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江 涂凌波 | 现象学新闻研究：从胡塞尔到塔克曼的理论旅行及其未来

摘要  现象学思想对于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在当前的新闻学研究中，现象学新闻研究路径发展得并不充分。文章从胡塞尔、海德格尔、舒茨三位现象学思想家出发，分析了现象学解释范围从形而上学向现实世界的转变历程，以及现象学理论路径的基本特征。文章围绕《做新闻》这一现象学与新闻领域相结合的经典文本，提出了塔克曼的研究仅仅构成了现象学与新闻学结合的一种可能性，有必要建立更为完整意义上的现象学新闻研究版图，其主要包括三个理论层次：悬置原有的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关于“新闻”的理解，以现象学的眼光重新理解“新闻”；在存在层面上剖析新闻在人与世界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意义；在区分不同研究类型的基础上，讨论行动者、新闻、生活、世界、时空等之间的复杂结构与关联机制。

关键词  新闻理论；现象学；胡塞尔；塔克曼；做新闻

像传播学一样，新闻学某种程度上亦是处在“十字路口”的学科。研究者会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方法工具来阐释新闻学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如果按照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就已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路径介入。现象学亦有卷入到新闻学的研究之中。早在1978年，盖伊·塔克曼的《做新闻：对现实建构的一项研究》（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便可视为运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进行新闻生产研究的经典著作，除此之外，莱斯特的博士论文《新闻作为一种实践性技艺》（News as A Practical Accomplishment）和费什曼的《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也或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现象学曾被预言将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不过时至今日，相较于其他研究路径，兼具方法论和认识论色彩的现象学在新闻学研究中并非主流，现象学具有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意义与价值被低估了。本文认为，作为当代重要的理论思潮，现象学对于新闻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本文尝试在厘清现象学核心主张的基础之上，讨论现象学引入新闻学的过程及其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实际境况，在对已有现象学新闻研究进行反思的同时，梳理现象学新闻研究的问题脉络及其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一、现象学的核心主张及其引入新闻学的条件

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最早见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在这部经典著作中，胡塞尔批判了以往心理主义、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等认知方式在理解现象与本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谬误。他主张，认清现象与本质、特殊与一般之间的根本关系，要从清楚地阐释认识本身的结构与规律做起。在他看来，不论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还是脑海中的幻象和想象，任何意识都要有对象，意识←→对象构成了任何意识、观念的基本结构。与此同时，意识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不是通过所谓的演绎、归纳、抽象等间接方式得来的，而是在直观的明见性中进行把握的。在此基础上，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经典口号——“朝向事物本身”。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渊源颇深，是现象学流派中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与胡塞尔对先验意识的关注有所不同，海德格尔从存在层面和解释学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现象学方法。他将现象学的方法解释为此在（也即是人）阐释自身及其所在世界关系结构的根本性方法武器，在他看来，此在的现象学实际上就是诠释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这种解释学现象学的方法，在海德格尔的概念体系中又被称为“形式显示”。形式显示是与人活生生的生命世界相联系的，是对实际生活经验的活体展示。某种程度上来讲，海德格尔想要做的，是以现象学的方法揭示人之生活世界、生命世界的根本结构、根本状态，揭示此在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样态。

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舒茨又进一步将现象学引入社会学。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一书中，舒茨尝试借用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来解释“社会意义的理解何以可能”这一韦伯所开创的“理解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一方面从哲学元问题的角度阐释了社会意义的形成以及人与世界的关联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域与研究范围，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流派。从理论旅行的基本历程来看，舒茨研究的实质，是将现象学的解释域从胡塞尔所关注的先验意识，转向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转向主体间性、社会世界与人之日常生活世界。从胡塞尔对意识结构的考察，到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关注，再到舒茨将现象学从哲学领域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现象学的解释范围从形而上学逐渐转向了现实的社会世界。这种现象学方法适用范围的扩大，充分说明了现象学作为一种兼具世界观与方法论功能的认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现象学在解释社会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适切性和开拓性，也为现象学引入新闻学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当然，讨论如何充分将现象学引入新闻学研究的前提，在于了解现象学在世界观、方法论及认识论等层面的特征。

