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期三早晨，刘玉勇如常去上班，如常坐在黑色捷达车后排左侧座位上，也如常被堵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阳光刚好穿过剥落的车窗贴膜，漏进车内，在他的黑毛衣上砍下一把光刀。

他发现司机小范这天很烦躁，尽管一年多来，刘玉勇都认为小范不算那种坏脾气的司机。堵车半小时后，小范也按捺不住，先按了几轮喇叭，又下车去打探，回来告诉他，几辆对驶的车互不相让，后面的车又贴上去。车头对车头，打了个死结。

刘玉勇摇下一半车窗，望出去，路面本有余地供车辆腾挪的，只是那点儿不多的地方，已被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占用了。鞋店都不叫鞋店了，全叫超市。货架溢出店堂，涌向人行道、自行车道和绿化带。几家名鞋超市看上去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各家高音喇叭传出的曲子不一样，但都是欢快喜庆、适合节庆的昂扬调子。刘玉勇上下班总要经过这里，遇上堵车，就常欣赏《步步高》《恭喜发财》和《欢乐中国年》。

他说，不急。

刘玉勇是县城建局长，局长迟到一会儿，当然没关系。县城里的班，不严格，人们九十点才陆续到单位。而且他上午没什么重要的事，倒是下午要去列席县委常委会，决定中心广场的改造方案。

中心广场从他小时候起就是这样子了，几十年都没改动过结构——杂乱的结构，内里却蓬勃，且经年累月越发蓬勃，自然生长、野蛮蔓延，终于撑不住，要炸开般。这里每寸地面，都像反复使用的旧抹布，可看出每次使用的痕迹，旧的痕迹还在，新的印痕又添上，层层叠叠、修修补补。路面挖开又补上、补上又挖开，如积累数年的沉积岩——他的专业是地质。

中心广场的改造项目半年前由县委书记动议，县长极为关心，财政拨款充足。小半年来，刘玉勇一直紧锣密鼓地安排招标。他倾向将广场中心环岛改建成城市花园供居民休闲的方案。周边小店铺拆除、回迁，入驻高层商场。商场旁设计停车楼、影剧院。这是正常的方案，没有亮点特色，却实用、适用，是县城该有的中心广场的样子。

小范说：“本来就堵，那几家卖鞋的又占了半条道，现在还修路，早该把这地方全拆了。”

小范做他的司机满一年了，当初是县长夫人介绍来的。小范和县长夫人是远亲，抑或只是浙江某地同乡，他们没明确说，这类事不好明确说。城建局是好单位，司机不是好工作——介绍这样的工作便很得体、讲分寸——好与不好相结合、能互补。刘玉勇不关心小范和县长夫人的关系，只确保没有程序错误即可。司机不占编制，属于外聘工人，所以刘玉勇也算不得徇私。

初见小范时，刘玉勇觉得他乡野气息重了些，简单说是粗野又善良的那种气息。开车技术还可，只是不适应城里的道路，有时会急躁，左奔右突，极不稳妥。刘玉勇说过他几次，小范也不介意，只是道歉，然后保证一定改。倏忽一年，小范身上的野气渐退，开车也不再超速。只是那种淳朴善良，似乎也消失了，大概跟局里的同事们也学来些心机。

让小范当司机是否是个错误？他想，县长是在监控自己吗？其实，他当初也这样怀疑过，只是他堂堂正正一个人，怕什么呢？这样一想，也很容易释然。

但小范一周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当时，刘玉勇是不在意的。不过是泛泛的威胁，他清楚，那些人手段高明，只是用错了对象。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小范：“随他们去。”然后下车，依稀听小范在车内嘟囔着什么。他没细听，因为不需要——难道小范也以为他真有把柄吗？

那些人，是中心广场改建项目的一家竞标商。他看过他们的竞标书，改造方向竟是华北鞋城——他们要把这里做成华北地区鞋品集散中心。那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让他隐约窥见其间关联。但琢磨不透，线索还未全面浮出。这里并不产鞋，连做皮鞋的牛皮羊皮都没有。唯一有关联的是县里生产绳子——可以做鞋带吗？华北鞋城的想法古怪又突兀，他也就从没考虑那些人的方案。

那些人，倒是老早就找过小范，要往捷达后备箱放两箱东西。小范没敢要，不过小范猜那应该是两箱茅台酒。小范清楚刘玉勇从不要那些东西。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刘玉勇总是让小范给人家送回去。刘玉勇也担心小范会委屈，毕竟别的局长司机如何他可以想见——局长看不上眼的东西，都是司机的。小范偏生遇上他，没好处可拿。于是他常给小范塞一包妻子做的面点，不值钱，只多少算种安慰。

