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克鲁顿：英格兰最有成就的保守派人士

英国著名作家、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  于2020年1月12日病逝。

罗杰·斯克鲁顿系英国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也是当代一位颇具代表性和争议的保守主义理论家。1982年，斯克鲁顿帮助创立《索尔兹伯里评论》（The Salisbury Review），并连续18年担任其主编，该刊很快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刊物。他本人也被誉为“自埃德蒙·伯克之后，英格兰最有成就的保守派人士”。

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著作40余部，涉及哲学、美学与政治等多个领域，包括《艺术与想象》（1974）、《保守主义的含义》（1980）、《性欲之哲学研究》（1986）、《多弗沙滩上的哲学家》（1990）、《音乐美学》（1997）、《美》（2009）、《如何对地球进行严肃思考：环境保守主义之辩》（2012）、《我们的教堂》（2012）、《如何做一名保守人士》（2014）、《论人性》（2017）等。其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文化的政治及其他》

谷婷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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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克鲁顿的这本文集，包罗万象，涵盖语言、艺术、文学、建筑、文化、政治、哲学等多种领域，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大行其道的符号学、解构主义等新潮思想和流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与反思，也对当时新出现的文学动向、文学研究与译介动态进行了切中肯絮的分析和评论。更难得的是，他的评论和批判性反思往往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里进行，足见作者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这些文章虽自成一体，但彼此之间又相互呼应，使读者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文化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当时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这个理论热已然消退、保守主义日益抬头的时代，重新品读这些文字或许会有别样的感受，也或许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

《性欲：哲学研究》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针对性欲进行的哲学研究专著。作者结合哲学史，追溯了康德、黑格尔、萨特、叔本华等哲学家对人类性欲的看法，进而就性欲与性爱、科学与欲望、性征与性别、性反常行为、性道德、性政治等诸多问题条分缕析地予以论证，使得性欲这一人类平常而又隐秘的欲望第一次在哲学领域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福柯评注

（《疯癫与文明》和《事物的秩序》，米歇尔·福柯，塔维斯托克出版社，1967年，1970年。原载于《旁观者》，1971年10月9日。）

《疯癫与文明》现在重新出版，在这部早些时期的作品中，福柯力图勾勒出自文艺复兴以来文明为疯癫提供的位置。他将对疯子进行监禁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把这种监禁与工作伦理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关联起来。福柯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应该关注的不是事件的起源，而是事件更为深层的意义。他把每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简化为一种附带现象，即一种副产品，以及迫使这种副产品产生的“经验”的表现。因此，他表明，不是城市社会的经济重组造成了监禁，而是“这种稳定持久的在经济上和道德上对监禁的需求，是在某种特定的劳动经验中方才得以形成”。

在古典时代，疯子是“他者”，因为他指明了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所具有的局限，并使自身与这种道德体系的要求疏远开来。但是通过监禁，疯癫被迫服从于理性的统治：疯子就生活在那些神智正常者的管辖之下，受他们的法律管制，并由他们的是非观来训导。在这种密切的遭遇中，理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向疯癫揭示它的“真相”。在古典主义思想看来，缺失理性就意味着变得与动物无异。因此，疯子必须被强制扮演动物的角色；他被当作役畜，通过与其自身“真相”的交锋，他最终变得健康起来。接下来的每一个时代都发现了一个相似的“真相”，通过这一“真相”，疯癫的经验能够被超越，变成理智。然而，福柯提出，这些真相的储备现在已经耗尽了。该著作结尾时对疯癫进行了撒旦式的赞颂，在这一部分，福柯呼吁现代法国奥林匹斯山诸神——戈雅、德·萨德、荷尔德林、奈瓦尔、梵高、阿尔托和尼采——来证明这种枯竭。尽管乏新可陈，这种赞颂却没有从以往研究中吸取任何内容。

