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史自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李永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点半”现象成为持续困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难题。实际上，中小学作息时间和家长上下班不一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澳大利亚开展课后服务具有悠久的历史，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中小学课后服务体系，通过中小学课后服务以增强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加强学生与外部生活的认知和联系、培养学生的幸福感，塑造孩子成为自信的、积极的学习者和有效的沟通者。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发展经历了以看护、娱乐为主的生活服务，逐渐发展出教育的功能，拓展了课后服务的方式和内容，力求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其具体举措如下：首先，在法律定位上，通过国家立法和相关政策保障儿童享受课后服务的权利；其次，在机制保障上，国家通过财政资助、师资配置、场所标准和服务内容等予以规范和创新；再次，在监督评估上，通过严格的监督和评估体系，持续发展和改进儿童参与课后服务的质量，确保课后服务卓有成效，以保障学生和家长的最大利益。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体系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课后服务具有如下启示：一是明确课外服务的法律性质和价值定位；二是探索完善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资助政策；三是丰富和拓展课后服务项目的内容形式；四是加强监督和评估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澳大利亚；“三点半”现象；课后服务

为响应新时代广大家长的现实需求，切实解决中小学生“放学早、接送难、无人管”的难题，近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对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安全保障等给出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以解决课后服务教育机构乱象频发、服务机制不健全和服务行为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总体来说，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虽然有些省市和地区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如2017年起南京市教育部门针对全部公立小学实行的“弹性离校”制度，向有课后服务需求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延时照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家长接孩子的难题，但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仍然存在学生参与度低、学生和家长对活动安排的满意度低、教师积极性不高，对政策重视程度不够等情况。

目前我国对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类，一是在对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如李醒东等人在分析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后服务的配套政策、教师工作量核定、学校责任边界等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课后服务效果的提升需要各方协同联动，应实施对学校分层、分类、评级，推进学校质量体系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完善课后服务支持体系等。杨清溪等人认为我国当前义务教育学校的课后服务实践中服务人员的模糊性、教育收费的敏感性和服务时间的复杂性、服务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是目前课后服务政策落地的堵点。由于课后服务的两种类型，课后看护服务和课后发展服务在价值取向、功能定位以及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应对课后服务实施分类管理，将课后看护服务纳入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并探索开放多元的课后发展服务。二是有关国外课后服务体制机制的实践介绍。如屈璐以日本的市学社合作模式为例梳理了日本课后服务机制体制的演变与发展，认为国家层面立法与政策支持、地方层面教育福祉的积极推进、个体层面主体教育功能的释放是日本课后服务三级递推模式的独特经验。贾利帅在考察北欧四国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实践后，认为北欧四国的课后服务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灵活且可负担的服务项目；健全的质量监督体制等共通的特征。杨文登则重点考察了美国课后服务监督评估制度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美国课后服务循证评估制度，实施过程高度结构化，可为课后服务高效实施提供保障。

在澳大利亚，课后服务主要面向小学或中学低年级阶段，提供服务的时间通常放在上学前、放学后、停课日或假期，课后服务已然成为澳大利亚国家教育体系和看护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澳大利亚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接受课后服务，享受课后服务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儿童童年回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促进了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和社会情感的发展。现就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历程、法律定位、经费来源、运营模式、师资管理和监督评价等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课后服务体系建设和课后服务质量提升提供些许借鉴和启示。

一、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历程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女性大量进入工作领域，导致儿童照看的问题愈加突出。政府为了平衡原住民等少数族裔的利益，希望能够通过接受学校教育之外的额外教育服务，以提升“原住民”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术表现。透视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现状和改革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以看护娱乐为主的生活服务

