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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改变了汉语词典的生态随笔 | 社会科学报

王晓华 社会科学报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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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文化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里,有关文学死亡的预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文学似乎是一种行将过时的事物,一个即将在博物馆找到归宿的古董。虽然说出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夸大其词,但道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质疑: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对此,我不想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首先指出一个事实:站在你面前的我曾经用写作改变了词的用法,剔除了汉语中的歧视性表述,催生了新的意义空间。这是我曾经亲历的过程,是我曾经造就的因果关系,而它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影响这个世界,关怀他/她之外的生命。为了产生更好的效果,我引入了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一些手法。或者说,我的生态写作就是创意写作。

原文 :《生态文学,创意写作与现实关怀》

作者 |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晓华

图片 | 网络


一篇改变了汉语词典的生态随笔


1995年春季,刚刚从事生态写作的我翻阅汉语词典,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样的词条:“[天鹅]鸟名。像鹅而较大,颈长,羽毛多纯白色。主食水生植物,也吃鱼虾。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 它使我想起了发生在北京的一件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只天鹅在北海公园的水面上游弋,相亲相爱的身影引来无数游客欣赏的目光,但某个青年却暗中产生了想吃天鹅肉的强烈冲动;于是,猎枪响过之后,一只白天鹅应声落下,剩下的那只整日哀鸣不止,最终殉情而死。青年的举动引发了市民的愤怒,最终被判处数年徒刑。令我震惊的是,词典作者对天鹅的看法竟然与偷猎者完全一致:天鹅的肉可食。显然,按照词典的尺度,偷猎天鹅者根本不应该被判刑,因为天鹅对人的用途本来就是“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

  


这个发现引燃了我进行生态创意写作的冲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先后发表了《枪杀天鹅事件与汉语词典》《词典编撰应有生态意识》《词典中的文明演进》等生态随笔,大量使用了陌生化手法。譬如,将当时词典中有关野生动物的词条定位为“狩猎指南”。此类说法可能略显夸张,但却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随着相关杂文先后在《杂文报》《南方周末》《芒种》《咬文嚼字》《中国绿色时报》《深圳特区报》发表和转载,这种表述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为词典纠错成为民间和学术界的一个常规活动。词典的编撰者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读者的压力,《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每次再版都会修改一些词条。进入新世纪以后,渲染野生动物“肉可食”的解释基本上消失了,汉语词典开始辐射“生态意识”

  


在我的生态写作史上,这是个用创意改变意义空间的经典案例。事实上,这仅仅是牛刀小试。在此后的生态写作生涯中,陌生化手法被不断运用,文学在我的个体实践中日益显现出关怀所有生命的力量。


陌生化手法展现了屡试不爽的神奇效果


从写作《词典编撰应有生态意识》一文开始,我频繁运用陌生化手法。从最初的下意识运用到后来的有意识运用,陌生化手法几乎出现于我的每篇生态随笔中,形成了一种个体叙事层面的鲜明特色。随着它不断出现于“文字的蜂群”中,我持续体验到了生态创意写作的力量。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个文学理论术语,指的是唤起新奇感的创作手法。它可以揭示事物不寻常的一面,震惊沉迷于常识的读者,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对此,布莱希特进行过清晰的表述:“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在我从事生态写作的过程中,“惊愕和新奇感”不断出现。当然,这个过程具有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背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阅读《丑小鸭》杂志上的一篇小说时,一个陌生化的表述如电流般击中了我:“你想没想到,我们都靠吃动物的尸体过活。”此前,我很少在“食物”和“尸体”这两个词汇之间建立链接,但这句话却揭示了二者的联系。这种表述对我来说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今天我还沉迷于类似的修辞学实践。在我刚刚从事生态写作的九十年代,环境保护这类说法还刚刚兴起,大多数人还没做好接受它的心理准备。此时,平铺直叙的生态言说很难奏效。要想异军突起,生态写作就必须运用各种创意。正是由于这种深层逻辑,我的生态写作一开始成形为生态创意写作,而陌生化手法则展现了屡试不爽的神奇效果。譬如,在《为动物请命》一文中,我写下了下面的句子:“人建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根据人的需要强行赋予事物以属于人的意义,因此,鸡健壮的腿和结实的翅膀并不是鸡用来走路和飞翔的器官,而是供人食用的美肴。”再如,在《赞美拾荒者》一文中,我把拾荒者定位为“圣人”:“沉湎于享乐的人类切断了自然界的循环之链,把自然界的精华大量地转化为垃圾,使自然界日益消瘦和病弱,而拾荒者则把大多数人所废弃的东西聚集起来,让它们回到生生不息的造化之流中去。”又如,在《残酷的逻辑》一文中,我讽刺了当时流行的皮衣热,强调它不是“高贵的符号而是残酷的标志”。 “走路和飞翔的器官”、“圣人”、“残酷的标志”与有关食物、拾荒者、皮衣的日常定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陌生化的表述可以唤起读者的思考,引导他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藩篱。类似的例子很多,形成了绵延的系列,展示了我的生态创意写作的特色。

