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过去了，被矫正的男孩和柜中的空气
撰写 | 超模
编辑 | 超模
矫正的历史
1997年，流氓罪废除，我国实质上实现了同性恋去罪化，对同性恋的解放带来一个“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不再将同性恋单独列为精神病条目之一，实现同性恋去病化。虽然不再被视作精神疾病，但是同性恋被归为“性指向障碍”。
2019年3月30日《恋人》项目在天津
“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19年了，为什么？”
2014年，燕子将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称：因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属虚假宣传。这一案件是中国“同性恋矫正治疗”第一案。然而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案中法院对同性恋不是病的判断并不能阻止其他医疗机构继续进行治疗。在一项采访中，燕子透露，截止2017年12月底，全国仍有112家医院与诊所仍在进行同性恋矫正。
总的来说，对同性恋的矫正有两大主要途径，生理阉割和心理阉割，大部分情况是同时进行的。譬如，1952年，“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接受了激素治疗，这是一种生理阉割和心理阉割双管齐下的治疗方法。接受激素治疗者胸部发育，丧失性欲，低沉抑郁。
《模仿游戏》
生理切割中的入侵性治疗，指的是通过进行生殖器阉割手术，抑止对同性的欲望。另一项臭名昭著的生理切割治疗方法名为前脑叶白质切断手术，“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手术曾被严重滥用”。
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被授予了葡萄牙医生António Egas Moniz，以表彰他发明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飞越疯人院》、《禁闭岛》等影片都提到了这种手术。
莫尼斯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示意图，先将前脑叶白质切除器具刺入颅腔，然后捣毁一块脑区。
后在此基础之上，冰锥疗法应运而生。冰锥疗法指的是使用冰锥插入眼窝进入大脑后切除灰质和白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导致病人麻木痴呆的额叶切断术逐渐被矫正医学界所摒弃。电击治疗开始取代额叶切断术的地位。在此之前，1935年，美国心理学会在一次报告中警告说，电击疗法并不能矫正同性恋者，除非采用”远高于一般电击人类所使用的强度“。
《发条橙》
催眠厌恶疗法和精神分析扭转治疗是心理切割采用的典型治疗方法。催眠厌恶疗法旨在将同性身体和恶心反应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并可能同时应用阿扑吗啡等类似药物，不断折磨接受治疗者的感官，就像《发条橙》里展现的那样，相当于“划破一副美丽的油画”。精神分析扭转治疗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然而弗洛伊德对同性恋能否被治疗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确实认为同性恋是性欲未完全发展的结果，但他同时认为“同性恋不是病”。尽管继承他衣钵者在他死后马上彻底否认他的人天生是双性恋的观点。现今，同性恋不是病已被大部分有识之士视作共识，但是同性恋传染论仍旧被大肆宣传。
现今的矫正市场上，竟然还存在着一些宣称可以通过画符、施咒、做法事等封建迷信的方式治疗同性恋的道士、巫师和“医生”。
被抹去的男孩
艾伦·钱伯斯，曾是美国反同团体“出埃及”（Exodus International）的主席。结果在2013年，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宣布“出埃及”解散，不免验证了“恐同即深柜”这一远古理论。亚当斯（Adams）199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恐同人士在观看男同性恋色情片的时候，勃起程度大于男性非恐同人士。（注意：目前学者对恐同和深柜的联系并没有明确的一致认同的研究结果。）而在2018年的电影《被抹去的男孩》中，性取向矫正所的心理治疗师原型Victor Sykes于2008年离开Love In Action之后，似乎也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和他现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被抹去的男孩》
电影《被抹去的男孩》根据同名回忆录改编，其记录和披露了Love In Action（2012年改名为“Restoration Path”）团体对于同性恋的矫正过程。该片集结了好莱坞著名演员Nicole Kidman、Russell Crowe、Lucas Hedges，以及Troye Sivan和Xaiver Dolan。Lucas在综艺《Ellen Show》上声称自己是流动性取向，而戳爷和多兰都是为LGBT权益呼吁的富有才华的男同性恋。
戳爷和男友
与“电击大师”杨永信不同，影片中“恐同即深柜”的性取向治疗师认为同性恋“不正常”，想要帮助同性恋者回归“正常”，毕竟现实生活中他自己也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困惑。这所诊所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日常忏悔（Routine Confession）对接受治疗者施加心理压迫。而杨永信之流仅仅是为了赚取钱财的嗜血商人，是一个施加伤害的罪犯。
妮可·基德曼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Shame on you! Shame on me, too.”儿子向母亲求助，要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诊所，而诊所人员不允许孩子离开。在母亲的坚定要求和朋友的帮助下，男孩终于逃离了牢笼。母亲开车临走前，对心理治疗师说了那句台词。若是所有送孩子去矫正性取向的父母意识到“Shame on me”，那么就不会出现千千万万个死去的“鲍比”了。
《被抹去的男孩》
1993年，美国国会和国防部出台了“不问不说”政策。这一政策指的是若军队中的同性恋者不表露自己的性取向，就不会受到惩罚和开除。1998年，一份国防部的报告称：“尽管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被开除的同性恋军人的数量和比例持续下降，并在1994年达到最低值，但是在此之后，因同性性行为受到惩罚的军人数量和比例却持续上升。”Servicemembers Legal Defense Network的数据显示，在这个政策下被驱逐的同性恋者反而越来越多。