1872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伊娃·考克斯（Eva Cox）在新南威尔士州建立了第一个儿童课后看护教育中心，以解决因服务业发展迅速大量的工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儿童放学后无人看护的问题。那时候的儿童课后看护中心依附于学校或社区服务机构，如教堂、社区服务中心等，没有固定的场所，缺乏规范，儿童课后看护服务项目的投入资金非常有限，看护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随后澳大利亚对儿童权益和安全保护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如20世纪70年代《1975年家庭法法案》（The Family Law Act 1975）和《儿童和青少年法案》（Family Youth & Children's Law），使儿童权利保护得到很好的发展。1975年，由政府出资管理的第一个校外儿童看护教育中心成立。1986年由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和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联合出台了《校外看护、假期看护及高危娱乐场所管理经营计划》（Outside Campus Care Holiday Care and High-risk Entertainment Places），该文件对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质量管理和计划运营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对以后儿童课后教育的规范和管理起到重要的规范和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全年看护”（Year Round Care）项目引入中小学课后服务教育系统，并通过稳定的资金投入和高效的管理让这一项目得以更好地运行和良性发展。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教育主要以看护和娱乐为主，实施课后服务的主体比较多元，既有依附于学校的看护中心，也有社会服务机构，课后服务存在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师资队伍不稳定，社会认可度较低等困境。

（二）从看护、娱乐到教育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中小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国际竞赛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排名一路下滑。以澳大利亚在PISA 测试中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主要领域的测试为例，阅读素养自2000年到2018年测试的排名从2000年的第4名下降到2015年的16名；数学素养测试排名从2000年的第5名下降到2015年的29名；科学素养从2000年的第7名下降到2015年的第17名。澳大利亚学生在国际学业测试上的表现令家长、学校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忧虑，也使得澳大利亚当局希望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增强澳大利亚整体的课后服务质量，来提升澳大利亚中小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整体综合实力。为改善这一状况，2013年澳大利亚教育部提出要在2025年的PISA测试中实现排名前五的目标。对课后服务的监管与评估也由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门转移到教育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课后服务的关注点从以照看和娱乐为主，逐渐增加了教育的属性，旨在通过课后服务提升学生的学业水平成绩，以改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不利的局面。据统计，自21世纪初，澳大利亚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数量从2002年的167万增长到2014 年的269万，占全体学生的比例从2002年的8.99%增长到2014年的13.49%。中小学课后服务旨在增强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加强学生对外部生活的认知、培养学生的幸福感、塑造成为自信积极的学习者和有效的沟通者。这一时期的中小学课后服务，兼具照看、娱乐和教育的功能，采取多种方式经营管理，拓展课后服务的方式和内容，力求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二、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法律定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定学龄儿童课后服务（Out-of -school-hours Care）是指在校外时间（上学前、放学后和假期期间），利用学校设施或社区中心等场所进行儿童家庭作业指导或安排娱乐活动，以帮助解决家长工作时间与儿童上学时间不匹配的问题。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属于公共福利的一部分，完善儿童课后服务体系不仅仅为了解决家长因上班不能接送和照顾孩子的实际问题，还为了保障儿童自身的权益，通过课后服务项目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和社会情感的发展。为了规范和推进这一社会福利的落实，澳大利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保障儿童享受这一服务。

2012 年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看护质量管理局（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are Quality Authority）颁布《学前教育及儿童课后服务国家质量框架》（The 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在国家质量框架下还包括一系列关键文件，如《国家法律和国家条例》《国家质量标准》《评估和质量评级程序》和《国家学习框架》，用于支持幼儿保教机构学习和实施《学前教育及儿童保育国家质量框架》。国家质量框架的架构如图1所示。

其中，《我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澳大利亚学龄儿童课后服务照顾框架》（My Time, Our Place：Framework for School Age Care in Australia）作为儿童照顾服务质量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教育机构学龄儿童教育和照护的质量保持同等的标准，以符合儿童的基本利益。在澳大利亚，课后服务作为儿童福利的一部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保障儿童享受这一服务，并明确课后服务不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也不是课堂外的课程学习。澳大利亚在推进和贯彻课后服务管理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始终从儿童福利的角度，从儿童需求满足、儿童权利保障及儿童保护三个层面来理解、认识和定位课后服务。保护儿童权利，重视儿童福利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每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识，大家尊重这种文化和制度传统，认同儿童福利优先的理念。因此只有对中小学课后服务在立法和政策上予以保障，才能推进并解决好资金来源、师资供给、服务场所的安排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三、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保障机制

