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仲轩 张司佳丨关系视角下的父母媒介干预：数字时代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的混合式教养策略研究

摘 要   教养问题及其具体的媒介干预策略问题是所有父母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更是在这一问题上面临多重困境和诸多挑战，更需要在结构性障碍下探索媒介干预策略以同时满足孩子风险最小化和机遇最大化的发展需求。基于民族志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尝试在关系视角下考察数字时代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揭示了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如何探索并实践出一套适合其孩子人际关系的混合式媒介干预策略，包括采用“积极-共用”型策略促进亲子关系，“积极-限制”型策略支持熟人关系，“无力-消极”型策略拓展社会关系。

关键词   数字时代；关系视角；教养研究；媒介干预策略；智力与发展障碍

一、引言

中国三十年左右的数字化发展历程中，数字媒介深度嵌入公众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然而，相关研究相对忽视残障人士，也较少关注父母及家庭在残障子女媒介使用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智力与发展障碍人士作为智力、认知和环境适应能力有一定障碍的群体，更是需要得到各方关注和支持；其中，父母作为家庭照料者和教养者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支持至关重要。当前学界对于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教养研究主要聚焦其家庭生活境况，较少从父母指导、控制、监督其孩子媒介使用等干预策略的视角探讨数字媒介对残障家庭生活及孩子人际关系的影响。

因应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特殊性，特别是其面临的多重困境和挑战，本研究基于民族志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在关系视角下考察数字时代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具体而言，本研究将考察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如何在亲子关系、熟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三个不同关系层面，探索和实践出一套适合其孩子人际关系的媒介干预策略，同时满足孩子风险最小化和机遇最大化的发展需求。这些策略体系对我们重访和反思父母媒介干预理论本身也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数字媒介给家庭教养带来了机遇和风险，同时也使其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在提升孩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智力水平等方面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可能给孩子带来网络成瘾、隐私泄露、观看不良信息等消极影响。这给父母的教养和干预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需要父母同时满足孩子风险最小化和机遇最大化的发展需求。因此，父母不仅要注意自己的日常媒介使用习惯——这会间接影响孩子的媒介使用行为——还要出于教养目的积极使用数字媒介，以期达到兼顾技术收益与风险、孩子安全与发展的良好教养；这便指向了具体的父母媒介干预问题以及相应的“父母媒介干预理论”（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实际上，从电视进入普通家庭开始，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便在家庭教养中扮演重要角色，给家庭教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对电视干预的研究，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强调父母为减少媒介负面影响所承担的媒介干预者角色及其采用的媒介干预策略。学者们大致提出了积极型（active）、限制型（restrictive）和共同使用型（co-use）三种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积极型表现为积极与孩子沟通电视中播放的内容；限制型表现为限制孩子接触电视媒介的时间与内容；共同使用型表现为与孩子一同观看电视，但不对媒介内容进行评论。三种策略都可能促使孩子态度与行为发生改变。

而在数字时代，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研究一方面是延续电视时代的媒介策略并进行相应的微调：将积极型策略调整为父母努力与孩子讨论数字媒介中的内容，教导其如何恰当地使用媒介；将限制型策略微调为父母制定规则限制孩子接触数字媒介的种类、内容和时间；将共同使用型策略微调为父母与孩子共同使用数字媒介而不进行具有批判性或教育意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讨论数字时代媒介数量增加、种类多元和使用复杂等新问题对孩子产生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等取代电视在教养问题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相关学者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媒介，而是对包含电视、电脑、平板、智能手机、游戏、电影等在内的所有设备、内容及其衍生产品进行更加多元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学者不断深化数字时代的媒介干预策略研究。