首先，现象学主张以亲在性的方式去观察和分析事物。“朝向”暗含了一个天然的前提和基础，即认识者要以在场的、亲身性的方式去观察事物和解释事物，亲在性的观察眼光构成了现象学方法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特征。按照胡塞尔的观点，“直接的看，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作为任何一种原初给予的意识的一般看，是一切合理论断的最终合法根源”。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所获得的最为核心的方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便是这种直观地观看事物、审视世界的亲在性眼光，实际上，也只有以亲在性的姿态与眼光去观察，才能在生命的湍流中审视时间的意义与世界的结构。而舒茨在探讨社会意义时最为常用的词汇便是“我”和“我们”，“我”这一词汇的频繁运用实际上也是现象学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中最为鲜明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更多地是以一种亲在性的方式去剖析普遍意义上的先验意识和存在结构，但到了舒茨这里，亲在性的眼光开始转化为一种共情化的机制。虽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分离性的，但研究者却可以通过共情化的机制，设身处地地获取研究对象的亲在性眼光，从而以此来切身性地理解主体间关系以及与其所在世界的因缘联络结构。这一转化正是现象学这一滥觞自哲学议题的方法可以被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这一转化也为现象学引入新闻学研究、为亲在性地审视新闻学的相关议题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根基。

其次，以亲在性的眼光为起点，现象学延伸出了其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也构成了几乎所有现象学家都共同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胡塞尔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我”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认识主体的“我”是如何从杂多的现象中认识到世界的本质的。海德格尔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指向“我”与世界的关系，他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篇即交代，他要做的是对“此在”进行存在论的分析，但对此在的分析离不开对世界的分析，因为此在本身即在世界之中，此在的本质亦是在与世界的交往、照面中呈现出来的。舒茨所要解释的对象直接是“我”寓居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在我看来，我作为一个——通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人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世界，是一个应当被当作富有意义的对象而加以解释的对象”，为此，他以“我”为中心，以“我”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为依据，区分出世界的结构性与层次性，进而将世界划分为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

再者，现象学尤其关注人所寄居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和周遭世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几乎就是在“生活世界”的语境之中展开的。海德格尔专门说明了“世界”的多种含义，并指出若非另有交代，《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世界”就专门指代生活世界与周遭世界，“世界在这里具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生存论上的含义。在这里又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世界是指‘公众的’我们世界或者是指‘自己的’而且最切近的‘家常的’周围世界”。现象学的前提在于将自然世界悬置起来放在括号之内，而晚年胡塞尔所做的重要事情之一是把原先存放在悬置括号中的自然生活世界给解放出来，以澄明的眼光重新理解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在人所处世界中居于基础性的、奠基性的位置，尤其是在实证科学所带来的人生意义虚无的危机语境下，应当将“作为源泉滋养意义形成的、前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舒茨社会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生活世界，其运用现象学所解释的直接对象亦是生活世界以及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主体，这或许与舒茨的个人经历有关，作为奥地利籍的犹太人，二战期间舒茨像很多中欧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流亡生活，“由于其特有的流亡者身份和哲学背景，舒茨的工作中有着对于普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世界、主体性、自我认同和意义问题的切身细腻的把握”。

最后，现象学承认世界的建构性，即世界不是一个与“我”相割裂的客体对象，而是随着“我”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是人在与周遭环境的因缘联络中形成的。胡塞尔认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文化世界，而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意义是被历史地构造起来的。关于生活世界的建构性，在舒茨的社会世界理论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的世界存在着非完整性，这种非完整性是人生命意义的源泉，也是世界在我的意识中得以构成的基础，“我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存在的世界，而是一个在任何时刻都一直在不停地生成和消失的世界”。舒茨关于社会世界建构性的理解，成为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主张之一，其后的伯格和卢克曼也正是在世界建构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对日常现实建构的意义与作用，“日常生活现实是围绕我身体所处的‘此地’（here）和我当下所在的‘此时’（now）被组织起来的……在日常生活中以‘此时此地’的方式呈现给我的东西，构成了我意识中的实在之物”，这一主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塔克曼经典著作《做新闻》的思想前提之一。

