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到全球社会企业的缘起，会提到被誉为“英国社会企业鼻祖”的罗奇代尔合作社。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典范案例呢？有的，那就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可以说，它相当于是中国的“罗奇代尔合作社”。也是党领导的“中国式合作社”的开创者。
2022年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一百周年，笔者于7月2日特别赶到安源考察其创立背景、经营模式和发展历史，探索合作社社会企业发展的大本大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会创办的第一家合作社企业，为什么要说它是“百年社会企业的典范”呢？我们从“全球社会企业典范”罗奇代尔合作社说起。
1844年，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家合作社的罗奇代尔合作社成立。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鼎盛期，一方面，资产阶级财富极度膨胀，另一方面，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为了改变社会不合理的现状，社会主义者欧文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实验。他为了提高工人的健康和生活水准，开办了一家商店，出售物美价廉的商品，煤炭、衣服、日用品、蔬菜和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很快，村民不再入不敷出，商店也有盈利。利润被用来支持做公益，支持学校建设，这便是合作社的雏形。1833年，欧文主持了英国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英国第一个总工会——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的主席。后来欧文被称作“合作社运动之父”，也可以说是“社会企业之父”罗奇代尔的工人们受欧文的启发，他们决定，通过把他们手中的少量资源集中起来，倡导工人以自助、互助的方式共同购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二十八名工人联合起来，他们每人出资一英镑，联合运营，创建为工人们所共同占有的社会企业。“不追求扩大利润，专门为社员提供质量有保证又价格公道的食品”，按商业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共同运营，共享收益。男女平等且一人一票，成立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从一开始，罗奇代尔合作社模式就不反对贸易和资本。相反，通过通过这些经济手段，希望同时满足教育和公平分配的社会目的。罗奇代尔的社会实验激发了英国乃至全球的合作社和社会企业运动。作为社会企业的实践鼻祖，罗奇代尔合作社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已经发展演变为英国合作社集团。到2011年，英国合作社集团年营业额达到133亿英镑，雇员超过10.2万人，开设各类平价商店5000多家。每周为2100多万消费者提供包括食品、金融服务、医药、殡葬、法律服务、生活计划、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旅游等各领域的服务。它由各地80个独立的合作社团体联合而成，拥有720万个人成员，设有48个地方委员会和7个地区理事会，是全英最大的社会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之一。英国合作社集团不同于其它英国大企业之处在于其并不以私营公司形式存在，而是一个由消费者控制的，不以为其会员盈利为目的，仅是为会员提供服务并产生合理经济回报的社会企业。总的来说，合作社这一种社会企业，具有抵制中间剥削、改善生存状况、能给工人带来实惠的工人自救功能。罗奇代尔合作社的成功引发的合作社热潮在五四时期涌入中国，并迅速向消费、信用、生产各个领域扩展，产生了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等中国最早的合作社组织。对于工人合作社运动，马克思曾将其视为工人阶级革命的一种过渡形式而予以肯定和提倡。马克思热情赞扬了罗奇代尔合作社这种吸收了股份制的原理，又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的合作社模式，并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大胜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有提到：“以社会化生产方法为基础并以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累积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直接相结合的诸个人的资本）的形态，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资格，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限界之内，把和私人所有的资本，实行扬弃。”罗奇代尔合作社便是这样的“社会企业”。马克思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对初创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他们开展工人消费合作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后，还有一个“附加议决案”，表明我党如何对待工人消费合作社、行会等团体的原则。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要重视此种组织。”
当时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有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留法、留苏的人，他们对于举办合作社的作用和意义体会和认识会更深。这可从当时俱乐部自己编写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关于合作社的介绍中得到印证。该教科书谈到合作社“实则就是以人力相结合，而谋平民经济发展的一种东西”。而消费合作社是“由组合员共同组织的商业机构”，“此项合作，自己直接买卖，不经商人之手即可以买好货，其价钱又会便宜些”。由于它“股额甚小，易于集合”，“无产阶级正好共同组织”；“其性质不与垄断市场，专门剥削贫民的‘公司’相同，因为一是想得利益，一是减少生活必需品的价钱，使社员可以买价廉的物品。所以在资本制度没有被推倒以前，这些合作社，是可以抵抗大资本大企业的种种压迫，以维持社会中的平民生活”。基于对合作社这样的认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应运而生。无论从产生背景，还是运营模式，它与罗奇代尔合作社的发展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如果“罗奇代尔合作社”能被誉为全球社会企业的鼻祖，那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者合作社自然也是“社会企业的典范”，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创建的第一家社会企业。图：英国合作社集团银行及食品店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具体创建历程。总的过创办过程是先有了中国共产党，然后由党组建了工人俱乐部，再由俱乐部发起成立合作社。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并规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同时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党员前去进行改组工作”。