一是比较研究上述媒介干预策略的差异、优劣以及父母偏好。比如，尽管限制型策略被认为是父母最常使用的策略，但很多研究指出积极型策略更能够适应数字媒介特征，在减少孩子数字媒介负面影响方面更为有效，特别是在降低孩子受到网络仇恨伤害以及网络诱拐方面。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各个策略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针对上文提到的更为有效的积极型策略，Zaman等学者将其细分为提供教育意义的“指导性”（instructive）积极型策略和形成规范意义的“评估性”（evaluative）积极型策略。Scott则将其细分为“正面/教育性积极干预策略”（positive/instructional active mediation）和“负面/批判性积极干预策略”（negative/critical active mediation），还提出了“发起”（initiating）“促进”（facilitating）“支持”（scaffolding）“延伸”（extending）“联结”（relating）等细化策略以丰富原有积极型策略。

二是不断地探索各个策略之间的关联和融合。数字时代带来的高度社会互动性使原本的积极、限制和共用等干预策略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不再有绝对的藩篱。比如，Livingstone和Helsper便提出了“积极的共用型”（active co-use）策略，表明数字媒介的共同使用型策略是以更加积极互动的形式呈现的。这融合了共同使用型策略与积极型策略的优势，既可能使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加紧密，也可能促使孩子从父母身上得到正面回应，将父母对他们的媒介使用期望内化于心。

这些前人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醒我们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理论本身的发展性、开放性和情境性，不仅要动态地考察不同类型父母的策略偏向，不断地探索和深化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理论的复杂本质，特别是策略内部的丰富性和策略间的关联性，还要在更多元家庭情境中（比如残障家庭），探索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特殊性、可能性与局限性。残障家庭的孩子照料问题往往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教养更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与健全人家庭相比，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由于身体和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往往给其父母教养带来许多额外的困难和挑战。已经有学者关注到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因为孩子障碍而遭遇的多重困境，包括在教养过程中产生的内疚、痛苦、悲伤、担忧与抑郁等情绪以及相应的情绪管理，还有他们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规范孩子行为面临的挑战，遭受社会歧视等巨大压力。数字媒介给包括智力与发展障碍群体在内的各类残障群体带来了新可能；具体到家庭照料和教养方面，数字媒介也带来了日常式的、远程式的、沉浸式的各种新型照料和教养实践以及教养方式。这给智力与发展障碍群体父母的家庭教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干预策略，从而也给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深化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理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留出了研究空间。

在此基础上，前人研究进一步启发我们在数字媒介语境下，把父母媒介干预更多地看作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动态机制，让我们把互动和关系的重要视角带入本研究之中，因为关系作为伴随时间推移而演化的动态系统，更能从个体间连接的持久度与强度方面呈现父母媒介干预的完整形态。特别是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而言，由于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往往缺乏充分的社会交际能力，甚至有可能存在攻击性风险，给其父母在处理和培养孩子人际关系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家庭内部关系来看，这些现实困难为家庭沟通带来不便，不利于教养与亲子关系的发展；从家庭外部关系来看，父母对外界的负面反应和歧视充满担忧，导致孩子大量时间在家中度过，较少拥有社交生活。如何利用数字媒介特别是通过具体的媒介干预策略处理孩子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与问题，帮助孩子情感独立、发展友谊和减少孤独，是众多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需要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因此，本研究尝试在关系视角下考察数字时代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将教养问题特别是父母媒介干预策略放置于关系情境和关系网络中去考察，既兼顾数字时代父母媒介干预的互动性以及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独特性，也期望在此基础上探索父母数字媒介干预策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本研究将探索以下研究问题：面对数字媒介带来的风险与机遇，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为平衡孩子发展需求的风险最小化和机遇最大化，如何能动地在结构性障碍下探索并实践出一套适合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特别是满足其人际关系发展需求的媒介干预策略？这些策略是如何彼此关联、内在交融的？又是如何接合、交织于特定人际关系需求之下的？有何可能和希望？又有何局限与无奈？能对我们重访和反思父母媒介干预理论本身带来什么启发？

