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珺 杜静玄 李修宇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取代了国家间的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1]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的统计，从1946年到2017年，全球共发生了2330次导致当年25人以上的战斗人员死亡的暴力冲突，其中2086次是内部冲突，占比达到90%。图1描绘了这一趋势，全球内部冲突爆发的次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攀升，冷战结束后达到极高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内部冲突的频次有所下降；但在“阿拉伯之春”后，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并在2015年和2016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点。在此背景下，内部冲突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界对于内部冲突发生的原因这一经典和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批社会学家试图从“意图”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内部冲突的爆发是民众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反对现有政权意图的结果。[2] 而另一些社会运动研究者以及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强调“机会”的作用，认为当社会经济结构或者政治组织形式使发动内部冲突变得更加可行、潜在收益更大时，内部冲突更有可能爆发。[3] 近年来，受到族群层次研究的推动，针对内部冲突的研究一方面向更为微观的村县一级拓展；另一方面日益考虑国际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4]
外国直接投资（FDI）[5] 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货物贸易相比，FDI往往能给东道国带来一些特别的影响。首先，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互动主要涉及商品交换，而FDI则涉及资金、人员、技术、规范的流动，后者往往能对东道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其次，与一次性的货物贸易相比，FDI的周期更长，投资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冲击，投资方也有更多的机会介入东道国的社会经济之中，因此有更强的意愿与能力改变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此外，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吸引外国资本比购买外国商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既包括提供经济方面的优惠条件与自由化，也包括实行政治与社会改革以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6]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FDI来源国。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达到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5.2%。自2003年中国政府发布年度统计数据以来，2002—2016年中国OFDI流量的年均增速高达35.8%。其中，2013—2016年累计流量达5727.8亿美元，占截至2016年中国全部OFDI存量规模的40.9%。
大量的中国资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东道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些争议。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片面强调了中国OFDI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与负面冲击。[7] 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1年访问赞比亚时，曾批评中国“不顾一切地滥用”非洲大陆的资源是“新殖民主义”，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与欧美企业相比，部分中国企业在市场规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经验与认识尚不成熟，也受到了一些负面评价。[8]此外，由于迥异的文化与政策环境，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难以恰当处理部族问题和劳资矛盾，从而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9]
然而，以上研究主要基于案例分析或者问卷调查，难以确认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基于较大样本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虽然迅速增长的中国OFDI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但对中国OFDI对东道国影响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有限的相关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东道国经济层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形成的影响等。[10] 就笔者所知，基于较大样本来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政治影响的实证文献并没有。
基于此，本文在阐述了FDI对内部冲突的可能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2004—2016年中国对115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研究了其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OFDI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从而有助于增加民众投入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在理论贡献上，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有两支文献。一支研究的是FDI对内部冲突的影响。但这支文献并不区分投资来源国的差异性，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与传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国际投资行为上有显著不同。另一支研究的是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但这支文献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影响。除了个别的案例讨论和评述性文章外，几乎没有学术文章分析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政治影响。本文试图弥补以上两支文献的不足，尝试性地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提供了与主要传统OFDI国（美国）的首次直接比较，具有探索性意义。
第二，在数据使用上，为了衡量中国在当地的OFDI情况，本文既使用了反映当年投资情况的流量数据，又使用了反映累计投资情况的存量数据；既使用了国别层面的宏观数据，又使用了项目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全面衡量中国在当地的OFDI情况，本文试图使研究结果更为全面和稳健。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探讨的是来自中国的O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但相反的因果关系，即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对FDI的影响，也是广泛存在的，甚至比本文的研究主题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可能产生内生性的问题。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方法，有助于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第四，在现实意义上，OFDI已经日益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新形式，成为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新表现，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和建立规律性理解。本文的研究为此做出了努力。
[1] Lars-Erik Cederman and Manuel Vogt, "Dynamics and Logic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1, No.9, 2017, pp.1992-2016.
[2] 代表性的理论是泰德·格尔（Ted Robert Gurr）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参见Ted Robert Gurr,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2, 1968, pp.245-278; Ted Robert Gurr,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 No.4, 1968, pp.1104-1124；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三：一是“资源—动员”理论，参见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8。二是理性选择理论，参见John E. Roemer, "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 Econometrica, Vol.53, No.1, 1985, pp.85-108；Stergios Skaperda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Power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ty Righ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 No.4, 1992, pp.720-739。三是“贪婪”理论（也有学者归为“机会说”），参见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97, No.1, 2003, pp.75-90。
[4] 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第8期, 第94—127页。
[5] FDI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简写，意为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东道国（投资目的地）的角度阐述的国际直接投资。OFDI是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简写，意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母国（投资来源地）的角度阐述的国际直接投资。
[6] Elisa Giuliani and Chiara Macchi,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conomic and Human Rights Impac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8, No.2, 2013, pp.479-517；Patrick J. W. Egan, "Hard Bargains: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n Economic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52, No.1, 2010, pp.1-32.
[7] Tukumbi Lumumba-Kasongo: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Neo-Imperialism or a Neo-Colonialism? A Reflection,”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2010, pp: 234-266.
[8] 刘宝成、张梦莎：《中国企业“走出去”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2018。
[9] Uwe Wissenbach and Yuan Wang, "African Politics Meets Chinese Engineers: The Chinese-Built Standard Gauge Railway Project in Kenya and East Asia," Working Paper,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2017.
[10] Xiaolan Fu, Peter J. Buckley and Xiaoqing Maggie Fu, “The Growth Impact of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on H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https://doi.org/10.1016/j.ibusrev.2019.101658,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日。
（王碧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杜静玄系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修宇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硕士研究生。）
【风险评级报告】 2017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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