亲在性的眼光、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关注，尤其是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以及对世界建构性的承认，构成了现象学引入新闻学所应当遵循的条件和前提。当我们以这些方法、主张、理念以及问题去观照新闻学时，会发现现象学为新闻学打开了一片全新的研究版图，这一研究版图至少可以呈现出如下样态：（1）长期以来新闻学的知识是基于客观性这一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客观天然地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分离。当以亲在性的眼光、切身性的方式而非通常意义上抽离性的客观立场去观照新闻学中的研究问题时，我们将会在活生生的生命现实之中看到那些经由“新闻”而衍生出来的与生命本己相关的根本性问题，会获取全新的观照新闻学问题的眼光，也获得同以往研究有鲜明区别的问题域。（2）以抽离性的眼光审视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导致了以往新闻学研究所关注的是割裂性的事实，对割裂性事实的关注催生了碎片化的知识。由此，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往往遵循了一种外在性的原则，也即依赖于碎片化知识之间的逻辑关联。而以亲在性的眼光理解新闻活动，形成的与生命相关的本己性诠释及知识体系则是从人的生命活动、人与世界的关系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亲在性的人与人所处的世界构成了新闻学知识生成的初始根基，由此而建立起来的诠释体系和知识体系遵从了一种以亲在者为中心的内在原则与逻辑，每一种诠释与知识都不是碎片化的和割裂性的，而是都直接与亲在者发生深层关联的切身性解释，是构成理解人的生命与存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做新闻》与现象学进入新闻学的“理论旅行”

如同本文开篇所谈到的，现象学进入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某种程度上来看，彼时新闻学之所以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的现象学潮流有关，也与美国社会科学界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不满有关。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舒茨和加芬克尔，现象学经历了一个“理论外溢”的过程，亦即从形而上学转向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社会理论领域，在《现象学社会学》一书中，哈维·弗格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象学与社会学结合的条件，“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系统相关性产生于它们对主体间性的本质作出澄清的共同兴趣”，而现象学与社会学之间相结合的潜在结果之一，在于使新闻活动成为现象学理论观照的对象。

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学在现象学与新闻学的结合方面，扮演了“中介”与“桥梁”的作用。塔克曼本来即出身于社会学，她的研究深受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论的影响，以至于《做新闻》本身即可视为现象学进入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端。从思想根基上来讲，《做新闻》的理论渊源主要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而上述几种理论，无一不与现象学有着直接且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社会学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做新闻》的核心研究问题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发问方式。塔克曼在第一章中提到了她想要通过这一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1）镶嵌到绵延不断的活动截片中的片段如何落入记者的时空视野之中？（2）为何有些事情无法进入报道的范围之中，是由于知识本身就镶嵌在社会分层体系之中？还是它们被视为社会世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再或是由于新闻人基于长期经验而形成的专业事业和眼光，导致了视域的局限？（3）倘若每一个片段或细节都被当作独一无二的现象，个体和机构又如何处理关乎社会世界的信息？这三个问题，均存在着现象学的烙印。关于“活动截片中的片段如何落入记者的时空视野”这一发问，塔克曼想要探讨的是作为认识者的记者与作为报道内容的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在记者的生活时空中理解和讨论新闻的建构方式与建构过程。而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基本概念“意向性”及所开创的“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都是基于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紧接着，塔克曼想要讨论的是“为何有些事情无法进入报道的范围之中”，亦是通过“悬置”来实现对一些日常性、自然性、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的质疑，并由此来实现自身的理论建构，这从她所罗举的三项可能性原因即可窥见。而最后一个问题“个体和机构如何处理关乎社会世界的信息”，则受到了舒茨的影响。在《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一书中，舒茨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是个人如何与他人、与世界实现意义的共享，塔克曼的最后一项研究问题，很明显是将舒茨对社会问题的一般发问具体化至新闻生产领域。

其次，《做新闻》的不少核心概念均与现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为了回答在全书第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塔克曼不断地从现象学研究者那里借取理论资源。例如，在《做新闻》第三章中，塔克曼所使用的类型化概念，即源自舒茨对于人如何理解与认识非直接经验的世界这一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在舒茨看来，人与非直接经验世界之间重要的交往机制之一即在于“类型化”（typification），当同时代人只能以间接的方式接近时，“他的主观经验也只能通过各种与主观经验有关的一般性类型才能得到认识”。在《做新闻》一书中，塔克曼将“类型化”概念引申为新闻工作者了解世界并进行新闻报道的认知框架，“凭借类型化，新闻人将大千世界中独一无二的事情转化为原材料，并运用常规手段加以处理和发布……它们也会将特定框架加诸日常生活的截片，引导新闻人以特定方式感知日常世界”。除了对“类型化”概念的援引，塔克曼还运用了舒茨的“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这一概念也体现着明显的现象学色彩。在胡塞尔看来，“悬置”与“怀疑”是现象学哲学家的根本态度，舒茨则认为，生活世界将世界上的存在之事视为天然给定的，而缺乏悬置和怀疑的态度，这种将世界存在之事与诸多现象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就是“自然态度”。塔克曼进一步将“自然态度”引申到对新闻工作的讨论之中，用以解释记者如何理解并赋予所感知到的事物以意义，并将其转化为新闻报道。

