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数字化所带来的传播资源的过度集中和传播关系的不平等，以及对相应的数字神话的解构。数字新闻业依托于整个数字经济和媒介生态，呈现出与数字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复杂互动。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首先采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方互动框架分析了欧美社会语境中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逻辑，以及所型构的虽然一体化但充满矛盾性的新闻体制；随后针对中国的特殊语境，提供了基于统摄性国家概念来进行内部新闻体制调整和重组的数字化分析视野。随后，以数字经济这一新闻业的生态基础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为切入口，本文从生产要素的多元配置、生产关系的灵活调整，尤其是数字劳动的压缩、替代与竞争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新闻业的经济动能。最后，从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工两个角度，本文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于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两个前沿研究路径。关键词 数字新闻业；数字新闻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平台；数字劳工一、引言：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中文语境中，“数字新闻业”是一个充满阐释力的概念，它整合了技术、文化、新闻、产业、事业等多重内涵，延续了新闻业因应技术革命而发生变迁的基于行业话语的技术化约论，也蕴含了社会及其信息系统的数字化转型给新闻业带来的冲击反应效应。常江从文化研究和媒介生态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这一“数字性”包含技术文化、媒介逻辑和行为方式三个维度，进而发展出一种“数字时代的新闻学”，或称“数字新闻学”的全新理论范式。而这一提法的重要性在于识别出数字技术本身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沉浸式存在，也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或称社会系统的基础架构，乃至社会的操作系统，并由此生发出新的新闻产制、商业模式、公共属性和参与文化。这一认识论或知识论转变的核心是对“数字”及其过程“数字化”的理解。相比媒介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具像化乃至工具化的技术词汇，“数字”这一概念本身蕴含了丰富的想象力。从“数字化生存”的日常生活迷思到“数字化崇拜”的赛博历史终结论再到“数字化衰退”的资本主义批判，“数字”的概念早已摆脱了单一技术形态，进入广泛的社会理论空间，成为桥接各个知识领域的环境性和中介性概念。在非学术领域，“数字”也日益成为一种统摄性概念，比如“数字中国”为代表的政策话语，“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发展话语，“数字工作”为代表的分工话语，“数字文化”为代表的消费话语，以及“数字地缘政治”为代表的国际关系话语等。简言之，以“数字”修饰乃至定义一种时代性变迁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行业、跨领域的共识性话语。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处于批判研究的中心，尽管有着信息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变体性概念，但都共享了对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逻辑所征用，从而巩固传播资源的分配不均衡格局，进而在数字时代维护资本主导的宰制性传播关系这一核心理论关切。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努力拓展至少三种围绕数字化的分析路径：其一是对数字化抵抗方式（比如数字反连接、数字罢工或数字断连）的探索，以此传承和创新劳工研究；其二是对公共政策的审视，以此分析政府干预对数字时代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倾向；其三是对数字经济运行模式及其对传播产业的影响的分析，以此延续和丰富对“整个社会一般的商品化过程”的研究。在近年来兴起的“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从技术的社会性、政治的保守性、经济的多边性和劳动的灵活性等多个角度提供了分析进路，进而展现出一幅数字批判研究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当然，学术史上一以贯之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如何将大多源自域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源性批判理论与中国社会另类且复杂的数字化进程——比如更强力的国家动员和更强大的政府干预——相接合，或者发掘更具有本土性——尤其是针对附带较强地方化色彩的新闻业——的解释性框架，以及如何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的认知窠臼，探索媒介化社会或社会媒介化所展现出的生态性后果。共享上述文化逻辑和生态思维，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为解读数字新闻业的兴起提供内外部相结合的视角，同时以结构性批判和主体性再造为诉求，贡献于数字新闻学的知识增量。二、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中的新闻业数字化转型在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新闻业的公共性源自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方互动结构，尤其在面临国家权力干预和市场权力渗透的风险时，如何以社会之名义和公众之利益，维护真相观和客观性的持续性再生产，进而奠定民主讨论的舆论基石。