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十月·长篇小说》（选读①）∣钟求是：等待呼吸

Original 钟求是十月杂志 2022-10-16

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月报》双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出版小说集《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等待呼吸

钟求是

第一部　莫斯科的子弹
一
杜怡仍新鲜地记得，她和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阿尔巴特街。当时已是午后，天仍冷着脸，像要下雪的样子。她在一家咖啡馆用过一杯饮料和一片面包，然后出来往东北那一头逛去。每次到红场附近放风散心，她都乐意在这条步行街走上一回。因为是周末，街上的人比平时闹了一些。她走过一家书店、两间小玩品店，遇到了普希金家门口的那座双人雕像。她给了普希金一眼，又给了那位叫娜塔丽亚的女人一眼，没有停住脚步。前边有音乐的声音，那是一位老头儿坐在一张木凳上演奏手风琴。他的脸上有一批皱纹，样子像是退休工人。再行一段路，见街边围了半圈人，靠近了看，里头站着一位拉小提琴的姑娘。她小小瘦瘦的，拉出来的琴声也有些单薄。好玩的是，地上的琴盒打开，里边躺着一条白毛宠物狗，耳朵跟着琴声一动一动。杜怡逗留一小会儿，催着自己往前逛。前边有三两家画廊，门面有点瘦，卖的都是油画。她选了一家进去，先冲女店主点点头，再去看墙上挂着的众多画框。画框有大有小，装着各种景色和人物，呈出惯有的苏联味道。杜怡看了一遍，目光停在一只小画框上。画框里有一朵金黄的向日葵探过一堵砖墙，砖墙上坐着一个展开天真笑容的小男孩，两只脚调皮地甩来甩去。是的，那两只脚在画面定格中，仍有甩来甩去的动感。杜怡满意了，转过脑袋问价格。女店主盯她一眼，似乎在心里对眼前的中国姑娘研究两秒钟，然后说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比杜怡预料的要便宜，她没有还价。从画廊出来，杜怡胳肢夹窝里多出一朵向日葵和一位小男孩。这正是今天她上街的一种动力。宿舍的床墙上已空了很久，她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上。此刻这幅油画让杜怡的脚步有了小快乐，不远处就是街口了。这时路旁一堵长墙撞入她的目光。她慢一下身子，往长墙靠过去——每回逛这条街，她都会在此逗留一下。这长墙有点意思，据说前几年才竖起的，起先也许是让旅游者留言，后来不知怎么变为各种思想的投放地。因为内容无拘束、颜色无厘头，它成了著名的涂鸦墙，也成了阿尔巴特街上一处新亮点。杜怡踱着脚步，抬头巡看上面花花绿绿的内容。一堆放肆表达各种想法的俄文，中间偶尔夹着几句英语。也有一些即兴画作，譬如一位耸着肩膀的女郎、一个镰刀加锤子的图案、一头展开翅膀的双头鹰。有趣的是，在一片斑驳的色彩中，还出现了一句中文：我认为，卡尔·马克思已经不满意了！这句话是刚写上去的，字迹新鲜，红色的涂漆还淌下一些挂滴。杜怡侧一下脸，注意到旁边站着一位中国面孔的年轻眼镜男。他一手提着小漆桶一手捏着刷笔，眼睛认真盯着墙上的字，一副二分之一油漆工的样子。杜怡心里一乐，靠前一步说：“嘿，中国老乡。”眼镜男回应一眼，点点头，仍去看墙上的字。杜怡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眼镜男说：“中国人看中国字，看不懂吗？”杜怡说：“我是说，干吗把马克思扯上关系？”眼镜男说：“我在想象马克思。现在的这里，肯定不是马克思原来想象的样子了。”杜怡“嘻嘻”一笑说：“你在想象马克思的想象，够狂放的！”眼镜男说：“你看看上面的这些话，才叫一个狂放。”杜怡细瞧那些粗瘦不一的一行行俄文，确实有些放浪：“克里姆林宫的声音像是在吵架！”“私有化放进保守改革计划里，就像刺猬和蛇杂交！”“我们为什么把让步一个接一个送到美国的脚边？”“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出去是对的！”“我想在社会主义下工作，在资本主义下生活！”“我今天排了三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一只水果罐头！”杜怡指一下手说：“我支持水果罐头这一句。”是呀，眼下的莫斯科啥食品都稀缺，到处排队还买不到什么，譬如到菜市场走一趟，买到的不是土豆就是卷心菜了。眼镜男说：“现在什么话都能喷了，以前可不敢。”杜怡起了玩心，说：“刷子能借我用一下吗？我也喷一句。”她放下画框，从眼镜男手里取了漆桶和刷笔，站到墙前一笔一画写下一句：在莫斯科，我学会三十种土豆烧法啦！看到最后写出的几个字，眼镜男笑了起来。他说：“三十种烧法，真行呀！来多久啦？留学妹吧？”杜怡说：“一年多，友谊大学。你呢？”眼镜男说：“我莫斯科大学的，来了也一年多。”杜怡点点头：“噢，原来是莫大学兄。”眼镜男说：“还涂一句什么吗？”杜怡说：“不啦，谢谢你的刷子！”交还了刷子，似乎没必要逗留了。杜怡捡起画框夹在腋下，继续往前行步。现在她要做的是再走一段路，然后坐地铁回学校。经过加里宁大街时，她往红场方向看了一眼，几根戳向天空的塔尖清晰可见，仿佛直立的导弹守在那里。就在几天前，红场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阅兵式。因为是放假日，她在寝室电视机前懒懒坐一会儿，看到了时针指向十点的大钟、红色列宁像、历史博物馆的两座小塔、圣巴索大教堂的洋葱头和古姆百货商场屋顶未化掉的一层薄雪，当然还有整齐行走的士兵方阵和导弹车阵。在她的印象里，中国1984年的天安门大阅兵比这次红场阅兵式要气派得多。一场阅兵式碰到经济不景气，就像一个人遇上寒冷空气，即使裹紧大衣也容易缩头缩脑。这么想着，杜怡真的紧了一下大衣。她抬头望一眼，天空越发灰白了，有些撑不住的意思。看来不能磨蹭了，她让自己加快脚步。不一会儿，眼睛里出现了一个醒目的M字母，这正是她要找的地铁口。