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珍，给我再倒一杯酒来。”丈夫躺在床上，声音极其微弱，就像一张纸被撕裂的声音。

丈夫嗜酒，哪怕患肝硬化晚期，还对酒念念不忘。不是我不坚持原则，有时候理论和现实较量后，理论在现实中不适用，最终要向现实妥协。我从酒坛里倒了一小杯，六分满的样子，递给了丈夫。明知患重病的人不能喝酒，要保护肝脏，但丈夫执拗的脾气，让我不得不顺了他。酒坛里的酒是用十多种中药浸泡的，我倒在玻璃杯里，像极了残阳浸泡在海里，也像我对丈夫既抱怨，又割舍不了的亲情。

我和丈夫是二婚。刚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丈夫与酒的关系，就像食盐和水的关系。我们在一起平静的生活了十多年，直到丈夫六十五岁以后，脾气变了，酒量大了。我知道丈夫脾气的变化和酒喝进胃里的浓度和深度有关，酒没有稀释掉丈夫的孤寂，反而改变了丈夫的脾气和身体。

我和丈夫住在离丈夫三个儿女十公里左右的小区里。我们的小居室是我们婚后买的，写的是丈夫孙女的名字。我理解三个儿女的顾忌。我把金钱和利益看得比水都淡的人，只要在重庆主城区，有一个供我和丈夫栖居的窝，我倒也不在乎房屋的名字。

丈夫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的发病就像惊雷一样，虽然多次在我的心里已有过铺垫，但突如其来的“脑梗塞”还是让我措手不及。发病当天，丈夫起床坐在了床上，突然说不出话来，丈夫紧锁着眉头，嘴巴被左边的皮肤拉扯着，歪了过去。我立即挨个打儿女的电话，离得最近的大女儿和女婿最先赶来，和我一起把他送到了就近的医院急救。丈夫虽是捡回一条命，但落下了瘫痪，失语的后遗症。

每一个重症病人，落在一个家庭，就是一座很难搬动的山。这个时候，我的亲生女儿面临生产，照顾丈夫的责任就落在了三个儿女身上。因丈夫爱喝酒，脾气也不好，喝酒后喜欢骂人，三个儿女都不愿意和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大家把丈夫送进了康复医院，雇了一个护工照顾丈夫，我隔三差五跑到医院看望。

丈夫的病情反反复复，大女儿有三次通知我她的父亲病危，我半夜赶到医院，几次都化险为夷，我的心揪紧了。我真想把自己变为两个人，一个在丈夫这边，一个在女儿这边。但我的女儿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把对丈夫的牵挂和担忧放在心里，我继续选择了住在女儿家里，每周去医院看望丈夫。

我和丈夫结婚快二十年，虽谈不上有多幸福，但至少在相依相携中走了过来。我没有工作，有时候种点蔬菜来买，丈夫有退休金，家里的开支几乎都是靠丈夫。婚后那几年，丈夫的脾气要平和一些。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就变小了，丈夫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对我的辱骂，最开始我很不适应，但辱骂久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也产生了抵抗力。我的免疫力增强后，抵抗力也随之增加了。

我把丈夫对我的辱骂当成了他的生活习惯，有的人以辱骂别人为乐，尤其是辱骂最亲近的人。我的女儿说我的脾气太好了，有时候需要有反叛精神，要独立自主，要有“新女性”的样子，但是如果我选择和丈夫较真的话，日子就很难过下去。我选择了妥协和顺从，在我们这一代的心里，生活就是这样，一方强势，另一方就需要弱下来，这样才能达到平衡。

丈夫的三个儿女，对我不咸不淡，他们和我亲近不起来，就像房间里隔了一层纱布，光线始终照得不透彻。我对三个儿女倒是贴心贴肺。也许你们会嘲笑我“冷脸贴着热屁股”，但是如果对生活与子女和善一些，我希望我也会被善待。我喜欢种蔬菜，我在小区旁边的空地里挖了好几块土地，按照节令种植了很多菜，每次三个儿女来我们这里，我都让他们把蔬菜大包小包的提回家。

二女儿的孩子出生后，我和丈夫住在二女儿家两、三年，帮忙带孙女，大多数时间是我在带，我把我的全部精力和爱，都给了孙女。虽是二婚，但我没有“各顾各”的想法，我很珍惜两家人合并在一起的缘分。但是丈夫住进了医院，我跟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住后，三个儿女对我的意见很大，觉得我对他们父亲的照顾少了，他们对我的疏远，就像生活对我的伤害。

其实我心里很受委屈，丈夫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上一两个月，每次都是我在床旁悉心照顾，儿女们“蜻蜓点水”似的来看父亲。想着在病房里睡在沙发上的日子，我心生悲凉。我隐隐担忧，万一丈夫哪一天离我而去，这个姻缘的线断因为无可奈何的分离，是不是所有的关系就断了？

