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实 刘学智 | 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建设路径研究

作 者 简 介

李秋实

长春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刘学智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摘　要

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美国从战略高度审视教材质量危机，加大了教材质量标准的研制和改革力度。美国不同利益群体与教材之间形成的社会需要和关联指向，将教材质量分为消费市场的产品质量、官方管控的方向质量和机构评估的专业质量。为契合教材标准的功能诉求、化解教材共治的多元矛盾，美国制定和实施了统一的、满足课程改革政策要求的教材出版标准、审查标准和评价标准。通过加强出版源头管理、完善政府治理规制、健全质量监测评估的改革举措，推动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建设行稳致远。

教材标准是教材治理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的产物，制定、发布和实施教材标准是提升教材质量、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教育标准化工作不断加强，国家在教材建设领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在教材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但至今我国还没有颁布施行独立的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首次对教材工作作出明确指示，表明了教材质量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如何重建新时代教材质量观，如何建立以“发展质量为导向”的教材标准体系，以及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教材标准描述、评价、监测和改进教材质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教材标准研究的国家之一，历经几十年“基于标准课程改革”（Standards-driven Reform）运动的推进，教材标准已然成为中小学教材出版、管理与评价整个教材运作过程的基本准则，是美国教材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对美国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两方面内容：一是教材审查标准，研究者们在考查美国教材审定制度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州教材审查标准的特点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如宗桂春简要概述了加利福尼亚州科学、数学、英语、历史学科教材审定改革的标准和依据。陈燕、杨慧娟探讨了俄克拉何马州教材审定标准体系的内容构成与特点。二是教材评价标准，一些学者如张颖、吴先强、李秋实等介绍了当前美国基础教育领域较为成熟的教材评价工具，从框架结构、评价标准及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国内对教材标准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现有研究受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的局限，大多就标准而论标准。分散化、片段化的研究，致使教材标准这一重要的质量载体难以发挥系统化功能。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的内涵向度，进而探寻美国教材质量标准建设的演进脉络及发展路径，厘清内在逻辑，以期为推进新形势下我国基础教育教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的多维向度

管理学认为所谓质量就是符合要求和规格，具备适用性，能提供满足用户要求的产品。随着质量的概念渗透到教育领域，其内涵因对质量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多维质量观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指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于质量的规定、优先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强调可能各不相同，对于质量的定义应该是一个由家长、专业人士、管理部门等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参与的民主化过程。美国《教育类卓越绩效准则》（Education Criteria for Performance Excellence）也将“学生和利益相关者满意的确定”纳入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可见，综合平衡各方利益要求，进而实现整体利益是教育质量建设的核心观点。探讨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的内涵向度，应首先明晰与教材生产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立场。根据美国不同利益群体与教材之间形成的社会需要和关联指向，将教材质量分为三种：消费市场的产品质量、官方管控的方向质量、机构评估的专业质量。

（一）消费市场的产品质量

教材是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活动（教育活动）而生产的教育产品。质量理论认为，产品质量具有排他性，质量与提供独特产品及服务相关联，即教材作为教育范畴的产品其质量存在区别一般产品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产品质量”（Production Quality），是指产品或服务满足和/或超出用户需求的程度。基于产品和基于用户的质量定义，既要求教材产品在外观、性能上保证设计质量（Design Quality），实际效果的符合性质量（Confirmative Quality）也要相一致。

美国实行教材市场化制度，联邦政府不负责制定全国性的教材产品标准，而是由民间公众机构自行组织研究。20世纪初期，一些大型图书出版集团垄断了美国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份额，控制着各级各类教材及媒体教学材料的研究、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相比教材所关涉的社会效益，美国教材出版企业十分重视确保经济效益的服务质量，由出版企业负责教材生产和经营，包括教材更换、教师培训、教材咨询等征订、宣传和售后工作。教材产品要符合行业技术和出版标准对质量的基本规范，但教材内容终究在市场运作中产生。因此，教材内容常常存在一些语言乏味、论点肤浅、回避争论的问题，不断遭受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压力和批评。

