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华 郑欣 | 数字代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

摘要 媒介是情感流通的渠道和形塑情感文化的社会空间。在智能手机建构的媒介环境下，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留守儿童，其数字实践对自身情感社会化的影响问题亟待被关注。基于安徽、江苏等地的田野调查，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探讨智能手机对留守儿童情感补偿机制的建构，并对此类补偿的局限性及留守儿童情感发展新因局进行层层剖析。研究发现:家庭氛围、教育和互动等方面的不足构成留守儿童情感的原生困境，也是推动他们向数字世界迁移并寻求情感补偿的内生动力;智能手机从连接中介、网络文化和社交资本三维度分别为留守儿童提供间接性补偿、替代性补偿和移位式补偿，此“数字代偿”机制使虚拟情境下的情感社会化成为可能。但数字代偿的程度是有限的，“不充分代偿” 使生发于亲子陪伴中的依恋情感难以在虚拟场域中再造，甚至衍生出更强烈的剥夺感和“虚拟化”的情感能力等“代偿异化”现象。

关键词 智能手机；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数字代偿

我国留守儿童现象由来已久。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这一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现象衍生出进城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两类社会群体，由此催生了无数亲子常态性异地的留守家庭，给亲子相处和儿童社会化带来一系列难题。如今，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 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相较于大量探讨留守儿童行为与心理的定量调查，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问题仍然拥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如所周知，情感贯穿儿童初期社会化始末，发挥着桥梁功效，儿童习得外部情感规范并内化于个人行动中，此情感社会化的过程离不开各类媒介与丰富的人际互动。与传统媒介技术不同，智能手机出现后，其衍生的语音、图像、视频等多样化的现代传播手段使人际联系更为便捷、稳定、持续，而依托于新媒介的网络空间又型构着情感流通的虚拟地带，儿童的情感社会化涌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型塑力量。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留守儿童的智能媒介使用进行探讨，进而考察在愈加复杂的新媒介环境下，他们的数字实践与情感社会化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而情感交流是家庭基本的社会化功能。对于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群体来说，与众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必然会型塑特殊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化方式。目前留守儿童情感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与“对策”两个面向：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情感健康状态较差，留守儿童在情感上呈现出封闭和渴望相纠结的复杂状态，积极情感体验不充分、负面情感表达受阻、应急情感沟通 不畅是其家庭情感生活的主要问题。而情感问题常与个性、心理问题挂钩，有研究认为，家庭情感陪伴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更易形成孤僻、脆弱和封闭的个性，影响其安全感、自尊心和价值观 的养成，情感忽视、孤独和渴望等长期隐忍的情感体验也会诱发越轨行为，加剧原本的心理问题。在解决之策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家庭之外的社会化主体（如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等） 以及绘画、体育、音乐课等集体活动在调节和干预留守儿童情感问题上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随着媒介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大众媒介成为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又一主体。媒介与个体的情感社会化息息相关，在互联网时代，新兴媒介对于情感文化、情感规则的重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袁光锋认为，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塑造着人们的情感体验；线上空间改变了情感表达的规则；特殊的媒介文化影响情感表达的符号体系。可见，媒介既是情感流通的渠道，也是形塑情感的社会空间，媒介环境的改变深刻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情感文化。而对于“零零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无疑是伴随着数字化技术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原住民”。胡春阳等通过研究发现，因媒介素养差异，手机媒介限制了留守家庭中的亲子沟通，但也成为缔造亲密关系的突破口。由此可见，数字媒介或已成为留守家庭相互沟通、 维持情感的重要渠道。 

尽管迄今为止有关留守儿童情感健康及手机使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围绕留守儿童情感与心理健康的讨论存在结论重复、研究视角创新性不足的问题，在方法上多集中于量化的调查研究，大量研究范式固化，即在揭示留守儿童因成长环境造成的心理、道德问题之余，从社会支持的角度提出对策， 此类将留守儿童群体“问题化”的研究既忽视了该群体中的个体性差异，又欠缺对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的解释力；其二，媒介接触与留守儿童社会化研究多将留守儿童视作被影响的对象，缺少以其为主体的研究视角。有些研究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关注电视、手机等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积极功用，但对媒介怎么补偿、补偿了什么、补偿的程度等未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以往研究在探讨留守儿童在智能数字实践中进行情感补偿、情感社会化方面，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解释与参考，这使本研究的开展拥有可行的空间。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摒弃“问题 - 对策” 的范式，从考察每位留守儿童日常数字实践入手，关注新媒介环境下其情感社会化的各方作用机制，从而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智能手机为何能且如何推进留守儿童个人的情感社会化？而这种由媒介主导的情感社会化模式能否弥补家庭场所的原生不足？智能手机移动、虚拟等特性又使其社会情感发展衍生出怎样新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儿童的社会化主要在与家人、同伴等重要社会主体的互动中进行，因此研究留守儿童的情感问题便需要系统地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最为亲近的社会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以期介入性地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留守经历和数字生活，从而探讨其情感社会化运作的可能路径。