被抹去的男孩和女孩们不仅被封住了嘴巴，迫不得已掩饰自己。这还没完，他们还要被视作“毒瘤”连根拔掉。
据美联社2011年12月22日报道，美国海军女同性恋者加埃塔(左)和其女友斯内尔(右)在分别数月重新见面后当众接吻，成为了上演海军传统“第一吻”的首对同性恋情侣。2011年9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废除了在美军中实行了18年的“不问不说”政策，被视为美国同性恋者维权的一大进步。
柜子里的空气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个同性恋。如果你如此评价一位同性恋，说不定他会沾沾自喜。有些同性恋可能视一眼被看穿性取向为羞辱，这意味着他/她身上的女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太多，而这恰恰是向异性恋霸权的主流社会靠拢的重大阻碍。当别人看穿你的“与众不同”的性取向的时候，就代表别人仅仅从你的气质就能将你归类到边缘人中了。保护自己的柜子仿佛从来没有过。
外表、归属、社会运动、人际关系是吉野贤治在《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中归纳的同性恋进行掩饰的四个维度。出柜的同性恋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要求掩饰，同性恋的性取向是无法更改的，但是张扬的作风和炫耀的行为是可以更改的。这也导致了一些法案可以由于不可更改的肤色、不可更改的宗教而判胜，但是因非裔美国人编排辫、伊斯兰教带头巾这些可以更改的“行为”而引发的法案便不能保护他们的这些“行为”自由。相同的，“法院只有在同性恋掩饰自己的前提下才肯保护他们的重要权力——如就业权或者监护权”。实质上是将“同性恋人群合理合法地变为二等公民”。
多兰和卢卡斯
福柯说：“人们可以宽容两个同性恋者在他们面前一同离去，但如果第二天他们微笑着，牵着手，温柔地拥抱着对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例如公开场合牵手对于异性恋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同性恋做同样的事，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个方面的抨击，甚至包括自我的羞赧。同性恋争取抚养权时，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在孩子面前对自己的性取向进行了充分的、到位的掩饰。
吉野贤治说道：“憎恶同性恋并要求所有形式的同化，在逻辑上至少是一致的，而一边支持平权一边又敦促同性恋通过掩饰变为二等公民，才是自相矛盾。”
《天佑鲍比》
在男同性恋语境中，有一个概念是“发妖”，即故意通过符合大众认知中的男同性恋刻板印象以达到嘲讽的喜态。这称之为逆向掩饰。福柯也曾说道：“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学和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和‘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这毫无疑问促进了‘性异常’领域的社会控制的有力进步；但它也有可能造成一种‘相反’话语的形成：同性恋经常运用同样的词汇，运用与医学诊断同样的分类，来为自己辩护，要求承认其合法与‘合乎自然’。”
女性和同性恋一样被要求掩饰和逆向掩饰，成功女性在职场中被要求相对男性化，但是当她们过于男性化的时候，人们又会要求她更有“女人味”一点。这就形成了“双重捆绑”。事实是，这件事的本质不在于我是要变得更“男性化”还是更加“女性化”，因为这些要求是无理的，它从来不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也无须在A或者B里选择一个。
《模仿游戏》
吉野贤治在民权篇肯定了身份政治的同时，提出了由平等过渡到普适自由新民权道路，即以普适自由的人权替代身份政治的民权。这是个美好的构想，然而郭晓飞指出，“身份为基础的权力话语很难轻易地完全抹去”。
众所周知，福柯不赞同身份政治。他崇尚古希腊式的性爱，认为同性恋应该被视作一种存在形式、生活艺术。他说：“我主张将问题改变为透过同性恋，可以建立、发明、增殖、调整哪些关系？”他的这一说法对于同性恋运动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我们太多时候是在复制、克隆、抄袭异性恋的关系。强调性身份的局限还在于，它仍不是一种“自由”，它是可以被消灭的“人群”，就像他们对待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那样。
同性恋在文莱一直被视为非法，但此前最多会被处以10年监禁。而从 2019 年 4 月 3 日起，同性恋、通奸、鸡奸、强奸和亵渎神灵的人，都将被鞭打或乱石打死。
掩饰的市场是巨大的，白人异性恋男士亦在生命中被无数次要求掩饰，如在求职、相亲、交流时掩饰身高、学历、财产、家境等。掩饰无处不在，而理性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将掩饰非义务性。掩饰从来不是一种义务，而应该是一种选择。你觉得柜子里的空气更加安全，那你就呆在柜子里。这是你的个人选择问题。若你觉得柜子外面的空气更加自由，你也可以打开柜子看看窗外的彩虹。出柜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动作，它是不断的、反复的、加固的身份验证过程。一个同性恋即使进行了出柜这个动作，还是会被逼迫回到柜子里。
当然，我们还可以盼望着“矫正”和“柜子”消失的一天。当同性恋被真正当做一种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正常”存在的时候，这两个词汇所指的包括社会现象、权力结构、文化意义在内的东西也就自然失势和解体了。
* 吉野贤治 《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
* 米歇尔·福柯 《性史》
* 鬼谷藏龙 《获过诺奖的神经科学“黑历史”：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 Eon-SF《不是疾病，却遭遇野蛮“矫正”：同性恋“矫正”黑历史》
* Robert Kronemeyer, Overcoming Homosexuality（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1980）
* Kenneth Lewes,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Male Homosexuality(New York: Jason Aronson,1988)
* Adams, H. E., Wright, L. W., & Lohr, B. A. . Is homophobia associated with homosexual arousal?.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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