美国教材出版的现代实践与大众教育的兴起相伴相随，20世纪末的基础教育改革促使教材产品质量观念发生变化。原有的各种产品技术指标仅能作为教材是否合格的基本判据，社会条件和市场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教材产品质量的转向，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成因：一是美国中小学教材出版逐年迅速增长的利益驱动；二是市场经济使教材过剩，以及巨额资金投入导致的激烈竞争；三是教材买方市场的出现和教育评估的强势影响。因此，新的时代背景下，仅从质量管理学视角构建“合格产品”的教材质量，会衍生减少市场有效供给和降低质量监管效能等问题，不足以充分满足消费市场的实际需要。

（二）官方管控的方向质量

教材作为实施国家课程与正式课程的物质载体和媒介，往往被视作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官方知识”。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是履行政治责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和实体。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部门协作，系统把握着教材建设的整体目标和方向质量。“方向质量”（Orientation Quality）是指政府的关注类型和程度，如国家颁布立法、法规和政策举措等。教材是国家事权，方向质量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教材的公共利益。政府对教材的发展规划、法律法规、管理监察、财政划拨等均是方向质量的重要构成。

美国教育管理实行地方分权制。《联邦和永久联合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和《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T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规定了公共教育领导权由各州各自保留，州政府拥有独立决策教育政策和课程设置的权力。在教材管理方面也充分彰显各州的主体性，学区成为管理教材的基本行政单位。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的迫切需求，各州政府为控制学区教育管理长期混乱的局面，纷纷通过行政、立法、合并学区等管理手段逐渐介入教育问题，美国的教材管理开始由分散自主转向集中。

美国政府管控的教材方向质量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政府对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的管理主要通过立法形式。《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掀起了全面的教育改革浪潮，对基础教育和教材提出了一套改革建议。报告中提出加强领导和管控教材质量，如“政府和学区应评价教材内容是否严谨或富有挑战性，应要求教材出版企业提供有关评价资料”等。二是自由与责任并重，奖励与制裁并举。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资助、效能责任和质量问责等间接治理方式，鼓励各州推行国家教育改革目标，促使各州积极回应教育教材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三是各州和地方政府行使教材质量的绝对控制权。例如，路易斯安那州教育厅完全主导着本州教材审查政策和程序。在整个教材审查周期中，州教育厅通过在线审查、线下会议等方式指导教材出版企业修订教材，要求教材内容必须符合路易斯安那州学科内容标准以及基于标准的课程框架。

（三）机构评估的专业质量

“专业质量”（Profession Quality）本质“是一种基于专业知识的文化”。来自OECD的报告显示，政府可以把责任委托给当地利益相关机构来管理各种任务，包括执行、监测、评估和报告。相对的权力下放不仅可以满足教材相关群体的实际需要，还可以更专业地向政府反馈教育改革目标的适当性和教材具体实践样态。

目前，美国基础教育教材第三方机构（Third-party Organizations）主要是由社会非营利组织主导，一般承担两方面功能。一是咨询功能，发挥专业机构的引导作用。美国一些民间专业委员会影响着教育发展的方向，例如，全美数学教师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作为美国数学教师的领导性机构，在1989年率先编撰并颁布了《学校数学课程和评价标准》（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以及随后的《数学教学专业化标准》（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学校数学的评估标准》（Assessment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学校数学的原则和标准》（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等一系列文件，试图通过专业化的学科内容标准和范例来实现课程教材的标准化，为课程教材的发展提供合理的专业意见。二是诊断功能，诊断教材的专业质量。依据国家和州政府的教材管理政策规定，通过质量评估对教材做出鉴定性评价。专业性评估有助于加强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在教材质量提升上的共同承诺，帮助学区、学校选用高质量教材，协同管理部门追踪和规范教材质量。

美国教育第三方机构的发展过程，也是联邦政府逐步加强对全国教育质量控制的过程，相关机构在政府、学校及出版企业之间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各类非政府教育组织机构和协会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产物，是美国政府与基础教育行之有效的联结。在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机关以外的第三方机构，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校对教材的选用抉择，监控着教材市场的质量信息，真正对教材发展起到了质量保障和社会监督作用，不仅遏制了教材市场不良现象滋生蔓延，也缓释了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教材管理的舆论压力。

二、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建设的基本脉络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历程，“质量”成为教材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词，清晰地呈现出美国社会各界以标准提升质量的真实脉络。标准是质量的“规矩”，高质量教材需要相应的高标准作为支撑。但由于教材标准是基于主体需要的利益表达，各方主体需要极具变化性和发展性，加之质量判断是一个客观与主观相对博弈的概念，用什么“标准”表达教材“质量”颇具争议。因此，教材质量标准作为各方利益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教材活动在演进过程中功能裂变的结果。