为更有效地实施课后服务，澳大利亚政府规范了课后服务的经费资助，在运营管理上，采取了多主体运营的方式，除了依托学校外，还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以拓展课后服务的方式和内容，增加丰富性，提高灵活性。在师资配置、场所标准和服务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开展课后服务质量监督和循证评估，以持续发展和改进课后服务的质量，从而保障课后服务体系的高效运行。

（一）财政资助

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数据表明，政府财政资助是儿童参与课后服务、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和教师对课后服务重视程度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儿童参加课后服务的参与度，对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儿童和家庭尤为关键。澳大利亚政府对儿童课后服务的财政补助由专项财政、经济补贴和税收补贴三部分共同组成。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有专项资金用于课后服务的运行，并且经费的使用有明确的分工。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课后服务机构前期的基本建设支出和组建成本，而各州则主要负责课后服务的运营费用，如机构设备设施日常维护、机构教职员工的工资及培训费用等等。澳大利亚专项财政支持课后服务的项目主要有三个，一是融合教育计划（Inclusive Education Program）。此计划主要面向弱势儿童（主要是残疾儿童、少数族裔儿童和原住民儿童），让他们能享受优质的课后服务，并倡导儿童通过文化与社区参与的方式，减少弱势儿童倍受排斥的现象，以满足儿童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政府通过投入专项资金，引进优质的课程资源，并帮助和提升课后教育机构在专业上进行提升。二是专业发展计划（The Professional Program）。专业发展计划的资金用于支持课后服务机构的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从而为儿童提供高品质课后服务。对于原住民聚居区，专业发展计划主要为原住民地区培养能胜任当地原住民教学的教师，并提升从事原住民课后服务机构教师的整体质量。三是经济补贴计划。自2017 年7 月起，澳大利亚废除了儿童托管补贴（Child Care Benefit）和儿童看护退税补贴（Child Care Rebate），以儿童托管津贴（Child Care Subsidy）取而代之，并规定每年用在托管津贴的费用应保持在25 亿澳元。父母能够领取的津贴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父母的年收入、父母活动时间和选择的课后服务类型。首先，家庭年收入直接影响津贴的比例，通常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帮助。如表1所示，家庭每增加300澳元，津贴将会下降一个百分点。

其次，家庭的活动时间也影响补贴的时数。家庭的活动通常包括家庭的工作、家长参加的培训、家长参与的学习、家长参与的志愿服务等。家庭参与活动的时间越多，所获得的补贴时间越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父母处于不同的补贴层次则以较低的为准，如表2所示。

三是税收补贴计划。除了政府专项财政和经济补贴外，政府还通过“附加福利税”（Fringe Benefit Tax）项目来支持双职工家庭子女享受课后服务，雇主从商业盈利中为员工提供了课后服务所需要缴纳的税款。这不但解决了公司职工在照顾子女中遇到的困难，而且可以大大减轻公司纳税的金额，实际增加公司的收入。通过鼓励员工的子女参加课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儿童课后服务的参与度。

（二）运营管理

1. 运营模式

依据澳大利亚《国家法律和国家条例》的规定，申请课后服务的机构要详细提供课后服务对象的年龄范围、服务儿童的数量、服务天数、提供服务的政策和程序，以及对儿童接受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疾病、伤害、事故等的详细预备方案。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运营模式共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利用学校已有资源由学校委员会管理运营（School Council Managed），通常成立专门课后服务或课外看护家庭委员会，以便组织协调。依托学校课后服务的优点在于课后服务的内容主要依据本校已有的教育资源和特色，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源利用效率。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指出，课后服务的理想形式是依托学校，并指出现有的学校应该或必须是课后服务的经营者，并建议学校也可以开放教育设施与校外机构共享资源。第二类是依托学校但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负责管理（The Third Party Provider Managed），共享学校的教育设施和资源，但也有设在社区服务中心、教堂、博物馆或图书馆等场所的，其中依靠当地社区中心建立的课后服务中心最为普遍；学校将课后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机构，但学校依然和第三方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课后机构的人员构成上，学校应有专门人员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进行对接。另外，两所或以上的学校也可以联合起来与社区服务中心建立联系，通过第三方提供课后教育服务。这一类机构在课后服务场所位置的选择上，通常都会考虑靠近学生家庭的住宿地，有些就是利用社区服务设施创办的，与当地社区有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因为这些机构通常不靠近学校，主要是负责每天上学前的看护、组织学童搭乘校车去学校、放学后将学童接回社区的课后服务机构。依托社区中心举办的课后教育机构具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地理位置的优势。社区是儿童、家长和课后服务人员所熟悉的，安全性可以得到保障，并且方便家长下班后接送孩子；二是整合已有的社区资源，有利于儿童社会化和社会情感的发展。社区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已有的资源，例如社区大学生志愿者，退休人员参与到儿童课后服务中，便于儿童融入家庭所在的社区。

