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新社会空间”： 处于政党组织社会的盲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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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人口需求、思想观念和组织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人群”的特征日益凸显。
原文：《在“新社会空间”中重塑党的组织力》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讲师、博士 汪仲启
新社会空间：
处于政党组织社会的盲区
“新社会空间”方面，单一形态的“单位体制”逐步解体，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商区、园区、楼宇等新的社会空间单元不断涌现。“新社会人群”方面，“体制人”转变为“社会人”，出现人口流动化、关系陌生化、需求中产化、组织信息化等一系列深刻变迁。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当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之外，大量的“两新组织”涌现，在一些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新组织”的占比甚至高达80%以上。大量的社会人口脱离了单位空间，进入“两新”组织空间，传统单位制下正常进行的政治领导、政治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经济分配功能不再能够覆盖到主要社会面，一个体制外的巨大的“新社会空间”游离于政党组织社会的盲区，成为基层党建和政治社会化的荒漠化地带。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附随后果，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与国家“脱嵌”的社会领域。这无疑对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勾连与融合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社会空间”中重构政党的组织力，即通过有效的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让政党和国家重新“进入”社会。
基本路径：
空间重组与关联再造
城市新社会空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边界碎片化和关联松散化，这使得城市新社会空间中的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无从下手。因此，在“后单位时代”，政党要重构组织力，国家要重新“进入”社会，必须重新找回治理的“抓手”，通过对碎片化的治理空间进行重组，首先恢复治理单元的空间边界。
目前，无论是“两新组织”党建，园区、楼宇、商圈的党建和治理创新等，其实都是为了让基层党建获得一个确定的“抓手”，均属于空间重组的具体表现。单位空间的稳定性在于其边界、要素及要素关联都相当稳定；而社区空间的稳定性则主要在于其物理属性——虽然空间内部的各类要素是高度流动的，但其物理边界是清晰稳固的。无论是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物理空间之中。因此，新社会空间就成为城市时代政党重构组织力、国家进入社会的治理“抓手”。
经过空间重组，基层治理获得了边界相对清晰的治理单元，但空间重组本身尚不足以造成空间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即空间边界虽然形成，但空间内部各要素依然只是简单地呈现出某种“物理罗列”或“机械团结”的形态，而缺乏活跃的有机联系。这样的空间只是形式上具有了治理单元的外表，但在其中开展治理活动依然很困难。由于这些空间内部的要素之间依然是松散的，所以有效治理所必须的纵横两方面的“联动”都难以实现。这就特别需要进行第二步——在治理空间中进行内部要素间的“关联再造”。
传统中国的农村社区或单位社区通常都是熟人社会。但现代城市社区大多是陌生人社会，人员和要素之间虽然在物理上距离很近，但由于缺乏关联与沟通，在心理和情感上实际上很远。社区规划与建设，无论是居住区还是商业区，主要考虑的都是经济或行政属性，公共空间严重不足。这导致城市社区往往只是一个陌生人的“聚集地”，而难以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如何实现城市社区中的关联再造，将其从陌生人的“聚集地”改造成具有较强关联度的“共同体”，正是城市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最大难点和核心诉求。
城市社区的空间重组与关联再造还面临一个巨大的新变量，那就是信息化、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工具的应用。实践表明，新技术工具应用较好的社区，往往社区组织、社区动员和社区服务也做得比较好，社区的关联度会大大增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更强；相应地，那里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往往也更加年轻化。
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要齐头并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组织中轴，党的基层组织则是政党与社会联结的触角和关键点，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发动机”与“压舱石”。通过广泛建立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治理单元中的基层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同中国社会之间紧密的有机联系得以发生。然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由于社会空间和社会人群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基层党建出现了不少缝隙和盲点，“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日渐突出。这些问题极大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存在感、凝聚力、动员力和认同度，从而不利于党执政根基的稳固。
中国的政治逻辑决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后者真正推进与落实的最大动力来源、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其中的每一方面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力支撑。
而另一方面，基层党建也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支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基层党建的理解比较片面，以为基层党建就是单纯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以为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的社会面覆盖就是实现了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基层党建单兵突进，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组织建设和组织覆盖，忽略了基层党建的实质是要巩固与增强党对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领导力，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建由于缺乏内容支撑而流于空洞化。这不仅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困难重重，而且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力也未能随着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实际增长。事实上，基层党建是社会治理的政治引领，社会治理则是基层党建的内容支撑。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核心，也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和重点。没有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就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3期第3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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