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时代，要隐私，还是要出名？

4月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2020年的读书日与往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大型的公共聚会活动取消了，很多活动改为了线上活动、云读书。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作者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开直播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写过“作者之死”。按照巴特的分析，在以往的文学批评视野中，我们对作者的关注过于集中了，导致作者在教材中、在传记中、在访谈中，甚至在私人日记中随处可见。作者是大写的历史，比如我们会认为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失败的记录，梵高的作品是他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是他堕落的记录。我们对作品的解读往往是从作者开始，仿佛虚构和创作并不存在。

其实这里的“作者之死”并非作者象征性的死亡，严格来说，巴特提及的是“作者隐退”，我们不该把目光聚焦在作者身上，而应该关注作品本身，用昆德拉的说法就是，一旦卡夫卡本人比K吸引更多的关注，那么，卡夫卡去世后的再一次死亡就开始了。作品不是作者的秘闻和八卦，也没有必要在作者身上寻找各种对照。作者真正的死亡是从作者上电视开始的，是从作者成为网络时代的直播开始的。

这个论断乍看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作者难道不能成为主播、作者难道不能成为电视嘉宾吗？瑞士的媒体学家樊尚·考夫曼在他的《“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中研究了各种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以往的文学都是建立在一种稀缺性经济基础之上的，作者的伟大效应主要是人们没找到比书籍更好的娱乐休闲方式，另外那个时代也确实没有太多的作者。但现如今，我们生活在注意力经济体制之下，也就是说，这种体制面向一个拥有巨量文化商品的市场，作者要和不计其数的新的娱乐休闲方式、无数更能吸引人的明星竞争，只有争取到大众的关注，才能引导他们进行文化消费。很明显，书籍阅读这种笨拙的、单调的消费方式，根本无法与那种夺人眼球的即时消费形成对比。

在注意力经济下，公众关注度和流量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网红成为这个经济体制下的大主体。我们生活的所有关注都与这种注意力经济紧密相关，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形容，我们这个时代是网红统治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位不晒自拍的作者、一位不发微博的作者、一位不在公号回复留言的作者，已经无法成为严肃认真的作者。只有作者首先打成一片，他们才能成为你的读者。

正如考夫曼在《“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中的分析，曾几何时，作者选择写作，正是因为他们对交流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宁可选择孤身一人，沉浸在想象之中，并把这种想象用虚构的形式表达出来，印刷成书籍，跟读者分享。但时代变了，书籍的传播模式变了，想要人们对你的书关注，首先要引起大众对作者的关注才行，“如今作者不可以厌恶人类，不可以自杀，也不可以心术不正，他们必须有头有脸，最好是年轻的、上镜的……因为时代变了，从一个适宜写作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只看名人的时代。”而且这里的名人与以往的名人概念不同，它包括了明星，但也涵盖了更多，比如草根网红、直播博主。我们正在践行着安迪·沃霍尔的预言：有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钟。看看新闻吧，一个小偷刚刚出狱，被网红公司签约；一个青年去理发店理了一个奇葩的发型，成为名人；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写作者，因为参加脱口秀成名，成为畅销书作家。

这个时代，为了这十五分钟的成名，有无数作者投身于美妆、直播行业。想要卖书，先要出卖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成为焦点。不过，这里有个悖论，如果作者真的成了一个名人，享受万众瞩目的注意力经济体制的分红，大众关注的焦点是人，而不是著作。一个不需要著作来证明自己的作者，还是作者吗？

本文首发于《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