再次，《做新闻》所运用的核心研究方法带有浓重的现象学色彩。一方面，塔克曼在接受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主张的基础上，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到电视台、报社、纽约市政厅新闻中心开展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在行文及叙述时她是以旁观者的口吻出现的，但她对于新闻工作者如何开展新闻生产活动进行的阐释和理解，却往往是以亲身性的、共情化的方式得来的，是“朝向事情本身”这一现象学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塔克曼受到了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的影响，她对新闻工作者如何把寻常之事转化为新闻事件所进行的分析，以及对新闻活动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和意义问题的揭示，所运用的核心方法便是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在社会学的理论谱系上，常人方法论的理论源头正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胡塞尔试图打破与凸显我们日常的知觉模式，而加芬克尔也是想将我们的世界加以陌生化，以说明其内在结构，并进而论证面对世界时的‘自然态度’的意义”。也正是在现象学分析方法的影响之下，塔克曼看到了经验主义在日常事件转化为新闻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经由天真的经验主义，这些信息又被转化为客观的事实。而所谓事实，指的便是对事物状态正常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描述和构造”。

此外，《做新闻》中的许多观点，甚至前提性观点和核心性观点，都与现象学有着深刻的关联。例如，在全书的开篇，塔克曼提到“新闻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其窗框，美国人得以了解自己和他人，了解自己的机构、领袖和生活方式，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情形”，在这里，塔克曼将“新闻”比作了连接人与世界的“窗口”，并提出了“新闻世界”的说法，这一比喻和说法散发着浓厚的现象学意味，其已经将新闻放在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尺度上予以把握和考量。在全书结尾的两章，塔克曼又对“新闻”做了进一步的界定，“新闻讲述社会生活的故事。它是社会资源，知识之源，权力之源，也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塔克曼所提的这些观点，受到了舒茨的学生伯格和卢克曼的影响，后者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会不断地构造与形塑现实世界，也正是基于对现实世界建构性的认同，塔克曼在《做新闻》一书中最后得出了新闻既建构世界、其本身亦为新闻工作者所建构的结论，“新闻将自身再生产为历史性的给定之物。它不仅界定与再界定、建构与重构社会意义；也界定与再界定、建构与重构各种行事之道”。

在新闻学的学术谱系中，塔克曼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她将现象学的发问方式、研究方法、话语概念以及重要观点系统地引入到了新闻学研究中。可以说，在现象学的观照对象从先验的认识论领域转向现实的新闻活动领域这一历程中，塔克曼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遗憾的是，在塔克曼之后，随着现象学社会学陷入低谷，新闻社会学也渐趋衰落，现象学与新闻学研究的结合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使得塔克曼成为迄今为止现象学与新闻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上几乎唯一值得称道的重要研究者。

当然，对塔克曼意义与价值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反思现象学进入新闻学的理论旅行历程。反之，只有以整体性的、历史性的视域对这一历程予以客观性的审视，我们才能发现现象学在新闻学领域中的实际运用情况，以及现象学新闻研究尚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补足与发展。事实上，在经验性的学科中，理论与研究者之间的结合，往往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研究者将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自身的兴趣、偏好相结合，从而形成关于具体研究议题的理论阐释。塔克曼是以一名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到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她基于对新闻生产活动的关注，而展开了《做新闻》的相关研究，这正是现象学（主要是现象学社会学）与塔克曼本人研究旨趣相结合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逻辑上来看，现象学对于新闻生产活动的阐释，仅仅构成了现象学与新闻学结合的一种可能性，在此之外，还存在着更多层面结合的可能性，也存在更为完整意义上的现象学新闻研究版图。或者以更具现象学意义的方式来说，塔克曼的研究，仅仅构成了现象学新闻生产领域的理论“去蔽”，更多的结合可能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显现。