（一）服务社会生产：教材质量的产品标准

一般情况下，教材标准主要指教材的产品标准。图书出版行业规范着教材某些属性或成分的差异，如纸张、材料、开本、尺寸、重量、印刷、装帧等具有可测量特性的客观性标准，是用于描述教材产品在物理性能或特征上是否品质优良、符合规格及技术领先的标准。《教科书生产标准细则》（Manufacification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 for Textbook，MSST）是教材行业组织之间作为出版依据的工作文件。

MSST的产生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末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主任会议（Texas Textbook Directors’ Meeting），为解决图书制造行业的混乱成立的教科书规范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extbook Specifications，JCTS），于1969年更名为教科书标准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extbook Specifications，ACTS）。ACTS核心目的是保障中小学教学材料物理性能的适当标准，为制造商、出版企业、教科书管理者和公众提供基本指南。ACTS由三家机构组成，分别是图书制造商协会（Book Manufacturers’ Institute，BMI）、美国出版企业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AAP）和美国教材审查协会（Stat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Review Association，SIMRA）。BMI成立于1933年，是图书制造业权威性的贸易协会组织，美国出版业绝大部分图书都由BMI会员单位生产。AAP是美国出版企业的行业协会组织，代表着美国先进的图书、期刊和教育出版企业。SIMRA是州联邦教材审查组织。2015年，ACTS通过组织结构和附则审查，对MSST进行重组以精简协会业务。2019年，AAP、BMI和SIMRA为节省开支将ACTS解散并成立MSST委员会，成为隶属于BMI的一个正式机构。同时为扩大教材产品标准的使用，允许教材行业免费采用MSST。这些行业组织在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领域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被美国政府教育部门接受并认可。因而，MSST在事实上成为美国教材出版业的产品标准。

在过去的70年中，ACTS对不同教材材料进行过多种可控实验和周密测试，以精进教材制造工艺，发布准确的教材质量标准。AAP持续发布《PreK-12图书和教材报告》，按月度和年度统计美国教材生产、分销和零售领域的基本情况。综上所述，MSST致力于制定中小学教材制造标准，详细定义教材名称、品类和规格，规定教材印刷、装订和封面的具体要求，解释教材规范的常见问题，并依据国家和地方教材政策对产品质量的限制及时更新标准内容，是美国保障教材生产、规范教材产品的重要质量标准。

（二）保障课程改革：教材质量的审查标准

美国教材审查分为审定制和自由制，教材审查标准按范畴的不同分为以下两类：其一，州联邦审查机构与标准。美国采用州审定制度的成员组成了SIMRA。最初是1946年成立的东南地区教材董事会（Southeastern Textbook Directors），随后西部地区加入成立国家教材董事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xtbook Directors）。1970年，为突出各州政府教材管理的决策作用改为国家教材管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Textbook Administrators，NASTA），于2012年正式更名为SIMRA并发布了《教材审查通用标准框架》（Common Criteria Framework for the Vetting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从内容、公平和可达性、评价、组织和呈现、教学设计和支持几个方面对教材审定提出具体要求。SIMRA不断演进的过程也反映了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教材审定的持续关注，肯定了各州教材审定的重要地位。其二，州内审查机构与标准。通常情况下，成员州政府对教材管理采用三级审定机制。由各州教材质量委员会（State Textbook an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Quality Commission）推荐顾问成员成立州教材顾问小组，向州教育委员提交审定报告、推荐教材清单、举行听证会并收集社会意见；经过州教育委员会确定最终审定通过教材目录；再由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自行或从教材目录中选用审定教材。