她走进去站到扶梯上，趁着空闲将画框换到左边，右手伸进衣兜里找硬币。她不仅摸到一枚五分戈比，还抓到一片口香糖。她用硬币买了车票，嚼着口香糖走过长长通道，进入1号线大厅。站台上的人不少，但还算好，没有高峰时的拥挤。她瞧一眼手表，静了身子等着，这时腋下的画框被轻轻拽了一下，转头一看，竟是半小时前的眼镜男。她“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来了？”话一出口便自知问得不对，他是莫大的，与友大邻近，当然得坐这条1号线。眼镜男说：“半小时遇到两次，算是缘分哩。”杜怡点一下头说：“看来莫斯科还是不够大。”眼镜男说：“刚才在涂鸦墙，我的嘴巴还想说点儿中国话，一抬头你已经走了。”杜怡说：“今天总共没跟人说几句话，你已经是最多的一个啦。”这话让眼镜男笑了起来。车子进站，眼镜男伸手取过画框，引着杜怡进了车厢。下车的人也不少，两个人找到了位置。眼镜男将画框搁在腿上，看着上面的向日葵和小男孩说：“你是学美术的吗？”杜怡说：“学美术还会到街上买这种画儿？我是学俄语的，号称俄语文学。你呢？”眼镜男说：“经济系，学《资本论》的。”杜怡说：“怪不得去想象马克思的想象，你……什么大名？”眼镜男说：“我号称夏小松。”他伸出手指，在画框上方画出自己的名字。他的手看上去有结实的肌肉，不是纤瘦的那种。他又告诉说，自己去年秋天来莫斯科自费读研，花了一年学俄文，现在以研二的年龄屈居研一。杜怡心里说，都研二年龄了，老男人呀。眼镜男夏小松说：“那么你呢？”杜怡说了名字，又说自己更亏，在国内读过一年大学，到这里也补了一年俄文，眼下刚混上大一。想一想，她补充说：“你们莫大我认识几个人，譬如张汝娟。”夏小松说：“张汝娟我见过两面，好像是历史系一年级……我明白了，你们是同一批的公派生。”杜怡点点头，他们这一批公费生有五十人，一起到的莫斯科，然后撒到各个大学了。夏小松说：“才是大一……你看上去挺老练的。”杜怡说：“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老？”夏小松笑了说：“我是说看上去老练。”杜怡说：“如果在国内接着念，我该是大三了。”说过这些，算是彼此把自己做了介绍。两张嘴巴停顿一下，一时没找到新的话头。这时又一站台到了，车门打开走出去一些人，车厢随之空了不少。杜怡正觉得该说点儿什么，听见夏小松嘴里发出一声轻笑。杜怡问怎么啦。夏小松说：“你看对面大胡子男人。”杜怡目光溜向对面——刚才被站着的人挡住，现在畅通了——一位身穿呢子大衣的络腮胡男士严肃地坐着，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像是随时要喝上一口。杜怡说：“一个没表情的男人，有啥好笑的吗？”夏小松说：“你看他的鞋子。”杜怡这才发现胡子男人的两只皮鞋颜色不同，一只黑色一只棕色，这跟严肃的神态一搭配，的确有些滑稽。杜怡忍住笑，使劲嚼几下口香糖。夏小松低了声音问：“你说这是为什么？”杜怡说：“穿错了呗。”夏小松说：“这个回答过于简单，一个中年男人没事似的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得有个深度解释。”杜怡说：“那你的说法是？”夏小松说：“咱们猜猜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杜怡想一想说：“也许是时尚，不对称的美嘛。”夏小松说：“也许是昨晚与夫人吵了一架，出门时心情不好丢了注意力。”杜怡说：“家里只有两双皮鞋，每双刚好坏了一只——是被老鼠咬坏的。”夏小松说：“某种强迫症患者，穿一样的鞋子很不痛快。”杜怡说：“购物的时候寄错了，又不让退换。”夏小松说：“这两只鞋有时候就是一个颜色，因为该先生是重度色盲。”这说法有想象力，杜怡“哧哧”笑出了声。对面的胡子男人有了警觉，目光直直地看过来，高声说了一句俄语，意思是你们讲一堆中国话，是说我吗？夏小松赶紧用俄语回答：“我们在讨论问题。”胡子男人说：“我看见你们在说我，我看见了。”夏小松说：“我们在讨论男人的胡子，以你为例。”胡子男人说：“我不高兴我被当作一个问题被别人讨论，在地铁车厢里。”夏小松说：“这位中国姑娘认为你胡子漂亮，她很固执。”胡子男人松了脸，看着杜怡说：“这是个有趣的情况，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杜怡说：“你的胡子……布局很好，茂盛但不乱。”胡子男人满意地咧了咧嘴，从兜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杜怡，杜怡不能表现得没礼貌，伸手接了过来。胡子男人又将矿泉水递给夏小松，夏小松犹豫一下也接了过来。为了回应对方的友谊，他拧开盖子使劲喝了一口，然后身子一抖嘴里喷出一团雾水，又抻直脖子送出一串咳嗽声——原来瓶子里装的是伏特加。胡子男人“咕咕咕”笑起来，杜怡愣一下也乐了，一边将酒瓶子夺过来还给胡子男人。夏小松喘着气，仍要张嘴讲话的样子。杜怡说：“你要说什么？”夏小松说：“我想起……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唯有咳嗽无法掩饰。”杜怡说：“这时候还给咳嗽找依据呀！现在我明白了，这男人鞋子错乱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他喝了酒。”夏小松委屈似的看看胡子男人，胡子男人友好地耸一耸肩。列车钻出地面停在莫斯科河的桥上站台。广播里响起声音，列宁山到了——与下一站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相比，从这个站口去莫大似乎还方便些。夏小松放下画框说声再见，站起身出了车门。杜怡回头望一眼窗外，没捉住他的背影，只看见一片河水和河水上方飘动的白色絮片。原来雪开始下了。杜怡把画框放在跟前，画面上多了几颗水粒，应该是夏小松刚才口中溅出的酒滴。她暗笑一声，掏出纸巾将水粒擦掉。对面的胡子男人时不时送过一眼来，他似乎不明白中国小伙子为什么撂下中国姑娘。杜怡不再理他。过一会儿，西南站也到了。杜怡下了车，坐长长的扶梯上到地面。一阵寒冷扑面而来，让她缩了缩身子。她抬一下头，几瓣雪花到了脸上。