更多的结合可能以及现象学新闻研究的完整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在历史与逻辑的比对中显示出了基本的方向。由于《做新闻》更多的是一项以新闻生产活动为核心观照对象的经验性研究，因此，更为整全的现象学新闻研究即意味着（1）将核心观照对象从新闻生产活动扩展至更为整全意义上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不仅审视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世界及其新闻活动，而且考察常人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及其新闻活动；（2）将经验性研究扩展至更为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乃至哲学研究，对新闻学研究中的前提性命题、基础性话题以及关键性概念予以重新审视，而正是后者，将为现象学新闻研究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悬置《做新闻》与现象学新闻研究的问题谱系

为了建立起更为整全意义上的现象学新闻研究路径，有必要暂时“悬置”塔克曼在《做新闻》一书中的研究成果，回归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舒茨等经典现象学家的思想，发掘现象学之于新闻研究的更多可能性。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以现象学的核心主张、提问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为参照，勾勒出现象学新闻研究的问题谱系。

首先，形成整全的现象学新闻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以现象学的眼光来看，新闻学研究中所观照的基本对象，也即“新闻”（news）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是建立整全的现象学新闻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也是早先塔克曼未曾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在直观中认识事物，这是现象学根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包括《逻辑研究》《纯粹现象学通论》等多部著作中，胡塞尔强烈地批判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以洛克、休谟、贝克莱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获得，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或者说，对于一切间接知识的接受都要以直接的经验性为支撑。胡塞尔认为，间接认识并不有赖于直接感性经验，所谓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取消了直接认识进行合理证实的可能性。因此，胡塞尔是典型的反经验主义者，他“始终坚持反对‘经验主义’的立场，既反对在‘极端经验主义’意义上，也反对在‘温和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立场相对，现象学认为，真理并不是经由感性经验中介的，而是直接在直观中被给予的，在此基础上，胡塞尔提出了认识活动中一切原则之原则，即“朝向事物本身”，“每一种原初给与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与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与的限度之内被理解。应当看到，每一理论只能从原初给与物中引出其真理”。

一门学科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与把握，是这门学科内部不同流派与范式相互区别的根源所在。当我们意图建立一种真正的现象学新闻研究路径时，首先要做的便是以现象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重新理解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新闻学最为基础的概念——“新闻”。以往的新闻学所遵循的，主要便是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实践活动的内涵”，由于认识本身的局限性、片面性，以及新闻活动的变化性，研究者的经验亦在不断调整，在“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的不断分解和切割，使得概念范畴变得支离破碎，一直无法提升到应有的统摄范围上来”。这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当然也影响到了对于“新闻”这一新闻学核心概念的把握，已有的关于“新闻”的界定，包括“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手段说”等等，无不是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所做的界定，界定过后依然是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并无形成统一之定见。这显然是现象学所反对的理解事物的方式。

如果以现象学的方式切入，又该怎样理解新闻？这一问题无疑是现象学新闻研究路径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运用现象学理论资源所进行的研究，似乎都没有真正地以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的眼光审视过“新闻”，而是要么移用帕克对两种知识类型的区分或伯格和卢克曼对日常知识的界定，将“新闻”视作一种知识类型，而后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和探讨，例如塔克曼的研究；要么虽有以现象学之眼光重新理解“新闻”的意识，但却依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误区；再或已经有了现象学的眼光，且清晰地认识到了以往关于新闻理解的偏差，但仅仅只是局限在数字文化时代而未做更为根本性的追究，例如学者本特森和约翰逊的研究。因此，尽管并不容易回答，但仍有十分之必要去追问：以现象学的眼光来看，新闻究竟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真正地以现象学眼光理解了“新闻”，此后的具体研究才能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无可动摇的、至少也是逻辑自洽的基石之上，不同的现象学新闻研究也才能有一个共通性的讨论基础，现象学新闻研究与遵循其他路径的研究之间才能有较为清晰的区分与界定。而若是无法给出一个现象学的关于“新闻”的界定，那么现象学新闻研究路径将不存在，纵使发展出一条现象学新闻学研究路径，也会像韦伯之“理解社会学”被舒茨所批评的那样“根基不足”①。