三、研究方法

因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因应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特殊性，本研究以“家庭”为田野单元，在长时间交往并取得许可和信任的基础上，深入19个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进行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主要是观察父母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媒介使用、交流互动、娱乐消遣、学习工作以及社交活动等。在田野观察过程中，笔者始终带着研究问题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与记录，全程共记录了7万字的田野笔记。除了日常田野中的民族志式访谈，笔者还围绕上述研究问题对20位父母（主要是母亲）进行了正式的深度访谈，访谈录音接近30小时，转录录音得到约37万字的访谈文字稿。两位作者共同对田野笔记、访谈录音和文字稿进行相应分析，主要是采用扎根理论的方式，通过对资料的反复对比、思考、分析进行数据编码，挖掘出类属关系及核心范畴；具体是借助Nvivo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开放式-主轴式-选择式逐级编码并完成概念化工作。

（一）开放式编码

数据编码的第一阶段是开放式编码，即摘录每个有意义的原始语句进行标签化处理，通过比较要素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反复对比、整理和提炼，最终选择、合并和产生初始概念。笔者按访谈先后顺序选取20份深度访谈资料中的14份（约为数据总量的2/3）用于编码，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合并具有相同或相似概念的语句，摒弃受访者提及次数少于2次的无效概念，依据各概念间的中心主旨进行抽象和聚焦，最终形成40个初始概念（表1）。

（二）主轴式编码

数据编码的第二阶段是主轴式编码，主要是基于因果关系、中介条件和行动策略等将所得概念和类属关联在一起，以此挖掘概念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初始概念中整理归纳出主题类属。本研究对第一阶段编码所获得的40个初始概念进行分析提炼，最终形成父母积极配合孩子使用数字媒介、亲子共同使用数字媒介等14个主题类属。

（三）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数据编码的最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对主题类属进行深入探究，将类属的属性具体化，理解各个主题类属之间的关联，寻求他们之间的包容性，经过筛选和聚合，提炼出可统筹其他类属的核心类属。本文得到的核心类属为促进亲子关系的积极型媒介干预策略、共用型媒介干预策略，支持熟人关系的积极型媒介干预策略、限制型媒介干预策略，以及拓展社会关系的消极型媒介干预策略、无力型媒介干预策略（表2）。

（四）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按访谈时间顺序选择2/3的访谈资料（14份）进行编码，利用剩余的1/3的访谈资料（6份）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对6份访谈资料进行新一轮开放式-主轴式-选择式编码结果显示，剩余访谈资料中的概念和类属与初次编码存在大量重复，各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次编码中依然适用，表明数据的理论饱和度通过检验。

（五）理论建构

在上述编码基础上，本研究建构出了关系视角下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理论框架（图1），划分为亲子关系、熟人关系、社会关系三个维度。这一框架相对完整地揭示了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所采用的媒介干预策略，揭示了人际关系情境中，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特殊性、可能性与局限性，也提醒我们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关联性。

四、“积极-共用”型媒介干预策略：促进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问题是家庭教养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更是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本研究发现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倾向于诉诸“积极-共用”型媒介干预策略，即不仅积极教导引导孩子正确的媒介使用，甚至还要在和孩子共同使用媒介中进行这种积极教导引导。这是因为，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往往因为一些外化行为问题，无法与父母有效沟通，也无法充分使用各种媒介，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特别是父母的教养压力较大，甚至怀疑自己的教养存在缺陷。

本研究的受访家庭基本都存在这种客观障碍，即亲子沟通和关系往往存在特定的困难甚至是矛盾：“我们父子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他可能觉得我不理解他，像他这种孩子是比较难教育的，他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发现他可能有一种医学上的强迫症，感觉就像大脑里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他一定要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G先生，家庭A，2021年4月访谈）这种“强迫症”让父母有时难以理解孩子的行为动机。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亲子间的思维差异、孩子自身的表达障碍都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发展，进而影响到父母教养甚至孩子成长。

