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成堆的晚明，“道德文章”变为“趣味文章”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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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问题成堆的时代，在公共事务中退却，而以插花艺术为津津乐道之事，即便是技进乎道，也不能不说是逃避责任，自私孱头。
原文 ：《晚明小品文的失与得》
作者 | 上海开放大学 鲍鹏山
图片 | 网络
对陶渊明道德价值的贬低
“公安三袁”中的老大袁宗道（伯修），曾著《读陶渊明传》一文，对靖节先生的人品出处发表了迥异于前人的见解。我们知道，至少自萧统《陶渊明集序》开始，陶渊明就已成为一种道德符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成为中国文人的道德英雄。但袁伯修却对此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陶之隐逸田园，不是为了道德上的清高，而是为了身心的安逸。这种看法倒也不算太坏，甚至可以说是颇合乎陶渊明自己一再申明的本意。但他说陶渊明的行为“与世人奔走禄仕，以餍吻者等耳”，就显得很没分晓。他接着说：“渊明岂以藜藿为清，恶肉食而逃之哉？疏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惯薄书。”如此而已。“譬如好色之人，不幸禀受清羸，一纵辄死，欲无独眠，亦不可得，盖命之急于色也。”也就是说，渊明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欲相较就其重而已。他之放弃官场，乃是出于不得已。
这显然是对陶渊明道德价值的贬低。
伯修从自然人性出发，只承认人出自自然本性的追求，而道德追求，或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所以，如果不是有害的，也是虚伪的。这实际上也是与传统儒家——无论是孟子一派还是荀子一派——唱反调。
伯修在三袁之中是最拘谨的一位，尚且如此，中郎、小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陶渊明形象道德价值的贬低甚至否定，体现出他们的精神向度，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如此蔑视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此贬低传统道德人物的道德价值。从李贽之贬损孔孟到三袁之重释陶潜，逻辑思路是贯通的，但社会影响却不大一样：李贽有更多的思想解放的意义，三袁则更多道德破坏。李贽解放的是人们的思想，三袁解放的更多的是人们的欲望。
做“天下不紧要人”
晚明文人完全是新类型，是士这一阶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新品种：他们既否定儒家的社会承担，又轻薄道家的个人操守，他们只认人性中自然欲求的一面，放纵，穷奢极欲。一切享受，物的享受与色的享受，只要身体允可，即纵情享受，恬不知耻；一切责任与义务，只要心有所烦，即弃之如敝履，且还要大张挞伐。这是一种反道德的生活方式，其代表人物，当推袁宏道。
袁宏道曾写《人日自笑》诗，描述自己的形象：“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着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袁宏道集笺校》卷33）
“自笑”，是自我调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自己都无法为他的社会形象作一定位。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惶恐与迷惘，恰恰相反，他颇得意，他在这四不像式的人格形象中摆脱了任一社会角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又从这任一社会角色中得到相应的地位、权利、享受甚至道德庇护。他一生服膺李贽，把李贽看成是为他思想上开路之人，但他决不像李贽那样在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他推重徐渭，把徐渭看成是艺术上的大师，但他决不在性情上如徐渭那样孤傲狂放，更不会在人生际遇上像徐渭那样落魄潦倒；他与汤显祖也保持着友谊，但他也不要像汤显祖那样陷入情与理的冲突，把当代思想与哲学当做自己的敌人，要与之作较量。这可以看成是他的聪明，他不要冲突，不要斗争，不要崇高，他只是随心所欲，至于在随心所欲时是否逾了矩，他毫不在意：因为，他已经在人生观上没了规矩。
他在给徐汉明的一封信中，把世间人分为四种：玩世、出世、谐世、适世。前三种他都予以智识上的贬低，而独推崇“适世”。自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适意，是他们唯一优点，而涉他性优点，却全不相关。“不堪一务，不擅一能”，他们已退出社会公共生活，不再为大众提供事务性的服务；而“不禅、不儒、不道，不学尧舜周孔之学，不行羞恶辞让之事”，又表明他们并连精神的感召力也彻底放弃，而以做“天下不紧要人”沾沾自喜。我们知道，任一社会，其知识分子，不外乎两种职能：承担国家事务性、技术性工作和承担社会的价值（所谓“仁以为己任”）、传承民族文化。这些都是“天下紧要”之务，所以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天下紧要之人。知识分子变成了社会、国家的“不紧要之人”，这个社会会怎样呢？知识分子自己又怎样呢？
