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立秋&曹影、刘佳彬：做翻译是选择一种学术态度
受访人 ：王立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访谈人 ： 曹影 刘佳彬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科生
受访人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硕士、博士，硕士和博士期间同时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政治思想、国际史，现主要关注非西方社会思想和国际史学史，也关注伊斯兰研究和与之相关的区域研究。
近期代表性成果：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导读萨义德》，王立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英]亚历克斯·默里：《为什么是阿甘本？》，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意]吉奥乔·阿甘本：《散文的理念》，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曹&刘：王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您一直在进行翻译工作，所以今天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学术著作翻译的一些问题。目前在国内学界，学术著作翻译基本是不被承认的成果，翻译稿费也非常微薄，对于这样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什么使您走上了这条道路并且坚持了这么多年呢？
王立秋：我是本科就开始做翻译了，那时候感觉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有些困惑，就是学院的课程内容跟主要学术期刊上讨论的东西不匹配。我去问了一些老师，回答是“啊，这些问题太小了，不是很主要的东西”，我就想可能是制度的结构性原因，使它不太关注正在发生的、还没有进入学术史的东西。那在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了解这个东西的情况下，我只能自己看。我一开始翻译并不是说要真的把它译过来，而是边看边翻译，是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但做着做着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用，我想到肯定会有人和我一样，想了解一些东西却找不到资料，那这个时候翻译就是有意义的。当我看到有这个意义之后，就开始去做了。
到博士之后，读的东西就更深了嘛，在做一个研究的时候，会去整理相关的文献，一整理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中文文献跟英文文献差得太多了。研究一个领域或者一个问题，不能中文里面有什么，我们就只认这些东西。现在做一个研究，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还有像我关注的比较多的西方理论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理论，这些研究你看中文的话，你会发现材料很少。但你做研究不能说在中文这个水平上写一点东西就好了，回顾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是基本工作。我发现就我当时想要研究的题目来说，国内的研究状况和国外差距很大，国外同行的研究已经很细了，想再做的新东西，就只能再深入挖掘档案和社会历史的细节。而我们在国内是没有技术去钻细节，我就在想可不可以把已经有的研究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也许我想不到能做什么新的，但别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想到更新的东西，这其实就是一个降低大家进入门槛的过程。再一个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中文里面没有，但大家没有接触到不代表没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翻译就可以做一个基础工作，有兴趣的人看到之后就会去钻。专业研究者当然要去看原文，但从入门到专业需要一个过程。翻译就是服务于这个过程的。对于在汉语里工作的同行来说，学术翻译也同样重要。翻译是学术积累的一个重要部分。
至于坚持的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当你发现这个事情有意义，你就会一直做吧。喜欢做的东西，会不自觉地每天都想做，你不会停止去做它。有一段时间我感觉特别明显，当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心很平静，有一种满足感。我是喜欢做这个东西的，所以它就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坚持不坚持的问题。如果说我是为了去拿那个钱，或者是为了拿那个成果去做这个事情，我可能会觉得累，但我做翻译的时候，我觉得能带给我快乐，所以我就做了。现在学术界不太承认翻译成果，给的钱也很少，有一阵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的想法比较极端，就是把翻译本身和翻译获得的东西分开。你做一个翻译，就不应该给他任何酬劳，在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时候，还有人来做，那他就是真的喜欢做。把这个事情分开，这样就不会有人为了钱来做。现在的问题就是比较难说清楚，它都是搅在一块儿的。
曹&刘：您还记得是您第一个翻译稿件是什么吗？
王立秋：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当时想转专业到社会学，就找了一位已经毕业的师兄，问他有什么建议。他给我发来两篇研究美国种族隔离的论文，说你先看看这个，熟悉一下这个论文是怎么写作的，有兴趣可以翻一翻，学一学，那个应该是最早的。
曹&刘：您个人有一些具体的翻译理念吗？
王立秋：其实也不算有吧，我没有学过翻译理论，就直接做了。当时我在国关学政治哲学，和施特劳斯学派有联系，他们强调字里行间的阅读，在某个层面上说，就是在面对文本时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所以我一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原文和译文严格对应起来，尽量不改变原文的句子结构。虽然读起来很绕、很累，但好处是译者会尽量少去调整、改变原本的东西。不过后来我发现也不一定要那样坚持，因为各种文章的属性不一样，比如说哲学文本抠得严一些是好的，但一些面对一般受众写作的内容，就不需要做那么严格的处理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调整一些表述方式让人更容易接受，尽量让它变得更好理解，翻译的目的就是让人看懂嘛。
曹&刘：我们了解到您翻译了许多阿甘本的著作，请问您平时是如何选择翻译文稿的呢？
王立秋：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做某个主题研究的综述和一些针对重要著作的深度书评的翻译。学术期刊会做几种书评，一种是单本书的书评，一种是围绕某个问题出了一批书，告诉你学界现在这个倾向是怎么做的。比如说这个学科现在比较流行哪个趋势，出了什么书，这些书在做什么，以及这些书跟之前对比所做的贡献。我想做的就是把学术发展的前因后果讲清楚，或者是把某个问题应该了解的最基本的东西掌握，其他人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会更有效。我比较感慨的是，新闻里面有些问题每年都会出现，记者也好，学者也好，他们每年的评论都没有任何提升，都在重复同样的话。不是老说学术是公器，学术需要前沿技术不断推进，我们要互相辅助嘛。我现在就是想用翻译把大框架和基本的东西堆起来，后面的人努力的时候，前面就有可以依赖的东西，能够做得更好，不必要每个人都重新走一遍。我给自己定位其实很低的，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原创性，可以做很前沿的东西，但我可以做一些铺垫的工作，那么以后的人他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内容。