这是现代西方新闻业的合法性所在，也是数字新闻业的历史基因。在这个结构中，三方相对独立，但也相互制约。新闻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坚守新闻这一公共信息或公共知识的基本属性的前提下，呈现出与三方的亲近或疏离关系，从而写下了政党新闻业、市场新闻业、公民新闻业的不同实践叙事。与此同时，因为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社会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差异，即便在西方社会内部以及受其影响的后殖民国家，新闻业的存在形态也呈现出较大差异。以新闻业为核心的传媒的规范理论曾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图绘，比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和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基于经验研究所发展出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的三种模式，就深入归纳和比较了欧美国家内部由于政治组织形态和市场规模差异所呈现出来的新闻业运行方式的不同倾向。尽管从内部解构了一个简单的“西方”概念，但包括政治平行性和专业主义在内的四种评价维度仍然没有跳出上述三方框架。在两位学者后来编著的，以非西方国家为主的学者所撰写的超越西方视野的规范理论中，这一差异性或类型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彰显。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后来以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视野归纳和提炼了包含社团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论和公民参与在内的更多元的规范理论，以及相应的媒体角色。以规范理论为代表的新闻业的公共性讨论也因此变得更加复线和多维。然而，回到中国的制度语境，这一三方框架的阐释力往往遭遇边界模糊的挑战，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超越三方、内涵三方、协调三方的统摄性国家理论，也是一个能动的国家理论，成为理解新闻业的前设性和总体性框架。于是，新闻业的角色不再是游离于三方之间，而是附属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从而同时表现出政治宣传、市场逐利和公共服务的三位一体功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公共服务概念，与欧美尤其是欧洲的公共服务媒体传统有着本质差异。如果说后者供给的是新闻业为支撑的相对独立的政治讨论空间，那么前者提供的是针对最广大公众的普遍性信息服务，也就是政治组织和新闻实践的“群众路线”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业的任何变革都是与整个统摄性国家理论的调整保持同构关系的。2014年以来，由上而下的媒体融合政策及其所驱动的传统或主流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国家行为的环境或生态动因，恰恰来源于上述数字新闻学所强调的数字技术所培育的文化属性——尤其体现在新闻的消费文化和参与行为上——和数字媒介所扮演的社会信息系统的基础性功能。因此，结合上述对西方和中国新闻业与其各自社会环境关系的讨论，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展现出非常复杂的面向，不是简单的技术替代、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进而形成等同的数字新闻业，而是与其社会环境的整体数字化转向保持紧密互动。换句话说，是整体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孕育了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更具基础性的技术文化、市场模式、消费方式和公民素养。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又不得不回到“数字性”这个概念原点。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相对分立的欧美社会，有两种数字化进程可以被图绘出来。一种位于欧洲，针对数字化未来表现得更加具有内部的制衡性和外部的防御性。就内部而言，数字化因为赋能经济，以时空压缩的方式解决生产效率提升问题，因而得到大多数市场的追捧，并进而影响了政府政策，逐渐推动着数字化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出台，以及一个数字化社会的出现。与此同时，由于数字化结合市场化展现出极强的扩张性，不断挑战着传统公共服务体系的边界，例如对公共服务媒体垄断性的蚕食和对数字消费主义的快速推动，数字性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日益凸显，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反向运动，进而合理化了公共政策的保守性特征。就外部而言，欧洲的数字化对北美和中国的数字化展现出一种防御姿态。一方面，防御源自北美的数字资本帝国，即市场力量依托国家支持对数字化进程的过度垦殖；另一方面，防御源自中国的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即国家力量对数字化进程的系统性干预，以及积极的外向型发展路径。如上所述，另一种数字化进程发生在北美，尤其沿着“从公司到国家”这一历史轨迹而形成的美国。在并无太多内外部分野的前提下，数字化的市场潜能得到公司国家体制下的技术资本、权力精英、公共政策和消费文化的强力支持，培育出兼具本土统治力和全球拓殖力的数字产业巨头，也承载着数字资本主义这一崭新的全球生产、流通和消费帝国体系，及其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平等关系。这种矛盾和关系恰恰需要通过空间扩张的方式来解决，从而导致了与欧洲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碰撞，以及与国家主导的、兼具发展型和民族性的中国数字革命的系统性博弈。简言之，如果从新闻业的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而言，欧洲的数字化进程表现出更强的保守性和游离感，也成为在西方社会中探索数字新闻业多维面向的重要切入口。