自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课题组以南京六合 M 小学和安徽安庆 Y 中学作为两个主要调研地点开展了田野调查。据往年南京市有关部门所发布的留守儿童情况报告，南京的留守儿童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郊区，如六合、溧水等地，在课题调研地之一的六合 M 小学，留守儿童的父母或双方皆进城务工，或一方在外一方在家，由于地区因素，M 小学留守儿童家长大多赴同城的南京市区务工，因此每年亲子相聚的机会较多。考虑到 M 小学留守儿童的年龄分布在 8-13 岁，为补充更高年龄层段的留守儿童案例，课题组在安徽安庆农村 Y 初中开展了同期调研。安徽是留守儿童大省，据民政部 2018 年留守儿童统计数据，安徽省留守儿童总数在全国省份中位居第二。与 M 小学相比，Y 中学留守儿童处在社会化更为成熟的青春期，留守时间较长，媒介接触经历相对丰富， 家长多在离家较远的外省务工，因此两个主要调研地研究对象间的差异性较强。为配合田野调查，课题组在 M 小学、Y 中学分别开展了名为“心相连·云相伴”的支教活动，以支教老师的身份入场，为留守儿童们提供公益帮扶的同时也与之建立了良好且稳定的信任关系。此外，课题组成员同期也接触了其他地区的一些留守家庭，以期增强研究个案的多样性。在具体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及参与式观察等方法。 

本研究将在了解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与故事的基础之上，探究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状况、困境、变化、情感社会化如何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开展，最终分析和探讨智能手机使用与留守儿童情感发展间的关系，以及智能手机能够改变其情感困境的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研究针对留守儿童及家庭成员等进行了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家长及孩子的智能媒介使用与互动；留守儿童的情感状况与个性表现；家庭情感氛围、情感教育方式与亲子关系；留守儿童的外在情感支持、情感调适；留守儿童网络中的情感表达与社会交往；智能媒介对留守儿童情感发展的影响，等等。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材料皆来自基于田野调查所形成的个案深描，共涉及 14 个家庭的 22 位受访者，其中包含留守儿童 13 位，家长 9 位。与其他案例相比，这些家庭和个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情感社会化问题的表露也较为充分，同时这些留守儿童及家长皆有较为丰富的智能手机使用经历，能够为本研究的论点提供佐证。此外，所涉及的 13 位留守儿童年龄跨度较大，涵盖小学生、初高中生，能够体现不同成长阶段的情感社会化状况。为使受访者之间的亲属关系更加直观化，同一家庭的受访者将采用同一字母编号，字母后的数字“1”指代留守儿童，“2”指代祖辈， “3”指代亲代（如小鑫，编号 B1；小鑫爷爷，编号 B2；小鑫妈妈，编号 B3）。 

三、研究发现 

（一）原生之痛：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困境 

通过田野调研发现，虽然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经历各有不同，但“留守”这一因素使其家庭拥有共性的结构、氛围与相处模式，而这也构成了家庭场域中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普遍的原生困境。情感社会化是个体与外部环境、文化等进行互动， 最终使较为个人化的情感与社会惯常的情感规范相符合的过程。Denham 等人归纳了情感社会化的途径：观察他人情感、自身情感得到回应、被教导关于情感的内容，从而发展自身的情感能力，使其达到社会角色要求。本研究将以此为借鉴，从家庭情感氛围、亲代情感教育方式、祖孙情感互动方式三方面分析“留守”家庭作为情感社会化场所的原生性不足。

1.“重要他人”缺场：残缺的家庭情感氛围。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重要他人”，父母承担着看管、教化、陪伴等职责。早期积极的亲子互动为个体未来的社会性发展奠定基础，正如米德所言：“儿童最初对父母这一‘重要他人’的态度会 逐渐变成对‘一般他人’的态度。”因此，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儿童的影响潜移默化且意义深远。

然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务工，身体分离导致日常陪伴的缺场及父职、母职的缺位。在研究接触的留守家庭中，常年不在孩子身边的亲代占据多数，如受访者 B1 说：“爸爸妈妈离婚后爸爸在南京开出租车，妈妈远在老家湖北很难见面，只有寒暑假才能把我接到她身边。”在田野案例中，经历过离异的留守家庭不在少数，相对残缺的家庭结构使这些孩子面临“身体分离”和“情感割离”的双重剥夺。