二
以后几天，校园里攒了一层白雪。杜怡每日踩着白雪去上课。教学楼离宿舍楼也就几百米远，杜怡裹一件大衣在雪地里走上七八分钟便到了。进了教室，她会脱下大衣坐在靠边的座位上，一边等着老师一边跟周旁不同肤色的同学聊上几句。因为是走班制，教室里一般坐着二三十号人，这些同学出处甚广，大约一半苏联东欧一半亚非拉。同样的俄语，从一群嘴巴里讲出来是七腔八调的。坐在他们中间，杜怡常常觉得自己是《世界地图册》中的一页。这个学期由于刚刚入系，课程安排得有些紧，除了语音学和苏联文学，还有历史地理。地理老师是个豪迈的秃头胖子，喜欢用数字说事儿。有一次他把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报了一遍，又在黑板上写出国土面积，然后走到一个坦桑尼亚学生跟前说：“苏联面积是贵国的二十三点七倍。”走到一个古巴同学跟前说：“是贵国的二百〇三点六倍。”又站到杜怡前面说：“中国地盘也不小，但也只有我们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这个时候，他看上去像个爱国的数学老师。历史老师是个漂亮女人，只是身上多了一些洋葱味儿。杜怡喜欢她说话的样子，但最好是站在两米之外。讲课途中，她会加入一些历史轶事，让课堂的气氛不太干巴。譬如她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有钱，当时存在欧洲各个银行有2万亿美元，十月革命胜利后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枪决，本来应有十一具尸体，清点时只有九具，于是传说王储和小公主没有死；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西欧国家冒出好几个女人自称是死里逃生的公主，要求继承沙皇遗产。历史老师说：“她们都是假的。”历史老师又说：“假如这两万亿美元有一部分回到苏联，我们国家就能够摆脱眼下的经济困难。”讲授苏联文学的是一位有着忧郁表情的青年教师。他讲课基本不按教材走，各种内容相互穿插，一会儿黄金时代一会儿白银时代，一会儿《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一会儿《日瓦戈医生》。讲到《日瓦戈医生》时，青年教师忧郁的脸有了一点亮光。他介绍了该小说的身世，说这本书在苏联被封杀三十年，直到去年才公开出版，随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去瑞典代领了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本书污蔑十月革命，那是不恰当的。”青年教师点评。“把一本书当作政治武器，就会发生许多无奈和丑陋。”青年教师补充说：“帕斯捷尔纳克长着一张挺帅的马脸，可他一辈子没有像马一样自由过。”这个比喻有点好玩，杜怡不明白的是，一张马脸为什么也可以帅？这按中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她没有举手跟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每个上午和下午，杜怡就这样在教室里待上几个小时，听这几位老师讲苏联的各种事情。她不觉得自己是个认真的学生，老师讲得好听就多听一些，讲得不好听便恍惚一些，毕竟都是些关于他国的知识。她的目标不是做一个优等生——考试可以不要考得太好，有个四分便OK。傍晚下了课，她回寝室对付自己的肚子。同室是个匈牙利姑娘，饭菜吃不到一块儿，所以她的晚餐得一个人做。来这里一年多，尤其近二三个月，食品供应越来越苍白，她的口腹已被改造降级，不敢有超现实的欲望。通常的现实是，做一份土豆，再做一份卷心菜西红柿黄瓜组成的沙拉或菜汤。如果有一个鸡蛋出现，心中便按不住欢喜。主食是白面包或黑面包，偶尔也焖一小锅米饭。即使是这样，她的饭菜也能获得匈牙利姑娘的叫好。匈牙利姑娘名叫让娜，她说：“你们中国女人的手能很好帮助胃口。”又进一步表扬说：“你们中国政府也很好帮助了你们。”让娜后一句赞语指的是钱。每个月初，杜怡都能从中国使馆领到一笔八十美元的补助金——这是中国公派生独有的福利。这笔钱若买经济机票，能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飞一个来回，若在黑市换为卢布，能变成一个让人暗喜的数字。这种挺有力道的支援让匈牙利姑娘很是羡慕，她不知道的是，每次杜怡拿着钱包走进货架空空的商场，就恨不得把卢布塞到嘴里吞下去。杜怡和让娜吃着晚饭时，也会聊上几句各自的家乡。让娜来自匈牙利东南部的塞格德，那里盛产辣椒和腊肠，还有可以治胃病的温泉。杜怡的家在中国浙江南边一个县城，讲着一种叫温州话的方言，那里离海岸只有十多公里。杜怡告诉让娜：“中国也有许多吃辣椒的地方，不过我们那儿不吃，我们的菜以海鲜为主。”让娜说：“你说的是海鱼对吗？”杜怡说：“不光是鱼，还有很多海里的东西。”让娜说：“你可以说出来，我有兴趣听。”杜怡没法在俄语里找到那么多海鲜，只好用中文一溜儿报出：黄花鱼、墨鱼、鲳鱼、带鱼、龙头鱼、香螺、泥螺、牡蛎、花蚶、海瓜子、蛏子、虾蛄、海蜇、对虾、跳鱼、梭子蟹、海带、紫菜……这念白似的中国话使让娜有些发愣，她生长在内陆国家，无法去想象海鲜。她唯一能确认的，是在杜怡脸上看到了垂涎欲滴。杜怡往嘴里塞一块土豆，想起了爹妈和弟弟，想起了遥远的家中餐桌。她算了算，自己已经有四百多天没吃上爸妈做的饭菜了。这四百多天里，杜怡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汇报平安，顺便也撒个娇叹声苦。过不多久，爸妈便会寄来安慰和教育。安慰是妈妈的，因为她是妇联干部；教育是老爸的，因为他是中学教师。信尾有时也会出现弟弟写的一行字，他还是初中生，字里有幼稚的调皮。但所有的安慰和教育和调皮加起来，也只是一堆纸上的东西，不能改善食物的单调，更不能改善日子的单调。当然啦，眼前这位匈牙利姑娘懂不了中国海鲜，也懂不了中国式心思的，杜怡想。周六上午，杜怡睡了个小懒觉，睁开眼睛后，在被窝里做出决定，去莫大看看张汝娟。她和张汝娟初到莫斯科时，因为等待分配大学，一起在暂留营里待了十多天。后来俩人去了各自的大学就读，但由于校园离得近，隔些日子也走动一下。杜怡吃了点早餐面包，穿上大衣戴了帽子出门。从友大到莫大，只需要坐五分钟公交加两站地铁。这样的距离有串门的感觉，远近恰到好处。到达莫大已10点多，正是一天中开始开朗的时间。天气不错，阳光穿过薄云照在雪地上，大块头的教学楼看上去很精神。杜怡每次来莫大玩，都要对着这座著名的大楼认真看上两眼：一眼给主楼顶上的五角星，一眼给右边副楼顶上的温度盘。此时的五角星有些发亮，因为上面沾了白雪；温度针则指向零下七摄氏度。杜怡进入副楼找到历史系宿舍区，给管理员看过学生证，便坐电梯上楼。莫大宿舍楼太肥胖了，据说有五千多个房间，容易让人晕头转向。好在杜怡来过几次，能在脑子里找出张汝娟的房间号。不一会儿，眼睛里出现想要的房间号，她推门进去。张汝娟正坐在椅子上看书，抬头见了她，给出一个拥抱。杜怡说：“我就怕一推门，不见你的影子。”张汝娟说：“我可是安静的噢，不像你喜欢乱窜。”杜怡说：“我哪里是乱窜，我就是嘴巴闲得慌，想跟你说说话。”张汝娟将手中的书往旁边一丢，推一推眼镜说：“反正你一来，我就知道自己不用那么用功了。”杜怡嘻嘻一笑，卸下大衣帽子搁在对面床上，又将自己搁在张汝娟床上。她知道，这屋里的另一位是莫斯科人，到了周末便会回家。两个人的话题从气温开始，一路经过课程、食品、同室、同乡，聊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杜怡说：“在莫大的中国同乡有多少人了？”张汝娟说：“得有二三十人吧，没细算过。”杜怡说：“平常聚吗？”张汝娟说：“聚过两三次，但人总是不齐，大家也没太当回事。”杜怡说：“知道有一个叫夏小松的吗？”张汝娟说：“知道呀，经济系读研的，照过几回面……你跟他认识？”杜怡将一周前的俩人相遇简单说了说，又问：“你对他有啥点评？”