这时候，新兴数字媒介便可能充当父母与孩子间的连接桥梁。除手机、电话手表等数字媒介的定位系统让父母及时感知孩子的方位和动向外，微信等即时移动通讯应用所提供的“工具性”（instrumental）和“表达性”（expressive）内容和对话，能够促进父母与孩子间形成“连接性存在”（connected presence）。与健全家庭孩子因为追求先进教育或有竞争力工作等而与父母形成地理上的分离不同，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孩子即使短暂分离也需要父母充分利用积极的媒介干预策略，才能实现和孩子的有效沟通，促进亲子关系。比如用视频代替语音沟通、重复表达、提醒孩子看消息等，以父母干预的形式传达工具性信息，促成独特的“家庭团结”（family solidarity）：“可能突然有些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在家里处理一下，就会给她打个视频电话，一般都要用简单的语句，重复叙述加深她的印象。视频电话可以一边打一边指点她每一个步骤，比文字方便。”（L女士，家庭K，2021年12月访谈）

甚至，Z女士即使和孩子朝夕相处，也会积极引导孩子使用平板电脑和微信等。我们田野观察发现，她的孩子XH很难记住人的脸，和人面对面交流时只是匆匆一瞥，很快就将目光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从不关注对方容貌。经过从小到大长期的训练和引导，他才慢慢认识Z女士。如今XH已经主动给母亲发微信，而Z女士会适当回应他看似无用的表达性信息，适度配合他的要求，满足其情感需求，从而使两人保持基于社交媒体的“连接性存在”，这种积极型媒介干预策略使母子之间联结更加紧密：“早上看着我起来，他都不是用语言跟我说话的，都是起来就拿着平板先发一点东西给我……他就希望我找到图片以后，我用我的微信发给他，他会觉得，这个是妈妈发给我的，他希望在微信上能看到我发给他的东西。”（Z女士，家庭J，2021年11月访谈）

但是，对于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而言，很多时候这种积极策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多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自主性较弱，相对更加依赖家庭父母的照料。因此，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数字媒介使用往往也需要父母更加积极地干预甚至是长时间地共同使用型干预。传统的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一般是在孩子第一次使用媒介或遇到无法解决的媒介使用问题时，父母充当助手（helper）引导孩子媒介实践，还可能表现为父母作为伙伴（buddy）陪孩子“共同观看”（co-viewing）电视或者“共同玩耍”（co-playing）电子游戏。但是，智力与障碍发展家庭父母往往需要更加积极地协助孩子进行媒介实践，更长时间也更高频率地陪孩子共同使用媒介。比如，我们田野观察发现，有的父母会和孩子一起使用和操作手机完成特定任务：“我在他手机上看看他编程的作品，编程猫上每周都有课后闯关，我有的时候点开看，早些时候他还给我们制作了几款小游戏让我们玩。”（X女士，家庭H，2021年11月访谈）“我会拍一些他画画的镜头，放到抖音上面，我想让更多人认识他，然后也会告诉他，你看这么多人关注你，他开心得不得了，有一种自豪感。”（W女士，家庭G，2021年11月访谈）

我们田野观察还发现，有的父母甚至会和孩子长期共同使用一部手机。比如家庭A便是这种情况，手机成为父子间沟通的桥梁，缓解了二人不善言谈、难以表达的境况，而且与传统父母查看孩子手机相反，是儿子通过观看甚至回复父亲收到的微信介入父亲的生活，而父亲则通过儿子用其账号发朋友圈的内容了解他的喜好：“平时在家里他都是看我的手机，主要会看有谁发消息给我啦、有没有人批评他啦，他看到就会告诉我，有时候他也会直接回复消息，还会发朋友圈。”（G先生，家庭A，2021年4月访谈）

其他针对健全人家庭的媒介干预策略研究往往会关注共同使用型干预策略背后的隐私权和自主性问题，即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其个人权利与父母权威之间的冲突会逐渐凸显，父母干预与孩子隐私权与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来。但是，我们田野观察发现，大部分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在使用数字媒介的过程中往往与父母建立亲密联系，较少意识到自己作为权利个体的独立性，并不常向父母寻求更多的自主权与隐私权，也不太介意父母使用自己手机或登录自己账号的行为:“她很简单的，她会告诉我的，我两三天就要她告诉我，XQ你的微信还有多少余额啊？”（Y女士，家庭E，2021年8月访谈）“不用偷偷看，我说XF，手机给我看一下就行。”（H先生，家庭F，2021年11月访谈）“他们没有这种过于隐私这种概念，因为他的心态还是一个孩子的心态。”（L女士，家庭M，2021年12月访谈）