第三类是完全由社会机构利用社会资本组织开办的课后服务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 Managed），这一类机构通常在运作和管理时比较独立。但这一类课后服务机构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例如能根据家长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同时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针对性，但这类机构对服务人员资格标准要求较高，同时收费很高，家长往往要承担较高的费用。

2. 师资配置

为了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澳大利亚对课后服务人员的规范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后服务的师生比应符合标准；二是课后服务机构员工的雇用流程格外严格。根据2019年澳大利亚数据统计局（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的资料显示，课后服务机构的师生比不得高于1∶15，在首都所在地堪培拉则更为严格，师生比的标准为1∶11，户外运动例如集体远足时师生比不得高于1∶8，游泳时不得高于1∶5。并且规定从事课后服务的每两人中必须有一位教师拥有教师资格证书（包括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和安保人员在内），以保证儿童接受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在雇用环节，通常需要经过以下流程。第一、获得教师资格认证并注册（Teacher Qualifications and Registration）。澳大利亚对教师资格证的审核严格，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过程较为复杂。同时要求从事课后服务的人员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个性。各州和地区政府每年会对从事课后教育服务的教职人员进行审核，以确保从事服务的人员资质和素质能够得到保证。第二，急救资格（First Aid Qualifications）。课后服务机构必须有一名拥有急救资格、心肺复苏资格、参加过过敏反应管理和紧急哮喘管理培训，这些人员不一定属于课后服务机构的人员，但必须在课后服务机构服务运营期间可以随叫随到。第三，儿童工作检查（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课后服务机构一旦确定拟录用的人员，就应该对其进行各方面的审查，根据澳大利亚《儿童安全标准》（The Child Safe Standard）的规定，对拟从事课后服务的人员要接受儿童提供服务的组织采取的招募和筛选措施，以降低儿童遭受意外伤害的风险（在澳大利亚安全标准中，详细规定了虐待儿童的不同类型，包括身体虐待暴力、性犯罪、严重的情绪或心理虐待和严重忽视）。维多利亚卫生和公共服务部（The Victor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建议，作为雇佣者，中小学课后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应向拟应聘人员的推荐人或知情人了解情况，以了解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性格和品行等方面的情况。已取得资格证书并经过审核拟录用的人员，还应向公共服务部门提供教师资格证书的登记号和资格有效时间，从而让儿童受到更专业更有保障的服务。

3. 场所标准

按照国家质量框架的要求，用于经营课后服务场馆必须符合相应的标准规范。以维多利亚州为例，在课后服务场所的选择上有如下规定：应保障儿童活动所需要的室内室外空间的要求，提供每个儿童3.25 平方米无障碍（Unencumbered）的室内活动场所；每个儿童7 平方米无障碍的室外活动空间；户外空间必须提供足够的阴凉处，让孩子们有机会探索自然环境；能提供儿童可以随时休息的地方；无障碍卫生间设施；场所内有充足的加热、冷却、通风和采光条件；具有行政人员办公空间和进行私人对话的空间；房屋、家具和设备要清洁和安全。