张汝娟说：“没啥点评，跟他也算不上熟，不过我对他有个目击记。”杜怡说：“什么目击记？”张汝娟说：“有一天我在食堂排队买午餐，突然听见前边有争吵声，伸头一看，是那个夏小松和一位苏联同学在拌嘴，经济自由、奴役之路什么的，反正是一堆专业词儿。我想怎么把课堂上的争论搬到食堂里啦，正觉得有趣，只见那夏小松恼怒地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那苏联学生也不示弱，双手攥住夏小松的衣襟，双方的样子像要打一架。呵呵，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见到哩。”杜怡说：“后来呢？”张汝娟说：“后来轮到买饭啦，他们撒了手去端盘子，又坐到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聊，像是在和平谈判了。”杜怡说：“这夏小松有点好玩，有一股认真劲儿。”张汝娟说：“平常很少遇到，但就这么一个镜头我把他记住了。”杜怡说：“要不中午咱们多烧一个菜，把他叫过来一块儿吃。”张汝娟说：“你什么意思？不光自己蹭我的饭，还想拉来一张嘴巴呀。”杜怡说：“咱们再目击一下他嘛，三张嘴巴比两张嘴巴热闹。”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两个人开始合作弄饭，做了酱烧土豆块、西红柿炒鸡蛋和红菜汤，还找出几个憔悴的小苹果。接近尾声里，杜怡说：“可以了，赶紧把夏小松招过来吧。”张汝娟便去了。杜怡将碗盘筷叉摆好，又洗了一把脸，静下心等着。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张汝娟回来了，不过只有一人脚步声。抬头去看，她的身后果然没有别人，杜怡问：“怎么啦？”张汝娟做了个扫兴表情，说累了腿费了嘴，夏小松的房间倒是找着了，可他偏偏不在。杜怡说：“看来也是个不安分的人。”张汝娟说：“也许上街了也许去图书馆了，谁知道呢。”看来三个人的菜得由两张嘴对付了。张汝娟打开录音机，音乐响起。两个人坐在小桌前边吃边听，歌曲一首一首走过，来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张汝娟提示这首歌的背景地就是莫大这儿的列宁山。杜怡说那是50年代吧，50年代的苏联比现在景气，所以“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张汝娟说现在到列宁山观景台上拍婚纱照的人还是不少，土豆卷心菜也能支撑起幸福。两个人便笑，一边往嘴里多塞了一些菜。一组歌听完，用餐已毕。杜怡伸一个饭后的懒腰，问夏小松的房间号。张汝娟说：“你啥意思？”杜怡说：“我去找找他。”张汝娟说：“饭都吃完了还找他干吗？”杜怡说：“我得把吃饭找不到他这件事告诉他。”张汝娟挪一下嘴巴说：“我算明白了，你今天来我这儿的醉翁之意是见他。”杜怡说：“好吧，就算这是一个小小的阴谋。”张汝娟说：“我想知道阴谋的形成原因。”杜怡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地铁里，对面一个人穿着两只颜色的鞋。我定睛一看，那人原来是夏小松。”张汝娟说：“夏小松为什么要穿两只不同的鞋？”杜怡说：“不知道呀，所以我今天过来问问他。”张汝娟哧哧笑了，说：“你可真能扯！”杜怡说：“真的真的，我的梦是真的。”杜怡按张汝娟的指示来到经济系宿舍区，未费周折便找着夏小松的房间。夏小松仍然不在，屋里有一位苏联同学正在练一只哑铃。杜怡问夏小松哪儿去了，大约什么时候回来。哑铃男说：“这是今天第二位中国姑娘提这个问题了，我很抱歉无法解答。”杜怡说：“我能在这里等一会儿吗？”哑铃男做了个请的动作，另一只手继续哑铃的提拉。杜怡打量一下属于夏小松的床，被子未叠，三两本书从被窝里钻出一角。她不便去干扰床铺，就坐到小桌前。桌子上也有一摞俄文书，大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的旁边立着一只小相框，前后各有一张照片，一面是严肃的马克思，另一面是一位同样严肃的尖鼻子老头儿。哑铃男走过来说：“需要给你一杯饮料吗？”杜怡客气地表示不用，又没话找话地说：“你的这位同屋也练哑铃吗？”哑铃男说：“夏小松不饮酒不抽烟也不练哑铃，他是个爱好不多的人。”杜怡指着桌上的照片问：“这位尖鼻子的先生是谁？”哑铃男说：“哈耶克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扛旗人物。”杜怡说：“那为啥把他跟马克思放在一起？”哑铃男说：“一位创立社会主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夏小松喜欢看着他们两个人斗来斗去，这是他的爱好之一。”杜怡说：“这很有趣……但我认为夏小松会站在马克思一边。”哑铃男说：“你是对的！你对他为什么会了解？”杜怡用手指比一下说：“我对他的了解只有一点点，用中国话说只是皮毛。”哑铃男说：“中国话古怪，比我们格鲁吉亚语还古怪。”杜怡说：“你是格鲁吉亚人？”哑铃男做一个肯定表情，说：“格鲁吉亚人可以和中国人建立友谊，就像是我和夏小松。”杜怡说：“但你似乎反对他不饮酒不抽烟也不练哑铃。”哑铃男耸耸肩，咧嘴笑了。这么待了一会儿，杜怡觉得自己应该告辞。哑铃男说：“你有什么话，可以让我转告夏小松。”杜怡说：“我写一些字给他，用中国话说叫留言。”哑铃男点点头，走开又练起了哑铃。杜怡找出一张纸，写下几句话：夏小松，我今天到莫大找张汝娟玩，做了几样菜想让你过来一起吃，可惜你没有口福。又签下落款：一周前与你相遇两次的杜怡。杜怡离开莫大时，心里有一点点空。她原路返回，先坐两站地铁，再去坐公交。到了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开走。她犹豫一下，决定步行回去。不知为啥，此时她愿意累一累腿脚，吸点冷爽空气。人行道上的薄雪已踩实了，稍稍有些滑。她不敢走快。走一会儿，见街边一家售货店前排着一长溜人儿，甩出去有一百多米。眼下日子里，排队是常事儿，但周末还坚持售货的不常见。她靠过去，问队尾一位老大妈卖什么东西。老大妈说还没开卖呢，听说是手套。杜怡对手套没有兴趣，转过身子往前走，走了数十米，听见背后传来急促的呼唤。回头一看，刚才那位老大妈小跑着近过来。杜怡赶紧回迎几步，问怎么啦。老大妈喘着气说：“请问您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杜怡说：“我是中国人。”老大妈“呀”了一声说：“中国姑娘也长这么漂亮……还有这大衣。”杜怡说：“大妈你想说什么？”老大妈说：“我小女儿也是您这样的年龄，马上要结婚了。我想送她一双手套和一件大衣，可我买不到好看的大衣……”杜怡说：“您想买我身上穿的这件大衣？”老大妈又高兴又腼腆地点头。杜怡说：“可我是中国南方人，特别怕冷，没有大衣过不了冬。”老大妈说：“您这是拒绝的意思吗？”杜怡说：“是的，我很抱歉！”兴奋从老大妈的脸上退去，她失意地摊一下手，嘴里咕噜一句什么，慢慢走回队伍。这一插曲有点逗人又有点硌人。去年来莫斯科，杜怡携了两件大衣，一件保暖些，一件优雅些。优雅的这一件灰呢料子，款样又好，平常舍不得上身，今天出门时取出穿上，当然不是为了给张汝娟看的，也不是为了给苏联老大妈看的。这么想着，她看见自己在心里也失意地摊一下手。一刻钟后，杜怡脸冒热气回到宿舍楼。进屋刚脱下大衣，让娜就从一本杂志里抬起脑袋说：“上午有人找你，一位中国小伙子。”杜怡说：“哪个系的？是不是又通知搞中国留学生什么联谊活动？”让娜说：“不对，是从莫斯科大学过来的。他说问了好几个人才问到我们这个寝室。”杜怡暗吃一惊，还没搭话又听见让娜说：“他一边等着一边跟我聊天，我让他知道了你的一些事情。”杜怡说：“然后呢？”让娜说：“然后他走了，因为我没法留他吃饭。”杜怡愣怔着说：“他就这样……走了？”让娜说：“他在纸上给你留了话。”杜怡赶紧往小桌上看，果然有一张折叠的白纸。拿到眼前翻开，上面写着两行字：杜怡好！想起你说过会三十种土豆烧法，就忍不住跑来了，可惜我没有口福。落款是夏小松。