于是，相比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司型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拥抱态势，欧洲社会对数字化的接纳是有更多“附加”条件的，因而也在一种进化论的单线叙事中显得更加“落后”，并突出地表现在对公共性的捍卫上。关于这一保守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1996年针对电视商业化的借力打力式批评中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快速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电视新闻业中，布尔迪厄以其场域理论，细致入微地揭批了市场力量如何系统性地侵蚀了作为公共领域承载着的新闻场，进而威胁了民主的根基，而这一侵蚀的前提是新闻业，尤其是电视新闻业所内含的商业化潜能，亦即对最广大公众的触达力，而后者的政治性正在被商业性所取代。如其所说：“新闻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这里的需求在当时的语境下指的是基于收视率的数据化观众。“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然而，值得不断回味的是，布尔迪厄的批评并未止于电视，而是将注意力投向社会的其他相对独立的场域。通过新闻场这一大众传播或大众消费机制，经济场间接影响了其他场的独立运行，从而将其统一到商业化的逻辑轨道上来。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了新闻场对整个社会的中介性作用。换句话说，新闻场成为商业逻辑实现放大效果的重要中介机制，进而侵入了其他场域，归总而言就是三方关系中的国家与社会。这一观察和判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立场和分析路径不谋而合，一方面表现出对商业逻辑殖民媒体从而导致公共舆论去政治化的批判，另一方面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去媒体中心主义”分析路径殊途同归。后者可以落脚于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提炼的两种商品化的判断，即内在的商品化和外在的商品化，或称传播的商品化和社会的商品化，而对社会的一般商品化的推动是这个过程的核心。相比1990年代的电视新闻业，如今的数字新闻业无疑因为数字经济的普遍性架构而更具有这一中介化或平台化的发展倾向，而且比传统新闻机构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甚至出现了直接融入一个商业力量支撑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可能，从而给公共性的讨论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值得提起的是，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的学术公共讲演与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第一版同时出现于1996年，在新闻业遭遇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背景下，这一跨越大西洋的思想共振给新闻业的批判研究学术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最后，中国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也首先因为与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接轨，造就了技术与市场的联盟，及其驱动的用户思维和参与文化转向，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将传统新闻业拖入一个网络化、无边界、流动性、沉浸式乃至智能化的信息消费时代。在这个需求驱动、渠道霸权的新格局中，传统新闻业因为逐渐与公众——至少是部分媒介富裕阶层——断连，从而面临着政治、经济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失灵，因此不得不反向召唤国家力量在20世纪末适度“退场”后，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再度“出场”，以媒体融合的政治指令和举国体制的政策动员，力图重新树立起国家媒体制度在数字时代的主导力和主流性。在这个“出场”过程中，并不存在分立的市场与政治、市场与社会的博弈，而是更具统摄性的国家力量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媒介环境中对三种力量的调整和配置。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国家通过引入市场化机制赋能新闻媒体的商业化，那么如今的媒体融合则是国家在商业化迈入数字化阶段后，面对新闻业边界的持续被突破，以及新闻业可能被数字经济所重构的风险所作出的战略性存量调整，并尝试着将数字化带来的改革增量纳入可管可控的新闻舆论工作体系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国家的再度“出场”看似是一种传统新闻业在数字环境中的延续或者调适，与上文提及的数字新闻业的革命性特征有着本质差异。其实不然，恰恰是国家治理体系面对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重构性力量而作出的能动的系统性变革，或称一个数字治理体系——包含观念、政策、制度和资源——的孕育和成长，为媒体融合这一顶层设计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决定——而非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这一顶层行为所展示出来的国家意志。因此，理解中国的数字新闻业也许需要放置在理解数字中国这个全局性概念的前提之下，以及与数字化治理体系等概念的关系之中。三、数字经济：新闻业的生态基础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针对新闻业的批判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拓展。