基于管理者立场，最初的教材审定制往往更关注教材反映社会内容的评价，或者教材呈现出的布局与设计等物理材料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保障“基于标准课程改革”的实施，社会内容标准和教育内容标准逐渐成为美国中小学教材审查标准的主要组成。首先，社会内容标准。教材是意识形态和教育争论的中心，是权力关系斗争的结果。教材是一种权威的制度化文本，隐藏着大量以非计划的潜在课程形式存在的社会信息，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或信念表达了不同的社会期望。因此，教材审查要求教材符合教育法或教育政策中对社会内容的规定。例如，教材审查小组会依据州律法构建教材政治性和社会性审查标准，主要体现在种族、移民、性别和经济等方面。另外，不同党派和社会群体也会影响教材审查标准。因为政治不仅影响课堂里的教材，还会对下一代选民进行塑造，因此，美国中小学教材内容根据不同党派的政治分歧不尽相同。社会群体也会对教材中很多未能达成一致的基本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移民、奴隶制遗存等极具争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付诸辩论或诉讼，企图增加或删减一些内容从而影响教材审定的结果。其次，教育内容标准。从教育角度出发，审查标准包含广泛，除了关注教材内容是否出现事实性错误，还关注知识结构、难度、范围、顺序、学生符合度、多元文化及可读性等教育内容。教育内容标准的核心是审定教材与州课程标准的相关性，通常需要教材出版企业提交一份教材标准覆盖率的说明。

（三）促进教材发展：教材质量的评价标准

与具有一定权力和意志作为基础、国家政策下的教材质量审查标准不同，教材质量评价的主体是相关社会群体，更关注教材作为知识传递载体和课程实施资源的内在属性判断。社会话语权下的教材质量评价，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授权的一种体现。

在美国基础教育教材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方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专业性认证协会（Programmatic Accrediting Organizations）。如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to Science）作为全美科学和工程学协会联合体推行了“2061教材评价工具”；第二类是科研性质的委员会和基金会。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每年向国家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各学科发展情况的评估报告，资助课程发展项目设计“基于问题”教学的课程和教材；第三类是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附属威斯康星教育研究中心（Wisconsin Center for Education Research），为大规模评价基础教育教材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而开展的实施课程调查（Surveys of Enacted Curriculum，SEC）研究。第四类是民间非营利教育组织或机构，如美国成功公司（Achieve）和教育报告组织（EdReports.org）。美国的基础教育教材质量评价标准主要由以上四类社会机构发布，彼此之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材评价体系。

美国教材质量评价标准的构建直观地反向映射出教育改革的侧重，多是根据通用清单或检查表来评估教材是否合格或优质，一般存在以下共性维度：一是教材内容标准。教材内容的选择要符合学习目标。一方面，教材内容是否涵盖了学习目标中已成定论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教材学习目标的表述是否清楚明确或具体，以确保经过教学活动，学生能够达到标准规定的能力水平。相关机构和学者研发的各种教材评价工具，都将内容标准作为质量评价的主要标准。二是教学支持标准。教材要按照课程标准中教学支持以及对学生进步的评估方面进行测评。教学支持标准以教师和学生为价值主体，强调教材应提供支持和反馈教师学习的资源和工具；应支持所有学生学习，注重公平性和差异性；在知识结构、问题练习、评价指导等方面提供引领学生参与学习的途径。三是可获得性和可用性标准。强调教材是否满足学习者需求，以及教材语言、视觉、可读性和媒体技术等方面的质量。

三、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建设的实现路径

美国教材质量建设是内涵不断丰富、视域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充斥着不同主体对质量的权力制衡。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建设始终涉及三种主要力量，私营出版企业、政府和全国性组织机构和协会。教材的多方治理结构在共治中趋向完型，但问题也同样明显，由于缺乏国家统筹规划使不同主体彼此间矛盾频增，无法超越各方利益使国家战略目标得到真正地落实。美国的教材建设主体构成了相互交叠的三个衍生系统（见图1）。其中任何一个独立系统所采取的行动，不仅会联动教材系统产生整体性影响，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平行系统的效果。因此，如若不同关联系统所采取的行动能够协调一致，将生成强大的教材改革动力。

图1 美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系统图

2010年，由美国公立学校主管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CCSSO）和美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NGA）共同主导的全国性统一教育标准——《共同核心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CSS）正式颁布，开启了美国教材标准建设的新阶段。相互关联、忠实一致是由课程标准驱动的教材改革的政策核心，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满足课程改革对教材建设管理新政策要求的教材出版、审查和评价标准成为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建设的首要任务。

（一）加强出版源头管理，压实教材出版企业主体责任

教材既是一种出版物，又是一种基础教育课程资源。为推动新一轮“基于标准课程改革”的进程，CCSSO和NGA组织课程标准研制专家构建了与CCSS相适应的教材标准，即《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出版商准则》(Publishers’ Criteria for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以下简称《出版准则》)。《出版准则》的出台，规范了教材出版市场失序的局面，得到美国教育出版协会（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Publishers，AEP）的认可，称其指明了教材编写出版企业“需努力前进的准确方向”。