三
杜怡知道，日子不一样了。没有心神动乱，没有不眠穿夜，恋爱就这样开始了。是的，就这样开始了，仿佛在莫斯科的这个初冬，一位叫缘分的人士戴着礼帽悄悄来访，将一个神秘消息通知了她，又将同一个神秘消息通知了他。不过在之后的日子里，杜怡和夏小松对恋爱的起步时间有过争议。争议指向三个时间点：一是阿尔巴特街上相遇的那一刻，二是两个人互赴对方大学留下纸条的那个中午，三是莫斯科河边会面的那个晚上。见到纸上留言的时候，杜怡就明白自己只需要等待，等待夏小松的敲门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到第三天的傍晚，才等来宿舍管理员转达的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在一楼的管理室内，她跑下去打了，听筒里果然是夏小松的声音。夏小松说今天晚上见个面吧。杜怡很想问，为什么是今天晚上而不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但她忍住了没问。那天晚上，她与夏小松在列宁山地铁口不远的一间小咖啡馆碰面。坐在咖啡馆里，可以看到莫斯科河的水面沉默幽静，好像在悄然结冰。俩人喝过一杯咖啡后，去了河边探看究竟。借着岸边的灯光，可以看到水面上真的结了一层似有似无的玻璃。夏小松拣了一块石子贴着河面掷出去，石子跑了一小截路坠入河中。杜怡拿起一块更小的石子扔出去，石子在冰面上一路婀娜滑行，停在了挺远的地方。这是小石子对大石子的意外胜利，杜怡哈哈笑了起来。以后每回讲起那个河边的晚上，夏小松都会提到她的笑声。夏小松有一个略为夸张的比喻，说她的笑声在冷冽空气中轻盈透明，像一支冰棍把整个夜晚弄甜了。尽管这样，他并不认为那个晚上比阿尔巴特街的相遇更重要，或者比两个人的相互留言更有意思。杜怡则愿意把河边的见面作为交往的起点，而之前都是铺垫。她这么认定，是因为心里存了小心思——把俩人的相恋跟《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连在一起，容易抹上浪漫的底色。既然往浪漫上靠，那个晚上两个人当然还讲了一堆有趣的闲话。杜怡说：“夏小松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夏小松说：“这个梦属于抄袭，没有想象力。”杜怡说：“但这个梦鼓励了我，让我去莫大找你。”夏小松说：“后来格鲁吉亚同学至少用了二十分钟向我传达你的来访，他说你不错。”杜怡问：“那你见到我的纸条，为什么不马上约我？”夏小松说：“我让自己淡定，不能猴急猴急的。”杜怡又问：“你淡定了一天，昨天该打我电话的。”夏小松说：“昨天我在等你的电话，我琢磨着你也许会不淡定。”杜怡说：“真复杂！夏小松你是个复杂的人吗？”夏小松说：“呵呵，我得谦虚地回答，我还在学习复杂。”杜怡说：“我喜欢简单，我不喜欢你学会复杂。”夏小松说：“这种话真嫩，只有大一学生才说得出来。”杜怡说：“我说过的，在国内连着读我应该大三啦。”然后两个人谈到以前的国内大学生活，谈到为什么要来苏联。杜怡的原因很单调，她说自己高考没考好，本想投奔英语的，一拐弯被丢到俄语专业。俄语就俄语，无所谓地学着，遇到一个公派机会，又无所谓地来了。杜怡点评：“顺着日子走，就不会那么累了。再说啦，除了吃的这一项，莫斯科也没啥不好。”夏小松的留学经过则有些绕。他的生长地是山西晋城，中国中部一个很有年头的城市，出产过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心情沾着灰尘，对生活的城市没有好感。儿子到北京上学后，他们的一个重要心愿就是儿子不要回去。夏小松在大四的时候考了托福，并已拿到美国一大学的半额奖学金，因指望不上父母的钱，还在等待一份更合适的全额奖学金。那段时间，电视上有许多这样那样的新闻，夏小松就整天守着看。有一天，屏幕上出现了苏联领导人访华的欢迎仪式。仪式有点特别，是在飞机降落的停机坪上举行的，虽然没有红地毯铺路，但仍然庄严有序。当镜头拉近时，夏小松看到了他微笑自得的脸和脑门上地图般的胎记。就是在那一刻，他心里一动，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夏小松说：“我是个喜欢在课堂上争论的人，同学们说我拧巴，一遇到新的经济论点就会兴奋。大学几年我们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也读了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然后哈耶克也在中国公开登场了，那段时间我读到了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和《通往奴役之路》的部分英文章节。在我的脑子里，各种论点在不停地打架。”夏小松说：“把留学目标瞄向美国、加拿大，这是我们班同学的当然选择。那天坐在电视机前，我想我何不去莫斯科呢！跟着一堆人去美国，还不如掉个头去苏联，对经济学的争论而言，那儿应该更有现场感。”夏小松又说：“打定主意后，我提着劲儿向莫斯科几个大学去函申请。也许是老戈访华带来的福利，这回我比较幸运，出国手续一路没有卡壳，终于赶上了当年入学时间并拿到一些奖学金。到了这里才知道，我是中苏关系解冻后莫大经济系的第一个中国自费研究生。”在夏小松说着这段故事时，杜怡能感觉到对方语气中的温度。她想，这温度是由半份认真和半份激情凑成的。恋爱的日子总是平常而又异样的。作为学生，他们不可能时常泡在咖啡馆里。时为冬天，他们也不可能时常闲步在寒冷河边。经过几次无序游击，两个人找到了约会的恰当地点：两个大学图书馆。每个周末下午，她去他的莫大，或者他来她的友大，两个人一起坐在图书馆里看书。待在图书馆的好处是安静而不孤独。一个阅读厅里，两边是排列的书架，中间坐着上百只身子，形成了冬日与我无关的气场。