4. 服务内容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儿童参与课后服务应该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补充，目的在于提供儿童休闲、交往和学习的机会，课后服务的场所是儿童开发学习新技能，建立和维持与同伴和成人关系，是儿童产生归属感、存在感和获得成就感的场所。澳大利亚课后教育服务的内容丰富多样，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圣艾丹圣公会女子学校为例，学校为学生在课后服务提供包括阅读、运动、烹饪、手工、戏剧、音乐、舞蹈等20 多项活动，在假期课后服务期间，还提供远足和露营项目，满足不同年龄儿童的兴趣和发展需求，以支持儿童社交、情感和生活技能的发展，鼓励儿童在安全、同情和支持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鼓励合作、发展友谊和互相尊重。

（三）质量监督

澳大利亚对课后服务具有严格的质量监督和评价体系，有效地持续发展和改进儿童参与课后服务的质量，确保课后服务卓有成效。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护理质量管理局（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 Care Quality Authority）是由国家资助，支持全国质量标准的执行和管理机构，以确保全国学龄儿童托管和课后服务质量的一致性。2010年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联合颁布了《早期儿童教育与看护国家质量框架》（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这一框架对涉及澳大利亚实施儿童课后服务的组织机构、师资队伍、服务资金、服务场所、服务活动形式与内容等作了详细规定，全国统一的质量标准也缩小了各地区课后教育服务的质量，有针对性地把设备和资金投入到相对薄弱的州和地区，同时标准化的管理使课后服务的专业性得以提升，确保了课后服务的整体质量。2017 年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护理质量管理重新修订《国家质量标准》（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该标准包含教育计划与实施、儿童健康与安全、物质环境、人员配置、与儿童的关系、与家庭及社区的合作关系和领域及服务管理七个领域和四十个基本要素，并详细规定了各领域的目标和结果。具体而言，在教育计划与实践领域，包含计划、时间和评估与规划三个要素，该领域注重教育项目和实践的参与度，并促进儿童的学习和发展。在学龄儿童服务过程中，该领域注重儿童生活技能的发展，并补充了儿童在学校、家庭和社区的经验、机会和关系；儿童安全和健康领域主要包含安全和健康两个基本要素，通过该领域旨在减少和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提供儿童保护和促进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在物质环境领域主要包含设计和使用两个基本要素，该领域侧重于物理环境，确保环境是安全、舒适的，并提供丰富和多样经验，促进儿童的学习和发展；在人员管理和安全领域，主要包含人事配置和专业精神两个基本要素，通过侧重提供合格和有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协调者和指定的监督者，能够与儿童建立和谐和尊重的关系，创造安全和可预测的环境，并鼓励儿童积极参与学习计划；在与儿童的关系领域，包含教育者与儿童的关系，以及儿童间的关系，主要关注与儿童的反应和尊重，并促进儿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种关系让孩子自由探索环境，增加儿童之间的互动和学习参与；在家庭和社区的合作关系领域，包含与家庭的支持关系和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两个方面，通过加强与家庭、社区的合作关系，建立与家庭和社区积极沟通、协商和合作的伙伴关系；在领导与服务管理领域，主要通过有效的领导和管理服务，提供儿童学习和发展的高质量环境。通过良好的政策和程序、维护良好的记录、共享的价值观、清晰的方向和反思性的实践，使该服务能够作为一个学习型社区运行。一个持续的规划和审查周期，包括与家庭的接触，创造了持续改善的环境。

（四）循证评估

对课后服务进行评估有利于规范课后教育服务，提升各类课后服务项目的有效性以及保障学生和家长的最大利益。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与看护质量管理局对课后服务实施循证评估（Evidence-based Evaluation），并严格规定实施循证评估的实施步骤和评估分级。以回应澳大利亚社会大众、各级政府、学术界以及资本市场的关注，并提供权威科学的数据分析及评估报告，以帮助相关人员作出科学的教育决策。