小范说，那些人，有东南沿海口音。

他猜应是福建或浙江，有南方人的坚韧。浙江不是生产皮鞋吗？

先送礼，再威胁，那些人肯定成功过，所以在他身上复制经验。谁没点儿不能见光的秘密呢？

二

很多年来，刘玉勇都不常想起青海的事，直到一周前小范重复说了那些话：“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星期三这天，小范又说了一遍。说完后，小范扭头看他，两人却同时一趔趄，捷达熄火了。

“哎哟。”小范叫了声。

刘玉勇说：“这老车，熄火才正常呢。”

没想到小范问：“听说您父亲是老司机，您也会开车？”

他否认，只说小时候当好玩学的，并不真会，何况多年没握方向盘，技术怕早丢了。

小范又问，多少年？没准还能捡回来。开车跟游泳一样，学会了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刘玉勇很多年都没开过车了。在县城，几乎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会开车的。有些老人当然会记得，他父亲曾是县供销社开大货车的司机，他小时候也跟父亲学过几天。个头长得快，十二岁，一米六五，腿长，能踩死大货的刹车。只是转方向盘要下死力。为此他练过一段时间双杠，主要练臂力。那时正发育，吃得多又好，每天早晚各一枚鸡蛋，无氧运动和高蛋白结合，作用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肱二、肱三头肌。再去转大货车的方向盘，轻而易举。但他没去考驾照，那时人们对这事并没上心。后来上大学，便忘了这回事，以为总有一天会去考的，就拖延着，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落实，和很多事一样悬置、无后话了。少年好奇，再多技能也学得来；日后则觉烦心，一心只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局长前，刘玉勇骑自行车上下班；当局长后，就坐局长专车——捷达。县长专车是丰田越野，像县长一样高撅鼻子。刘玉勇认为，越野车虽然那么贵，真坐上去，其实跟皮卡也没区别。

皮卡是刘玉勇最后一次开过的车，那还是当年他在青海的时候了。

他突然意识到，小范的问话是种暗示。那些人的威胁跟青海有关吗？又突然记起，小范也是浙江人——他跟县长夫人是同村，而县长夫人是浙江人。他们和那些浙江商人，是否本就是同一伙人？

小范直接说到青海去了：“我没去过青海，但在青海开车，肯定很危险。以后有机会，我要开车去西藏青海转一圈，当然得先有辆自己的车……”

刘玉勇打断他：“那些人还找过你吗？”

他的打断太突兀，小范没明白，停顿片刻才回答说：“没有了，只是上次，我告诉过你了。”

他没说话，寻思刚才的问话是否不自然，泄露了心虚。

小范悄声说：“我听说那些人很厉害的，他们的项目在全国扩张，怕是每座城市都有他们的‘特务’。”说完又笑起来，大约认为“特务”用在这里，值得一笑。他却听小范每个字都是暗示，笑不出来。

捷达车还停在原地，小范又下车去观望，回来说，交警马上就来了。“这样子，必须得警察来才行。”

刘玉勇突然希望能一直堵在这地方，设身处地，就更容易想明白问题。而答案取决于那些人是否真知道他做过什么，又是否真有证据。

队尾的车辆在缓慢移动，先倒车，让出空间，再往前，是“欲先进、必先退”的方式，也是暗示。车窗两边，自行车迅速超过汽车的长龙。

有一瞬间，他发现世界安静极了，没有《步步高》的音乐，也没有自行车铃和汽车喇叭的声响。路对面，修路的工人、运载水泥的巨大机器，只剩下默剧般的机械动作。也是那瞬间，他感到一种宁静的幸福，真是难得。他曾以为再也不会幸福了。

这其实是重要的一天，对他而言，一点儿都不平常。

三

刘玉勇出生、成长都在县城。除去四年大学在北京和在青海支教的一年外，他几乎没出过远门，这和他县城里的朋友很不一样。那些人总是挖空心思制造出远门的机会，招商引资、开会、学习、考察或交流之类，每年都能有那么几次。他从来不找，有现成的机会也不去。他偶尔去趟石家庄或北京，也是因推不开的工作需要。省城和京城分别位于县城南北，其实都不远，所以他认为那算不得出远门。他还谦让过两次出国考察的机会，一次去澳大利亚，一次去日本，都是市里组织，各县都有人参加。有人说他太刻意，猜测他是否有更大的野心。他只好更低调，毕竟没人理解他的苦衷。好在人们后来都习惯了他的做派，也没人跟他计较了。在城建局长的正科职位待满八年后，就更没人跟他计较了。

