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丹凤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教育评价与PISA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   要

随着教育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组织开展了多项大规模教育测评项目，逐步建立起基于国际比较的教育治理新模式。经合组织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通过学生表现排名、最佳案例等“软治理”技术，鼓励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政策参考和借鉴，在塑造全球教育政策话语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澳大利亚和英国对PISA 2018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主题内容、参考社会和PISA政策路径的分析，探索两国媒体对于PISA的价值认知及其结果解读，进而探究PISA影响两国教育议程的具体作用机制。两国媒体对于PISA的报道更多聚焦于“中观教育政策改进”主题；参考社会的选择与PISA的排名密切相关；政策批驳和政策投射是PISA引发两国媒体政策辩论的主要路径。基于对媒体报道的分析，研究认为当前的PISA政策功能体现出了跨国“政策趋同”和本土“政策合法化”两种取向，以“政策借鉴”为取向的政策功能发挥不充分。PISA应当倡导基于价值观融合的政策趋同，导向真实而有效的教育政策借鉴，其核心是本土意义的解释和重构，媒体报道可以在其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自19世纪朱利安开展系统的比较教育研究以来，向他国寻求先进教育政策以改进本土教育，逐渐成为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教育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组织开展了多项大规模测试，为各国评价自身教育体系成效提供国际质量标准，建立起基于国际比较的教育治理新模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这一教育治理模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自2000年以来，OECD开展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通过调查15周岁儿童的阅读、数学、科学等素养，开展国际比较，逐步确立其在国际教育政策领域的专业地位，对各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PISA通过界定育人目标，设定国际质量标准，并采用数据排行等形式，展示各国教育系统优缺点，引发公众对于本国教育的关切；另一方面，PISA以发布典型案例、最佳实践等形式，建立基于高表现国家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国际卓越教育标准，鼓励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政策参考与借鉴。

与此同时，围绕PISA的争议也从未间断。研究者聚焦PISA结果如何进入一国教育政策议程、是否真正引发了教育政策的参考与借鉴等问题开展争论。在以PISA为治理工具塑造全球政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Green Saraisky的观点，教育政策知识是在媒体、智囊团、学术文献三者的相互作用中构建起来的。其中，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话语，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示PISA叙事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接受程度和作用过程。因此，对媒体内容分析成为理解PISA如何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有效途径之一。本研究以参考社会（Reference Society）及其相关研究为理论依据，以澳大利亚和英国对于PISA 2018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探索两国媒体对于PISA的价值认知及其结果解读，进而探究PISA影响两国教育议程的具体作用机制。具体而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英澳两国主流媒体对PISA 2018的结果作何种解读，关注了哪些教育政策？第二，被媒体提及的参考社会有哪些，主要提及了参考社会的哪些教育政策？第三，PISA有哪些政策功能，如何引发两国政策议程？首先，对参考社会和政策借鉴（Policy Borrowing）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后，探讨将二者结合分析的必要性；其次，明确研究样本选择、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再次，通过文本主题分析、参考社会分析和PISA政策功能分析，探索PISA基于参考社会影响两国教育议程的具体作用机制；最后，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分析和讨论，得出研究结论。

一、国际比较教育治理下的参考社会与政策借鉴研究

PISA通过学生表现排名、最佳案例等软治理技术，鼓励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政策参考和借鉴，其隐含的逻辑是：向表现最好的教育体系学习，有助于提高表现较差的教育体系的质量。本研究关注国际比较教育治理背景下的参考社会及其作用机制，参考社会的选择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参考社会的作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政策借鉴过程。鉴于此，将参考社会理论和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相结合，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