曹&刘：您刚才说到自己没有专门学过翻译，那您在大学以及后面的学习期间为了做翻译工作，有没有进行过一些包括语言和相关技能的学习？
王立秋：语言肯定是要学的，翻译就是在过程中慢慢摸索，遇到难点就去查，是一个查出来的结果。我想强调一个点，就是读文献时不要觉得先学好语言再来读，其实可以不用学好就去读，边读边学就行，它没有那个先后次序。翻译你永远不可能把它做到最好，我现在回头看我早期做的肯定也很不行，翻译就是查，查得越多你就越安全，你觉得你不用查了的时候，就是你最容易犯错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种情况，某些学者为了突出自己的文学素养，会用那些词很古老的意思，或者用很生僻的词，不查就错了。学术翻译最重要的是要读懂，语言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另外是你要了解它研究的东西。现在外语学院出来的人也有很好的，但是有一些翻译他做不好的原因就在于，虽然他语言很好，但不熟悉这个领域，很多专业术语就会错掉，就会有问题。
曹&刘：您觉得在翻译中最简单和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王立秋：我觉得翻译本身倒不是很难，不过也分类型，要看你选的文本是怎么样的。社科文本是相对比较好翻译的，最难的我觉得是文学的东西，因为文学主观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有复杂的修辞。比如说我们早些年做的《乌力波》，你要让我译那个文学本身，我是不敢译的，我敢译的部分是评论这个文学的东西。文学难以定型，但社科的语言和论述的语言是有规则的，可以掌握，这就是翻译文本的难和容易。而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出口，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因为翻译涉及版权，我们自己做学术分享，很多是比较灰色地带的东西，可以是非盈利，用于学术目的。我对媒体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明明在用人家的东西，却把“翻译”改成“编译”，就觉得自己合理了。我现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尽量用正规的方式翻译过来，这个事情是由你一个人来推进的。国外那边不会主动找人来翻，你要去找他授权，那边授权完之后，你这边要找到地方可发，刚好两边都有地方，这样才能达成。我现在做的重点是论文，不过论文更难出来，因为好歹书可以直接买版权，但是单篇论文就很少有人去买版权来搞，而且中文世界里学术期刊不愿意发翻译的东西，因为它不算成果，媒体也不愿意发学术的东西，因为它太难了，不适合一般人来读。
曹&刘：您有什么想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王立秋：比较难解决吧，只能尽力争取，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走正规途径，尽量找正规的地方合作，但是我头疼的是找不到志趣相投的合作方，一些可能的合作又会因为需要考虑对方的需求而让自己丧失主动性，从而失去做事的乐趣。
曹&刘：您在翻译之后会不会去看一些评价，如果出现一些差评的话，您会怎么去看待和消化？
王立秋：我觉得分两种，我比较欢迎很具体和认真的评价，我关注的点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会有错误，你指出来，我认了、改了就好。我一直都觉得翻译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现在回头看，几年前没有发现的错误很多，在我无法不停回头看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需要批评。这样的批评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和互动。我比较抵触的批评是那种，下一个很大的判断说不好，又拒不指出问题所在。这样你表达的就是个人的情绪而已，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我比较感动的事是遇到比较认真的批评者，比如阿甘本有一本书，人大的一位老师就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指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样帮助很大，也很有用，我们再版时就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曹&刘：我们看到您的豆瓣主页的个性签名是“Be humble.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关于原创与翻译的关系，国内翻译界有不少评说，特别想听到您本人的一些想法。
王立秋：我是比较反对原创性崇拜的。我们在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思维倾向，就是这个东西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这是一种归属性的理解。但很多情况下你可能就是在解释前人的基础上推进了那么一点点，你要仔细算你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崇拜原创性就像那种在抢占地盘的态度。独创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学术研究都说是公器了嘛，它都是公共的东西，就没必要一定要区分你的我的。现在学术理论也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了，很多学者标榜的原创性，只不过是发现了，而不是发明了。
曹&刘：您说您的目标就是能够把一个问题、一个主题、一个领域的情况向中文学界说清楚，以此巩固中文学界研究基础，促进中外学界交流。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看待翻译在知识传播与中外学界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的。
王立秋：这个其实不用我来强调，大家都还觉得蛮重要的。我没有仔细研究翻译史，但好几次文明更迭，比如说阿拉伯大翻译运动，佛教过来的大翻译运动，这些让一个文明，一个文化通过文化交流出来更多的东西，其实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曹&刘：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未来想要接触学术翻译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立秋：第一点还是要找到意义，把它当成学习的过程是可以的，但如果想用它来谋生，我肯定不会鼓励。然后需要分清楚主次，我是那种比较极端的、想做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的那种人，但是正常人不会是这样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有自己的意义，当你找到它的意义你就可以去做，不一定要做很高端、很有贡献的事，意义都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事情听起来很好，但是它对你来说可能不一定适合。
本文原载于公号“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感谢王立秋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苏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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