他和妻子是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他去北京上大学，学地质。她没考上大学，家里在邮局给她找了份工作。他孤身回来，分配在县政府规划办做小科员，故人重逢，不是相见欢，只是觉得久处也不厌。在县城，久处不厌的人就可以结婚了。妻子在邮局的工作不需太多技术，只是烦琐。后来邮局系统更新换代，她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电脑的复杂操作，便被调去卖邮票。这地方集邮的人不多，邮票柜台兼卖电话卡和杂志，总是积压、卖不动。渐渐连寄信的人都少了，电话卡也退出历史舞台。邮票柜台被遗忘，邮局干脆关闭了邮政大厅角落的小柜台。那年正逢他初任城建局长，势头看上去总在上升中，她也就申请了病退，回家相夫教子。她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十几年，最后结局十分悲哀，而其中原委，是这世界一直在变，而她并不想变。她追呀追，也追不上这世界，只好不追了。作为北方女人，妻子生得高大，少些灵活。性格和体型相匹配，她的人也是又冷又硬地决绝着。这样有些事就无法希望她能理解，他也就从没向她解释过，他自有的那套秘而不宣的辩证法。

在县城政界，他也不是没有再上升的可能。县里领导各方面条件放到一起，显而易见也不如他。他多年前从京城名牌大学毕业，去青海支教后分回县城。他没抱怨，因为分配这回事有太多人为因素，况且回县城的结果，其实也合他心意。京城的车水马龙，在他看来与己无关。青海倒好，终究太偏僻。县城离北京很近，一百多公里，高速直达。也许将来会是京城的七环八环呢。这里的生活，和北京迥异，像隔开了三十年时间。他喜欢这种距离感。

刚工作时，人们背地里都说他，人年轻，其他都好，就是太内向，有时候想不开。看他的眼神也像看叛徒。“不适合机关工作”，年底述职会，他得到这样的评判，“学究气，毕竟是大学生，缺少历练，应该去基层锻炼几年”。然后，他才被调到城建局，油水很厚的单位。大概人们认为这对他来说正合适——他不是宣称吃素吗，那就去油锅里历练和见识吧。

县城的城建，工作不多。只是近年，小城突然打足精神成长，道路拥堵变得严重，城周边有新建楼盘，市政设施看上去也都该更新换代……他的工作才开始繁重。不过他还能应付，况且当局长后，再没同事宣称他“不合群”了。小范告诉他，他在局里的口碑，其实一直很不错。他没去分辨小范是不是在讨好自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口碑如何，好像也不太在乎。

四

刘玉勇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知道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可以去青海一年。当时他以为那意味着诗和远方。后来他不这么看了。他明白自己报名其实是因为恐惧。怎么能不恐惧呢？清贫又稳固的工作即将开始了，想来人生就再没变动的可能了。如此就要开始一生了啊？总还是不甘心的。那么趁着年轻再干点儿什么吧，就像给自己争取一年的“缓期执行”——这话是冯媛媛讲的，“你会工作一辈子的，不着急，但是支教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

刘玉勇很快就报了名，因为人生还长，他还可以做些事，比如去遥远的青海，人少地广。他查了地图，找到他们将去的地方，细小的县名孤零零标注在一个偏远的位置。还有条细线标记的道路，通往县城北边的无人区。

那年九月，他们五男四女就到了青海。其中八个是同校一届的毕业生。领头的冯媛媛，是另外八个人的辅导员，比其他人高三届。冯媛媛毕业后留在校团委做学生工作，长得很漂亮，两条黑辫子在头顶处绕两圈，像藏族人那样，身量也像，因为丰满。腿很长，不过也因为腿太长，所以没有腰。

高原的天空低，随时都会压下来一般。他们去的小学，只有两排平房。前排是教室、办公室，门上挂小学的门牌。后排是宿舍、食堂。宿舍很多，食堂只小小一间。一共五个班，百余名学生，都是走读的。校长老梁，此前一直一个人上课。老梁也住学校，没有家人。他那间宿舍，是最好的，因为门前有棵斜着长的树。树是这里稀罕的东西。树上挂口钟，老梁还管敲钟。老梁的衣服和抹布洗了就挂树枝上。高原干燥，衣服转眼就干透。老梁还在树底下练嗓子。秋天，老梁一嗓子喊出来，树叶就扑扑往下掉。

