易范围说明了朱尔法当地手工业与西印度洋海洋贸易的紧密联系；其次，如上所述，包括穆桑代姆半岛在内的地区农业快速发展；第三，在阿尔马塔夫地区发现了大量的14至16世纪的中国瓷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与印度洋远洋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合来看库什和阿尔马塔夫遗址的发掘，这两个遗址一共贯穿了从5世纪到16世纪后期将近1200年的时间。根据英国考古队在库什和阿尔马塔夫的发掘，这些地区的地层可总体分为16期：库什遗址的8个时期（K-I 至 K-VIII）和阿尔马塔夫遗址的8个时期（M-PRE, M-I 至 M-VI, M-REC），而不同时期所发现的伊斯兰与中国陶瓷器的比例也各不相同。在库什与阿尔马塔夫发现的陶瓷遗物中，伊朗剔花釉陶和中国瓷器可以被看作是高质量的陶瓷制品。其中，在这两个遗址发现了越窑青瓷、南方白瓷、青白瓷、广东青瓷、德化青白瓷、龙泉青瓷等产品〔图七－图九〕。根据〔图十〕可知，在库什遗址的中期，伊朗剔花釉陶的数量迅速上升，尤其在13世纪时（K-VII）达到了顶峰（20.69%），而此时期的龙泉窑瓷器刚刚进入拉斯海马，在库什大约只有很少量（1.97%）。然而在随后的阿尔马塔夫遗址中（〔见图七〕：M-II至M-REC阶段），伊朗剔花釉陶完全消失了。虽然伊朗南部地区的窑业在这一时期仍在烧制拉斯特彩瓷砖和其它品种的釉陶，但伊朗剔花釉陶在拉斯海马和波斯湾地区整体上仍呈衰落态势。这可能主要由于蒙古西征入侵伊朗南部地区，对当地手工业造成了破坏。为了弥补高质量陶瓷消费品的空缺，龙泉窑青瓷迅速涌入波斯湾和西印度洋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拉斯海马遗址较晚的阶段中可以看到，龙泉窑重要的市场地位逐渐被青花瓷取代，这个市场消费品的变化无疑是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大约在1550至1575年间，朱尔法被彻底废弃。根据考古学、人类学调查与欧洲史料记载，在今拉斯海马市及其南部哈姆拉（Hamra）地区出现了新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中心。在16至18世纪之际，阿联酋波斯湾海岸地区的城市布局已经基本形成并延续到20世纪。此外，田野调查发现在拉斯海马的平原和乡村地区的人类活动也十分普遍。至于为何在后伊斯兰时期拉斯海马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新局面、原本贸易繁荣的朱尔法为何而衰落了，现有的考古工作还难以对这些问题下定论。但或许它们和欧洲殖民者的侵略与当地各个部落的政治结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

小结

通过对考古学调查与发掘资料的综合对比，可以发现在13至14世纪，朱尔法成为了霍尔木兹岛重要的物资供给地之一。中国外销瓷在拉斯海马地区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波斯湾地区与古代中国贸易的输入与消费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龙泉青瓷与青花瓷大量输入所代表的通过远程贸易输入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及其与伊斯兰釉陶衰落所构成的消费品市场占比变革等，为了解印度洋海洋贸易与早期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依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国时间较晚，波斯湾南岸地区的历史记载亦十分薄弱，这些都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挑战。虽然人类学研究对拉斯海马的近代史、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线索，但是仍然有许多历史谜团没有得到解答。作为古代中国与波斯湾地区重要的贸易节点，以及在中世纪印度洋贸易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的地区，探究拉斯海马的经济、文化发展、与古代中国的贸易往来对我们了解古代中外交流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附记：本文由翟毅、张然、王光尧、Derek Kennet执笔；王琎、张然、吴伟摄影；张然、翟毅制作图表。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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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杜伦大学考古系《拉斯海马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线上的地位——对拉斯海马诸考古遗址的观察》，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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