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人民币国际化的借势、造势、蓄势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币由管制转向开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相当多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的创新等。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自然过程，并不是要与其他货币进行竞争，更不是要替代其他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早已是国际化的，虽然各自希望提高应用水平，但互相之间并没有进行所谓的竞争。

一个主权货币能成为国际货币，与该国经济总量、国际贸易占比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这些并不足以使人民币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欧元推出前后，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欧元将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依据是：欧元区土地面积与美国国土面积基本相当；欧元区人口与美国人口不相上下；欧元区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差不多；欧元区国际贸易量与美国国际贸易量相比不遑多让等。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欧元步履蹒跚，没有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欧元虽然在国际跨境支付中名列第二，但其中包括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结算。如果剔除同一货币区的跨境支付量，欧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恐怕与英镑、日元、加元和人民币差不多，即欧元在欧元区外的国际化程度并不比英镑、日元、加元和人民币高多少。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并不是要与其他货币竞争，也没必要设定一个数量目标。不过，人民币是由一个管制货币转向开放货币，国际化既有阻力，也有风险，所以必须稳步推进。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许多原因。比如，美国的经济实力、贸易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布雷顿森林会议、石油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进一步提升，还有其他客观因素，其中中国也做了很大贡献。

首先是新一波全球化。上一波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销往全世界，并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原材料等基础商品。虽然前有英镑后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但各发达国家一般还是用自己的主权货币进行进出口贸易，即使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意大利里拉等在国际结算中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新一波全球化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贸易的全球化很快演化为产业链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中，商品的生产基本上在一国境内完成，结算货币用进出口双方其中一方的主权货币即可，一般情况下肯定是用经济强势一方的主权货币。新一波全球化中，一是最终产品的生产方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贸易货币的选择权；二是产业链跨越许多国家，各节点之间为了核算、结算方便，必须有统一的计价单位和结算货币，最自然的选择就是美元；三是新一波全球化中，技术创新的发端、金融创新的发端大多在美国，产业链的核心企业即跨国企业大多数也是美国的企业。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一跃成为第一大贸易国，贸易结算绝大部分使用美元。其原因，一是人民币还是管制货币，只能应用外币进行贸易结算；二是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都是制度性美元结算商品；三是中国进出口商品大部分都是全球化产业链上的商品。2000年以来，中国贸易结算中其他币种的应用越来越少。

其次是在金融全球化中，美国金融市场快速创新发展。所谓国际货币，就是国际上的一般等价物。作为一般等价物，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信誉基础，更需要能方便地交换或购买其他物品，包括商品、服务、其他货币、金融资产等。除了产业链全球化下商品和服务贸易大量使用美元外，在金融领域，全球有最丰富的以美元计价的各类金融产品和多样的美元金融产品交易模式，最近40多年的重要金融创新几乎都发端于美国和美元领域，这是其他任何币种无可比拟的。

今年以来，国际上关于“去美元化”的声音和举措此起彼伏，也引起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机会的讨论。

“去美元化”并不是今年才开始。自从美国将美元、SWIFT、反洗钱、长臂管辖等手段武器化，便引起世界各国和市场主体的强烈反感，纷纷寻找规避美元和美国制裁的渠道和方式。

反对美元霸权的不仅仅是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和企业，也包括西欧国家、美国及欧洲的商业银行和企业。2019年1月31日，德国、法国、英国三国宣布建立欧盟对伊朗的替代性贸易结算支持机制（INSTEX），明确要绕过美国，实现非美元和非SWIFT交易，以实现欧盟与伊朗之间的合法贸易及结算。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对俄罗斯发起了一系列无底线制裁，严重损害了欧美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的信誉基础，击碎了所有国家（包括与美国友好国家）和个体对美欧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的信任，各方不仅探索“去美元化”的渠道和方法，更提出了重构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课题。

自特朗普政府开启地缘政治对抗，搞脱钩断链，再加上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开启重构进程，全球化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从人类发展趋势看，各个国家封闭发展是不可能的，拉帮结派集团式封闭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但出现了产业链在适当区域化基础上的全球化趋势。

这既是地缘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跨国企业为使产业链、供应链更具弹性的结果。正因为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的现实，区域内贸易结算“去美元化”成为可能，而且必要。这是今年以来许多国家公开提出“去美元化”的主要背景。

虽然国际上开始了“去美元化”的趋势，但我们还是需要冷静地看待这一现象。“去美元化”可能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相当长的未来，美元并不会失去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即使未来有一个或几个货币超越美元的地位，那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因素支撑美元维持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

一是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是全球化下的区域化，各区域之间并不是相互封闭的，区域间的支付结算依然需要相对集中的一般等价物；

二是一些主要的产业链、供应链依然是美国跨国企业主导的，它们也是全球化布局下的区域化，其产业链、供应链必然用美元计价、核算和支付结算；

三是其他货币地位的上升速度是否快于美国修复美元信誉的速度。必须看到，美国对美元信誉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除了经济能力、规则制定能力，在他国采取一系列手段甚至直接发动战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能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