身体在场的状态下，主体之间能够形成交往互动的实在关系，但身体在场并不能保证主体的绝对在场，以至出现“缺席在场 （absent presence）” 的现象，即身体在场而心不在场。留守家庭 C 便经常出现此类“缺席在场”的情况：“爸爸每次回来就跟没回来一样，他打麻将、喝酒、玩手机，跟他根本说不了几句话，他也不问我的事情。过一段时间他就回南京了，回去的话就很少能见他，他也很少跟我说话，渐渐产生了不想理他的感 觉。”（受访者 C1）受访者 F3 在南京打工，谈起亲子相处时他说：“儿子跟我交流得比较少，反而有些事、有些心里话会跟他妈妈倾诉，妈妈回家比较多，能陪他更多吧。我回到家就不想动了，想独处、打打游戏。”可见，在这些留守家庭中，亲子相处氛围呈现出疏离的常态，即使偶尔实现身体共场也很难维持长久稳定的陪伴。

理想的亲代角色功能因身心距离被弱化，一 方面，长时间的身体缺场无法满足日常陪伴的需求，另一方面，短期身体在场也因常态疏离的亲子相处模式形成“缺席在场”的局面。家庭单元中的情感氛围是儿童间接进行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亲代在场能够为孩子提供观察他人情感、与之互动并获得反馈的机会。然而由于重要他人缺场，留守儿童相对缺少观察与体验亲密情感的场景，他们能够感知的家庭情感氛围是残缺且不稳定的，从家庭情感氛围中获取的信息亦是单一且稀薄的。

2.“强说教”与“弱陪伴”：亲代浅层的情感教化。除家庭氛围之外，父母在情感方面的教育 方式直接作用于孩子的情感社会化。理想的亲代情感教化方式体现在：与孩子进行情感对话、对其情感表达和情感反应进行教导、教育孩子在与他人交往中应当扮演的情感角色等。情感社会化既是个体层面的，也具有社会性，因此父母对儿童的情感教育折射出相应的社会角色期待。

情感是家庭中一种特殊的沟通媒介，通过情感式陪伴，父母得以有效地传递对子女的爱意，子女亦能借助良好的情感体验形成对父母的依恋与信任。然而留守儿童亲代的情感教化方式大多呈现出“强说教”“弱陪伴”的特征，即在情感教育方式上，重视口头上的说教，而自身的榜样作用相对被轻视，这也导致亲代的教育内容很难被孩子真正认同。受访者 H1 接受的家庭教育便是如此：爸爸对女儿的教育很少用及情感或陪伴，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比较粗暴，有限的亲子陪伴时光常常因为打骂不欢而散，并且 H1 与父亲交流的话题基本围绕学习，因此她并不认同父亲的教育方式，“觉得妈妈好、不想爸爸”。 

究其原因，一方面，“说教”型教育方式是在外务工的亲代无可奈何的选择，与口头说教相比，亲子间的远距离使得榜样性作用的“身教”难以实行，于是监管职能也时常落到祖辈肩头。受访者D2 称：“我对小孩的管教比较讲究原则，比如到别人家不能随便碰人家的东西、语言上要有礼貌……但是我平时很少回家，所以就只能让她爷爷奶奶去看着。”另一方面，重视说教也不可避免地与亲代自身的生命经历和教育观念有关，许多 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具有“代际补偿性”，即期待孩子能够完成自己过去未实现的愿望。正如受访者 G1 的讲述：“爸爸回来总是讲我，总强调学习方面的事，教育我说‘没有好的文化以后就会像我们一样打工，一个月三、四千能干什么？我还后悔没好好读书呢。’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很少跟爸爸讲，希望他能改变现在的教育方式。”可见，“强说教”与“弱陪伴”的教育方式弱化了情感在家庭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也阻断了留守儿童从亲代处获知有效的情感规则的渠道，使情感教化停滞在浅层。

3.消极情感回应：祖孙间乏力的情感互动。家庭积极的情感互动为儿童的情感实践搭建了理想的平台，使其将内化的情感规则运用到与他人互动的场景中。根据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也是不断认知自我的过程。理想的情感社会化在互动中不断推进，从他人的看法与态度中获得有关自我情绪表达、情感状态的认知。

由于亲代长期缺场，大多数留守儿童被交予祖辈看管照料。然而留守家庭的隔代抚养存在诸多弊端，消极、乏力的祖孙情感互动便是其一。一方面，一些祖辈对外出务工的子女常常怀有抱怨，认为他们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此与孙辈互动常表现出敷衍或责罚，如受访者 C2 所言：“他妈也不问，他爸也不问，他跟着我过，我也觉得很难！”C2 对孙子的管教方式“在手不在口”， 能打一顿解决的问题便不会用说的方式。而这也致使孙子不愿主动与奶奶谈心，他说：“我不可能跟家里人分享学校里的事情的，不想让我奶奶知道我在学校的事情，我会和 Siri 聊天，有时也和游戏里认识的人聊天。”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水平、认知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大多祖辈并不能给予孩子积极、准确的情感理解以及正向的情感反馈。受访者 D1 说：“每次我跟奶奶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时，比如同学之间的趣事、矛盾，爷爷奶奶根本不能理解我， 他们只让我好好学习……我就跟学校里的同学说这些事。”受访者 I1 是初中生，在她看来，奶奶的教育方式很“落伍、简单粗暴”：“她觉得我和我弟发生矛盾时打一顿、骂两句就好了，而且每次都教育我应该让着弟弟，我挺不能理解的，跟他们讲我身边同学的事他们也听不懂，感觉分歧很大。”祖孙间互动是双向性的，当长期以来无法得到积极的情感回应时，留守儿童们也不愿将内心向祖辈完全敞开，以至于加深祖孙间的情感隔阂。