（一）参考社会理论的相关研究

参考社会最初由宏观社会学家Reinhard Bendix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通常被理解为“具有可借鉴元素的模范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Bendix对参考社会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诠释，将其描述为“当一国的智力领袖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基于本国的思想和实践立场，对他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作出积极或消极反应的过程”。由此可见，参考社会的方向具有二元性，既包括积极的参考社会，也包括消极的参考社会。随着研究的推进，参考社会的范畴也突破了国家的界定，涵盖文化圈、民族、区域等多重含义。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主要遵循两条路径开展研究，第一条路径是考察特定国家或地区选择参考社会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PISA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者认为，PISA对国家教育政策和参考社会的选择产生强大影响，即在PISA中，高表现国家或进步显著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会引起广泛关注，继而成为参考社会。值得关注的是，高表现的国家会同时成为积极参考社会和消极参考社会，比如欧洲的芬兰和亚洲的中国等。同为PISA高表现国家，前者更多被视作积极参考社会，后者则往往被视为消极参考社会。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可能源于特定国家和社会的地方化因素，如历史文化传统、与他国的合作竞争关系，以及对特定参考社会的刻板印象。

第二条研究路径是PISA通过参考社会，影响国家和区域政策议程的具体作用机制，通常聚焦积极参考社会，分析对于本土教育政策的不同影响。研究者认为，PISA对教育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本土教育政策的批驳，即“通过比较，突出本土教育系统的弱点”；二是基于参考社会的政策投射，即各国将自己的教育特点或教育理想投射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以促进预先设定的政策议程。例如，日本的新自由主义者以芬兰作为参考社会，批评当时日本的保守教育政策，为自身持有的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政策作辩护；相似的，研究者分析了英国政府对东亚教育体系参考的实质，即政府通过强调东亚教育体系中的高度自治取向，以促使其长期偏好的政策议程——教育分权和市场化改革议程的合法化。而学界一般认为，东亚教育体系更多呈现了集权取向。由此可见，对其他国家的提及主要被用作本国特定教育改革合法化或去合法化的战略工具。

（二）参考社会理论的局限以及政策借鉴阶段理论的引入

虽然参考社会的研究涉及了对政策议程的作用机制，但就本研究所要分析的问题而言，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积极参考社会，且以被参考的国家或地区为立足点，对于本土的关照不够充分；二是从政策作用机制来看，研究者更多强调参考社会所发挥的政策批驳或投射作用，对于参考社会引发政策议程的完整过程阐释不足。鉴于此，本研究引入教育政策借鉴的四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将比较教育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强调对政策借鉴具体过程和运行机制的系统分析。

在考察英、日、美等国政策借鉴相关案例的基础上，英国比较教育学者菲利普斯等人提出了政策借鉴的四阶段模型，将跨国教育政策借鉴分为四个阶段，依次为“跨国吸引”（Cross-National Attraction）、“决策”（Decision）、“实施”（Implementation）和“内化/本土化”（Internalization/Indigenization）。四阶段模型将形成跨国吸引力作为政策借鉴的起点，借助于一系列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最终指向政策的本土化，即外来政策被融入本土教育体制，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四阶段模型强调基于本土视角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对外来教育政策作本土化的调适与创生。这一模型为抽象的政策转移和借鉴过程提供了具体的表征，成为分析不同国家和历史背景下教育借鉴复杂过程的有效工具。

本研究将参考社会理论和政策借鉴阶段理论相结合，拓展关于参考社会政策作用路径的理解，形成以真实借鉴为导向的、更为完整的参考社会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探讨PISA的政策功能及其可能改进。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为样本，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从历史数据来看，PISA在两国都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公众关注和媒体辩论，并推动了相关教育教学改革议程；二是从PISA 2018的发展态势来看，两国的表现具有一定代表性。澳大利亚的整体排名进一步下滑，被相关媒体报道为“PISA警钟”，改革势在必行。英国总体表现有进步，获得OECD报告的最显著进步国家“点名表扬”，但英国国内各地区的表现参差不齐，引起媒体和公众对于教育政策的反思和争议。