在如何组建工会问题上，上述决议指出：必须先进行工人教育，“因为工人学校是走向工会途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必须在一切工业部门中成立这种学校”；这种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组建工会的基本原则，则是优先考虑产业组合。决议明确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毛泽东参加完一大回到湖南后即“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当时安源路矿是中国最大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下属产业，可以说是中共湘区范围内的最大产业组织。长沙离安源又近，而江西又尚未建立组织，所以领导安源路矿的工会创建工作就落到了湖南党组织的肩上。毛泽东经过多次考察，认定“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1921年12月，李立三随同毛泽东等到安源考察。这是毛泽东考察安源路矿情形的继续，又是党在安源路矿组织工人之始。他们制定了以党为核心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方针。组织的办法，是利用一切合法活动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与工人接近。组织的步骤是从平民教育入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发现和训练先进分子，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工人的核心；而作为建党的准备步骤，又应建立青年团的组织；在建立起党、团组织以后，再成立公开的工人群众团体——工人俱乐部。这个方针，是由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的，李立三参与制定并有效执行了这一方针。为什么不叫工会呢？因为当时一些政客、流氓之类的人物打着“工会”的旗号招摇撞骗，为了区别于旧工会，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的工会都采用“俱乐部”这个外来词做工会的名称。因为安源的工会是由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联合组织的，所以毛泽东等提议叫“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作时是白手起家，并没有专项经费。因为他的身份是教师，并持有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介绍信，加上当时社会上出现一股“教育救国”的潮流，因此，李立三在安源办教育便得到一些热心人士的资助。平民小学开办后，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同时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发现和训练工人中的先进分子。1921年底，很快组建了8名团员组成的团支部。在李立三的主持下，经过青年团员的集体努力，1922年1与人办起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李立三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工人补习学校的开办，为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经过思想教育和实际工作的考察，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周镜泉、李涤生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2月“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李立三任书记。这是我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此时，成立工会的时机成熟了。据刘少奇、朱少年合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以下简称《略史》）记载，1922年3月16日召开了工人俱乐部第一次筹备会议，选出筹备主任，加紧发展部员。4月1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以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为发起人，联名呈请县知事公署立案，并请出示保护。约在此时，李立三去长沙报告工作，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决定由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工人俱乐部。4月16日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选举李立三为工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5月1日，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向社会宣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当时有部员3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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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下旬，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来安源巡视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对安源五一纪念集会游行时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种不注意斗争策略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杨万桥回忆毛泽东一九二二年五月来安源》一文中，据时任萍乡煤矿食宿处工人总代表杨万桥回忆：“毛主席到安源后找我们开会，问：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你们有什么把握，力量在哪里？问得我们哑口无言。”“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胆子太大了，胆子要大，不要小，有时胆子要大，有时要小，像走路一样，要稳当。打倒军阀、资本家，要得，但是，你们现在喊出来太过着急了。共产党万岁很好，但是，还提得早了。”“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共产党暂时不拿出来，力量大了 ，组织起来了，再拿出来。好像砌房子，现在还是在下脚。等到房子砌好了，才能把门打开一点，透点共产党的风出去。等到我们取得了政权，有了枪杆子，那时就把大门大大地打开。”毛泽东一面鼓励工人要敢于斗争，一面教导工人要讲究斗争策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安源党组织扩大了工人俱乐部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到1922年7月党的二大前夕，安源的党员由6人发展到10余人，团员由8人发展到约20人，俱乐部部员由300人发展到700余人。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因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等数句空话，跟工人实际利益关联不大，所以加入俱乐部的人并不十分踊跃。1922年7月，为了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从毛泽东1920年创建的社会企业长沙文化书社等处筹资100元，启动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者合作社。