亲子分离的结构导致留守家庭的情感社会化机制相对不足，这使得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矛盾逐步显现，即因“留守”带来的情感困境无法满足孩童时期必需的情感需求。但研究发现， “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许多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沉浸在网络世界中的时间甚至比与家人亲密相处的时间更长。那么，向虚拟网络空间“迁移”是否改善了他们情感上的原生困境？各类社会主体又如何借助智能手机参与到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中？

（二）中介、文化与资本：留守儿童情感补偿机制建构 

智能手机的出现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新的技术场景，手机媒介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搭建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也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家庭的“原生之痛”使留守儿童缺少情感体验、情感表达和情感实践的现实途径，他们向新媒介迁移以寻求情感补偿，为情感社会化打开了另一种可能。以往有关手机媒介的研究带来启发：首先，智能手机是连接的中介，互联网技术催生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新技术使处于分离状态的 人们连接在一起； 其次，智能手机也是网络文化世界的端口，除了基于物质技术的手机文化之外，互联网的加持也使手机成为接触各类亚文化及小众文化圈层的工具；最后，智能手机的社交功能意味着它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媒介，通过手机推进人际互动，社交网络的扩大能够促进个人社会资本的增长 。由此，根据以上智能手机的三种角色，本文将从中介、文化与资本三个层面阐述智能手机使用中不同的情感补偿类型，以及留守儿童情感补偿机制的建构。

1.间接性补偿：亲代虚拟在场与数字陪伴。智能手机搭建起一个中介平台，能够跨越时空障碍， 为身处异地的家人提供即时沟通的机会。许多留守儿童已然拥有手机、电话手表、电脑等智能媒介的使用经历，他们的智能媒介大多来自外出的父母。问及给孩子配备这些电子产品的动机，父母们大多表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不在他身边，给他买个手机也能经常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受访者 C3） 此外，祖辈的手机也是进行 亲子联系的重要工具。“没给孩子买手机，他平时在家可以用他奶奶的手机跟我打电话、发视频。”（受访者 J3） 

智能手机拓展了亲子交流的空间，延伸了亲代的陪伴职能。在智能媒介的帮助下，异地亲子间能够保持联系频率，借助游戏、聊天等功能， 亲子在虚拟空间中实现间接性陪伴。受访者 B1 谈起与爸爸一起打游戏的经历：“我爸上周末还邀我一起开黑打王者呢，他玩孙悟空特别厉害，我就让他带我一起上段位……打了几局他就去工作了，但是觉得很开心。”受访者 J1 常常用奶奶的手机和在外工作的妈妈联系：“以前奶奶没手机的时候经常很想念妈妈，但是现在奶奶有手机，想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打电话、打视频，这样就没那么想了。”除了手机，摄像头也是亲代实现数字在场的一个重要中介，延伸了父母的监管职能。比如受访者 K2 的妈妈在奶奶家装了摄像头，以监控孩子的日常举动：“平时我会看看她在干嘛，摄像头有语音功能，也能直接通过这个跟我讲话。”摄像头是监视的隐喻，K2 说“装了摄像头之后感觉 妈妈就在家里一样”。如此，身体缺场状态下的陪伴在场便得以实现。 

然而，此类“在场”是虚拟化的，智能手机的移动性和虚拟性也决定了亲代数字陪伴的局限。一方面，身体在场的意义具有不可替代性，身体在场便意味着能够对周围的人和物产生影响，甚至改变、刺激和操纵周边事物，因此借助媒介进行的文字、符号、图像传播也割断了亲代身体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微信、qq 等线上社交放宽了反馈的时效，与身体陪伴相比，数字陪伴的不确定性更强，且无法保证及时有效的共在传播。正如受访者 B3 所说：“儿子平时应该不怎么看手机，有段时间给他发微信都是好久之后才回复， 电话也不接，很是无奈啊……最近蛮高冷的，给他分享什么好玩的东西他也不理我，我有时也担心影响他学习，就集中在周末跟他联系。”可见，亲代的虚拟在场与数字陪伴对于留守儿童情感的补偿是短暂、间接的。