这时候，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并不需要健全人家庭父母那样通过远距离干预等策略寻求父母媒介干预策略与孩子权利和自主权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实然”是否必然地意味着“应然”，未来还是有较大讨论空间的。

整体而言，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倾向于诉诸“积极—共用”型媒介干预策略，通过辅助工具性与表达性微信互动、查看手机、共用手机的方式加强亲子沟通，促进亲子关系良性发展，并在维系家庭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协助孩子融入现实生活。相较于健全人的“积极的共用型”策略，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的“积极-共用”型媒介干预策略是积极型策略与共用型策略基于现实需要有机接合于亲子关系这一现实目标之下的，而且其“积极”往往是由于现实的种种障碍和无奈，其“共用”也相较具有更长时间、更高频率、更深程度的特征，甚至是一种常态。

五、“积极-限制”型媒介干预策略：支持熟人关系

除了家庭核心的亲子关系，同龄友谊等熟人关系也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非常重要，也需要相应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与健全人相比，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往往更不善于处理与同龄人的关系，更难与人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更难获得友谊也更加孤独。即使许多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表达出他们渴望和珍惜友谊的欲望，也鲜少交到朋友。这是因为社交欲望的背后存在社交能力的限制，比如Y女士的女儿XQ好奇心较强，很喜欢和人聊天，但她总是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提问，表达能力较弱：“她虽然很少发朋友圈，但是看别人的朋友圈比较多，她是那种有社交欲望的孩子，但是还没有社交的能力。”（Y女士，家庭E，2021年8月访谈）因此，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往往会采用积极型主导的“积极-限制”型策略帮助孩子建立长期稳定的熟人关系，一方面在数字媒介情境下鼓励和支持孩子建立、处理和维护熟人关系，一方面又要帮孩子警惕潜在风险甚至制订规则和边界。

首先是动员家人和亲戚朋友，通过数字媒介为孩子搭建稳定的熟人关系网络。实际上，如前文所述，由于社交能力障碍等，许多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非常受限制，主要还是以家庭成员或者医生等专业人士为主。这就需要父母运用积极的媒介干预策略，为孩子营造良好的社交环境，一定程度上满足孩子的社交欲望：“他发消息没有太大的主题，数量又多，发给别人人家会骂他，最后就只能我们家族的人谅解他了。我们也不能不让他发泄，还是要给他几个群，比如‘三姊妹’这个群是我家这边，就好说一点。”（Z女士，家庭J，2021年11月访谈）

其次是支持孩子与同障别孩子的熟人关系。受访父母大多提到，自己孩子和同障别的朋友相处会比较轻松快乐，因此会优先鼓励和支持孩子与同类群体朋友的交往：“对圈外普通人群发展社交的话，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圈内去发展自己的友谊，让他们有这种朋友的意识，现在慢慢已经萌芽形成了。”（L女士，家庭M，2021年12月访谈）

有时候父母会采取更加积极的策略，与Scott细化的支持策略相似，即父母为孩子搭好“脚手架”（scaffolding）以支持孩子借由数字媒介开展稍微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任务或目标；这时候，这种积极型策略甚至是一种“赋能”（enabling）型策略。比如，H先生一直鼓励儿子用微信或者短信打字，借此积极提升孩子的读写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与同障别孩子的社交能力：“他跟朋友联系，语言和活动规划安排方面，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想自己写，我会等过一会儿再检查，如果他有错漏，或者我想到什么建议，就提出来。”（H先生，家庭F，2021年11月访谈）

最后是支持孩子与健全人士的熟人关系。这时候，父母基本也是延续类似的积极型的“支持”和“赋能”策略，并通过具体的培养媒介使用习惯和方式，以及教导社交礼仪等，支持和帮助孩子与健全人维系熟人关系，或者让孩子了解健全人的日常生活：“她本来是没有意识看她的朋友圈的，我们就要教会她这个点，就是有朋友找你了，你就要关注，然后你就要回复。然后再告诉他什么情况可以用那些表情包，这样子去教他使用。”（Y女士，家庭E，2021年8月访谈）