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在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数字经济模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历史性的经济化约论，而是基于数字化转型首先是由商业力量和市场机制所驱动，并日益由垄断性的数字平台所主导这一历史进程事实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进程呈现出突破本土化，进而向全球市场扩张的趋势，这与传统新闻业更多表现出的在地性商业化有着较大差别。在这个前提下，基于数字经济的新闻业存在打破制度和文化差异，实现全球新闻业横向融合的可能。而紧随其后的关注点是有关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的数字经济如何干预乃至再造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公共性和权威性等问题。这一再造过程可能发生在单一制度内，也可能超越制度边界，奠定地区乃至全球新闻业的新公共性根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聚焦的不是还原性的经济决定论，而是经济先导论，以及由这一先导力量所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复杂互动。因此，理解数字新闻业需要首先理解其经济动能，而不是在唯理智论的认知框架里不断再生产象征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宏观视野和历史语境中，数字化是资本主义“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新阶段和新手段，目的是尽可能克服时空障碍，加速资本流动，提升交往和交易效率，促进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集中。那么，数字经济如何在新闻业乃至整个传播业中展现出这一压缩性和加速性？也许需要回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来，比如，数字经济——这一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生态基础——究竟拥有怎样的生产要素，以及负载着怎样的生产关系，并基于此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首先，相比传统新闻业，数字新闻业容纳了更为多元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庞大的资本投入，复杂的技术使用，广泛的数字劳动，以及无限的虚拟空间。与传统新闻业的劳动密集型或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产业基础相比，数字新闻业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并以此支持了庞大而持续的技术投入，因此并不是任何机构乃至国家可以以一己之力搭建这一数字生态系统，正如它们在传统新闻业中所做到的那样。而资本支持的复杂技术系统需要硬软件设备基于不间断升级的全天候支持，以及超越传统新闻劳工技能边界的高技术劳工（比如程序员和数据分析师）群体来加以支援，这需要整个新闻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和理性化。除了这一扩展的技术劳工范畴，数字新闻业在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将生产场域敞开，不断地将曾经的外部受众转换为内部劳工，通过参与式内容生产和反馈式数据生产，为整个生态的扩容和治理提供广泛的数字劳工要素。最后，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早已超越了报刊的版面限制和广电的频谱稀缺，拥有无限的虚拟空间资源，并通过日益定制化和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以用户及其消费行为为中心，快速、实时重组着虚拟空间及其负载的内容和关系呈现，从而高效匹配物理世界中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和信息与交往需求。因此，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得以利用多元的生产要素及其灵活的匹配关系，快速而高效地提升自身的网络化生产力。其次，数字新闻业的生产关系呈现出集中化与网络化、结构化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基于上述生产要素的高资本和高技术，集中化指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即只有资本密集型的组织，包括大型商业传媒集团、跨国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政府支持的公共媒体部门（比如中国的某些中央级媒体）才拥有搭建和运营这一平台架构和生态系统的能力，因此，其所有权结构是愈加集中化的。然而，这一集中化结构的生产过程，又充满着多边性和网络化的特征。多边性指的是数字新闻业一方面逐渐与多元的新闻获取和信息消费渠道相匹配，另一方面不断探索与其他社会部门和舆论场域的依存关系，比如与广义上的文化产业的互构性。在这个生产关系中，获取网络化的传播效果并提升货币化的经济效能是核心目标。数字新闻业生产关系中的结构化主要体现在由于资本和技术的高投入所凝结的组织机构或称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借助经济方式和技术手段，所有的产消者都被置于平台这一权力黑箱所主导的生产关系中。而灵活性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表征，诞生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也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加强和被加速。灵活性又称灵活积累，是数字经济为实现快速增长而发展出的多边性和流动性生产关系，以及基于大数据和自动化技术而实现的精准生产模式。这一生产关系不再限于传统的工业化供需匹配模式，而是不断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而实现资源的灵活配置，当然也包括劳工群体就业方式的不稳定化。于是，数字新闻业一方面表现出愈加稳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另一方面也不断地通过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将劳工问题推至前台。