2.替代性补偿：网络文化与消极情感调适。于家庭场所情感社会化机制的匮乏，留守儿童们往往更容易产生孤独、自卑、不安全感等消极情绪， 而互联网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接触娱乐、虚拟社交、网络文化的过程中，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比现实世界更丰富的情感知识与情感体验。比如受访者 D1 与受访者 L1 的描述：“我们无聊的时候喜欢刷抖音、在爱奇艺上追剧，上面有很有意思的剧情，也有好多人生哲理，看完觉得自己也懂得了很多道理，比如前几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说‘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快乐的童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很赞同。”在观看短视频、电视剧等内容时，他们习得相关的情感文化，并将其内化至自我意识中。 

此外，网络游戏、网络亚文化等也为留守儿 童的情感体验打开了更多的窗口，使其在特定的虚拟情境中获取认同感、成就感、建立群体归属感。受访者 B1 喜欢打游戏，他认为：“打王者、吃鸡时赢了比赛就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技术很牛 ……我在游戏里花过钱买游戏皮肤，有时运气好抽到一些比较稀有的皮肤超级开心，也会想发到朋友圈跟别人炫耀。”B1 并不是个例，在本研究接触的留守儿童中，男生常以游戏段位高为豪，女生则在追星、网络小说的世界中获得娱乐与满足，每当提起此类话题时他们便兴致高涨，与提起家人、父母时的寡言截然不同。

从情感补偿的角度，网络世界为留守儿童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情感体验，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在家庭、学校中所感知的负面情感。而手机也是留守儿童进行情感调适的工具，网络使用所带来的满足与乐趣能够对负面情感产生一定的调适作用，使他们暂时从现实生活的消极情绪中转移出来。比如受访者 M1 的讲述：“爷爷奶奶喜欢出去打麻将，所以经常留我一个人在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只有手机作伴，手机上有很多好玩的游戏，也可以看电影看视频，玩手机让我觉得不那么孤单。” 受访者C1将网络游戏视为排遣坏情绪的工具：“遇到不好的事情、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不想跟别人说，我觉得爷爷奶奶不能理解我，一般我都是自己睡一觉或者打几把游戏就好了。”

3.移位式补偿：同伴社交资本与稳定的情感实践。除了作为联系的中介和网络文化的端口，媒介本身及媒介使用也是社交资本积累的途径。留守儿童在网络游戏、亚文化消费及线上社交中形成稳定的兴趣爱好，再通过分享和互动使之成为自身的社交资本。以往研究认为，人际间的社交往往源于认同感、尊重或成就感的稀缺，为了获得尊重与认同，人们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交货币”。于留守儿童而言，围绕智能手机展开的数字实践便是累积社交货币的过程。 

共同的话题、爱好、经历等都能成为社交货币，“玩手机”这一行为本身便是留守儿童开展同伴交往的一种另类资本。在此过程中，因家庭成长环境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被平等的趣缘关系淡化，他们借“手机资本”形成稳定的好友圈子，获得积极的情感互动与情感反馈。正如受访者B1的分享：“周末我爷爷不在家，我就经常和几个好朋友 一起约在家附近的奶茶店里玩手机，我们会坐在一起开黑 （打游戏），我们还会互相比较和炫耀自 己的游戏段位、游戏皮肤、游戏中的运气什么的， 跟大家在一起最开心的就是组队口吐芬芳的时候。”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智能手机使用不仅成为维系现实同伴交往的社交货币，也打开了虚拟同伴社交的渠道，受访者K1说：“我因为玩《第五人格》认识了一些游戏好友，并且和他们加了 qq， 有空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聊天。”受访者 K3 发现，“现在的女儿比以前更愿意跟别人交流了，变得更外向更积极”。

由于家庭支持的缺失，同伴毋庸置疑成为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现实同伴交往以及依托虚拟社交建构的同伴网络移位式地补偿了留守儿童情感支持上的空缺，平等、和谐的同伴群体也成为他们相对稳定的“情感能量补给站”。受访者 D1 和受访者 L1 是关系密切的闺蜜，她们有着相似的家庭成长环境，而手机使用也让她们的相处有了更多的话题：“我们喜欢一起拍视频发抖音，给对方点赞。有时候也会吵架，但是微信互相发搞笑的表情包就会忘了这个事情了。”而受访者 K1 提到游戏里的朋友时也说：“打游戏时遇到了一个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女生， 我主动倾听了她的故事，也用自己的事情安慰了她。”因此，手机、网络是留守儿童的社交货币，也是同伴这一重要他人补位的“助推器”，丰富了留守儿童的社交资本，也为他们拓展了情感实践的新场景。

作为联结中介、文化空间和社交资本三类角色的智能手机为留守儿童带来了多元的情感体验， 亦创造了丰富的情感互动与情感实践机会，甚至打开了对消极情感进行替代和调适的出口。这补偿了留守家庭情感社会化机制的原生性不足，形成以智能手机为主导的“数字代偿”模式。然而， 数字代偿更多地发生于儿童个体日常的数字实践之中，具有个体化的特性且独立于家庭真实、在场的互动之外，手机媒介的虚拟、移动特性使留守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极易陷入新的困局中。