这些积极型策略能够协助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建立、处理和维系相对稳定的熟人关系，满足孩子的社交欲望和需要，但可能同时也为他人或家庭带来额外的风险，此时，需要父母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积极型媒介干预与放弃机会但获得安全的限制型媒介干预策略中做出选择。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因与孩子交流存在困难，加之孩子自身自主性较弱，这些家庭往往在必要时及时干预孩子的媒介使用以降低风险。比如，组织引导孩子和朋友礼貌地进行线上交流，甚至通过“踢群”方式培养他们恪守数字社区规范的能力：“有一段时间，XY在群里说了一些攻击别人的话，很不好，群主，也就是另一位孩子的妈妈，就请她出去了，然后她又写保证书啊，过了一段时间群主才又邀请她进来。”（G女士，家庭B，2021年11月访谈）

当然，这同时包含上文提到的“积极-共用”型策略，即父母对于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某种程度上是保持一种“全景式存在”（panoptic presence）的，可以随时监控孩子的媒介行为。这当然也涉及孩子的隐私问题，但受访家庭均对此问题不敏感，认为“安全”重于“隐私”，特别是当数字媒介给孩子带来暴露风险的时候，父母往往倾向于诉诸限制型策略甚至禁止孩子的数字媒介使用。这可能与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的特殊心理状态也有关，即其更焦虑的心态导致其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更消极、更不鼓励孩子的自主性、更可能过度参与孩子的行动。如L女士担心的：“你看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被诈骗的时候，更不要说她们这种了，比我们还缺乏判断能力。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肯定会比普通小孩管得稍微严一点。”（L女士，家庭K，2021年12月访谈）

L先生也讲述到，由于智力障碍，自己的大儿子初中时就读于质量不佳的普通学校，同班同学也相对顽劣，易误入歧途。他曾和几个初中同学通过微信保持联系，单次聊天时长达五六个小时：“什么都和人家讲，包括我们家又去美国了，我们家有什么，一天到晚炫富。我们怀疑他们接触他是别有所图，更怕那些人再带他接触到不好的东西。”（L先生，家庭C，2021年8月访谈）当感知风险较高且亲子间沟通无效时，父母只能采取限制型策略，直接通过“删好友”“没收手机”等限制手段切断孩子与熟人间的连接：“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跟他说了三个小时，没有用，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最后我们把那几个人删了，把他手机没收了一段时间。”（L先生，家庭C，2021年8月访谈）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限制型策略，是孩子因为社交欲望较强，父母担心他们为熟人朋友带来负担，所以主动限制孩子的媒介使用：“人家会觉得他是骚扰，我儿子又很急，不喜欢微信发文字，所以他要么是微信打电话，要么就直接打电话。我们会经常告诉他不要老是打电话。”（H女士，家庭I，2021年11月访谈）

整体而言，在支持熟人关系方面，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整体上是采用积极型主导的“积极-限制”型策略，积极支持孩子建立、处理和维系熟人关系，只在少数必要情况下才出面限制干预。尽管这种熟人关系很多时候是缺少互惠性的，只维持在相对表面的层级，但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来说，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因此，相较于传统的积极型策略主要是父母与孩子讨论媒介内容和媒介使用，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这种积极型策略更显重要性和切实性。

六、“无力-消极”型媒介干预策略：拓展社会关系

无论是“积极-共用”型策略还是“积极-限制”型策略，实际上都是以积极型为主导，而这种“积极”的背后实际是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的“努力”——不放弃任何希望和可能，特别是数字媒介这种可能，然后尽最大的努力和付出。但是客观障碍实在太大，导致这种积极努力的效果往往也只是差强人意；在促进亲子关系和支持熟人关系方面尚且如此，在拓展社会关系方面更是困难重重。面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社会关系拓展问题，父母更多的是无力感和消极情绪，也相应地出现了传统积极型、限制型和共用型之外的“无力-消极”型干预策略。