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使加入俱乐部的人逐渐增多。从这里看来，文化书社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种子投资方，很显然，这笔社会企业投资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启动资金少的缘故，不具备独立开店的条件，为节约开办成本最开始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业务经营数量也少，仅贩卖最少量的布匹和日用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创业，一切都是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文化书社出启动资金，工人补习学校提供场地，运营方面由李立三等牵头发动社员为自己提供服务。合作社规模虽然很小，但是“合作社不为赚钱，而是为工人服务”的意义和利益，已经深深印入工人的脑海中了。随着俱乐部的规模扩大，合作社的销路更广，合作社为工人省下的钱越多，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后，俱乐部部员发展到13000多人。由于李立三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合作社的发展，便前往长沙，请求毛泽东能否派出能人去安源把合作社壮大起来。李立三说：“要巩固和扩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就必须办好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减少奸商和矿局对工人的中间剥削，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赢得工人对俱乐部更大的信任和拥护。”毛泽东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认真考虑一下合适的人选。11月，派易礼容、毛泽民、唐升超、毛福轩等来安源协助办社。由此开始了合作社的第一次改组和扩充，将合作社由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升格为直属俱乐部。易礼容因为有成功运作文化书社的经验，出任合作社总经理；俱乐部副主任、安源工人朱少连担任副总经理。合作社下设兑换、粮食、服务、器用4股，后增设杂务股，每股设部门经理一人：兑换股经理毛泽民，粮食股经理唐升超，服物股经理陈枚生，器物股经理谭茂林。壮大合作社的重要任务是要引入更多办社资金。当时采取的办法，一个是从俱乐部的合作经费中拨10800余元作为合作社基金，其本质是工人俱乐部（工会）对合作社的社会企业投资；另一个就是由合作社向工人招股。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招股简章》中对股东结构、股份设置、红利分配、经营管理作出了明文规定，重点突出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具体来看：一、股东结构。《招股简章》中规定：“凡本部部员（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员），每月薪在九元以下者劝认一股，九元以上者劝认二股，多认者听便”，募集的初始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工人俱乐部的划拨，另一部分来源于广大工友的集资认购。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二的安源路矿工人（包括其家属）后来成为了消费合作社的股东和社员，同时又是消费合作社货品的购买者。集股东、社员、购买者于一身的特殊地位，强化了工友们的主体意识，有效地激发了工友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自觉和热忱。充分体现了消费合作社所有权的工人阶级归属。二、股份设置。消费合作社设置俱乐部基金股和工人个人股。《招股简章》中规定：“以五角为一股，分为二十万股”，采用全体部员限定认购股额，每股为五角，工人至少认购1股，至多14股。从股份的设置上照顾广大工友，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三、红利分配。《招股简章》中规定：“股息每年以八厘四计算。每年红利平均分作十分，以四分摊分于各股，三分留为扩充社务之基金，二分为俱乐部基金，一分为社内办事员酬劳金。”消费合作社的红利分配分为四个部分：30%分配给各股东（社员），30%留作了合作社基金（充实股本及再发展），30%作为俱乐部基金（投资方），10%作为办事员的酬劳。公平分配资金收益协调保证工人的权益，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这次招股共筹得认股金额7800元，加上工人俱乐部的社会企业投资10800余元，两项合计合作社资金达18600元。合作社的此次招股被认为是中共领导股份制经营的最初尝试。这次发行的股票也被认为是中共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发行最早的股票。资本扩充之后，合作社就可以壮大规模了。1923年2月7日，合作社租用安源老后街的一个杂货店铺做社址，单独设立门面，正式挂牌营业。在合作社的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为：生财之道意在工农；下联为：合作经济利在民众。1923年3月，易礼容调走，毛泽民开始代理总经理，7月正式接任，成为第三任也是最重要的一任总经理，合作社从此进入“毛泽民时代”。合作社店铺由一个增设到了三个并进行连锁经营，管理人员和营业人员由20多人增加到40多人。经营的项目也不断扩张，除主要贩卖销售油盐米布等生活必需品外，还代售《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等革命书刊。在经营货物生意的同时，合作社还突破了消费合作社原有的经营范围，开办了多项金融业务。一项便是兑换业务，合作社下设立兑换股，由毛泽民担任经理，免费为工人兑换银元与铜元，当时消费合作社拨给兑换股资金8506.62元。该项业务自1923年2月到7月，共为工人兑换银钱54000元。随着合作社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扩大，缺少股本已成为发展壮大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除尚未入股的部员酌情加补认购股票以及将红利所得的3/10转为积累基金外，“印行铜元票”，并规定铜元票“不得过股本之半”。1923年8月，俱乐部又决定合作社“在兑换股加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散合作社纸币一万元。”这些金融业务的有效经营，大大缓解了合作社的资金不足问题。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的铜元票和纸币，是中共领导的经济实体发行最早的债券和货币；合作社的兑换银钱业务和工人储蓄的创办以及货币的发行，是我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家底更足之后，合作社开始做社会企业投资。1924年下半年，合作社与工人学校妇女职业部合办了一个缝纫工厂兼服装店，这可以视为合作社发展壮大后的一笔重要的社会企业投资。这个时候合作社经营销售生意颇为红火，每月销售总额近13000元。由于生意兴隆，使得当地的“小商店（约千五百家）营业上大受影响，遂多方排挤及竞争”。有了合作社这个经济组织支撑，工人俱乐部还发起成立了为失业工友寻找生活出路的“劳动介绍所”，为抚恤身故工友及其家属而设立的“故工抚恤会”。这两个项目都可以算作是偏公益的项目。“劳动介绍所”和“故工抚恤会”都没有固定的经费，“故工抚恤会”会员中发生因公或因病亡故的，其他会员均须捐助一天工资为抚恤费，这个可以算作是中国最早的“相互制保险”的雏形。作为初次创办社会企业的探索，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俱乐部在初期经营合作社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经营失误甚至是经营腐败现象。