  


回过头来看,生态创意写作的出现折射出某种内在的需求。当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播撒生态话语时,当代生态文学还处于发轫期,专门从事它的人寥寥无几,相应表述属于稀缺话语。譬如,在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愿地球无恙》中,大多数作者都是已经成名的作家,如王蒙、从维熙、韦君宜、冯牧、王安忆等。对于他们来说,生态写作并非主业。正由于如此,刚刚从事生态写作的我得以脱颖而出。《愿地球无恙》是部不厚的选本,却收录了我的两篇生态随笔。与其说这是我的荣耀,毋宁说它折射出生态文学的边缘地位。受制于这种边缘处境,我不能不设法唤起读者的注意,而陌生化手法则是一种有效的言说手段。通过对陌生化手法的频繁运用,日常信念的荒谬之处被不断揭示和反思。与此同时,写作者的思路层层扩展,创造性的发现源源不断,相应观点最终影响了知识分子和芸芸众生。


现实关怀功能:所关怀的不仅仅是人,而是所有生命


到目前为止,我发表了属于创意写作范畴的生态随笔五十多篇,作品先后出现于《南方周末》《上海文学》《山花》《天涯》《杂文报》《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中国绿色时报》《森林与人类》《文汇报》(香港)《绿叶》《新京报》等报刊杂志,被包括《愿地球无恙》等几十种选本收录。通过这些前后相继的创作,我曾经阐释了生态创意写作的现实关怀功能:它所关怀的不仅仅是人,而是所有生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当代生态创意写作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

  


总的来说,“生态”是个褒义词,意味着守护、爱惜、敬畏,但这不意味着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当我刚刚从事生态创意写作时,关怀其他生命尚未提到大多数人的议事日程,相关方案显得奢侈乃至荒诞。对于在八十年代重启现代化筹划的汉语共同体来说,它属于反思性的思潮,其倡导者似乎来得太早。譬如,徐刚于1988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表现了过度砍伐森林、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但他的声音在当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生态文学处于边缘状态。不过,随着创意写作手法的引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其理论的显现,人们逐渐走出了单一物种的坐标系,开始接受更加多元的生命图景。现在,倡导生态保护的人不再被讥讽、嘲笑、批评,无需再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相反,他/她会被当作与环境友好交往的典范,被视为当代生活的楷模。这反过来见证了生态创意写作的力量。现在看来,生态创意写作主要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它呼唤人们反思人性,引导读者反思人类中心论,树立敬畏生命的信念;其二,运用包括陌生化手法在内的修辞学手段,重估自然生命的价值,培育热爱所有生命的温暖情怀;其三,在仁民与爱物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力图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随着努力的持续,生态文学展示了改变现实的力量。对于从事生态创作写作的我来说,“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是个伪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话语迅速兴起,现在已经进入主流文化的殿堂。它几乎总是占据汉语文本中的重要位置,直至成为真善美的代名词。虽然这并非仅仅是生态文学的功绩,但后者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相关随笔的影响,我曾经先后到美国、瑞士、韩国、英国讲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播撒“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理念。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是一个励志故事的结果,见证了生态创意写作的力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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