社会关系网络能够给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提供更多社会支持，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其融入社会，提升其自信心，增强其社会认同感。这足见社会关系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作用明显、意义重大，同样需要其父母相应的数字媒介干预策略。特别是数字媒介非面对面交谈、非实时回应的特征，可以减轻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沟通压力，提升其社交质量。尽管如此，受访父母现实上却往往面临诸多困难和限制。因此在如此重要的社会关系维度上，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却偏偏只能采用“无力-消极”型媒介干预策略。

首先，这种“无力-消极”源于孩子自身的先天障碍。受访父母都会提到自己孩子“单纯”“心智简单”，对孩子扩展亲子关系和熟人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其实是既期待又忧虑的，担心孩子遭受不测的风险和伤害。实际上，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往往有读写能力不足、沟通困难、对网络语言和网络礼仪缺乏认识等交友障碍，在数字媒介环境下更是有特别的脆弱性，容易遭受网络伤害，导致更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而且，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和健全孩子也没有太多共同话题，导致社会融合非常困难：“我们这类的你想让她认识更多的人，但是也觉得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她们这种孩子，没有办法接受她们这种状况……她的知识范围局限了她发的内容。当你觉得跟她没有很多共同话题去聊的时候，肯定渐渐就会屏蔽了她的信息。”（L女士，家庭K，2021年12月访谈）

这种自身“知识范围局限”以及很多健全人“没有办法理解”和“没有办法接受”的现实让我们感受到父母的无力感。更进一步，尽管数字媒介可能可以隐藏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部分社交缺陷，但父母反而因此更担忧现实生活与网络世界的矛盾会使孩子有更大的落差感：“我担心如果把他这种（线上）社交的欲望挑逗得很强烈，他在生活当中会很困难。这种矛盾的冲突会让他们陷入比较多的痛苦当中，因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Y女士，家庭D，2021年11月访谈）

其次，这种“无力-消极”也来自父母自身媒介技能的不足。已经有研究指出，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选择与其自身媒介技能相关，即当父母认为自己数字技能良好时，会优先采用积极型策略，反之则会优先选择限制型策略，即以失去机会为代价来规避风险。而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面对自身的媒介技能不足，往往只能诉诸“无力-消极”：“我和他爸爸也不太愿意上网交流，我们自己学习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学这些东西也没有人带，在上面抢个纪念币都抢不着，所以我暂时也没办法训练他这方面的能力。”（Z女士，家庭J，2021年11月访谈）

最后，这种“无力-消极”更是深植于结构性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问题。与促进亲子关系、支持熟人关系不同，拓展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社会关系不仅对父母数字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而且需要更广泛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而这正是缺乏相应社会资源的父母所难以解决的：“我们需要社会资源来扶持，作为妈妈的能力是有限的，照顾他起居我可能做得到，涉及社会问题的话，我没办法做到那么多。”（W女士，家庭G，2021年11月访谈）

特别是在具体的工作就业这一重要社会关系方面，更是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感到非常“无力-消极”的社会问题。工作就业是残障者自身能力和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语境下更是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甚至作为衡量残障者成熟与自立的重要标准。而数字媒介被认为给残障者带来了新的机会，使他们可以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但是，受访父母更多地提到孩子从事数字媒介工作的困难：“以后并不是说他编程学得好，就能去做这项工作，得看他其他方面发展得怎么样，像是规则、服从这些，他现在这方面是欠缺的。”（X女士，家庭H，2021年11月访谈）