例如，最初由易礼容起草的合作社章程就“带资本主义性质”，后来还发生了易礼容挥霍公款案。他借得公款千余元，以到湖南长沙等地购物为由，挥霍一空，俱乐部得知后，组织专人将其缉拿回安源关押在俱乐部讲演大厅的暗室中，以儆效尤。合作社初期经济上“最大的错误”是后来查出服物股经理陈枚生侵欠和挪用千余元公款案。而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人职员丝毫没有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另外，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和代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挤占公款、借款不还、拖欠公款等问题。刘少奇1923年8月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与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对刚刚创建的合作社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合作社开办仅数月，三换总经理，以致社内事权和经济不能统一，各股单独进行，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经济的支配不能均匀，各股扩充各股，以致现在资本周转不灵。全社无一种统一的营业计划，只知卖东买西。社内办事无系统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账务的清理甚难。但在七月清理后，前述的各种错误免除甚多。合作社在组织上应属互济股，但现在直独立于互济股之外了。”对于合作社经营和管理出现的上述问题，工人俱乐部极为重视，专门于1923年7月对合作社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通过了22条合作社整理计划。对经营腐败分子和管理失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代理总经理毛泽民因为失察受到批评。毛泽民在自我批评和反省过程中认识到，仅凭个人党性防止腐败是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他正式上任总经理后，对社务管理进行了大整顿，要求在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统一保管、审核营业收入的账目和资金，统一营业计划，增设杂务股，统一管理全社杂务，增设经济保管员，全社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管理，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1923年8月，毛泽民主持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规定的内容相当全面和细致。比如，“合作社在俱乐部换届选举中要向俱乐部做结算报告”“总经理有管理和指挥本社全权，但须受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及主任团之监督和支配”“各股经理有管理各股营业全权，但进货及定价须先与总经理商妥办理”“各股经理应每日将营业员之账目详细检查盖戳”；设置经济保管员总理全社经济和账目检查，还要“将每日所核账目总数及收付总数报告总经理”；还规定了营业员职责及聘任和辞退制度、营业时间、职工请假制度、门卫制度，要求合作社营业员要有保人，保人须缴纳500元保证金等。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详实精细的管理规章。这份《公约》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出台的第一份反腐文件。可见，即便是党领导的社会企业，也存在着经营管理的问题和腐败的风险，如何防范这些风险？最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的制度。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合作社经过多次整顿和建章立制，组织和制度日趋完善。到1924年秋毛泽民因病离职，合作社基金达2.8321万元，销售总额达7.6223万元。这对于当时只有8万多人的安源来说是相当可观的。然而遗憾的是，正当合作社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时，1925年9月21日，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武装取缔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也就此被迫“关门”。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的合作社社会企业，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应当说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从100元起家，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壮大，到1925年被军方封闭洗劫时，合作社的资产，据当时上海《申报》就《萍矿局解散工人后情形》报道：“有存货及现款，共约五万余元”。合作社运营期间，其经营规模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充，不仅销售生活消费品，而且还大胆尝试涉足金融领域，成为一个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多种业务的综合经济体。可见，党领导的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合作社发展虽然也走过一点小的弯路，但总体的经营业绩是非常优秀的。对此，曾任中共湘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中作过评论：“对于经济建设，他们办了一个一万三千余元股本的消费合作社，股东全是他们自己。这是安源工人建设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建设能力，各地工人未曾表现过的建设能力当然要使资本家害怕，由害怕而嫉妒而想方设计要来摧残的。”合作社作为一个社会企业，不是以自身盈利最大化作为第一目标，其核心宗旨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切实为工人谋利，使工人得到实惠。其成立之初打出的宣传口号就是让工人“可买便宜货”。毛泽民在《消费合作社报告》中也说：“俱乐部设立消费合作社之初心”，是“使我工友应得之利益日益加多”，“俱乐部办事人员深知要减轻工友生活负担，唯有扩充消费合作社一法”。可以说，“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是当时俱乐部的工作宗旨，也是它举办的合作社的经营宗旨。让工人“可买便宜货”并不只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真正付诸行动，在实际经营中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在经营方式上，合作社采取了体现经营宗旨的低价让利的经营之道。毛泽民经常深入到矿工和家属中进行调查，并根据工人需要扩大经营品种，从日杂百货到日常油盐酱醋米等，同时还代售进步书籍。为摆脱矿区垄断商号的经济盘剥，毛泽民亲自或派人到长沙、武汉等大城市采购货物以保证物美价廉。为降低采购成本，安排工友股东作为采购人员，采购格外认真卖力，货比三家。为降低运输成本，安排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采购的货物。这样一来，合作社的货物通常比一般商号便宜1/3以上。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和红火经营，使其他矿上千余家商号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商号开始秘密联手募集资金，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低价商品，打算把合作社商品吸纳一空后再加价倒卖，大赚一笔并挤垮合作社。