按照福柯的观点，对18世纪来说很显然的是，虽然疯癫可以表述自身，但它除了使用理性提供的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可以使用。疯癫唯一的现象学就在于理智行为。那么，关于非理性的性质方面，18世纪必定至少会有一种健全的直觉能力？语言领域与理性领域具有同等的空间范围，假如像福柯声称的那样，疯癫包含自身的“真相”，这些就是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正确地想象一种非理性的“语言”，一种能用来表述疯癫的真相，而我们的耳朵又必须习惯的语言？对这种语言的设想，就是对一种无休止的、精神混乱的内心独白的设想，这种语言，无论是有理性的人还是疯子本人，都无法理解。此种语言即使能够存在，也不会与《偶像的黄昏》中的冷酷逻辑或者是《幻影》里精确的象征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即使是在他们最终的疯癫中，福柯的英雄们可能也无法使用这种语言，而如果我们能了解他们，那也是在没有这种语言帮助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福柯看来，对19世纪而言，古典时期典型的“非理性”体验变得分裂：疯癫被拘禁于道德直觉之内，对疯癫所具有的无休止的内心独白的幻想，在以一种无法被理性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述时，被遗忘了。然而，在20世纪初期，这一概念将会在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思维过程的理论中重新复活，这种思维过程决定了无理性之人的行为。在19世纪，疯癫已经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生活的整体结构的一种威胁，而疯子虽然表面看起来无辜，但实际上对自己无法服从日常规范深怀内疚。疯癫所具有的最大冒犯之处在于，它反对福柯所称的“资产阶级家庭”，而正是这种家庭的“经验”决定了精神病院的家长式结构。精神病院里的审判和谴责的精神特质，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待疯癫的态度——疯癫最终被监视了。人们不再认为疯子有任何要说的话：在行动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反常现象，只对自己可见的行为负责。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提到的艺术品

在精神病院里，有理性的人被展示为成年人，而疯癫则表现为对父亲持续不断的攻击。对疯子必须加以引导，使其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父亲揭示自己的内疚意识。因此，从精神病院所具有的“危机忏悔”这一典型特征到弗洛伊德式的对话之间，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分析者倾听并且翻译非理性语言，但在这一过渡中，疯癫仍然被迫认识到自身是对社会规则的违抗和对道德规范的违犯。最后，福柯暗示，正是因为精神分析拒绝抑制作为唯一一个疯癫能够被看到或者了解的媒介的家庭结构的发展，所以才造成它所引入的与疯癫的对话，没有使人们对非理性声音产生任何理解。

然而，“资产阶级”和“家庭”等词汇之间的表面关联并没有什么历史依据，而且就家庭而言，资产阶级家庭总是具有最家长式的或者最专制的结构这一点，实际上还不是很明确。通过这种关联，福柯得以指出，家庭结构并非必要的，就如同赋予资产阶级优先权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并非必要的一样——毫无疑问，这在历史和逻辑意义上都纯粹是一个谬误。如果家庭一直同我们一起存在，那么，它会在那些精神错乱患者的心理异常中留下踪迹，这点会令人惊讶吗？这一事实怎能被用作衡量家庭生活的价值，或者是衡量某种精神疾病概念所具有的真实性？

《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译自法语Les Mots et Les Choses）在各个方面都比早些时候的那部著作迈上了一个台阶：原始资料更为深奥，思想更为含混，论点更难理解。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人类科学的考古学”，结尾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人”是新近的发明，因此也注定是要消失的。只是自文艺复兴伊始，是人（而不是农夫、士兵或者是贵族等等）这一事实才具有了我们现在赋予它的那种特殊的重要意义。那些将人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也都是新近发明，作为知识形式来说，它们已经过时了。人的概念就如同其他任何人类知识历史中的概念一样，既脆弱又短暂，在世界新“经验”的推动下，必定会让位于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事物。

然而，福柯的理论果真如同他自己使之看起来的那样雄心勃勃、不可思议吗？这些理论所基于的那些事实，真的如此难以发掘吗？比如，我们被告之，文艺复兴从相似性方面来看待世界，但后来这种“知识”（episteme）*被另一种知识，即“认同和差别”所取代。但一个概念的所有运用都可以被描述为对相似性的发现。那么，相似性怎么会不再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基本形式？它又如何能被与它可以相互界定的认同与差别所取代？这些逻辑上的难题存在于福柯理论的核心位置，因此，不管他运用语言的技能如何精湛，都让人无法想通这些难题。

*Episteme来源于古希腊单词πιστη＇μη，意为“知识”或者“科学”，与techne，即“技术”相区别。Epistemology，即“认知论”一词就源于此。

本问摘自《文化的政治及其他》第243-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