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留下的财富！|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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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见证了这一不平凡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在把握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原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承中发展》
本报记者 | 潘圳
图片 | 网络
传承：
以蒋学模为代表的几代经济学人的努力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境界，需要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学术坚守与创新。思想前卫的老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他们的许多理论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深具批判性、反思性、开创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铸就了光辉的一页。正如林毅夫所说，老一辈经济学家“一生的追求是希望用知识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自1900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从彼时走来的这一批经济学家，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描述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实质，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与方案。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学术论战提供了丰富的经济理论背景资料。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白卫星告诉本报记者，他曾对400多位中国经济学家作了统计分析，发现20%左右的经济学家致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从薛暮桥到谷书堂，从孙冶方到卓炯，从于光远到苏星，从宋涛到方生，这些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
在政治经济学界，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学术构建传统尤为明显。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工作的蒋学模，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专著三十多种，特别是由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和教材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高质量教材先后13次修订再版，累计发行2300多万册，影响教育了一批批理论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动态》常务副总编胡家勇向本报表示，蒋学模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包括：从独特的历史道路、独特的所有制结构、独特的经济理论和人文条件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
“搞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最具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首屈一指是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类是文科和财经类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本’，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主编的‘南方本’和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主编的‘北方本’。”辽宁大学原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在《文汇报》撰文认为，这两类教材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人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出了不少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举例道，如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须缩小指令性计划”“构建‘市场为基础、计划（国家）为主导’双重调节机制”“公平与效率应平衡发展”“国际价值规律”等思想观点。他进一步强调：“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不断推出的原创性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继续原创的广阔空间，仍需加倍努力。”
发展：
仍然具有强盛的现实生命力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李大钊是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被更多地翻译出版，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在30和4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研究和介绍《资本论》的著作。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向本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历了从著作片断的译介、单篇著作的翻译出版到文集、选集以及全集的翻译出版；从零星观点、个别理论观点的传播到系统理论学说的研究，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发挥和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西方经济学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但我国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合理解释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能否在新形势、新机遇下将我国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指导，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撰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日臻完善。
“马克思在150年以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继续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保持着主流地位。”在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看来，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这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是一致的。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经济学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进步。
未来：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对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特点进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确立为我们党领导未来经济工作需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和指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科学理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次“新飞跃”，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近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7.1%，远超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去年，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当之无愧的“稳定之锚”。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认为：“我们没有按图索骥，而是恪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正是依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中国得以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体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实现了三十多年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紧扣问题的实践性，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如何发展？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暴力向本报记者表示，首先，需要吸收中国经济发展的养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中提升出理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基础上对其进行提升，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系统阶段。在吸收中国经济发展的养分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需要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经济学是有其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的，近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基于牛顿力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基础，近代以来的几次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又取得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有新发展。新的时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一方面是现实需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演进，当二者交汇时，经济学将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当下正处于这一时期，我们应把握住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应当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简称“四个体系”）上下功夫。空军政治学院张克难教授告诉本报，在考虑“四个体系”的建设时，要把经典文献和经典文件的底子打好。一方面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体系中的立场和方法论，没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就没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要比马克思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是一项重要的、不断建构发展的学术工程。薪火相传，有待后来者不断的接力。相信，一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中国国情和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必将应时而生，并实现新的跨跃。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9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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