很快，合作社出现了疯狂抢购、货物很快销售一空的现象。毛泽民感觉事情不对头，经过仔细观察，很快明白了其中蹊跷。于是，他连夜让人赶制了一大批记名木质购物牌并发放给合作社社员。这种购物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定量供应购物证。社员凭牌购物和兑换。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一次不超过一元，每月不超过十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平抑市场银钱兑换补水率来减少工人被资本家的剥削，后来有人称合作社的银钱兑换股为“工人的银行”。总之，合作社始终坚持了让工人“可买便宜货”、为工人省钱的使命，创新的运用各种手段提升自己的效率，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拥护，合作社的经营越办越好。工人俱乐部（工会）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因为社会企业是“用大家的钱为大家办事”的合作经营机制，在这个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企业中，员工作为劳动者也是所有者，实现了劳动者当家做主，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消费者们本身也是所有者，就破除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二元对立。消费者通过建立自己的社会企业，将市场交易活动内化为企业组织内部，节省了消费者搜寻、讲价、市场风险等交易成本。而社会企业也因为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和忠诚的客户对象，可以省去诸多市场营销成本。而且没有一个资本或者私人老板要拿走大量利润，这样，社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也自然会更有竞争力。通过社会企业的这种合作经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建立和拥有了一个在安源较为固定而又较为庞大的客户群体，前面提到，社员占到了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二，“此地约住八万人，敝社社员及其家庭约占五万余人”，面对如此强势的经营，当地那些想要挤垮合作社的商家也只能是无可奈何了。当然，社会企业的合作经营具有其特有的优势，但也存在着管理难度大、决策效率低的内在缺陷，容易滋生“搭便车”的投机心理，以及中饱私囊的寻租隐患、腐败风险。如前所述，在经营初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因此，能否按照社会企业共有、共治、共享的原则，对社会企业经营进行规范管理、有效监督，便成为保障社会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关键所在。在此方面，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虽然出现过一些失误，但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其经营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基本上构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系，其概况可通过当时制定和颁布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以及各种决定、报告等规范性文件得到反映。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创业过程中所构建的这些经营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有效保障了合作社的正常经营和发展，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工会创办合作社社会企业的成功经验，开启了党在革命和建设中重视和运用合作社、倚重合作社经济的历史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是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实践合作社的重要时期。虽然自1954年起因为社会形势变化逐渐消退，但从1995年后又被重新启用。直到今天，由工会举办合作社企业，仍然是解决职工群众生活困难、筹集工会活动经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全国第一个和当时仅有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经济事业组织。用100年后流行的话语体系来说，它是绝对正宗的“社会企业”。它的创办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共将经济工作与政治斗争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金融事业探索了最初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金融战线的优秀干部。为许多领导人合作社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当时开创这一最早探索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和中国合作社事业的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林育英，曾任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第三任总经理毛泽民，后来成为中央苏区领导农民开展合作社运动的专家，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第二任总经理易礼容，建国后任全国总工会第七届常委兼劳动保护部部长。第一任总经理李立三，后来成为新中国工会工作和劳动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少奇虽然当时并未亲自经营管理合作社，但作为在俱乐部任职时间最长的负责人，他对合作社的创办经营也极为关注和重视，并对当时经营管理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及其经验教训进行过深刻总结。而且此后一直关注合作社发展问题，1944年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群众座谈会上，提出“可以用合作社的方式去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对于消费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说，“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我们有些人在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总结来说，列宁认为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他认为合作社不仅可以减少各种商业中介人的剥削、改善合作社职员的生活状况，它还是向工人传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并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列宁对合作社的评价同样可以适用于安源路矿工人合作社。因为有安源路矿工人合作社的成功探索，毛泽东对合作社经济一直是情有独钟，可以说发展合作社经济此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他在1955年7月31日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也是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第一次论述“共同富裕”，而其背景便是“合作化问题”。