这一劳工问题主要涉及三个维度，其一是时空压缩下的劳动叠加，曾经分割的劳工空间因为数字化进程而逐渐融合在一起，记者与技工的区别变得不再清晰，单位空间内的劳动时间被不断延长，包括零工经济在内的劳动形式被不断地叠加，在数字化和融合化的合法性叙事下，这一结构化体制对灵活雇佣关系的剥夺变得愈加不可见和去政治化；其二是技术替代人力，更多基于信息计算的自动化技术在资本的强力投入下不断走近生产关系的中心，并将人力下放至附属性的地位，当然，更重要的是将曾经拥有非理性因素并基于此发展出复杂情感关系网络的人力劳工逻辑逐渐替换为技术的理性化逻辑，从而进一步消解了数字劳工本身的主体性和团结性；其三是人力资源的跨行业竞争，如上所述，数字新闻业中的劳动形式已经远离了工业时代的单线程产业链分工，而是按照流动的以及可计算的用户需求，借助平台的中介化机制，不断调配着任何可能供给内容和服务的数字劳工，这其中既有记者编辑为代表的传统的内容生产者，也有必需的信息技术工人、市场营销人员群体，以及更加庞大的产消者也就是用户群体。在数字新闻业，或称未来的平台新闻业中，基于自动化内容产制和计算化供需匹配能力的提升，记者编辑这一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分工形态，也许会逐渐消失在数字劳动的全民化和泛在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会进一步驱动着一个告别传统专业性真相产制的“深度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当然，这并不是新闻业的末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新闻业，一方面全面受制于不断资本化和集中化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垄断性的数字平台，成为市场化力量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不断侵蚀社会公共领域的牺牲品之一，但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两种抵抗性的潜能，包括面对新闻业的去专业化所带来的真相产制崩塌而不断兴起的新闻复归——这一卡尔·波兰尼意义上的保护运动，从而给予传统新闻业主动转身融入数字新闻场的历史性契机，以及数字化对多元、跨界劳工群体的赋能，使得挑战传统新闻业的精英主义霸权，创造数字时代的新新闻业——至少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与文化研究和媒介生态视野下的“技术-文化共生论”的同盟。也许这一想象性未来可以被称为数字新闻学的群众时代，至少是因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全民经济。四、结论：数字新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如果说数字新闻业是一种基于数字经济的新兴信息产业，那么数字新闻学应该是一种面向这一产业的新认识论、新知识论、新价值论和新方法论，从而为多种研究路径的进入和融合提供了契机。在具有潜在理论贡献的研究路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对经济问题的核心关切，对政治问题的关联性视野，对数字资本主义集中化和垄断化的坚定批判，以及对另类数字化道路的想象和实践等特征独树一帜，可以为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结合结构化和能动性的总体性研究路径。就当下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数字平台研究和数字劳工研究两个领域的拓展可以为数字新闻学供给批判性的理论资源。首先，数字平台研究集中关注社会平台化进程中，垄断性的平台公司如何借助自身的可编程性不断匹配整个社会的信息化需求，从而达成多边供需基础上的财富积累和权力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以新闻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被转化为单一的内容供给者，在渠道力量和用户群体被平台掌控的前提下，成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因为自身的超级垄断，引发了其内部和外部的治理危机，从而导致了公共政策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持续干预。平台治理也成为重要的博弈场所和研究领域。当然，源自社会领域的数字反连接运动也为想象和实践另类的数字化道路提供了群众基础，这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既关注压制性结构，又强调主体能动性的辩证性所在。其次，数字劳工研究如今蔚为大观，穿插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姚建华提出，“不管是信息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形式的具体体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方面将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相结合，探讨数字劳工的整体性问题，另一方面努力探索对新的尤其是隐性剥削形式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持续关注资本和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内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如上文针对主体性讨论而提出的“非异化劳动”的实现可能。而这种复杂而辩证的数字劳工问题正突出地表现在崛起中的数字新闻业里。至少基于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工这两个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知识生产上存在进一步与数字新闻学互动和互构的可能。
作者：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北京 10002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4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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