 “规则、服从欠缺”等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自身特质的障碍使他们的数字就业面临阻碍，且这种阻碍未知又难以预测：“你如果对他严一严、紧一紧，给他形成了这种习惯的话，也许他就会变好，所以说也没办法打算得太远。”（X女士，家庭H，2021年11月访谈）因此，父母“没办法打算得长远”，只能采用“无力-消极”型媒介干预策略对待孩子的数字媒介工作就业问题，也不完全寄希望于孩子未来可以通过数字媒介工作拓展社会关系：“他这种情况，就业是需要终身支持的……我们肯定是做了那种最不好的、最差的打算，就是跟着爸爸去上班，能上一天就上一天，不能上一天就上半天。”（X女士，家庭H，2021年11月访谈）毕竟“就业是需要终身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还不完全是父母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性支持，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父母的无力感和消极情绪。

尽管数字媒介能给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就业进而拓展其社会关系方面带来一定的机会和希望，但在巨大的障碍面前——包括孩子的先天障碍，父母的媒介技能不足，以及社会支持资源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社会结构性障碍面前，这种机会和希望非常渺茫。这也是为什么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往往相对较小，而其父母对此往往却也无能为力，只能采用“无力-消极”型媒介干预策略摸索孩子数字融合和社会融合的可能。这对父母而言是一条漫长而又不太抱期望的道路，对社会而言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责任。

七、结语讨论

研究发现，面对数字媒介带来的风险与机遇，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能动地在结构性障碍下探索和实践出一套适合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特别是满足其人际关系发展需求的媒介干预策略：在促进亲子关系层面，父母采用“积极-共用”型策略，积极型策略和共同使用型策略相互交融；在支持熟人关系层面，父母采用“积极-限制”型策略，以积极型策略为主、限制型策略为辅的方式为孩子营造良好社交环境；在拓展社会关系层面，父母采用“无力-消极”型策略，无能为力地在迷茫中探索。这些研究发现源于特定的数字媒介时代和中国语境，对前人研究能够形成一定的补充和对话。

第一，本研究凸显了数字媒介对于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教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缓解孩子生活自理能力不足、情绪不稳定、社交能力弱等基础性问题之后，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也开始重视孩子的数字媒介使用问题。参与到本研究的父母基本都能觉察到孩子对于数字媒介的工具性需求和表达性需求，也基本都认可数字媒介可能为孩子带来的新机遇，不过，因为智力与发展障碍孩子往往有发育迟缓或者不足等特征，其父母倾向于采取更为长期、更为差异化的媒介干预策略，无论是“积极-共用”型媒介干预策略，还是“积极-限制”型媒介干预策略，均着力于最大化地利用新兴数字媒介以为孩子营造安全舒适的数字化生存环境。

第二，本研究强调了中国语境下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进行媒介干预的能动性。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媒介干预面临的特殊困难和挑战，既有孩子自身认知、情感、互动等方面的障碍，也有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比如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歧视甚至污名化等。这种主客观因素双重叠加的结构性影响，对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的家庭教养和媒介干预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孩子的数字媒介使用问题，并运用更具体和积极的媒介干预策略以帮助孩子情感独立、发展友谊和减少孤独。比如，立足于中国特定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社会结构，通过家庭亲戚朋友以及当地社区组织等，建立更稳定、更牢固和更具信任感的熟人支持网络，让熟人成为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进行媒介干预的积极参与者。

第三，本研究对未来深化教养研究特别是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研究也有一定裨益。首先，研究对象上观照到残障家庭特别是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本身就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对传统相关研究忽视和边缘化残障群体的反思以体现学术研究应有的人文关怀，更是在更多元家庭情境中检视和深化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理论，从而保持理论本身的发展性、开放性和情境性，避免理论僵化甚至缺失。其次，关系视角把互动和关系的重要视角带入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理论。传统研究倾向于考察不同类型父母如何对应不同类型媒介干预策略，但实际上即使在同一个家庭情境下，也要综合考虑所有可能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因为父母可能在不同人际关系下采用不同的媒介干预策略，甚至是混合式的干预策略。因此，人际关系与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实际是“经纬交织”的，不同策略的横向之“纬”彼此关联、内在交融，接合、统织于特定的人际关系需求的纵向之“经”。这也最后启发我们要不断探索策略内部的丰富性和策略间的关联性，以及其在多元家庭情境下的特殊性、可能性与局限性。

作者：林仲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张司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2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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