第一，阐明教材与国家标准一致的意义。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材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出版准则》是美国“基于标准课程改革”的进一步实施，为教材编写出版提供了忠实一致的教材标准。作为支持全国性统一教育标准实施的指南性文件，《出版准则》是基础教育教材可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的规范。不仅回应了教材市场运作下的挑战，也回应了地方教育监管人员与基层教师对于教材选用、评估缺乏指导的切实需求，对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出版准则》颁布后，美国大城市学校理事会（Council of Great City Schools，CGCS）随即要求其领导的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市等30多个学区使用《出版准则》指导教学材料的评审和选用工作。

第二，革新教材市场，重塑教材质量。《出版准则》的研制目的不在于规定教学材料与教学工具的基本形式，而是为多样的教学资源创造符合标准的条件，这与美国教材市场形势和CCSS的要求有关。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教科书的概念基本上被教学材料替代。出版企业提供的教材产品包括数字教材、在线工具、网络课程包等多元化资源。另一方面，由于CCSS没有规定教学资源的可接受样态，反而形成了通过创新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历史性机遇，提供练习册、跨年度项目以及定向方案等多种形式教学资源以符合《出版准则》的先决条件。总体来说，《出版准则》要求卖方市场回应标准，使教材出版业承担起保障教材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责任。

第三，构建符合CCSS的学科教材标准。教材改革的出发点是落实CCSS的教育目标，教材标准框架及内容应力求体现课程标准。以数学学科《出版准则》为例，基于CCSS的“聚焦性、连贯性和严谨性”形成教材一致性理念和主题，由“与CCSS相一致的材料与工具标准”；“科学和技术学科的数学与统计材料标准”；“以及数学教材与工具质量标准”组成了教材标准框架和内容。《出版准则》一致性判断标准较以往存在本质的不同。传统意义上的一致性判断等同于一种交叉列表，会形成大比例模糊的“一致内容”，难以解释严格意义上教材是否一致的事实。《出版准则》尝试增强标准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领域，更清晰地显现了教材编写的一致性遵循。

（二）完善政府治理规制，主导教材质量审定规划标准

CCSS和《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颁布后，确定教材建设的国家目标和为达到此目标而制定教材规划和审查标准，成为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教材改革政策中的当前战略。一方面，上提教材管理的国家立场，统筹推进教材治理总体思路。一是明确教材治理方位，把准教材治理的方向和目标。联邦政府作为教材治理体系的元角色和顶层设计者，需要平衡来自政府部门、教材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力量的内在冲突，使各主体趋向于共识性目标。二是厘清联邦政府权力边界，秉承服务角色定位。联邦政府在“基于标准课程改革”中更多的是发挥标准倡导者、资金资助者和研究支持者的作用。联邦政府负责提供适宜的政策条件和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发挥教材建设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三是向教育薄弱以及选用“标准化教材”的地区、学校倾斜。缺乏高质量教学材料是困扰美国资源不足学区的长期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为使薄弱地区进一步缩小资源缺口，向2600个学区提供了190亿美元的救济援助。超过一半的最贫困地区将联邦援助用于教学材料，以确保低收入学生人口最多的地区拥有高质量教材。另一方面，下放教材管理的地方重心，推进各州主导教材审查工作。一是通过立法落实各州教材管理责任。美国各州政府掌握着实际的教材买方市场，但绝大多数教材都是为了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三个州——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编写，致使各州教材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为结束这种长期错杂的局面，美国各州纷纷通过立法的强制力行使政府领导权，约束教材管理秩序。例如，2019年罗得岛州议会通过立法规定所有学区在2023年前采用来自州审定名单中的教材，新墨西哥州通过了教师参与教材审查管理的最新法案。二是鼓励各州重建更加严格的教材审查标准。高度市场化的教材反映的是出版企业的盈利动机，不会专注于重修内容或教学创新，本质上不支持旨在发展学生学习的课程标准。深化课程教材改革，就要严格依据州课程标准建立教材审查标准，核心问题是教材与CCSS的一致性，强调教材审查必须与各学科课程标准的关键转变（Key Shifts）建立紧密的对应关系。否则教材出版企业惟利是视，通常“过滤”或“回避”一些高标准要求。三是制定教材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各州通常将教材质量分为三个等级，例如，俄克拉何马州、新墨西哥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教育厅将教材评定为完全符合标准、部分符合标准和不符合标准三级质量水平。第一、二等级教材可以准入州教材审定名单供学区和学校选用，只有极少数教材可以被评定为完全符合标准的第一等级教材。