这样的精神境界，我们固然可以说他们对传统有反叛之功，对当时的专制政体与专制思想有“解构”之力。与明代专制渐深相应，文人对体制的厌恶与逃避也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种逃避与厌恶已不像前人那样是由于特定的人事关系不睦，或政见相左，或小人当道，以及特定的黑暗年代的官场危机（所谓“天下无道”），而是对一般体制的逃避。他们逃避的不是“非常态”的无道的官场，恰恰是“常态”的官场。但是，“解构主义”之最致命的弱点，在于他们可以解构观念，却不能解构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民生问题等等，都不是解构主义所能解决的。袁宏道所处的时代，思想的僵化与文化的保守固然需要解构，而且这种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在与专制政体相互表里、得到专制政体支撑的时候，用解构主义的方法使其失去崇高与价值尊严，失去统帅人心的力量，是最为经济之方。但是，袁宏道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问题成堆的时代，在公共事务中退却，而以插花艺术为津津乐道之事，即便是技进乎道，也不能不说是逃避责任，自私孱头。
“道德文章”变为“趣味文章”
所以，晚明以中郎为代表的，讲究闲适、趣味的小品文，相对于此前的诸子、太史公、韩柳欧苏等人，是一个大变化。传统的“道德文章”，一变而为“趣味文章”。这种文字，轻灵可喜，却也轻浮可厌；充满雅趣，却也因为过度追求从而物极必反，堕为恶俗。中郎等晚明小品文，初读几篇，觉得辨丽可喜，读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做作、矫情、轻狂刻意、夸饰变态、自私自恋、自得自慰。人性中可厌的一面崭露无遗。
比如他的名作《满井游记》。作为游记，其纪游有始无终，颇显做作，其写景杂沓而无章法，其议论也可有可无。袁宏道此篇除却无关宏旨亦不疼不痒的一些“韵味”外，所有的，也就是一种亦官亦隐的“闲适”，甚为无聊。我说他无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佐证：他的“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试，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几句，被林纾痛訾为“以香奁之体为古文”（《春觉斋论文》）。而动辄以美人设喻，正是中郎的不能让人恭维的癖好。
中郎极推崇李贽，极推崇徐渭。但他在骨子里与他两人有大不同。李贽是打江山者，打江山者艰苦卓绝，便见其冲锋陷阵，折冲樽俎与人斗，枭枭狂辩，喇喇不休，性情亦坚忍狠毒，斩尽杀绝。而中郎则是坐江山者，便见其闲花野草，游山玩水，吃吃喝喝与人戏，风花雪月，闲言碎语，其性情亦婉媚柔顺，便辟巧佞。如果说李贽是思想的斗士，中郎则只是精神的贵族。徐渭呢，作为现实中的失败者，苦大仇深，但此深仇大恨亦自成就一段苦大仇深的文字。李贽徐渭的文章使人咬牙切齿，扼腕叹息，而以袁中郎为代表的晚明小品文，是缺少精神力量的，缺少价值上的坚持的，是不能为社会提供什么公共价值的。极力鼓吹晚明小品文的周作人甚至把晚明小品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特征相提并论，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中国新文学源流》）。这实在是荒唐之见。五四新文学是有主张的，有主义的，是面向人生的，是救世的而不是个人逍遥的，是有破坏有建设的。
高贵性，或理想上的、道义上的坚持与弘扬，是传统散文的身份，这种高贵，使得散文成为一种贵族化的文学样式，是并非什么人都能作的，那是“道德文章”，是必须有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从事散文创作的。而晚明小品文，平易近人，是其优点，而且，它没有身份，一般人，只要有一些文字上的修养与灵性，都可以作。它的最大贡献，即在于它把文章前面的“道德”二字革去了，解放了文章，使文章成为大众抒发感情表达性灵的随意的工具。士大夫之文需要修养，需要见解，需要对经典的熟悉，需要学问，并且，在写作时，还需要一种姿态，一种正襟危坐坐而论道的姿态；而晚明小品文的文人之文则只需要心性上的一点颖悟，精神上的一点感动，甚至，只是语言上的一点灵感，一句格言，一段感慨，即可敷衍成文。
因为这样，所以“小”，所以“品”，所以大众化。去除散文的贵族化，使其下降为大众娱情抒怀的工具；去除散文的“载道”、代圣贤立言等等道德负担，使其成为日常琐碎生活的记录，家常俚语的记叙，私人生活的伴侣，私人情怀的寄托——使散文由公共生活领域转到私人生活领域，由道德文章变为性情文章，由圣贤的传声筒变为个人的声口，由国家意志与价值的喉舌变为个人情怀的载体，这确是晚明小品文的功劳。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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