县政府在学校旁边，也是两排平房，中间没有围墙，只有道砂石垒的矮墙，膝盖高。学校还有根旗杆，上面总有国旗在飘。高原风大，留不住云。有点儿云，瞬间就散了。风也终日刮得褪色的国旗呼呼作响。

县政府前有块长方形水泥地。后来小学生开始做课间操，就去水泥地上列队。在政府上班的人，都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看学生做操。县政府时常派人来慰问，有新鲜蔬菜也给他们送来。两棵白菜冻得硬邦邦的，小秘书一手一棵提来。

刘玉勇喜欢运动，大学时就是学校标枪队主力，虽然标枪队一共只有三个人。青海这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空地，很适合练标枪。但这里没有标枪，这儿的小学连体育课都没有。刘玉勇就扔石头，他说，臂力不练会退化的。其实，他只是闲不住。石头从小学飞到县政府，他又跑过去扔回来。两次后，面色黑红的小秘书就制止他，“小刘，知道的说你在练标枪，不知道的以为你对政府有意见，朝我们扔石头呢。”他就再不扔石头了。

学校开了体育课，刘玉勇负责。他带学生跑步，跑了一百米，停下来，解释说自己不擅长下半身运动。这话在男生中传开，一度成为笑谈。

后来就竖起了两个双杠，县长个人捐款买的。刘玉勇发挥自己上半身力量，整日在双杠上翻筋斗，简直是赌气般，要证明自己擅长运动。冯媛媛她们四个女生喜欢在双杠上晾衣裳。刘玉勇说：“两个双杠，能不能留一个给我？”而后女生的衣服就挤着晾在一个双杠上。

十月一到，雪很着急地把一切都盖住了：老梁的树，树上的钟。双杠上白茫茫一茬茬雪，连旗杆也顶着白色的小帽子。有雪又有风的日子，来上课的学生都少了。

白天还好，夜晚却难打发。不是冷，是无聊。刘玉勇再不能在双杠上翻筋斗了，除非他想手掌冻掉一层皮。县政府送来面粉，白菜越来越罕见。好在都是年轻大学生，身远地偏，心思却仍是大的。这些心思从书本和音乐里来。书多是自己带的，衣服可以少带，书一定多带。专业书看来看去就索然无味，诗歌和小说开始流传。县邮局有《人民文学》，他们订阅的，总是晚到几个月，那也无妨。冯媛媛有时去县政府借《人民日报》，也是一星期前的报纸了。

那些晚上，他们都在老梁的宿舍，听音乐、聊天。冯媛媛说她睡觉晚，但她又总是起床最早的人。刘玉勇怀疑她是否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一本杂志，她一晚就看完，第二天一早便拿给其他人看。她说时间不够，只能抓紧些。刘玉勇觉得奇怪，因为他的时间却是多得没法打发。

那一阵，崔健已经唱过了《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有时他们见面，先吼一声“你何时跟我走？”天低云淡，歌声响亮流传。有一次，县政府那边不知谁拉开嗓子回了句：“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边的人就大笑起来。

刘玉勇当时正跟冯媛媛聊天，靠着老梁宿舍的窗户，木窗台上黑乎乎的都是积年累月的沙土。他们说到王蒙的小说《蝴蝶》。他依稀听见冯媛媛低声说：“才不是一无所有……”但她的声音沉淀下去，难以察觉。待他问她的时候，她只是否认。

如何说起去无人区考察的？应该跟《人民文学》上一篇讲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小说有关。有段时间，他们总是谈论这事，其实也没其他事可谈。冯媛媛最热心，老早就说：“县政府的皮卡可以借给我们用。”

一个女生迟疑着问：“我们去做什么？”

“去考察、探险，我们学这么多年科学，不就是为了探索未知吗？”冯媛媛一甩辫子，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她和苏文的专业都是生物。她说，无人区的生物考察项目，多好的想法。他们的大学从没人做过，何况他们已经在无人区边上了，再走五十公里，翻过一座冰山——海拔也不高，不过四千米——就能去无人区。

“四千米？我会有高原反应的。”那女生说。他们都有过高原反应，缺氧，像喝醉般在平地上也只能走曲线。每人适应高原反应的过程不一样，那女生适应得慢。

“你可以不去。”冯媛媛别过脸。女生不再讲话，只怔怔把两手十个指头拧成一团，像朵复杂的花苞。

老梁在吸烟，一尺余长的烟袋，端在右手心，这时他突然咳了一声。他们都看他。他眯着眼睛叭完一口，才睁眼，慢吞吞问：“咋了？”除了早上练嗓子的时候，他多数时间只是个沉默的老人。有次刘玉勇问他为什么练嗓子，他说：“不练练，嗓子就没用了。”这地方人少，没人说话，他担心嗓子功能退化。

