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过了两次疫情，却无法不去直面恐惧

我是从后半段开始读到《方方日记》的。疫情很突然，当时还在纽约访学的我，从《纽约时报》上一眼扫到了“黄冈”这个词。

黄冈是我的出生地，许多至亲都还住在那里，它是一个今天不起眼、却颇有历史名气的小城市。今天不起眼，是因为它在经济上老是垫底，有点破败，也有点俗气。我们那里的方言很土，跟武汉略微洋气的腔调不一样。以至于上大学去了杭州，我有心无意地学了一口浙江普通话，一直到大四才把混淆的平卷舌纠正过来。说它有历史名气，是因为它与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苏东坡的人生艰难史连在一起。

上大学以后，一年回两次黄冈，因为父母在那里，父母的父母也在那里。后来去云南读博，因为人类学要做田野调查的缘故，中间有四年的春节都没回过老家。当时论文写的是白族的祭祀主题，过年都是和白族村民在一起，每次迎神赛会之后在寺庙里和村民围着篝火，就会特别思念老家的亲人。那几年在村里参加了许多葬礼，开始经常思考生死这个命题，也决定了不过任何节日，除了春节。好像人生不知不觉就开始做减法了。对很多社交都失去了兴趣，就觉得家人最重要，要对他们好。

这次黄冈老家封城，我来往最多的一个表妹和一位挚友都困在其中很久。表妹是年底考研一结束就回老家了。那位挚友和我一样，也是近乡情怯的人，但是因为父亲身体的缘故，一放假就跟丈夫带着孩子从西藏回了老家。当时她因为微博上看到了一些传言，一向谨慎的她戴上了口罩——他们一家三口恐怕是那天的天河机场为数不多戴口罩的人了。但是她也没及早作出判断，除夕年夜饭之后，她们一大家子人就挤在父母家中狭小的空间里，待了两个月。前两天总算是回到拉萨了。万幸。

封城之后，我有点发懵，好几天没敢跟家里联系。那会儿其实发生很多事，父母也刚刚卡在那个14天临界点的前一天路过武汉，家里人都很紧张会不会感染。父亲身体不好，我是最近这一年好不容易和他修复了一些裂痕，开始关心彼此。能相信吗？就是打一通电话问个平安多容易的事，我居然纠结了好几个晚上。连美国教授问我家里如何，我都故作淡定说一句“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心里是异常恐惧的，CNN和《纽约时报》每天都会报道国内的事态，微信、微博上也是铺天盖地的消息。

当时，要不要按原计划回国，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事情。因为在美国的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和同情中国疫情，劝不要回去，避一避再说。国内的几位好友也说，能别回来就别回来。这时候我觉得特别需要听一下家里人的意见。我终于给他们打电话，一一打电话。我大姑姑是家里见识最广的人，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她说让我尽快回来，还有我表弟的意见，我都很重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者。

我表妹还小，在电话那头的紧张、恐惧和失望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她和我舅舅、舅妈还有八十多岁的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婆耳聋，摔坏了腰腿，只能坐轮椅。她总问舅舅什么时候推她出去晒晒太阳，大家解释不清外面发生的事，只说“外面在发人瘟”，她也就不作声了。

表妹从除夕开始就一直有点咳嗽，非常紧张，又不敢轻易去医院——我们小城镇的医院那时候几乎是崩溃的状态，她去肯定会交叉感染——每天她都自测体温好多次。她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刷微博长大的，那段时间天天看到微博上有求救的信息，再加上她的一个同学就在武汉，母亲是医院的护士，父亲去医院做志愿者，父母都感染了。她说每天同学给她微信上发来的信息都带着死亡紧逼的恐惧。而表妹年前还去武汉玩过一天。

有一天，表妹给我打电话，哭着腔。说是她和她爸爸（我小舅）大吵一气，因为我二舅（她二伯）在疫情之前，一直在给市医院运送医疗垃圾，主要是注射针头、针管、废口罩那些。封城之后，二舅一直待在家里。他的领导有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是医院的医疗垃圾都好多天没人清理了，需要他过去。我小舅本来是劝他莫去，劝不过，只能陪他同去。二舅去年做过肿瘤切除的手术，免疫力确实不好。我们一家人都是那种执拗的性格，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心里有不痛快的，也都像对待三病两痛那样隐忍着。表妹觉得这万一要是染上了，回来再传染给家里人，那全家人都躲不过，所以就吵得很凶。