杜怡发现，夏小松看书时喜欢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另一只手则隔一会儿去翻书页，样子特别投入。如果她不轻语说点儿什么，他是不会主动出声的。但即使两个人许久不搭腔，杜怡仍然觉得心里是熨帖的，有一种一屋相守的踏实。这样的感觉挺好。有时看书看累了，杜怡就怂恿自己逗趣一下。她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在桌上推给夏小松：你很认真哟，先生。夏小松笑一下，在纸上写两个字：别闹。杜怡又在纸上写：你让眼睛休息一分钟，看看周围苏联美女。夏小松看了她一眼，写：东方美女比苏联美女好看。杜怡写：这是《资本论》上说的吗？夏小松不写了，伸出手在她脑袋上轻轻拍了拍。杜怡喜欢这种小调皮，也喜欢夏小松轻抚她的脑袋。在国内大学一年，她差点谈了恋爱。班里一位爱好排球的男生，时不时地出现在她身边，还冷不丁送她小礼品企图制造惊喜。她渐渐对他有了些好感，偶尔也拉上三两位女生去操场看他打球。有一次她正在球场边站着，他跳出来一个扣杀，球偏离路线砸在她脑袋上。她几乎被打蒙了，眼眶里渗出泪水，但她的疼痛和狼狈被他忽略了，他没有跑过来安抚一下。从那一刻起，她便中断了还没真正开始的情感发展。现在坐在夏小松的身旁，杜怡似乎才懂得了什么叫恋爱。原来恋爱可以相互不讲话，原来恋爱只需要一只手伸过来按在她的脑袋上，原来恋爱在一百个人中间也能悄悄生长。她想，我坐在这里看课程书，同时也是在练习恋爱课呢。在这样的心境中，图书馆的时间就不会缓慢。近了傍晚，俩人离开椅子回宿舍做饭。杜怡主厨，夏小松帮手，主力原材料依然是土豆西红柿卷心菜。杜怡因为有过夸口，就真的在土豆上花些心思，每次尽量换花样，煎、炸、炒、烤、焖、红烧、拌丝、椒盐、酱焖、搅泥、拔丝等等。这些土豆烧品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不好吃也没关系，夏小松说自己的嘴是山药蛋根据地，允许各种土豆进来打游击。吃过晚餐，两个人进入分手环节。如果在友大，杜怡就陪夏小松在校园里走一圈，然后送到公交站台。如果在莫大，夏小松则陪杜怡走一段不短的路到地铁口，再一起坐上两站，下车后也送到公交站台。公交站台成了两个人每次暂别的地方——以前杜怡老嫌公交车不准时，现在只恨公交车来得太快。有时杜怡不愿意晚饭后马上分开，就拖着夏小松去看电影。在莫大学生公寓旁边，有一家名为“立陶宛”的电影院，外观呈着旧色，霓虹灯招牌上的五个字母通常只亮着三个，但里头的阶梯观影厅还算气派，可坐七八百人。影片每周一换，不仅有苏联片子，偶尔还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片子。据说也很有声势地上映过中国的《红高粱》，可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杜怡坐在观影厅的暗色中，总是喜欢握着夏小松的手。夏小松的手温暖且硬朗，她的手贴住他的手，有一种小鸟似的依偎感。在放映过程中，依偎的小鸟并不安静。当银幕上突然爆出血腥，小鸟会惊跳一下，使劲搂住手掌。当银幕上出现催泪情节，小鸟则变得弱弱的，在掌心里一拱一拱。有一回银幕上一对男女在海滩上相拥一起接吻，浪头一个接一个溅在他们身上，两只嘴巴一直不肯分开。这时阳光在摇晃，音乐配合地响起，镜头里游走着激动的气味。杜怡的手躺在夏小松手里一动不动，微微有些细汗。过一会儿，她的手指苏醒过来，用力穿过他的手指，扣在了一起。电影散场，两个人随着人流往外走。到了门口，一阵寒冷逼来，让杜怡后撤一步。此时最不需要的便是冷飕飕的空气了，她扯着夏小松的手退回休息厅。过了片刻看看无人，又退回到观影厅。大厅已熄了灯，暗淡安静，但空气中残留着电影的余味。两个人坐在角落座位上，似乎有点好玩又有点茫然。茫然了一会儿，夏小松的嘴巴明白过来，起了急去找杜怡的嘴巴。杜怡右手一抬挡住，眼睛看着夏小松。看了几秒钟，又看了几秒钟，她眼睛闭上了，右手耷拉下来。她的嘴巴立即被一团柔软的温暖堵住。这种经过情绪培养的接吻，味道真是不一样。很快，她有一种喘不出气的感觉，同时一股清凉包围过来，就像影片里的浪头打到身上。这一次，两条舌头纠缠了足足有一刻钟。天气越来越冷了，莫大教学楼上的温度针指向零下二十摄氏度。杜怡没有嫌天气，嫌的是跟夏小松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挨到周末才见面，见了面钟点又溜得那么快，一不留神一个下午已过去，下午过去是晚饭，晚饭之后是分手。想一想就让人不高兴。这天星期六傍晚，两个人照例从莫大图书馆出来，回宿舍做了简单的晚饭。尽管一边吃一边扯话，也不能把一顿饭拖得太长。格鲁吉亚同学又在旁边练哑铃了，嘴巴里还发出“嘿嘿”的声音。杜怡努一努嘴，知道到了离开的时间。两个人穿上大衣出门。这么冷的天，校园里是没法溜达的。电影院中午先打探过了，放的是一部滥竽充数的老片。杜怡有些不甘，也只能让夏小松送自己回去。走一会儿进入地铁站厅，车子很快来了。因为是周末，又过了高峰时间，车厢里的人不算很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能看见对面玻璃里自己的影子。那两只影子挨在一起，在闪移的灯光中一晃一晃。夏小松突然说：“杜怡同学，你的样子有点郁闷噢。”杜怡做一个伤心的表情，说：“两站地马上到啦，一会儿你就丢下我了。”夏小松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的郁闷换上高兴。”杜怡说：“你说说看。”夏小松说：“我决定不丢下你了，咱们把今晚剩下的时间花在车厢里。”杜怡说：“什么意思呀？我……有点小恍惚。”夏小松说：“咱们今晚就待在地铁里，一直坐坐坐。”杜怡回一下神，明白了。她抬起手拍拍夏小松的肩膀，说：“夏小松同学，这个办法不错！”又咧嘴一笑说：“这么无聊的主意，咱们早该想出来了。”定好了想法，就得换一辆开往市内方向的地铁。到了下一站车门打开，两个人出来走到对面站台。