首先，课后服务的循证评估根据不同的标准有明确的划分。根据评估的目的和时间，分为影响性评估（Impact Evaluation）和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Evaluation），影响性评估目的在于对课后服务项目执行后对实施效果进行的总结性的综合性的全面考评，通常在学生参与学生课后服务项目之后，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儿童的身高和体重、学业表现、毕业率和辍学率、学校出勤率、课堂参与度、社会情感学习技能和教育公平等进行评价，根据评估的情况，再决定对财政拨款的配额和管理进行优化。形成性评估通常发生在学生参与课后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目的在于监控课后服务的执行情况，以帮助课后服务的机构和管理人员更好地实施项目，已达到目标预期，形成性评估通常发生在学生参与课后教育服务项目的中期，对项目师资培训、人员配置、场所建设与管理、材料准备、项目实施等情况进行监控和评估，从而在课后服务项目执行中进行更加有效的项目开展，以使学生和家庭从中获益。从课后服务执行评估的主体来看，可分为课后服务机构的自我评估（Selfassessment）和政府委托服务第三方评估（Third Party Assessments）。自我评估目的在于通过对相关利益主体，如父母、学生、资金供给者和合作单位等的需求进行调查评价，调查各利益主体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根据评估的结果对机构的发展方向进行规划或调整。第三方评估通常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和委托第三方评估，通过第三方机构对课后服务提供更专业、独立和权威的评估，对课后服务整体现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民的审查，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决定项目资金及资助分配。

其次，发展和完善课后服务机构评估分级体系。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与看护质量管理局根据机构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程度，将课后服务机构分为五个等级：优秀、超出国家质量标准、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接近国家质量标准和不达标。具体与等级相对应的描述如下：第一等级，优秀（Excellent）。若通过提供课后教育服务促进了卓越的教育和护理，展示了行业领导力，并致力于不断改进。在国家质量标准中有7个质量领域超过国家质量标准。第二等级，超出国家质量标准（Exceeding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若在7个质量领域中，至少有4个领域的服务超出了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其中至少有两个领域是在质量领域1、5、6或7之中。第三等级，符合国家质量标准（Meeting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提供的课后教育服务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并在所有7 个质量领域提供优质教育和护理。第四等级，接近国家质量标准（Working Towards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能够提供较为安全的课外教育和护理计划。其中有1个或多个领域需要改进。不达标需要改善（Significant Improvement Required），提供的服务不符合7个质量领域中的1个，对儿童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存在重大风险。

通常而言，澳大利亚对中小学课后教育服务评估分级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检查课后服务提供方的质量改善计划，明确评估的目标、确定评估问题、制订评估的方案。各州或地区儿童教育与看护质量管理局通过查阅服务机构以往服务实施和分析评估文件，确定评估的目标，确定评估的问题。同时提前一个月通知课后服务机构做好检查的准备工作，督促服务机构进行自查并落实改善计划。第二，通过实地访问、观察和查阅文件对机构进行评价，具体实施评估。通过实地走访服务场所，观察项目，与服务机构人员访谈，同时查阅文档资料，服务机构负责人有机会可以对隐形的危害儿童安全、福利和利益的问题进行解释，若确实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规定，应及时作出调整。第三，提交评估分析报告，确定评估等级。通常在一个月内，儿童教育与看护质量管理局应出具评估总结报告草案，服务机构方对该草案存在异议的，提出相关佐证材料，向质量管理局反映情况。主管部门根据反馈，最终确定课后服务评估分级。此外，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教育部监管数据库（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gulatory Database），以监控课后服务项目的效果，对全澳洲课后服务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收录了课后服务项目的评估数据，以及对整个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年度评估报告，是一个重要的课后服务循证评估的资源平台。

四、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对我国当前的启示

中小学课后服务帮助了家长解决中小学生课后缺乏监管的困难，是一项提升国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它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多方协同合作，是实施素质教育，推动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方式。考察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之路和基本经验，有利于我国现阶段“双减”政策的落实，让教育回归本质。但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与我国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教育发展的水平也存在差异，探索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机制和措施，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教育发展现实状况，寻求课后服务的创新发展道路。

（一）明确课后服务的法律性质和价值定位

澳大利亚制定了一系列课后服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将中小学课后服务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享受课后服务属于儿童的一项教育福利，政府有责任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在澳大利亚，从事课后服务的机构（通常是学校或第三方机构）仅提供作业指导，不提供专门的课程学习。课后服务的价值在于追求儿童的多元发展，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活动项目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全面发展。