后来我也急了，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是这两个舅舅的姐姐，她总能劝一劝的。结果我妈过了半晌回我，说这个有劳动合同的，不去不行。再说，他不去，就更没人去了。后面几乎每隔两天，小舅都陪二舅去医院运送。亲友群里都在嘱咐他们，进屋之前要把防护服脱了，做好消毒才进门。二舅的儿子在医院开救护车，也是高危人群。当时就是内心默祷无奈只能听天由命的深深无力。

爷爷奶奶也在老家，奶奶半身不遂瘫痪了十几年，现在脑子和行动都褪化得厉害，但我爷爷是重情义的人，这么多年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她。他自己其实也有多年的几种慢性病。家里的护工回乡下过年了，封城之后爷爷就只好一个人照顾奶奶。我是回国之后才知道，爷爷有一天后半夜在洗手间摔了一跤，起不来，好半天才爬到卧室，给我小姑打电话。当时所有小区都封闭了，街上也禁止行车，我小姑住得远，过不去。后来是给小区物业打电话，层层报备，后来才在第二天中午，派车将小姑和她儿子接到爷爷家里，此后他们就一直住在爷爷家，防止再发生事故。

姨妈和姨父一直在武汉生活，本来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老百姓了。表姐是医院的护士，封城之后就一直在医院加班，住在医院宿舍里，一直没敢回家。姨妈和姨父也是多年的慢性病，姨妈还有轻度抑郁症，平时总失眠。不巧他们家隔得很近就是医院，她说有阵子医院的救护车整夜地响着，她更睡不着了，白天只敢掐着表开窗十分钟，稍微透点气。

表姐担心他们，他们也担心表姐，但都是非常克制。姨妈和姨父在家里一个多月，连门都几乎没开过，药也吃完了，过年办的年货也吃空了，最后就剩下一瓶腐乳和一盘腌菜，他们省着，慢慢吃。

不是所有人都会用网络，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求助。况且那时候快递也都停了，就是我姑姑说的“有钱也买不到”。黄冈的表妹说，听说有空投物资，但是非常少，而且很多人都派去巡查了，连自行车都不允许上路，物资根本没人派送，要自己去领，舅妈就领回来几个土豆。在黄冈的好朋友告诉我，封城期间，她们家就收到过政府从弄口的隔板递进来的一把葱。所以，3月4日那天当我读到方方老师的日记，讲到慢性病患者以及买菜的事情，心一下子就被碰到了。特别真实，特别感触。

也许确实有一些武汉人比较幸运，他们封城里的日子过得没那么艰难。可是那些不那么幸运的武汉人，在那些日子的封城日常里，会是怎样的一种恐惧？就像笼子里的肉鸡，不知道哪天是不是就会被抓出去宰杀——已知中的未知，让人绝望和恐惧。

2月上旬，有一天我路过曼哈顿的麦迪逊广场，看到两块黑板上的留言，百感交集——题目是“成为难民意味着什么”，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路人留言。

两块留言板，作者摄于曼哈顿麦迪逊广场

我一开始的理解是，成为难民，意味着“从无助到绝望的一段艰难遁逃。”后来通过家人，通过《方方日记》，还有许许多多自发记录的亲历者，我才发现，“从无助到绝望”不只是难民才会有的心路历程，因为受困逼仄无处遁逃可能是更恐惧和绝望的，但是求生的欲望是一样的强烈。

美国友人在得知我们回国航班被取消的消息时，还揶揄我们搞不好会成为“难民”，说实在回不去就到他们家里躲避一阵子，大家相视苦笑，彼此道别。可是，谁会想到没过多久，中国的情况好转了，美国的疫情开始了爆发，沦为重灾区呢？

我在美国访学和后期逗留的期间，没有受到任何所谓针对黄种人或中国人的歧视和敌意——只能说我遇到的美国人，无论肤色和民族，都非常尊重中国文化，尊重中国人。就连走在纽约街头无数次问路，陌生人都报以微笑，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另眼相看。就像纽约州长库莫说的：“为什么纽约的确诊人数这么多，因为纽约是全世界最包容的城市，它接纳任何一种文化，这也恰恰是我爱纽约的原因。”