可见，发展合作社和社会企业的实质，就是可以“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从全球社会企业发展来看，合作社是社会企业里最重要的一种组织形式之一。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芬兰、西班牙等），社会企业的主要存在形式就表现为合作社。国际合作社联盟从罗奇代尔合作社实践中总结出的七项合作社原则，和社会企业“共有、共治、共享”的三原则是相通的。合作社由社员共有，由社员民主管理。在基层合作社中，社员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即每成员一票），其他级别的合作社也按民主的方式进行组织。在合作社的第七项原则中，要求“关注社会”，合作社通过采用其成员核准的政策促进其所处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符合七项原则的合作社，再加上有1/3以上利润投向社会公益目标的都是社会企业。而社会企业除了合作社这一形式，它还可以是纯粹的企业形式。比如英国就有社区利益公司这样的企业形式的社会企业。同样不是合作社形式的，在中国工商部门注册的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认证成为社会企业。当下中国合作社发展的最大困境是背离了合作社原则，据2018新京报调查显示，80%合作社是空壳，很多合作社变成“一人社。被异化的合作社多为骗取“补贴”而生，丢失了合作社的原则和精神。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2020年9月，在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以此为标志，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上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在2022年“纪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监事会主任蔡振红表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家合作社，既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夺取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孕育形成安源精神提供了重要滋养，始终激励和鞭策着中国合作社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始终牢记殷切嘱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凝聚奋进力量、锐意改革创新，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努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中作出新的贡献。”对于供销合作社的重建和发展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传统的旧有形象，重塑新时代的新形象，让80后到00后的新农人们、乡村创客们感到亲切、时尚、有用。而“社会企业”就有望成为新时代合作社发展的共识。“社会企业”有望成为实现“合作经济”时代化、规模化、大众化的重要机制创新。社会企业跟合作社一样，不是从第三次分配做文章，它恰恰是从第一次分配开始就注重公平。社会企业的“资产锁定”、“分红限定”、“社会使命优先”、“不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力”、“共创者当家作主”等特点，和合作社一样是体现了是“联合劳动”的生产，必然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分配。社会企业和合作社都是一种“共有的、共治的、共享的”新型组织形式，它是“社会的企业”，“靠社会的企业”，“为（wèi）社会的企业”。1922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决定将每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确定为“合作者的节日”，也就是后来的“国际合作社日”。充满巧合的是，1922年的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也在中国成立。到2022年的7月2日，刚好是第一百个国际合作社日，也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百周年纪念，这第一百个国际合作社日的主题为：“合作社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这真是一个非常有默契的巧合。笔者在这一天专程赶到江西萍乡，再度参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录制纪念视频，同时发布“中国合作社与社会企业发展论坛”的构想，并开启了本文的构思和写作，谨以之纪念社会企业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创立一百周年。合作社和社会企业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生产关系基础。“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探索，到现在的合作社和社会企业发展的浪潮，都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最后，再次回想起合作社门口的那副对联：“生财之道意在工农，合作经济利在民众”，同时也想到，社企星球的本质不也是一个“社企人的合作社”吗？或者未来我们可以启用“社企星球合作社”的品牌，以更好地实现社企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共同助力“发展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共创美好世界”的愿景！以“中国式社会企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团结起来，壮大社企！征途漫漫，继续奋斗！刘玄奇
（全文约1.4万字）
1、《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消费合作社》，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民：《消费合作社报告》，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3、《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沿革与现状》，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4、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略史》（1923年8月10日）；
5、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与将来的计划》（1923年8月20日）；6、文侃：《中共领导工会经营企业的最早探索——对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历史考察》；
7、黄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腐倡廉最早的成功探索——安源工人运动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8、黄洋、杨桂香《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经费的重要储备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事业》；9、邵沪权、黄爱国：《毛泽东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