其次，以现象学的眼光就新闻进行重新理解与诠释之后，便须将“新闻”放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之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审视，以亲在性的眼光揭示新闻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存在的意义。此时，现象学新闻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新闻”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在“我”与世界的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新闻在“我”的世界、尤其是生活世界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舒茨，现象学一步步地经历了从形而上学到现实世界、社会世界迁移的过程，甚至对于胡塞尔本人而言，也并不是纯粹地探讨形而上学问题，在其晚年亦将研究的眼光转向了现实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最先将现象学带出形而上学的界域，如同前文所讲，海德格尔亦讲求“朝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方法，但他的“看”与胡塞尔的“看”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着眼点在于存在，这使得他“看”的目的不是发现意识的结构，而是要在此在的各种活动、生命的各种现象中，看到存在尤其是此在的本然状态，他看的对象也不是从各种各样存在者中解放出来的范畴，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事实。因此，他的“看”是作为此时此刻的我向我居于其中的世界的有实际存在方向的看。“在哪种对象中，人类存在或生活中的存在得到体验和解释？这就是被生产出的对象。并非在理论实体化的事物域中，而是在我们生产、制作和使用中遭遇到的世界之中，才有关于存在的原发经验的‘所由’和‘所向’（此为境域关系而非理论抽象决定的对象）”，看向世界，是因为我就处于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在我与世界的日常交往联络之中存在着我的根本的存在方式。

现象学新闻研究路径自然应该关注人的问题，在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视野上思考新闻、审视新闻，并至少要对以下问题形成清楚的阐释与回答：（1）“我”是现象学共同的逻辑起点，也是我所在世界的中心，新闻作为一种存在，在我的世界中居于怎样的位置？又是如何与我发生关联的？（2）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就是时间性，时间充任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而此在亦有空间性，空间参与组建着此在的世界，这也即是说，时间与空间构成了此在于世界中自我展开的方式，那么，新闻对于此在而言，有着怎样的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上的意义？（3）不论是海德格尔、舒茨，抑或是晚年的胡塞尔，都承认“我”与他人的共存性，那么，新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4）现象学认为，“我”的世界并不是生来如此就永远如此的，而是不断地被塑造和建构起来的，那么，新闻在“我”的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新闻参与着“我”的世界的建构吗？如果参与，其参与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新闻对“我”的世界的建构反过来又会对我和我的日常生活、生命活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再次，现象学走向现实世界的最后一步，即走向具体的人，结合具体的人之日常生活、生命活动来讨论与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内在结构等相关问题。因此，现象学新闻研究在解决了前述基础性问题之后，应当回归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因为，“被清洗掉历史与社会‘杂质’的‘我’和‘他们’只是生活世界中理想状态的理论预设起点，却不是生活世界中行动者全部与真实的可能”。而回归到现实生活世界，意味着要在具体的人的生命活动中，回答下述问题：新闻在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所具备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新闻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要素产生怎样的勾连？日常生活与新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和效应？

具体的人首先是处于生活世界的行动者，而新闻活动中最为核心的行动者分别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和非职业性的普通人/常人。由此，前述问题又可因行动者类型的区分进一步细化：（1）当“我”指代职业新闻工作者时，新闻生产活动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居于怎样的位置？新闻生产活动与我的其他活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我的新闻生产活动？我所在的社会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又如何勾连我的新闻生产活动？（2）当“我”特指不掺杂任何职业身份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常人时，我的新闻活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居于怎样的位置？与我的其他活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又会如何影响到我的存在状态？

当然，“我”的具体化不仅指上述两种类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还可指代当下的人，也可指代过去的人，当以当下的人和过去的人分别进行现象学新闻研究时，又会分别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以当下的人为中心展开的探讨，属于社会学的观照视域，因此可采用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回答现象学新闻学研究所提出的相应问题。以过去的人为中心展开的探讨，须在历史学的视野中展开，因此可以结合生活史、阅读史回答现象学新闻学研究所提出的相应问题。

由此，将行动者与时间作为两种变量和参考维度，在坚持现象学核心主张和方法基础上，可以把现象学路径中具体层面的新闻研究细分为四种类型：报人生活史（journalists' life history）、常人生活史（everyone's life history）、职业新闻工作研究（study of occupational journalism）①与日常生活新闻学（everyday life journalism）（表1）。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勾勒出现象学新闻研究的三种层次：第一层次，悬置原有的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关于“新闻”的理解，以现象学的眼光重新理解“新闻”；第二层次，在存在层面上剖析新闻在人与世界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意义；第三层次，在区分不同研究类型的基础上，讨论行动者、新闻、生活、世界、时空等之间的复杂结构、关联机制，既在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中见到新闻，又在新闻活动中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的存在。