我也很爱纽约这座城市，那位美国教授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一直善待我，使我和这个城市有某种情感上割舍不去的联系。在我们离开回国之前，她女儿还特意邀请我们到家里聚餐，跟所有家人道别。我收拾行李那晚，教授妈妈还一直担心我回国隔离没有足够的食物，试图说服我装一些米、麦片和花生酱在行李箱，千叮咛万嘱咐。

家里人和友人都说我是多幸运才躲过了两次疫情。的确是这样，虽然回来的过程也一波几曲折，好歹是回来了，终于平安无事。没去美国，就肯定回家过年了，后果不堪设想。要是后来一直滞留在美国不回来，等到签证过期美国疫情还没结束也有诸多麻烦。

还记得那会儿在哈佛校园里，同学之间提醒着要买口罩回国，我还满不在乎，结果去了多家药店都没货，回曼哈顿也是同样情形。后来了解到，那段时间美国货架上的口罩全部脱销，即便补货，第一时间都被华人一扫而空，大家都纷纷寄往中国了，给国内亲人，捐助湖北灾区。

我一贯是很佛系的态度，不以为然。美国人也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倒是在波士顿有位巴黎来的华人朋友给我一打N95，我当时特别感激和珍惜，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肯定不会拆开的。后来在莫斯科转机，意外地在自动售卖机看到一次性口罩，买了最后三包90个。

纽约疫情愈发严重之后，我非常挂念教授妈妈和所有那边的朋友们。本来打算给他们寄一批口罩，我想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我父母也非常支持。可是我没想到，这个寄口罩的过程如此费周章，复杂多变，期间还有各种舆论的质疑。我四处找途径，也得到国内一些朋友的热忱相助，公祭日那天，终于寄出去200只口罩，其中还包括我一个都没用到的N95。前几天又寄出去600个。苦笑，我原本预算好是可以寄6000个的，只能多寄几次了。

教授妈妈非常克制，没有说需不需要，只说她们所在的养老院封闭了，有一个员工确诊，她女儿一周开车过来一次，两人隔着窗户，女儿把超市采购的足够食物搁在门口，然后径直回家。我想，肯定是需要口罩的。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尽力给他们弄一些。

我记得2月中我回到杭州后，特别想往黄冈的家人和友人寄口罩，但当时快递都停了，问询无果。我想破脑壳，在网上给武汉的姨妈姨父成功买到了一次菜。正好是赶上二月末一个卖菜的平台上“给武汉亲人买菜”的活动，虽然每家限一单，心里也是很感激。

4月4日公祭日那天，我无意中看到李医师的名字在全球最大词条百科Wikipedia的解释。有超过40种语言文字。他被官方追授为“烈士”，具体为何烈，官方说得很含蓄。而在人类普世的价值观里，他更多是被称为“英雄”。

烈士martyr在英语世界的解释是“a person who is killed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us or other beliefs”，意为因宗教或信仰而被杀害的人。而英雄hero在英文里的语词解释是“a person, typically a man, who is admired or idealized for courag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r noble qualities”，因勇气、杰出成就或高尚品质而受到赞赏或理想化的人。语词的隐喻耐人寻味。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裔哲学家David Oppenheim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书里整理出古典时期的幸福人生所具备的十个要素，其中最后一条是“透过公民的荣耀纪念在历史上留名”。希望李医师的父母和孩子在丧失亲人的悲痛中，也许会为此感到一丝丝安慰。

《方方日记》停了，但是方方们的日记没有终止。方方写的都是普通人的真实平凡事。我也曾经是那在深夜清醒着，非要等到日记发出一口气读完才肯去睡的。方方写的都是普通人的平凡事，是小人物无处安放的惶恐和现时代秋风蝼蚁的悲戚。我读了觉得安心，觉得不孤独，还有那么多一起守夜的读者在留言。虽然大家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因着方方，像是独自摸黑夜行许久的人，终于见到烛光，知道有其他的人也在跟自己一样在往前走。虽然有时候起风，风很大，甚至暴雨，吹打得烛光快要熄灭，但是大家靠拢着，烛光就不会熄灭，彼此的温暖也可以抵御些深夜的寒气。

内心一直企盼——走下去，就有希望……

   八维在发送早期方方武汉日记，欢迎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