本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和英国媒体各一份，对PISA 2018结果公布后的相关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报纸选择标准如下：（1）英文纸质发行报纸；（2）在本国发行量高，公认为主流报纸；（3）和本国其他主流报纸相比，对PISA 2018进行了高频次报道。报纸选择主要强调特定报纸在本国媒体中的代表性，不特别关注其政治立场。依据上述标准，选择《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泰晤士报》（The Times）两份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报纸文章数据检索自Factiva数据库，检索时间段为2019年12月4日至2021年10月31日，以“PISA”和“Education”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章72篇（《澳大利亚人报》41篇，《泰晤士报》31篇。其中，《泰晤士报》关于PISA的报道涵盖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地区）。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72篇媒体文章进行编码和分析，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主题编码，以文章为单位，采用“微观PISA排名解读”“中观教育政策改进”“宏观社会问题关切”的编码框架，对两国PISA 2018媒体报道进行编码，分析两国媒体对于PISA 2018报道的核心领域与具体内容。二是参考社会编码，以参考社会理论为依托，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编码。本研究拓展了参考社会的分析向度，采用“积极参考社会”“消极参考社会”的编码框架，提取关于参考社会相关信息，重点分析两国媒体报道中的参考社会及其参考政策内容。三是政策路径分析，将参考社会理论与政策借鉴理论相结合，区分了“政策批驳”“政策投射”“政策借鉴”三类政策作用形式，对两国媒体报道中提及的相关教育政策作进一步分析，探讨PISA的政策作用机制。

三、PISA媒体报道的主题内容和参考社会分析

（一）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以“微观PISA排名解读”“中观教育政策改进”“宏观社会问题关切”作为编码框架。其中，“微观PISA排名解读”主要包括：对PISA本身的肯定或质疑立场，对PISA 2018结果的解读，围绕PISA结果进行国际比较等。“中观教育政策改进”主要包括：根据PISA的结果对当前教育政策进行批驳，论证当前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呼吁新的教育政策等。“宏观社会问题关切”主要包括：PISA结果所引发的关于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经济发展、政府效能等问题。以文章为单位，依据核心议题进行编码。部分文章同时涉及两个及以上核心主题，则重复编码。从主题分布来看，两国媒体对于PISA的报道更多聚焦于“中观教育政策改进”这一主题（见图1）。

图 1 两国媒体报道主题分布

从微观层面的媒体报道来看：首先，两国媒体都普遍认可PISA的价值，将其视作衡量本国教育进展的重要国际标准。澳大利亚媒体旗帜鲜明地指出，澳大利亚不能承受PISA结果持续下滑的严重后果，并认为PISA可以为本国教育系统改进提供重要启示。其次，聚焦微观结果的英国媒体报道频次显著多于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可能的原因是，两国对于PISA 2018结果解读的一致性存在差异。澳大利亚各党派和民众对于PISA 2018的结果保持相同看法，即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为澳大利亚“敲响了警钟”，因此澳大利亚媒体的目光更多投向基于PISA的本国教育系统改进。相较而言，英国对于PISA 2018结果的解读存在争议，虽然总体表现有进步，但具体到苏格兰地区，执政党与反对党对结果的解释截然不同，前者将学生表现描述为“令人鼓舞”，后者则强调结果“急剧下降”，并且批评执政党的表述是“赤裸裸的欺骗”。双方围绕PISA结果开展了多轮争辩，体现出PISA作为教育治理工具被赋予了政治属性。