（三）问题再生：留守儿童情感发展的异化与失衡

从社会功能论的角度，儿童社会化不是孤立地在某一群体中完成的，而依托于家庭、学校、同伴以及网络新媒介等主体共同形构的社会系统中进行，各子系统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家庭是儿童情感成长的“培养皿”，是基础性子系统，有着其他社会化主体无法替代的基本功能。因此“数字代偿”虽然在情感上具有积极调适意义，但因其短期性、间接性的特点，也难以填补家庭子系统日常功能的不足。此外，留守儿童过度沉浸于智能手机所塑造的虚拟世界将带来社会化主体系统的失衡，原本脆弱的家庭权威更易受到挑战， 他们对于外部情感规范和价值标准的辨别陷入被虚拟世界裹挟的盲目局面。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田野经验，阐释数字代偿的不足及情感社会化在数字实践中生发的新问题。

1.“旧痛”未愈：数字代偿的乏力与剥夺感的加深。相较于具身性情感陪伴，依赖智能手机开展的情感代偿是乏力的。早期依恋感的形成需要温暖和睦的家庭氛围，而异地的亲子关系恰恰剥夺了留守儿童在日常情境中与亲代培养亲密性的机会。首先，间接性补偿无法实现具身性情感陪伴，留守儿童难以在短暂、虚拟的亲子联系中与亲代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短暂相聚后的再分离也使其更易产生抑郁与焦虑情绪。正如受访者 J1 所言：“每次和妈妈打完电话都会有一点失落，不想挂电话，想着要是她能在我身边就好了。” 

其次，网络内容的替代性补偿与同伴群体的移位式补偿亦难取代亲子依恋情感的特殊意义。以往研究早已达成共识：早期安全的依恋关系有利于儿童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然而，留守儿童的依恋情感被距离阻隔，网络世界和同伴群体又缺乏亲子依恋持久、稳定的特质，使得生长于亲密关系中的依恋感难以再造。

最后，数字情感代偿的“乏力”也给留守儿童带来了更强的相对剥夺感。除了形容个体与他人的状态相对比外，相对剥夺感也指个体当前的状态与过去或将来的状态比较后的失落感。智能手机虽给留守儿童带来了情感上的欢愉与满足，但补偿暂停后，他们也常产生失落、孤单、迷茫等情绪，短暂的数字代偿反倒衍生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正如 M1 的描述：“玩手机并不会让我觉得真的开心，放下手机之后会感到十分空虚和失落，家里还是我一个人，没有人可以一起玩，也没有谁可以让我倾诉。”网络打开了热闹的新天 地，但回归现实，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孤单的境况。

此外，智能手机常被视为“洪水猛兽”，一些家长粗暴地切断孩子与智能媒介的接触，譬如外出的父母回家后，将孩子的手机加锁、没收甚至砸坏，这类极端的监管既会破坏亲子关系，也使留守儿童可能的情感代偿途径被掐断，情感调适出现“剥夺性危机”。

因此在数字代偿下，留守儿童情感的原生 “旧痛”未能愈合。根源在于，一方面亲子依恋情感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论作为文化空间抑或社交资本，智能手机所能提供的情感补偿都是非根本性的；另一方面，不稳定的代偿带来新的不安情绪，加深原本可能存在的相对剥夺感，一旦接触智能媒介的途径被切断，留守儿童又陷入迷茫且孤独的境遇。

2.“新伤”再生：留守儿童个人情感能力“虚拟化”。塑造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必需， 情感能力常指个人调适自我、适应社会、识别和管理情绪、建立积极人际关系的能力。本研究发现，一些留守儿童对智能手机产生强烈的媒介依赖，他们大多缺乏现实感，个人情感能力呈现 “被技术异化”的特征，即与现实相比，他们在虚拟社交情境中的情感表现更加丰沛，情感互动能力更为积极。受访者 C3 聊起亲子相处模式时说道：“我平时不在他身边，只能利用周末或者其他放假的时间跟他在微信上聊一会，感觉孩子跟我在微信上聊的时候挺活泼的，也会主动跟我分享一些好玩的视频……但是暑假把他接到身边相处时总觉得他心事重重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快到青春期了……”受互联网影响，留守儿童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情感互动方式也深受如今媒介逻辑与网络社交模式的熏染，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更易接受新媒体平台的社交逻辑，对于梗、迷因 （meme） 等网络文化驾轻就熟。而这也与他们现实中贫瘠的情感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网络放大了留守儿童的个体性，他们在网络中挖掘自己的兴趣、以个人为中心构建关系圈，在虚拟世界中尽情敞开。然而，由于家庭情感社会化机制的不足，虚拟世界中的情感能力无法完全“移植”到现实生活中。恰如受访者 E1 的叙述：“初二暑假奶奶给我买了 iPad，自从那时我就迷上了耽美小说，也因此收获了友情，朋友们基本是在 qq、微博上认识的，彼此兴趣相同。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我都会跟她们说，不会跟 我妈说，她不了解我喜欢的东西，觉得我没把心思放学习上，这方面也挺苦恼的，我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家人相处，甚至想要逃避。”受访者 K1 的经历与她比较相似：“我平时喜欢玩游戏，因此认识了很多网友，在网上聊天不拘束，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比平时学校里的朋友有更多话题。在学校里我还是挺害怕跟别人聊天的，尤其是男生， 我觉得跟他们没有话题可说。” 