不一会儿列车到了，两个人上了尾部车厢。这儿看上去比较宽松，似乎每个人都拥有座位。通亮的灯光中，不少人手里拿着书本，这让车厢在奔跑声里也显得安静。两个人在椅子上坐下，有点得意今天晚上灵机一动的主意，又想到接下来的自由时间，禁不住快活起来。杜怡说：“这儿比图书馆好，因为可以说话。这儿也比咖啡厅好，因为不用付账。”夏小松说：“跟电影院比呢？”杜怡说：“至少能打个平手。”夏小松说：“平不了手吧？电影院里嘴巴可以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杜怡说：“在这里你的眼睛可以任性呀，一会儿看看苏联美女一会儿看看中国美女。” 夏小松呵呵笑起来。车子稳定行驶着，广播里隔一会儿报一个站名，列宁山站、伏龙芝站、文化公园站。杜怡说：“说点儿什么吧，最好关于中国的事。”夏小松说：“中国的事从咱们嘴里出来，都变成回忆了。”杜怡说：“我爱听你的回忆，譬如你的中国大学、你的初恋。”夏小松说：“我的初恋不是跟你汇报过嘛，没啥情节可挖了。”夏小松的初恋有点奇葩，大三时他上体育课撕伤肌肉，住了半个月校医院，其间遇到隔壁病房的一位社会学系女生。她正处在阑尾炎术后恢复期，但同时也可能处于寂寞中的发情期，主动向夏小松热烈示爱。两个人在病房和休息区相伴十多天，说了一大筐话。可出院后，夏小松再也见不到这位女生了。过了不少日子，他才打听到她的踪迹，原来出国留学了，去的是美国。夏小松曾和杜怡探讨，问这一段算不算初恋？杜怡说，只要你动了感情就算。夏小松使劲打捞回忆，仍弄不懂自己当时有没有真的动了感情。杜怡说：“你后来想去美国读书，是不是想追随她？”夏小松说：“应该不是，如果有那个动力，就不会脑子一跳投奔莫斯科了。”现在，这段往事仿佛一盘小点心，仍是杜怡愿意放到嘴里嚼一嚼的。杜怡说：“我就不问那位女生到底长得咋样了，估计她没有我漂亮。”夏小松说：“杜怡同学，你真自信。”杜怡说：“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成了美国，会找她续上医院里的爱情吗？”夏小松说：“啥叫医院里的爱情？好像爱情上面沾着许多病菌。”杜怡说：“不许你打岔……你会不会使劲找她？会不会呀？”夏小松说：“你的问题不好回答，我得想想。”杜怡说：“给你一分钟时间。”夏小松说：“不用一分钟了，我的回答是会！”杜怡说：“你真会去找她呀？看来你当初还是动了感情。”夏小松说：“然后我跟她说，你在苏联有一个敌人，她正在想法打败你。”杜怡说：“可你那会儿不可能认识我。”夏小松说：“上天会安排咱们俩认识的。”杜怡说：“只要咱们俩认识了我就有信心打败她。”夏小松说：“打败别人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感觉。”杜怡说：“当然啦，一定比吃上一顿大餐还舒坦。”夏小松说：“可惜你没法享受这种舒坦了。”杜怡说：“为什么？”夏小松说：“因为你压根儿没有敌人，你的美国敌人其实是虚构的。说真的，我都忘了她的脸。”杜怡说：“不能吧夏小松同学，你的记忆力怎么可以这样差呢？！”夏小松用手摸摸杜怡脑袋，乐一下脸。杜怡说：“不过刚才你说到上天安排咱们认识，这句话还是让我舒坦。”夏小松说：“呵呵，上天这东西也是虚构的。”杜怡说：“上天才不是虚构的呢，只是暂时有点远而已。哪一天我信了佛，上天就是佛，我信了基督，上天就是上帝。”夏小松说：“要这么说，上天更可能是马克思。”杜怡说：“为什么？”夏小松说：“因为是马克思怂恿我来莫斯科的。”杜怡眨一下眼，嘻嘻笑了。这么说笑着，车子已过了列宁图书馆站、卢比扬卡站。再往前就蹿到东北郊外了，两个人决定在共青团站掉头返回。到了共青团站，两个人下来。这里的大厅布满金黄，漂亮富丽，差不多是一座宫殿。俩人之前很少到这边来，来了也是匆匆一过，现在用休闲的眼睛打量，觉得这个站台还真是气派。俩人抬头看浮雕，在一只五角星中间找到四个字母“CCCP”。以前的苏联，确实气壮如牛呀。不一会儿，返程列车进站，两个人上去。夏小松回味着说：“看来咱们泡地铁呀，不一定老在车厢里待着，拣一些站台看看也挺好。”杜怡接过去说：“好呀，我现在就想看一个站台。”夏小松问：“哪个站台？”杜怡说：“革命广场。”夏小松说：“告诉我为什么。”杜怡说：“很快要考试了，我得去摸摸那狗鼻子。”这么一说，夏小松“哈”了一声。在革命广场站有许多组青铜塑像，其中一组是一位战士伴着一条狼狗，据说摸一摸狗鼻子能带来幸运，助考试过关。车子很快抵达猎人商行站，俩人下来找了找，顺着指示箭头穿过一段行人通道，便到了3号线的革命广场站。这里的装饰又是另一种风格。在站台与廊厅之间的门洞口，立着士兵、工人、农民、游击队员、水手、空军飞行员、抱着婴儿的父亲、抱着公鸡的母亲等众多塑像，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题。一模一样的士兵与狗塑像共有四座，杜怡拉着夏小松走近其中一座。眼前的士兵一手搂枪一手抚狗，专注地盯着前方，那条狼狗也是一脸认真的样子，只是鼻子部位被千万只手摸得锃亮，露出了黄铜色。杜怡说我先摸，就闭上眼睛一边攒着心愿一边将手伸向狗的鼻子，快要碰到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犬吠，手尖被一张嘴咬了一口。她惊叫一声睁开眼睛，见夏小松咧嘴坏笑。她气了说：“你这条狼狗，一口把我分数咬掉了一分。”夏小松说：“你想考几分？”杜怡说：“本来也就要四分，现在只有三分了。”夏小松说：“你得想着五分，再来一次。”杜怡退后几步又闭上眼睛。这次她往前走时偷了一些眼光，并快速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摸向狗鼻子，另一只手奔袭旁边的夏小松鼻子。当两只鼻子控制在手里时，她哈哈大笑起来。下一个周六晚上，夏小松、杜怡从校园出来又上了地铁，不过这一回俩人都携了书包。杜怡带的是一本《苏联文学作品选》，这是考试用的参阅书。