从中观层面的媒体报道来看， PISA在排名下滑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苏格兰地区都引发了关于具体教育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课程、教学、教师等教育核心领域，而英格兰的媒体报道则较为笼统（见表1）。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频次更为密集，更加关注基于PISA 2018中的学生表现、最佳实践等证据，呼吁开展循证教育改革。其中，澳大利亚国家课程首当其冲，被视作学生学业表现下滑的首要原因，直接引发了新一轮国家课程的审查和修订，并提出了新的课程修订方案。其核心在于整合课程内容，“改善综合能力与学习领域内容之间的关系”，确保学生掌握“核心知识、概念和技能”。与此同时，教学方式也是辩论的焦点。媒体引用学者的观点，认为澳大利亚过于强调学生的探究学习和问题解决，没有给予学生开展探究的知识基础，呼吁在教师指导和学生探究之间取得平衡。英国媒体对于政策的讨论则呈现区域特征：在表现持续下滑的苏格兰地区，PISA结果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卓越课程”的广泛质疑，认为存在知识弱化、教学混乱低效等问题，迫使政府同意开展课程调查。而在表现取得明显进步的英格兰地区，主要是借用PISA结果为政府的教育政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辩护，将其视作30年以来教育改革政策持续作用的结果。

从宏观层面的媒体报道来看：两国媒体主要关注教育公平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呼吁政府关注不同地区、不同族裔、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实施薄弱学校改进计划，为弱势群体和学科提供更多支持。此外，澳大利亚媒体将PISA结果与社会生产力直接联系，要求教育紧跟行业发展需求，培养未来生产所需的劳动者；英国媒体倾向于将PISA结果视作判断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并在党派争论中不断强化。

（二）参考社会分析

研究采用“积极参考社会”“消极参考社会”作为编码框架。其中，“积极”的操作性定义为正面提及或中性提及；“消极”的操作性定义为负面提及。“社会”的界定不局限于国家一级，包括区域在内，如英国的英格兰地区是苏格兰提及频次最高的参考社会。从总体数量来看，《澳大利亚人报》提及参考社会的频次高于《泰晤士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更加积极的外部政策参考倾向。从参考地域来看，前者主要将目光投向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地区，而后者更多关注以本国英格兰地区和爱沙尼亚为代表的欧洲地区（见图2）。参考社会的选择与PISA的排名密切相关。

图 2 两国媒体主要参考社会及其频次

对媒体报道中所提及参考社会的具体教育政策作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2），《澳大利亚人报》媒体报道的首要政策参考对象为新加坡，参考内容包括数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阅读教学方法、早期教育政策等。关注的焦点是新加坡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两者关系的处理。这一政策参考的出发点是对澳大利亚现有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质疑。《澳大利亚人报》媒体报道的次要参考对象为英国，主要聚焦英国学校改进等相关政策，如自由学校改革等。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四省市的PISA排名被多次提及，但并未关注其具体的教育政策或实践。

和《澳大利亚人报》相比，《泰晤士报》媒体报道更多呈现出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政策参考。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PISA 2018结果呈现一升一降的发展态势，因此，英格兰成为苏格兰的首要参考社会。传统上，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教育系统遵循两条不同的改革路径，英格兰政府在改革价值取向上强调提高学业标准，提升竞争力；在课程内容上关注核心知识的学习；在教育评价上强调对学校和学生开展外部评估，提高考试难度；而苏格兰政府则更加强调教育公平，缩小差距；关注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培养；强调学校内部评价，减少考试科目和内容。随着PISA 2018结果的公布，苏格兰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教育成为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多的媒体呼吁苏格兰政府关注英格兰的教育改革举措。《泰晤士报》的次要参考社会为爱沙尼亚，同样源自于后者PISA排名的提升，关注领域包括早期教育政策、学校问责机制、教师队伍培育等。

四、PISA 通过参考社会引发教育政策议程的主要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以“政策批驳”“政策投射”“政策借鉴”作为分析框架。其中，政策批驳主要指借用他国/区域的政策，批驳本土已有的教育政策，旨在促使本土教育政策的去合法化；政策投射主要指基于本土立场和观点，借用他国/区域政策，论证本土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的政策，旨在促使教育政策的合法化；政策借鉴主要指引入他国/区域政策，并进行本土化重构，以推进新的政策议程（见图3）。

图 3 三类政策作用形式

（一）以本土政策去合法化为核心的“政策批驳”