刘玉勇说：“去看看呗，来一趟不去无人区，也可惜。”他不再练双杠后，就精力过剩，每天在指甲盖大的县城逛。后来就逛出城去了，不过城外什么都没有。也不对，还有荒原。刘玉勇和陈空竹都是地质系的，于是他们说起那种黑色的石头。

“因为含有矿物吗？”陈空竹问。

刘玉勇以为，不是矿物，而是“黑皮玉的原石”。这种玉石存量极少，且都产自高原。他已经捡了不少回来，还解释说：“现在捡石头，不扔县政府了，得留着研究，而且，说不定运气好，会在无人区发现矿藏。”他想就算没有矿，弄些黑皮玉在手里，也是不错的。

冯媛媛说：“反正，我们做点儿什么都比什么不做好。”

“如果真的发现稀有矿藏，怎么证明是我们发现的？”陈空竹问。大家都认为这问题确实难办。“我想，一定要先给大学知会一声，这样万一，万一呢……是不是？”

“我给校团委打报告。”冯媛媛立刻保证。

“我可以开车，我不会走路就会开车了。”刘玉勇也拍着胸脯。

“不过，我觉得发现矿藏这种事，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毕竟是有立场和想法的年轻人。”冯媛媛说。

“立场？什么立场？”

“对，立场和想法，我给你们听首歌，今天刚收到的磁带。”冯媛媛答非所问，雀跃着站起身去放磁带。磁带是她的好友从北京寄来的。老梁房里有台双卡录音机，是公物，在堆满杂物的写字桌上占了大半个桌面，显得很神圣。

“无垠的旷野之中，一片干裂大地。在夜的世界里，袭来的是阵阵的热风，黎明泛红的天空中，燃烧着九个太阳……”

冯媛媛说，唱歌的人是齐秦，一个台湾人。“为什么偏偏是九个太阳？”她说，“我们九个人，不是九个太阳吗？”

磁带是翻录的，不知翻过几版，效果不好，从头到尾只有一首歌。

刘玉勇后来很怀念那晚的时光。因为他们有了一个目的，用冯媛媛的话说，有了“立场”和“想法”。目的这东西，有时就像操场上那根旗杆，看似没什么实际用处，不能晾衣服，也不能当双杠玩，但它立在那里，你就觉得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中心，你就得仰视它。

几天后，刘玉勇午睡醒来，准备出去寄信。阳光猛烈，朔风呼啸，操场上空无一人。他远远看见，旗杆下多出一丛绿色灌木，走近才发现是冯媛媛，她晕倒了，绿色棉衣十分抢眼。刘玉勇叫她也不醒，他没多想，背上她就往县医院跑。

为去无人区，她把自己累倒了。她确实忙碌了几天。没有经费，她要想办法筹措。县政府也无力支持，不过答应把皮卡借给他们用，还专门请人对车辆做了改造。皮卡后车厢原是敞开的，只是拉货用，现在要坐人，就得搭棚子，用编织布挡起来。车厢里安上木板，固定结实，当椅子。座位有限，无法再带上一名司机，好在刘玉勇会开车。这些事情想来容易，一件件做下来，也千头万绪。

县医院比小学校还小，缺医少药，白布棉门帘是发黄的，上面的红十字不太明显。医院的人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给冯媛媛灌了白糖水，他们的诊断是她低血糖，说需要补充糖分，然后休息。喝了糖水后，她醒来，张口就问这是哪里。

刘玉勇说是医院。

她突然激动了，手舞足蹈地说要回去，“我怕医院，我不在这里。”就像撒娇的孩子。

他想了想，觉得“低血糖”确实没有待在医院的必要，就同意了，他背她回宿舍。她趴在他背上，软软的，像没有骨头。

走出医院，天色已黄昏，她突然凑近他耳朵说：“你知道吗？校团委派我来支教是有原因的，领导认为我不适合重要岗位的工作了，就是边缘化了。”

他想，她是不能被边缘化的，所以她还在争取，就说：“支教只是一年，很快就回去了。”他记得，当初她劝他来支教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讲的。

她说：“有些事，你不明白。我可能没有一年时间了。”

……

——摘自中篇小说《坠落》，作者周李立，原刊《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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