义务教育作为国家统一实施的公益性事业，事关青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事关教育发展、国家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课后服务不仅是缓解家长接送孩子困难的民生工程，而且是提高国民教育的服务能力，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重大改革措施。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全面实现“五育并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借鉴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价值定位，课后服务应该是为了满足中小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在学校完成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任务范围之外，由学校为主（可以引入第三方校外资源），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是学生自愿参与的、公益性的课后育人服务，应秉持自愿参与的原则，不能要求和强制学生参与课后服务，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特殊家庭子女的需求，例如优先保障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双职工子女等这些特殊群体的课后服务需求，在家庭作业和学业指导上有针对性地加以关注，帮助他们学习上不掉队，跟上学习的节奏，同时帮助他们做好人生规划和指导。在满足最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课后服务的价值，定位要高、立意要远，不能仅仅把课后服务等同于课后托管服务，或从事答疑和辅导服务，应明确课后服务在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和培养学生社会情感等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二）探索完善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资助政策

经费是影响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研究表明，课后服务的资金会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家长对课后服务项目的满足度，并且影响师资的配给。澳大利亚政府对儿童课后服务的财政补助由专项财政、经济补贴和税收补贴三部分组成，以此保障儿童享受优质的课后服务。

我国课后服务的经费资助政策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应积极探索和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整体上可采取“学生自愿、公益普惠、成本分担、合理取酬”的形式。在公益普惠的基础上，坚持以政府财政补贴为主，与服务性消费相结合的原则。地方财政部门应对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学校还应积极寻求社会资源，如工会、志愿者大队、慈善基金会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给予经费支持。

（三）丰富和拓展课后服务项目的内容形式

澳大利亚的课后服务作为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一种公共福利，具有专门的财政资助和附加福利税等，既安排校内的课后服务，也利用社会资源或校外教育机构提供的校外课后服务，服务范围较广，服务项目丰富，形式多样。例如澳大利亚课后服务机构不仅提供学生作业指导，而且安排拓展阅读、运动、烹饪、手工、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课后服务项目，在假期的课后服务中，还提供远足和露营项目。在开展课后服务的场所选择上，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如社区资源、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拓展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的活动空间。

我国课后服务主要是基于学生自愿面向有需求的学生，课后服务还仅限于校内课后服务，我们应积极探索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课后服务的育人价值。如在课后服务时间内，除作业答疑和指导之外，适当增加体育锻炼的内容，以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适当开展劳动实践、以德育为主题的素质拓展类的项目；提供免费的线上教育服务，不断拓展和丰富学生课后学习资源。我国课后服务实施要以学校为主导，充分发挥学校在资源、场地方面的优势，同时应吸纳社会资源参与到课后服务中去。同时学校和社会可以采取多种合作的形式，如学校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共享学校的场地和资源，或通过外包或购买的方式，引进非学科类课后教育服务，拓展课后服务的内容和项目，以满足不同学生的特殊需求。也可以几所学校与当地社区合作，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协同当地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和博物馆、文化礼堂、文化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推动提升课后服务整体质量。

（四）加强监督和评估，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澳大利亚颁布了《儿童教育和护理服务国家质量标准》等一系列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优质学前和学龄儿童保育和教育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缓解了保育和教育分离的问题，针对保教服务人员专业水平低下，师资水平不达标等问题，为儿童保育的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通过基于证据的课后服务循证评估，建立课后服务发展评估质量等级，完善课后服务的数据，评估结论可以更好地用于教育部门的科学决策，从而让学生享受更优质的课后服务。

开展循证评估是课后服务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教育问责时代，教育专业化时代的积极回应。我国在推动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循证评估在课后服务中的运用，通过评估研究，掌握课后服务对中小学学业成绩、学生在校表现，如课堂参与度等问题的作用，以及对于发展学生社会交往、学生学习技能和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通过干预和实验研究，加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以及评估结果的可推广性。以“最有效最优质课后服务”为目标，政府部门、学校、家长和社会通过循证评估的结论科学决策，从而提升课后服务在内容、形式和过程上的不断优化，进而提升课后服务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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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史自词,李永涛.澳大利亚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之路和基本经验[J].比较教育学报,2022(01):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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