“政策批驳”是PISA引发政策议程的起点。从两国媒体的报道来看，对课程政策的批驳是共同焦点。PISA引发了两国媒体对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和苏格兰“卓越课程”的广泛质疑，直接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课程审查。对课程政策的批驳不仅指向课程的内容，而且指向课程的实施和评价。《泰晤士报》以英格兰的课程政策和实施效果为正面参考，认为“卓越课程”实施结果令人失望，对教育质量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人报》以新西兰的课程为负面参考，指出新西兰“由于课程薄弱导致质量下降”，据此批评澳大利亚国家原有课程内容庞杂，缺乏核心知识和概念的统整，知识基础薄弱；同时认为现有课程实施中强调的“全语言阅读教学”“发现学习”等教学方法是无效的。

（二）以本土政策合法化为核心的“政策投射”

“政策投射”是PISA引发教育议程的重要形式。两国媒体基于自身立场和观点，对参考社会的政策进行解读，为已有的或主张的政策议程作辩护。新加坡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参考社会。澳大利亚在对国家课程进行审查后，提出了新的课程大纲，强调在数学教学中以问题解决和探究活动为中心，引起了媒体辩论。新课程的拥护者以新加坡课程中的问题解决取向为依据，为本土新课程的合法性做辩护。新课程的反对者则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他们同样以新加坡课程为政策参考，认为相较于问题解决与发现学习，“新加坡对学生掌握基础数学知识的期望值更高”。与此相类似，英格兰的公立学校改进政策在两国媒体报道中都被视为积极的政策参考，但关注点不同。在澳大利亚，部分媒体报道认为，教学中缺乏教师明确指导以及糟糕的课堂氛围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重要因素。为了转变教学方式，提升课堂纪律，《澳大利亚人报》特别关注了一所以“严格的纪律”和“教师直接指导”著称的伦敦公立学校，将其视为澳大利亚学校改革的“灯塔”。而在苏格兰地区，为了呼吁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泰晤士报》认为英格兰的“自由学校”等学校改进计划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此类计划鼓励学校独立于地方当局，将“学校从统一课程中解放出来”。

（三）以政策引入和本土化重构为核心的“政策借鉴”

“政策借鉴”是PISA引发政策议程的理想形式。从两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目前尚未见PISA 2018直接引发的“政策借鉴”。一方面，考虑到教育政策的提出、论证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特定的“政策窗口”和多方的协商博弈。PISA 2018结果公布的时日较短，是否会引发两国的“政策借鉴”尚有待日后的实践检验。另一方面，从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政策借鉴”往往面临失败的风险，如英国的“教学专业硕士”政策。该政策源自于英国的PISA失利和对芬兰教师教育政策的参考，但最终因试图快速解决的决策类型、政治变化、经济制约，以及英国与参考社会芬兰之间教育背景的差异等，导致了该政策的陨落。因此，在国际比较教育治理模式下，各国热衷于基于参考社会进行“政策投射”，但对于开展“政策借鉴”往往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五、结果讨论：PISA 的功能取向及其可能改进

作为推进国际比较教育治理的中坚力量，PISA是跨国政策参考与借鉴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有研究者将此类由第三方机构主导的政策借鉴称之为“多边教育政策转移”，其政策功能的发挥正日益受到关注。从英澳两国对PISA 2018报道来看，当前的PISA政策功能体现出了跨国“政策趋同”和本土“政策合法化”两种取向，以跨国“政策借鉴”为取向的政策功能发挥尚不充分。PISA应当进一步倡导基于价值观融合的政策趋同，导向真实而有效的教育政策借鉴，其核心是本土意义的解释和重构。