人民币需要国际化，但并不是国际化的速度越快越好、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货币国际化，意味着货币政策、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国际金融市场和经济变化的影响，无论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甚至其他国家金融政策和经济变化得好与不好，都有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做任何事都要顺势而为才能取得成功，但顺势而为并不是被动或无所作为。因此，必须借势、造势、蓄势，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参加体育比赛，既要善于创造机会，更要善于抓住对手失误提供的机会。人民币国际化同样如此。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借助的最大的势，就是高质量、高开放度发展的中国经济。没有庞大的经济体量、没有高度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就无从谈起。

其次，借助“去美元化”的国际大势。当下的“去美元化”大势，是美国及其盟友自己造成的。美国利用美元作为武器，制裁别的国家，当超过了一定的度，就等于是制裁了自己，美元自动退出了相当大的市场。没有美元，市场依然要运转，其他主权货币包括人民币自然会进入。不过，并非美元以外的主权货币都有相同的机会，市场还是会选择可信、可交易、价值相对稳定、比较能被接受的货币。

第三，借助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大势。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区域内贸易结算将更多地使用区域内国家的主权货币。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实际上可以成为大多数区域，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一员。虽然美国的“脱钩”是希望围堵中国，但在市场的作用下，中国依然会是各类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区域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同样会出现“去美元化”的趋势。

面对这样的趋势，要抓住难得的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领域的应用。

首先要认真硏究各区域的贸易特点和各区域国家主权货币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推广策略；

其次要硏究不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如果是美国企业主导的产业链，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产业链一定是用美元计价和结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

再次，对外捐赠和援助一律以人民币计价或支付，政府间贷款一律使用人民币；

最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要尊重其他主权货币。在“去美元化”的大势下，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将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战略，但还是有一些国家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应该有接受市场选择的底气，相信市场和市场主体最终的决定。各区域内贸易结算货币肯定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最终一定会集中到一种或几种货币，不会区域内所有国家的主权货币都成为跨境结算货币。

造势，就是要形成国际上各国和各市场主体愿意持有人民币的环境。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要能方便地交换其他货品和服务。作为国际货币，要能方便地在国际上购买商品和服务、能与大多数主权货币进行兑换、能方便地投资各类资产或有足够多的以这种货币计价的资产可以交易。

第一，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服务能力。改变CIPS的推广策略，由“直参、间参”双层架构模式转向直参为主模式，将各国主要跨境结算银行发展为直参行。CIPS建立单独的跨境清算账户体系，既能隔离跨境清算和国内清算的风险，又能适应跨境清算跨时区、净额清算与实时清算双功能的要求。

第二，进一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要让人们愿意持有人民币，就必须有一个开放的人民币金融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发展离岸市场，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发展庞大而开放的在岸市场。长期而言，没有强大而开放的在岸市场，离岸市场终究难以繁荣。

第三，不断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在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欧盟金融市场虽然是一个开放市场，但没有美元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更没有美元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和活跃度，因此，欧元并没有成为人们原先预期的欧元区之外与美元相当的国际货币。

第四，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内容。制度型开放，不仅仅是外资机构及外资的准入，也不仅仅是金融产品创新的准入，更关键的是相关法规、会计制度和税务制度的建设。我国许多金融产品或模式的学习、引进，之所以变形的多，成功的少，比如支撑科创企业的风险投资、投贷联动等，是因为没有把作为支撑的法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等同时引进。所以，制度型金融开放不能就金融论金融。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既要看到它有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风险的一面。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状态下，不仅国际经济、金融的变化和动荡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我国经济、货币政策等亦将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及金融的运行。国外的风险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冲击我国经济和金融，我国的风险也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而外溢到世界其他地方。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再用以前外汇管制的方式隔离境内外金融风险，制定外汇管理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不能只着眼于国内的状况。因此，放眼世界，提升货币管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能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安全保障。

在人民币国际化状态下，货币的流入流出，有贸易项下、有资本项下；有用于贸易结算的，有用于投资或并购的，也有用于金融交易的；货币持有人有本国居民，也有非本国居民；更关键的是，流入流出的有外汇，也有人民币。因此，对货币流入流出的管理，不再是单纯的外汇管理，许多法律法规、管理工具和方法都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

人民币币值，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但币值稳定不等于汇率稳定。汇率并不完全反映或代表币值。在人民币国际化状态下，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的变化、利率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该国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此外，国际上各类市场主体因为各种原因进行规避风险操作，都会对人民币汇率和流动性产生影响。

因此，不能不辨原因的单纯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人民币及中国经济做出价值判断，更不能以此为依据管理人民币汇率。对汇率变化，要有平常心，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从有利于我国经济稳定出发，有技巧地利用其他工具做适当的对冲管理，一般情况下不必对汇率进行直接干预。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状态下，货币流通管理、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制定，既要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要顾及这些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