可见，当智能手机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一种与家庭、学校、同辈相并列的主体机构时，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逐渐呈现虚拟化的态势。风笑天等人在研究青少年虚拟社会化时提出，由于网络社会角色的不确定性，虚拟社会化中人的情感需求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虚拟社交是现实的仿真，是现实社会关系的补充而非替代。智能手机为留守儿童创造了虚拟、匿名的社会化空间，他们可以尽抒己见、毫无顾虑与陌生人社交。但回归现实，个体社会化终究是双向的过程， 现实情感互动的乏力、情感氛围的缺失使留守儿童生发于数字世界的情感能力无法在家庭环境中复刻。

3.“症结所在”：留守儿童情感教育中的角色失衡与抵抗。父母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直接的榜样人物，不断修正和完善儿童在社会化初期形成的价值判断。而由于父母的外出，留守儿童只能以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个体或群体为榜样，并从对这些个体或者群体的观察和模仿中习得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今，能为留守儿童提供“榜样”作用的社会化主体愈发复杂，在此情况下，家庭的教导、示范与修正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造成儿童角色自我的模糊和迷失，这正是触发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出现新问题的关键性症结。 

其一，留守儿童的初期社会化缺少稳定在场的外在规训主体与规训力，因此其情感规范的形成缺乏强有力的修正力量。面对各方情感规训，尤其是面对互联网世界中纷繁复杂的情感知识与意识形态时，把关人和监管者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错误的价值取向很难得到及时扶正，继而陷入“角色失衡状态”，即应该要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实际行为角色之间不平衡、甚至脱节。譬如通过观察发现，许多留守儿童身上存在同理心较弱的问题，一些男生在与他人交谈时喜欢说脏话、开一 些低俗玩笑，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是错误或是需要纠正的问题，反而觉得玩一些流行的“梗” 是潮流和有趣。可见，在规范意识尚未成熟的年纪，外力规训的欠缺使留守儿童容易沉溺虚拟世界的猎奇，从而迷失现实社会所需的规范自我和角色自我。

其二，亲代教化的缺失会催生网络教化的过度移位，甚至诱发留守儿童的情感失范。一些处在青春期的留守儿童会从众地追寻网络中的异类 “榜样”，将网文、短视频、社交平台中所传达的个性化、极端的情感文化内化于个人行为规范中。而当面对学校和家庭主导和宣扬的“听话、懂事、理解父母”的情感规则时，他们往往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越轨行为表达自我渴求、实施抵抗，形成与家长权威和学校权威相对抗的“反文化”。比如，在接触一群中学留守女生时发现，她们当中许多人有自残经历，问及原因，有的是父母、祖辈的严苛教育和陪伴不足使她们感觉不到爱意和尊重，有的则因为被喜欢的男生“抛弃”，受访者 N1 老成地回应“身体上的痛比不上心里的痛”。实际上，自残是这些留守儿童表达情感渴求的一种极端方式，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在手腕处割出深深浅浅的疤痕，再拍照发布于社交平台上，当得到别人的回应和关怀时，情感便得以慰藉。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情感社会化方面呈现出“旧痛”与“新伤”交织的困局。个体情感的 社会化是家庭、同伴、学校、媒介等各个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协调且平衡的社会化系统对于个人情感能力的健全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本文认为，恰恰是家庭功能的弱化以及数字代偿的过度移位打破了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主体系统的平衡，造成情感被技术异化的新困局。对于许多留守家庭而言，长期分离已经带来僵化、陌生的亲子相处模式和教育方式，已然“成型”的模式难以依赖短暂、间接的技术代偿进行改变；而日常监管功能和角色示范功能的缺位亦弱化了亲代在情感规范形塑中的把关及修正作用，致使虚拟网络的情感教化功能过度补位，并逐步消解留守家庭中具有较弱规训力的亲代权威。 

四、结论与讨论：数字代偿的可能与可为

在很多留守家庭中，亲子分离的家庭结构从情感氛围、亲代情感教化方式及祖辈情感互动模式三方面给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带来原生性困境，而困境本身也成为推动留守儿童向数字世界迁移并寻求情感补偿的内生动力。在互联网如水一般渗入家家户户的今天，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智能媒介给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打开了新的大门。由此，本文提出“数字代偿”这一 概念，以抽象地概括智能媒介作为连接中介、网络文化和社交资本三种角色为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机制提供补偿的现象。