（一）PISA 强化了国际比较教育治理下的跨国“政策趋同”取向

“政策趋同”主要指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跨国教育政策相似性的不断增长。拉米雷斯等人曾提出“世界文化”概念，将其视作超越单个个体和国家的、具有普遍性的“沟通交流和意义生成框架”。秉持“世界文化”理念的研究者认为，虽然文化的多样性会直接导致制度和政策实践的多元化，但其背后往往存在共同的价值和理念，即“世界规则”。具体到教育领域，随着以PISA为代表的大规模国际测试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为世界规则的确立提供了丰富资源，教育“政策趋同”随之得到进一步强化。具体而言，PISA主要凭借其作为标准制定者和评价者、参考社会和政策方案的提供者等多重角色，促进了教育政策趋同。

首先，PISA是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和本土教育质量的评价者。一方面，通过对教育目标及其内涵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及其评价，PISA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卓越教育国际标准”，充分发挥其教育政策导向功能，强化对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等教育政策基本逻辑的关切。从英澳两国媒体报道来看，教育质量主要指向该国学生在PISA排名中的整体情况，教育公平则更多关注该国不同群体学生，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学生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PISA将教育质量界定为15周岁学生适应未来生活应当具备的素养，并进一步具化为以阅读、数学、科学为代表的核心素养，以及以问题解决、全球胜任力、创新等为代表的综合性素养，上述理解极大地影响了两国有关育人目标的教育政策定位，促进了政策的趋同。另一方面，PISA是本土教育质量的评价者。在英澳两国媒体的报道中，无论是因排名上升而引发的“进步论”，还是因排名下降而导致的“警钟论”，都充分体现出了PISA的教育评价功能。在此基础上，鉴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PISA进而成为评价政府执政能力和预测经济社会发展的指针，其评价功能获得进一步延展，其政策导向和趋同功能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次，PISA是参考对象和国际方案的提供者，通过建立参考社会、提供“最佳实践”、倡导跨国政策借鉴等多种形式，提供关于本土教育政策改进的参照对象和实践方案。就参考对象而言，两国媒体报道中参考社会的选择与PISA排名密切相关，即PISA的排名变化会引起新参考社会的出现或原有参考社会的转化。当一国或地区的PISA排名呈现显著或持续上升时，有可能被视作新的积极参考社会，典型代表为PISA 2018中取得较高排名的爱沙尼亚；当PISA排名下滑时，则会导致原有积极参考社会向消极参考社会转化，典型代表为芬兰。从参考社会的编码结果来看，芬兰不再是两国媒体中提及的主要参考社会，且对芬兰的提及呈现明显的正面和负面相互交织的态势。就参考内容而言，两国的媒体报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相似性，即都关注中观层面的教育政策，聚焦于课程、教学、教师等关键领域。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苏格兰地区，PISA直接引发了对现有课程的全面审查和修订，共同将课程改进作为推进一国或地区教育改革的关键。

（二）PISA 强化了跨国学习借鉴中本土教育“政策合法化”取向

PISA提供的参考社会和“最佳实践”等不仅导向政策趋同，还成为本土对特定教育政策或改革主张进行合法辩护的有力工具。基于政策借鉴理论的观点，政策之所以得到借鉴，不是因为该政策本身自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是因为政策一旦被贴上“最佳实践”的标签，便具备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从而使相关改革获得权威性。