我的担忧和现实的景象有惊人的一致。丈夫在去年疫情期间离我而去了。在离别我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女儿赶到了医院，丈夫已经奄奄一息，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拉着丈夫的手，把他的手捂了又捂，贴在我的胸前，告诉他，老邓啊，我答应过你的，我要种很多你喜欢吃的蔬菜，等你的病好后，我们继续在清溪河散步，丫丫的孩子也快出生了，还等着叫你外公呢。无论我说多少话，丈夫像大山一样沉默着。

“你们不能呆久了，医院防控有要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走进来提醒我们。

“阿姨，你们先走吧，我也不能呆久了。今天医院对我们已经算是宽松了，知道爸爸的日子不多了，特地让亲属们都进病房来。”大女儿满心忧虑的对我说。

我在床旁站着，很想留下来静静的陪着丈夫，但多次催促后，我和女儿只好离开，却不曾想到这是我和丈夫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天上午十点，女儿丫丫收到大女儿的短信——老爸已于上午9:40分离开了人世。大女儿通知我，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后，直接去殡仪馆吧。

老邓，这一年多疾病的折磨，你终于解脱了，我在心里叹着气，眼泪不由自主的冒了出来。这是一条每个人都会走的路，但是你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天堂的门外，这或长或短的余生，我如何艰难地走下去啊？

丈夫去世后两个月，大女儿通知我，让我把东西搬走，房子反正闲置，我和丈夫以前住的小居室要租出去，他们直接收租金。不知道是我太敏感了，还是“人走茶凉”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我没有执拗于房屋，女儿陪着我回去收拾东西，我绕着小区走了一圈，对小居室的东西摸了又摸，我站在厨房和卧室沉默了很久。

我在沉默里打捞记忆，但记忆的盈余留给我的是忧伤。邻居们也来帮我搬运，大家把我的东西打好包放进了“货拉拉”，我从此搬离了居住了十多年的小区，我在邻居们依依不舍的目光里离去。我离开那天，三角梅在围墙上开成了一片红海，邻居们对我的惦记和挂念是海里的涟漪。

我搬离小区后，平时关系要好的两三个邻居经常给我打电话拉家常，她们说很想念我，叫我回去玩，她们说菜市场也搬了，小区的某某餐馆换老板了，小区附近开起了大型的超市，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年幼的孙女需要我的照顾。等孙女大一点后，我会带着我的伤痛和思念，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区，去看望邻居们，去重走和我丈夫曾走过的路。

“以后等我走了，我的三个儿女就是你的儿女，他们会善待你的。”丈夫生前，无论清醒的时候还是酒后，经常把这句话念叨给我听，我知道让几个儿女待我好很难，但这句宽心的话，仍会安慰我好一阵子。

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后，我和丈夫的一大家人彻底断了。以前每年春节的聚会没有了，他们的电话号码在我手机里成了摆设。我也曾想主动打电话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但把电话找出来，正想拨通，又放下了。我担心他们在上班，在开车，在休息，我生怕打扰到他们。去年夏天重庆洪峰过境，正好大女儿的房子在滨江路上，我的女儿主动发信息关心他们，只等来了“谢谢”两个字的回复。

这一年多，不是我不主动联系三个儿女，而是我担心他们以为我是“包袱”，或像重庆的麻辣火锅，“巴倒烫”进胃里。我需要的，无非就是情感的互通，“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情。至于房产和赡养，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给他们增加负担。

我手机里存着丈夫唯一的视频，是护工在丈夫患病期间，录制的丈夫扶着栏杆走路的样子。我想丈夫了，就翻出来看看。每看完一次，悲欣交集的泪水从我的心里泛滥到我的脸上。“关于对一个人的看法无论会改变多少次，我们迟早会返回第一印象”。我常常回忆我和丈夫第一次见面的样子，丈夫比我大十岁，人到中年的我们组合到一起。那一天，丈夫穿着白色的外套，圆润的脸上挂着笑容，整个人很精神。

今年春节期间回故乡，我和女儿一家到农家乐游玩，这条熟悉的路勾起了我的回忆，这和丈夫回乡的路重叠在一起——丈夫的老家的亲人，我在心中时常挂念着你们，你们会偶尔想起我吗？

这姻缘，离我很近，又很遥远，世上没有比人情更重要的事，也没有比人情更令人心酸的事。农家乐旁的池塘里，太阳泛着光，在水里印出无数个小太阳，但风吹来，从脖子灌进我的体内，我感到一阵微寒。寒风吹彻后，把我的悲切和孤独也吹了出来。

这姻缘，很近又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