夏小松书包里则放了《资本论》俄文版和《通往奴役之路》中文版，近日他在积攒资料，准备写一篇有点厮杀味道的论文，题目暂定《当代苏联语境中的马克思和哈耶克论点比较》。为了找哈耶克这本书，他在图书馆搜索了小半天，结果俄文版扑了空，却意外借到中国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夏小松对杜怡说了一个比喻，虽然哈耶克还活着而马克思已去世一百多年，但他们都像是武林顶尖高手，凭着各自的武功秘籍，可以隔空比试招法的。他相信马克思功力深厚，能够击败现已年过九十的哈耶克。俩人进的还是尾部车厢。车厢内依然温暖安定，挺适合阅读。他们找了座位坐下，掏出书静看。看书似乎让时间变快了，车站一个一个过去。在此过程中，杜怡身子渐渐歪向夏小松，靠在了他肩膀上。又过一会儿，杜怡放下书脑袋动来动去，好像想到了什么。夏小松说：“杜怡同学，别这样不安分。”杜怡说：“车厢不是图书馆，可以说说话的。”夏小松说：“你要说什么？”杜怡笑嘻嘻地说：“我想起咱们第一次相遇那天，你在车厢里把伏特加当饮料喝，结果喷了一串咳嗽。”夏小松说：“你脑子够飘的，想到那儿了。”杜怡说：“当时你挺逗儿，说马克思有一句话，唯有咳嗽无法掩饰。”夏小松说：“这句话现在应该修正，原话是：唯有爱情和咳嗽无法掩饰。”杜怡说：“又加上爱情啦，这句话所有权是夏小松的吧？”夏小松说：“还真是马克思的。”杜怡说：“呵呵，我就想抓你一个谎言现行，请夏小松同学拿着《资本论》指给我看。”夏小松合上手中的《资本论》，说：“这句话不在《资本论》里，是苏联教授在课堂上引用的马克思语录。”他正一下身子，用苏联教授的嗓子说了一遍俄语“唯有爱情和咳嗽无法掩饰”。杜怡笑了说：“我一直以为马克思很严肃的，想不到他还能说这种俏皮话。”夏小松说：“你对马克思知道得太少了，怎么跟你说呢……他年轻时曾是个所谓的问题青年，乱花钱，爱喝酒，好打斗，有一次因为夜间饮酒放狂被学校关了禁闭，又有一次因为纠纷与人比剑决斗，呵呵，反正不驯得很。他还是个文艺青年，写过不少诗，但又时常蓬头乱发，衣服扣子老是扣错。”杜怡稀奇地说：“你说的这是马克思？”夏小松说：“我说的这些逸事一点儿不损害马克思，反而让他像一个好玩的小伙子一样真实。只有真实，才能让马克思的强大变得可靠。”杜怡说：“这种话没错儿……说下去。”夏小松说：“同时呢，马克思又被称为真正的思想工厂。他一生写的著作和论文达一千九百七十四种，和这个吓人数字相伴一起的是各种疾病和深度贫穷。”杜怡说：“嗯，这是我听过的马克思。”夏小松说：“稍微往深里刨一刨，你就知道马克思不是个严肃的符号，他是个有趣的人。即使《资本论》这样的书，不仅有严密的逻辑，还经常能读出文学的味道。”他拍拍手中的书：“啥时候你耳朵饿了，我读给你听。” 车子到猎人商行站，俩人下来转2号线。这次他们选择了往西方向，计划坐几站后再转5号线绕回来。过不多时，广播响起“马雅可夫斯基站”的提示。杜怡说咱们下去溜一下吧，这个站好玩。夏小松没有反对。列车进了站，俩人下到候车大厅。该大厅最大的特色是墙柱式结构，一眼望去，能觉出王子般的前卫大气。大厅两边，是一座座镇定的大理石拱门，拱门们排成了左右两列长队。天花板上是飞碟似的圆形围灯，灯光照向顶部，那里有好看的马赛克壁画。不过此时，夺走目光的是大厅中间的一位小伙子。他站在圆形灯下，侧了头认真拉着一把小提琴，跟前围了一些候车者——在地铁行人通道里，这种艺术演奏是常见的，出现于站台大厅倒有点稀罕，因为两边不时有列车停靠又出发，不容易聚集人们的注意力。夏小松、杜怡凑过去，见小伙子下巴瘦尖、眼睛微闭，神情有点忧伤，奏出的琴声悠扬好听，但也有点忧伤。杜怡说：“这拉琴男不是失恋就是失业。”夏小松沉吟一下说：“正好，我借用一下他的琴声。”杜怡说：“什么意思？”夏小松说：“配乐朗读……我读一段《资本论》！”夏小松没有犹豫，掏出书本走到离小提琴一米远的地方。小伙子弹开睫毛看一眼夏小松，手中的琴声没有停下。夏小松站定了，翻开书本捧在眼前，橘黄的灯光正好打在他身上。他用俄语开始朗读：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于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人蓄积财富，后一种类型的人则是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其他的可以赎卖的东西。结局：无论怎样劳动，仍只有拿自己本身来出卖的大多数人的贫，和老早就不劳动但财富仍不停增加的少数人的富，就成为自有原罪以来的现象了。伴着朗读声，夏小松的脸也变得忧郁起来，仿佛他脑子里出现了一百多年前不好的社会景象。他翻动书本，找到新的句子，然后让自己的声音在琴声中继续：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掌声响了起来，先是杜怡一个人的，然后周围跟上来一些。能感觉的到，周围的掌声有些勉强，这或许是因为被列车的声音打扰了耳朵，或许是因为听不太懂朗读者的中式俄语发音。杜怡能听懂夏小松的发音，但也听不太懂声音中的术语。把《资本论》里最俏皮有趣的话拿出来，也不可能是一篇抒情散文。不过夏小松的样子有些抒情，他的神情暗淡，精神却饱满，像是进入了资本家反对者的角色。灯光将他的脸部和身体照射得半亮半淡，又似乎有了雕塑感。杜怡恨自己这时没有相机，不然哈哈，可以把他的模样定格存照，以做备案。
……（未完）

▲2020-3《十月》目录

中篇小说

空山/005 沈　念

流水/079 刘建东

紧急联络人/135 旧海棠

坐街/160 周云和

短篇小说

仙境/ 034 哲贵

时间里被安排的一切/ 126 梁鸿鹰

五村民/103 魏思孝

散文

《黍离》——它的作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068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