上述这三种层次，既关乎抽象意义上的概念理解，又涉及存在层面的理论阐释，还涉及到在经历“悬置”与“澄明”阶段之后回归到日常生活层面的经验观照，因而构成了整全意义上的现象学新闻学研究路径。以此观之，早先塔克曼运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资源所开展的新闻生产研究，似乎只是现象学与新闻学“合织”而成的研究网络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其余层面的现象学新闻学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更加富有成效的探索。

四、建立完整意义上现象学新闻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前文的分析与梳理，大致勾勒出了一张以现象学方式介入新闻学研究的完整问题地图与相对整全的知识脉络。最后，有必要谈一谈现象学对新闻学研究的价值以及建构完整意义上现象学新闻学研究的意义。一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新闻学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学科，现象学不是唯一介入新闻学研究的外来理论资源，包括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早已利用自身的理论在新闻学的领地大显身手。但是，现象学新闻学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这种意义因时代语境的特殊性可能愈发彰显。而新闻学对现象学的引入，以及完整意义上现象学新闻学的建构，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现象学最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之一，在于其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上的革命，以现象学的方法来重新理解新闻学的基础概念、基本范畴，至少让我们重新审视、打量与质疑那些常年为我们所接受的新闻学前提，而这种质疑与审视，或许将为新闻学带来更为坚实的学科基础。海德格尔认为，“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科学的水平”，“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现有的大多数新闻学概念要么是基于对经验的总结而来的，要么是直接沿袭自其他学科的特定范畴，里面不免掺杂着个体认识的偏见和经验的片面性，建立在这些概念、范畴基础之上的学科自然是不坚实的，甚至经常会陷入逻辑不能自洽的囧境。因此，并非激进地说，新闻学有必要按照现象学的方法对自身进行一场概念与范畴上的革命，有必要像胡塞尔所说的“真正的科学”那样，在原初给与的直观和明见性中见到新闻学基础概念、基本范畴的真正意义，“真正的科学和它本身对偏见的真正摆脱，要求直接有效的判断作为一切证明的基础”，而“直接的看，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作为任何一种原初给与的意识的一般看，是一切合理论断的最终合法根源”。这种朝向事物本身的方法论以及亲在性的研究眼光，正好为新闻学重新理解其基础概念与基本范畴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

第二，现象学将以其亲身性的眼光及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关注，推动新闻学研究视线的转移与讨论焦点的切换。现有的新闻学讨论的核心在于职业新闻活动，其本身就是“以新闻职业为对象所积累整合的一种知识体系”，即便是后来介入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研究路径，也依然将研究的视线与探讨的焦点聚集在传播主体或职业新闻生产活动上。以职业为研究重心的新闻学研究，显然是不完整的新闻学研究，其轻视了作为常人的受众在新闻学研究版图中的意义与价值，忽视了“受众其实是嵌入日常生活脉络中的行动者（actor），无论信息接收或诠释行为都展开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现象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是“我”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作为常人的“我”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我”的生活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现象学的介入，无疑会导致这种研究视域引入新闻学研究，从而推动新闻学研究视线从职业语境向生活世界迁移，尤其是向作为常人与普通人的“受众”的生活世界的迁移，在恢复人之生活世界丰富性、生动性的同时，拓展新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领地，为新闻学开辟新的理论增殖空间，进而推动更加完整的新闻理论体系与结构的形成。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现象学将有助于发现新闻之于人在本体层面和存在层面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将新闻与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将新闻学建基于人的存在、人的意义与人的特性之上，建基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上，在根本层面塑造新闻学的合法性。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舒茨，当然也包括其他现象学家，不论是作为认识者的人，作为存在的人，还是作为复数的人，现象学都是以人为核心关怀的，这是现象学价值层面最为本然的特性。以这种对人的关怀，对人之生活世界、生命世界关怀的姿态介入新闻学，建构起新闻与人的根本关联，毫无疑问是现象学能为新闻学提供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与价值，因为新闻学长期以来被定位为事学，亦即是以社会科学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不是研究人之存在与意义的人文学科，这是新闻学根本层面的定位偏差。若要真正地摆脱学科层面的危机，就要将新闻从事学的自我定位中解放出来转向活生生的人，因为新闻学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人学，应该关注人之现时存在的知识体系与知识脉络，“只有当新闻学真正关注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时，它才能分析新闻、评判新闻、实现和发展新闻，此时，新闻学才具备这门学科的本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