结合参考社会和政策借鉴阶段理论，本研究区分了PISA引发政策议程的三条不同路径：一是由积极和消极参考社会共同引发的教育“政策批驳”，促使本土已有政策的去合法化；二是主要由积极参考社会引发“政策投射”，促使本土已有政策或主张政策的合法化；三是由积极参考社会引发教育“政策借鉴”，促使新议程的引入和本土化重构。从英澳两国媒体报道对参考社会及其参考内容的分析来看，“政策批驳”和“政策投射”仍是当前PISA引发两国政策议程的主要形式，两者都是围绕政策合法性而开展的政策辩论。其中，政策批驳是PISA引发政策议程的起点，即通过教育预期目标和PISA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唤起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继而反思本土教育政策，引发教育改革议程。政策投射则是PISA引发教育政策议程的重要形式。从两国媒体报道来看，对于他国和地区的正面提及更多是为了论证本身所持有的政策偏好。尤其在推进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议程时，媒体或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从PISA高绩效国家有针对性地挑选具体的教育政策或实践，而不考虑这类政策或实践的背景特征，即不是“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而是“基于政策的取证”（Policy-Based Evidence Making）。以澳大利亚媒体对于新加坡课程政策的争论为例，发现学习的倡导者和核心知识传授的倡导者都认为新加坡课程最能体现自身的政策主张，前者认为发现学习和问题解决是新加坡课程的核心理念，而后者的论证恰恰相反，认为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才是新加坡学生取得成功的关键。双方并没有就新加坡课程及其历史发展的全貌作出系统分析，而是基于自身政策主张和立场进行了取证式的投射。正如Waldow认为的那样，对政策背景的有限了解对进行更为广泛的政策投射有帮助。

（三）PISA 政策功能的可能改进：本土意义理解与重构下的“政策借鉴”

无论是PISA引发的“政策趋同”取向还是对“政策合法性”的关注，其出发点都是学习他国经验，改进本土教育政策和实践。但两者的关注焦点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强调在多元的本土政策和实践下蕴含着普适性的世界规则或世界文化，概言之，多元是表象，趋同是实质；后者则关注政策转移中的虚假性借鉴问题，认为政策趋同只是作为政策合法化工具而存在的一种表象，而表象后面所隐含的多元本土观念和实践才是实质。两者的差异，一方面源于对诸如“世界文化”“政策投射”等不同理论观念的强调和诠释，另一方面也源于政策借鉴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正如政策趋同存在政策同质化的隐忧，政策投射同样难以导向有效的政策借鉴。因此，PISA政策功能的发挥尚有待改进。

从功能定位来看，PISA应当进一步倡导基于价值观融合的政策趋同，导向真实而有效的教育政策借鉴，其核心是本土意义的解释和重构，包括对政策输入者和接收者的政策语境及其逻辑的系统理解。具体到实践主体：一方面，PISA主导机构需要立足于服务教育政策国际比较和借鉴的视角，对项目进行再设计，在最佳案例、典型实践等内容的呈现中充分关注政策输出方的背景特征，更加强调在充分理解一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从而避免提供一刀切式的“教育处方”。另一方面，政策的有效借鉴更加考验政策输入方的经验和智慧。如何在全球教育标准和本土多元实践中取得平衡？如何实现外来教育政策的本土化重构？这有赖于本土教育政策借鉴理念和制度逻辑的完善，以系统严谨的政策借鉴为导向，形成关于选择性参考、本土化改造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整套政策“接受”“转化”和“检视”机制。

在此过程中，应当关注媒体报道的正向引导作用。政策借鉴的过程是多元主体相互碰撞，不断妥协和调和的过程。积极的媒体报道不仅有助于公众形成关于PISA正确认知，而且能协调各方立场，形成政策借鉴合力。因此，关于PISA的媒体报道首先需要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PISA的结果及其可能的因果推断，进行更加审慎的解读，尽可能避免盲目的政策趋同效应。其次，媒体报道需要具有辩证比较的思维，在全球标准中定位本土的教育诉求，以本土语境理解他人政策逻辑及其意义。继而在立足本土的国际比较中，对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政策实践进行报道，将基于特定立场偏好的政策投射逐步引向系统有效的政策借鉴。再次，媒体报道还应致力于从多途径、多渠道梳理中国经验，消融文化差异，构建更具普适性的教育知识，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公众号排版限制，参考文献请参考纸刊。）

● 引用本文

黄丹凤.论大规模国际测试引发的教育参考与借鉴——基于英国、澳大利亚对PISA 2018的媒体报道分析[J].比较教育学报,2022(05):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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