（三）健全质量监测评估，保障教材评价科学实施

教材质量监测本质上是由第三方提供的社会化评价服务，承担着第三方规制的角色。以往美国第三方机构的教材评价研究往往存在以下几种问题：一是绝大多数评价标准只是单纯地提供了评价指征，没有为其背后的原则辩护，缺乏相应理论基础的阐释；二是多数评价工具的开发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无形中形成了个体鲜明的多样化局面；三是粗浅地评价教材各种维度与目标的相关度，缺乏从材料向对学习转移的证据分析。目前，美国教材评价的长期弊病基本得到解决，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监测，这得益于以下三方面条件：

第一，依据国家课程改革需要，开展教材评价学理研究。课程标准是一个国家对本国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的重要依据，也是课程管理和评价的基础。CCSS颁布前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国家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等知名研究机构，都将教材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着眼点，基于CCSS展开了持久的学理性研究。这些非政府机构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国家标准化教材在课程标准实施中的核心作用，有力地影响了美国一系列教材政策的制定。

第二，非政府机构联合协作，形成协调高效的组织机制。CCSS和ESSA实施后，美国教材质量评价标准的研制趋向采用多方共同协作的组织机制，由非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合作，设立合伙人管理项目。例如，教学材料评价工具（Instructional Materials Evaluation Tool，IMET）由CCSSO、CGCS、学生成就合伙伙伴联盟（Student Achievement Partners，SAP）和民间非营利教育组织Achieve公司合作研发，由美国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和赫尔姆斯利慈善信托基金（Helmsley Charitable Trust）资助。Achieve公司担任组织的项目管理合伙人，负责协调管理各理事会、委员会以及机构之间的日常沟通和活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和项目主导机制，增强了教材评价的内在活力和运作能力。

第三，数据测量技术创新，开发基于数据的证据评价工具。一致、准确的教材评价工具和指标体系是教材评价研究有效性得以保证的前提。目前，美国具有代表性且已公布评估报告的教材质量评价工具有IMET、Achieve公司针对科学、数学和英语三个科目建构的教育者评估教学产品质量EQuIP（The Educators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Instructional Products）和EdReports.org发布的教学材料质量工具QIMT（Quality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ool）。以上三种教材质量评价工具以完备的评价标准、操作流程和信息反馈为特征，采用“证据中心”（Evidence-centered）的设计方式，分析教材核心概念和内容结构与CCSS的一致性。教材评价设计以证据测量和证据规则为重点，针对各项标准的具体指标提供必要证明，评定教材符合标准预期的相应等级，因而存在较高的内部可靠性。

四、结语

在世界各国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美国正从战略高度审视教材质量危机，不断加大教材质量标准的研制和改进力度。美国教材质量标准的多维向度，源自对质量必要的多重定义。不仅是为了捕捉复杂的质量结构，更是为了解决教材质量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教材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市场乃至课堂各个阶段而变化，促生了不同发展逻辑和方向的教材质量。但多样化的教材质量标准并不意味着标准的随意化，而是在贯彻国家基本价值观念和教育方针的基础上，引起从联邦到地方政府，到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在教材上的改革和创新，使之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努力。十多年来，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明显提升，教材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应。根据2022年EdReports.org最新发布的教材质量年度数据显示，目前美国K-12市场上约有71%的数学教材和83%的英语教材基本符合课程标准，相比2015年提高20%－30%，高质量教材的课堂使用率也在逐年提升。规范、严密有效的教材标准成为教材质量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迎来了教育质量提升的新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教育教材的质量形态和建设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尤其在教材标准缺失的语境下，去单方面追求教材质量的提升，难免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方向和动能。这要求我们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形成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的共同理解和共识解读，结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修订和实施，真正建立起体现我国教材质量提升本质特性的教材标准，为建设具备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高质量教材开创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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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李秋实,刘学智.美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建设路径研究[J].比较教育学报,2023(05):14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