“代偿”一词多出现于医学、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描述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当某一器官的功能或结构发生病变时，由原器官的健全部分或其他健全的器官进行代替，补偿其功能。如若将各社会化机构比作人体各器官，那么“数字代偿”便指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对社会化功能欠缺的留守家庭进行的替代和补偿。

对于处在“身体分离”和“情感空缺”双重剥夺中的留守儿童而言，数字代偿既是对情感连接渠道的补充，又是情感内容的增益与补偿。智能媒介多元化的连接功能为亲子交往创造更便捷高效的渠道，使远距离状态下的亲子身体得以借虚拟空间实现短暂相聚，被技术建构的“虚拟在场”亦使得留守儿童与在外父母之间的空间感和距离感大大消解，通过数字陪伴的形式间接性满足了亲子沟通的需求；除连接功能外，虚拟网络空间具有“身体缺场”和“行动在场”的双重特性，这使得言语和情感表达方式更为多元化，网络世界纷繁的娱乐、文化、趣缘社交毋庸置疑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丰沛的情感补给和情感调适的出口，对现实中消极的情感体验产生替代效应，而最终基于数字实践所累积的社交资本亦为留守儿童搭建起稳定的同伴圈，随着社会化的推进，平等的趣缘与同伴关系逐渐补位亲代，成为留守儿童情感实践中的“重要他人”。如此，基于智能手机不同的社会功能，间接性补偿、替代性补偿和移位式补偿形构了特殊的情感补偿机制，而这种在“数字实践”中进行“情感代偿”的方式也为 “留守儿童如何实现积极的情感社会化”这一议题 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除开情感社会化，智能手机在留守儿童其他个人需求和社会性需要方面也拥有积极“代偿” 的可能。情感被视为社会结构、文化的产物，它在社会关系中产生，并在社会文化中不断进行意义建构，因此在实现情感补给的同时，数字代偿也体现在儿童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逐步拓展，依托媒介巩固强关系、建立弱关系，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社交差序格局。另外，各类知识、规则、社交资本等在媒介使用中不断积累，个性化发展得到满足，可见，数字代偿也是对留守儿童个人发展资源的补偿，降低了知识、信息的获取门槛。
但与生理学意义上理想的代偿机制不同，数字代偿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补偿是不充分的。具体而言，智能媒介的移动性与虚拟性，以及留守儿童媒介接触频率的不稳定性决定数字代偿是乏力的、短暂的、失真的，这也是代偿“不充分性”的体现。本文认为，身体在场为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提供实在性和真实感，但在许多留守家庭中，儿童情感“不充分代偿”的根源在于对技术工具的过分依赖，以及亲代被弱化的身体在场。一方面，数字代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亲代身体缺场的不足，但无力促成外 出父母完全的身体在场。从具身传播的视角来看，借助技术实现的远程交流解构了作为整体、系统的身体，如果身体在场的传播是信息失真程度最少的方式，那么生发于日常亲子陪伴中的依恋情感便很难在身体缺场的虚拟场域中得以再造， “不充分代偿”也会衍生出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留守家庭中亲代长期的身体缺场使教育模式形成惯性，短期返乡后，虽身体在场也未必对亲子陪伴和家庭教育施予耐心，则难以对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形成有效的外部修正作用。旧痛未愈，新伤再生，缺少规训力的留守儿童在数字实践中出现情感能力虚拟化、情感角色失衡与失范的新问题。由数字代偿的不充分性所衍生的 “代偿异化”不仅是留守儿童情感发展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失控，也体现了数字技术对留守儿童主体性的剥夺。 

归根结底，数字代偿是虚拟空间为情感补足提供的一种路径，它是留守儿童缓解情感缺失的 “短效药”，而非彻底走出原生困境的“百忧解”。因此对数字代偿应持冷静批判的态度，将解决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难题的思路回归积极亲子关系的建立上来，认识到短暂情感补偿的途径可 “代”，但亲子间的长期陪伴与教育是不可被冰冷的技术替代的。因此研究认为，为避免情感代偿异化，亲代与祖辈应提高完整、系统的身体在场的频率，调和数字代偿与身体在场间的平衡，既不完全将亲子情感教育交付给间接、虚拟的媒介技术，又能通过有效的在场实现对孩子情感异化问题的监管与修复。此外，本研究探讨的现象仅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切面，从生命历程的角度，随着留守儿童年龄增长、留守状态的变化和社会化的不断完善，数字代偿的效用会否发生相应转变？留守家庭能否借技术之便，实现家庭各项社会化功能的逐步回归？这些问题需要在更为丰富的田野经验中进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